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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成为震撼世界的政治雪崩。多年来，各国的政治家、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党的建设、民族关系等，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探讨。本文就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是否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初创阶段，谈些看法。
一、苏联为何实行联邦制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以何种形式立国，苏联党内有过一番争论。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状况——若要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独立的民族国家统一于一国之中，苏联只能以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立国。显然，1922年苏联联邦制最终得以确立，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
首先，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而言，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它有统一的思想，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有完备的党纲、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体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听从党的指示，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党中央的决策在本地区的贯彻和实施。苏联作为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共中央把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党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为苏联联邦制的实现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和组织上的保证。
第二，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求生的需要，为联邦制的实现创造了客观条件。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创建，改变了资本主义独霸世界的格局，引起了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妄图以武力摧毁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18年2月， 德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俄进攻，一度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逼近了彼得格勒。1918年3月，英、美、法、 日等国家同时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截止到1919年，全俄1／4的国土沦丧敌手，故军听到之处，当地的苏维埃被颠覆，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杀，工厂、企业、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地或是被占领，或是被破坏，使得交通联络中断，大批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物资奇缺，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饿之中。据有关资料记载，1917年全俄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1913年减少了550万俄亩， 即下降36.7%，产量仅为战前的71%—72%。莫斯科市每人每天只能供应0.69俄斤口粮，彼得格勒口粮供应量只相当于战前的64%。1917年的生铁、钢和熟铁、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只有1913年的67.34 %、 63.08%、79.09%、74.96%。 整个苏俄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与此同时，苏俄的外交也倍受孤立。1918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先后同苏维埃俄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11月，德国艾伯特政府无理驱逐苏俄驻德大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外交事件。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为各独立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抗击共同的内外敌人的进攻提供了客观基础。
第三，经济文化的差异是联邦制形成的内在因素。十月革命胜利后，原沙俄帝国随之分崩离析，前殖民地国家都已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等。就当时俄国的状况，无论是人口的数量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并不比被它征服的民族高，在征服初期甚至落后于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及高加索的一些民族。因此，俄罗斯民族缺乏作为主体民族的优势，缺乏吸引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以一个行省加入苏俄的实力。这也就决定了苏俄只能以联邦制的形式来调解区域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从而完成国家统一。
综上所述，历史的因素对特定的国家结构形式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或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联邦制是国家结构最好的形式。这一形式的最大特色便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独立与依存、竞争与合作。而恰恰是这个特点，与社会主义初期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存在着不协调和矛盾之处，致使苏联这一多民族的统一联邦制国家，当它一诞生，就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
二、联邦制在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
1924年苏联以宪法形式确定：统一的联盟国家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联邦制结构的最高形式。但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险中求生。苏联为巩固和迅速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抵御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犯，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便应运而生。那么，高度的集权与联邦制构成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理论实践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
首先，宪法规定的条文本身就与联邦制的要求有所不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初建时期所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个共和国均得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宪法又规定在外交、军事、经济计划、交通邮电、财政预算、货币税收、土地法规、立法、基本劳动法、国民教育等等方面，由苏联最高领导机构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统一掌握，统一领导。可见，从联盟建立之初，各加盟共和国就没有条件“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
其次，党政不分，各加盟共和国丧失了政治经济自主权。斯大林把党内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推广到国家体制上，这对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发展非常不利。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党的区域组织，使原来享有一定自主权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变成了绝对服从于联共（布）中央的地方党组织，没有任何自主权。同时，斯大林实行党政干部合一的政策，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都由党的干部兼任，他们既要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又要以共和国执政者的身份执行联盟中央政府的决议，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这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自主权也就完全丧失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制一开始就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有所不同。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强调中央的权力，划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已极其有限。很明显，苏联的联邦制形同虚设，实际上苏联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并不适宜，因为，过份强调全苏统一的国家利益，难于调动各地方的积极性，造成联盟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从经济联系来看，原沙皇俄国的各民族地区虽然已建立起交换、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全俄统一市场，但这个市场仍然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是个发育不全的市场。各个民族之间不能通过等价交换、平等竞争、互通有无的商品经济加强相互间的联系，相互受益。各民族也不能感觉到全国统一市场、统一经济的共同利益。联盟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联盟缺乏从经济上吸引各个民族的内聚力。
第四，从民族感情看，在苏联，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有其深厚的土壤。庞大的沙皇帝国，是凭借剑与火征服了周围的100 多个民族，兼并了2000万平方公里土地建立起来的。这段历史决定了俄国具有民族众多、文化迥异、发展程度悬殊等容易诱发民族矛盾的基本特点。而苏联联盟的建立，依然是因循了历史上形成的大小聚居区来划定各加盟共和国的地域范围，绝大多数的加盟共和国仍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各民族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服兵役或国家制度。这使得各加盟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是俄罗斯国家的居民，而不是俄罗斯人，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此，这一分布特点，客观上为各民族实施地区独立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影响联盟稳定的离心因素；另一方面，联盟中央的决策机构设置在俄罗斯，在其他民族眼中，俄罗斯民族成为政权的化身，况且俄罗斯民族本身也很难超越民族界线，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对全苏进行管理，这就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隐患。
如果说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缘于当时苏联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落后，工人农民文化水平和管理国家和社会能力低下等因素，而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觉悟，文化素养也都相应有所提高。但苏联领导人直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没能解决联邦制与高度集权不协调的问题，始终深陷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之中，使社会矛盾逐步加深。
首先，经济逐渐走向停滞。由于粗放因素恶化，劳动的年增长率从1961年至1965年的4.4%降到1981年至1985年的0.9%；能源生产年增长率从6.8%降至1.7%；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工业投资产值率从50年代的1.04卢布降至80年代的0.33卢布，基金产值率从0.8卢布降至0.76 卢布。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从1961年至1965年的6.5%降至1981年至1985 年的3.6%（俄《经济问题》杂志1992年第4—6期16页）。至此， 苏联长期自豪的速度优势已荡然无存，农业问题，经济结构畸形化问题积重难返。苏联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潜力已基本告罄。
其次，信仰危机加重。由于高度的集权，苏联党的理论观念日益僵化，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加以干涉；对世界文明竭力排斥；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矛盾现象，党的意识形态机构不能自圆其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美好明天仅仅停留在纸上。从60年代开始，“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多，文化上的“西欧论”和“斯拉夫论”悄然兴起。对生活本身的怀疑，信仰危机先在知识界，后在一般群众中蔓延开来，最终导致了承认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文化的灾难。
第三，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政治的高度集权，导致了许多弊病，如：个人迷信、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等等，使联邦制的许多民主形式、民主的组织，流于形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党内的监督制度。列宁时期，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有同等的权力。到斯大林时期就变为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机构，中央委员会高于一切，权力集中到总书记一个人身上，走向极端。以后，各个时期的领导人把这一制度沿用下来。政权的高度集中，为特权阶层贪污腐化创造了条件。进入80年代，居民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商品短缺，市场供不应求。而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贪污受贿的丑闻一起连一起，严重的腐败现象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对党的不信任情绪与日俱增，党的威信大大下降。
第四，加强军备竞赛，推行霸权主义，更强化了党政军的高度集权。二战后，苏联逐步从大国主义演变为霸权主义，长期把主要精力用于搞超越国力的军备竞赛。据估算，在60至80年代扩军备战的高峰时期，苏联把1／5至1／4的国民收入耗费在军事用途上，坐失了利用以通用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使得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弊端，走向顶峰。
进入80年代后，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影响下，艰巨的改革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继任者的身上。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迅速提出了改革的方向——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推进改革，不搞局部性改革。经过苏共四届全会，二十七大，中央一中全会的争议、论证，直到1987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全会上，才提出了具体改革方针、 原则和方案，通过了《企业法》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基本原则》这两个重要文件，使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然而，理想往往是不现实的，有时甚至是根本办不到的。
首先，经济改革的失败。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生产力遭到破坏，综合国力下降，食品、消费品供应紧张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人们对执政党和改革产生了不满情绪。
其次，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实行总统制，克服“庞大的官僚体制”的阻扰，为经济改革开路。新总统，既是党的首脑同是兼任有行政大权的国家元首，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三，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全权，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具有主动精神和充分权力的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中心”，苏共首脑自动放弃了宪法规定的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地位，举行自由选举，组成新的议会。
第四，苏共领导人设想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化、公开性原则，保证人民参政议政，并且推动社会的多元化进程。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样逃不脱高度集权与联邦制的矛盾：一方面，通过民主化动员社会力量竭力攻击行政命令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依靠行政命令系统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指责许多官员是“官僚”，大批撤换，另一方面，新上任的人又不得不按老的方法去工作。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说：“杰出人物，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三、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不适合社会主义的初创阶段
马克思曾谈到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而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不发达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在政治上所必经的阶段。
社会主义的苏联，恰是建立在濒于崩溃的半野蛮半文明的沙俄帝国基础之上。很自然，它们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会受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以及帝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传统的影响。因此，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出现、发展直至达到顶峰，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与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成就与弊病往往是如影随形、相互共存的。这一体制，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自己的优势，使苏联从一个满目疮痍、凋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工业发达，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得到质的改变，国家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的世界强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与西方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它的严重弊病，如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个人专断，缺少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经济缺少活力，效益差等等，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确实也使苏联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
其实，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为了加强和巩固苏联大国地位，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都曾作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是这些早期的改革仅着眼于解决表层问题，缺乏对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例如，赫鲁晓夫曾批判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不是从体制的深层找原因，而是把问题统统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最终他本人也走上了个人专权的老路，大搞唯意志论。所以，从本质上说，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不可能摆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高度集权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模式。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足以解决社会主义联邦制形式与高度集权的矛盾，改革也必然会走向失败。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放弃了他前任领导人局部改革的作法，全面实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改革。他的改革既想保持苏联世界强国的位置，又想改变马列主义模式，结果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未能建立起以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反而损害了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威，造成宏观失控，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改革不仅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却触发了苏联社会积郁多年的一系列深层矛盾，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局面逐渐形成。因此说，在各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横跨11个时区的多民族、多语种的联盟国家是靠强权和集权得以维系的，一旦放弃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各民族的分离情绪必然高涨，各种矛盾必然层出不穷暴露激化。从1990年起，随着苏共对社会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权的不断削弱直至丧失，苏联社会逐渐失控，以联盟形式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走向解体已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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