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职业教育选择行为的理性视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视角论文,理性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5-0042-06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持续下滑，办学陷入了困境。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是，一方面产业界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十万元年薪聘不到一个高级钳工”，政府也连续几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以农民子女为主体①的中等职业教育潜在生源反应低迷，与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产业界的紧迫需求形成强烈反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科尔曼曾经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②本文重点从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过程，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中等职业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当代中国农民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根本诉求，解释当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
一、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理性
在许多研究中，“农民观念落后、缺乏理性”常常被认为是导致中等职业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理性进行探讨。
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有许多争议。比如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③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④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⑤、“爱与怕的经济”⑥等说法。
但这种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60年代舒尔茨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⑦70年代末，波普金出版了《理性的农民》，专门反驳斯科特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⑧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正如科尔曼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⑨
二、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内部框架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首先要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有学者曾经说过，“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理性的非理性与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都是片面和贫困的。”⑩在理想状态下，即信息充分、可选参数穷尽时，人总是追求最大利益。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决策往往受众多因素影响(如信息失灵、时间成本高和自身素质问题)而表现出“有限理性”。所以，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满意最大化”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这样的理性是现实世界的实然形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认为农民是具备理性的——一种有限理性，其基本特征是尽量减少风险，在此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林毅夫所说，“许多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11)。
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问题，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子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会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资源价值”。农民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二是农民(包括其子女)的个人实力状况，它存在于他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农民子女教育选择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之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行动的后果，这包括农民及其子女对选择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图1就是笔者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的对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行动的一般分析框架。
图1 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分析框架
三、社会结构变迁引发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蜕变
农民作为劣势阶层，实现代际阶层地位跃迁是其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能否实现阶层地位提升是他们对教育选择后果的主要评价尺度。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的不断下滑，中等职业教育境况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职业趋高级化带来的人才高要求及国家就业分配制度的变化，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后果与农民的教育期待由同一演变为相异。
(一)90年代初期前的中等职业教育具备地位提升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头等重要的工作，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性的教育方针，先后写进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明确指出，在旧的学制中，“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而新的学制从初中开始则在普通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之外，专门设立了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作。由于当时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低，社会分层并不是很发达，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很多进入管理层，成了干部。农村学生，还可就此获得城镇户口，技术教育甚至成为地位升迁的标志。发展到1965年，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在我国中等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普通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平均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教育制度中出现了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为了消灭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双轨制”，中等专业学校被大量砍掉，职业学校被取消并转为普通中学，而普通高级中学则盲目膨胀，发展到每个村一所初级中学，每个公社一所高级中学。1978年，普通高中比例达到92%，职业学校少之又少，职业教育文凭在就业和流动方面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国教育工作后，从经济建设的全局要求出发，重新要求教育系统“两条腿走路”，恢复和发展职业教育，建立起很多职业高中(职业中专)。
在这一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相对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大专、高专)相对普通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的教育水平，在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农村居民表现得更加明显，可以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90年代以前，当时职业教育的龙头——中专的社会地位几乎超过今天的普通大学。前苏联模式的中专作为高中后技术类专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一线人才，中专毕业的省部级干部就有上百位，甚至还有中专出身的院士。(12)在我们进行的职业高中的调查中，各地的校长都谈到了那时的盛况。
吉林S县职高校长：八几年那时候，我们县建设了5所职业高中，招生人数达到2000多人，学员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学员毕业根本不需要考虑就业去向问题，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到职业高中上学。
吉林F县某高中校长：很怀念八八年、八九年的时候，学校(林业中专)每年招二百、三百学生，学生一毕业就能就业，不用去外边，本地的参厂和林业公司就能吸收，学校比现在兴旺得多。
贵州P县职高校长：在我们P县，流传着这样的话，说我们职高是P县的北大。我们县的副县长、人大主任、教育局长、督导主任都是我们学校(该校的前身是P县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的。
(二)90年代中期以后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发生了蜕变
90年代以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对文凭资格要求的不断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文凭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据的就业领域受到正规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排挤，其优势地位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用人原则也在此一时期出台，大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下层干部被选拔上来，高中学历在这个时期的相对优势凸显出来。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从“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到“自由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使得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也很快显现出来。持有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种文凭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很少，只能从事蓝领工作。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蓝领工作者大量集中的产业工人阶层在十大阶层中仅高于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3)这其中包括高级技工。(14)农村学生持有职业教育文凭资格者，虽然可在不同的地域流动，但对身份地位的改变效果不大。
刘精明通过历史事件统计模型对不同时期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的风险概率进行了估算，发现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有着非常不同的作用。(15)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5年)，中等职业教育相对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相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教育水平来说，在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过程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3.8倍和2.7倍。在改革开放中期(1986年-1990年)，普通高中相对中等职业教育资历者和初中以下教育水平者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也骤然增强，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8.6倍和7.6倍。到了90年代，普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对优势较改革开放中期有明显的下降，而原来一直没有显示出相对优势的正规高等教育文凭拥有者，相对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者(包括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及以下)的优势明显扩大。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主要优势人群是拥有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者，而到了改革开放中期，初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明显被排斥，高等职业教育资格拥有者的相对优势显著加强，正规教育系列的高中教育文凭拥有者也开始跻身进来，但这两类文凭资格优势地位在进入90年代后则又让位于正规系列的高等教育。
由于办学功能的蜕化，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逐步下滑。2004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4500所，比1998年减少2606所；全国初中毕业生2000多万人，其中有822万人升入普通高中，566万人进入职业学校，两者之比接近6∶4，与1998年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占高中总招生数53.12%相距甚远(见图2)。此外尚有700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未接受培训就直接进入社会。
如与发达地区相比较，欠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规模萎缩情况更为严重。在我们对吉林等5省的调查中，只有山东省P县和浙江C县职业教育的学生数超过了普通高中的学生数，而其他地区的初中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升入普通高中，升入职业高中的学生很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差悬殊(见图3)。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图2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含职高、技校、中专)与普通高中在校生对比
图3 2004年吉林S县等5县初中毕业生升学统计(16)
四、基于受教育者理性选择的职业教育发展解释
中等职业教育由盛而衰的演变让我们不能不重视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影响。按照实用理性的观点，教育首先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利己需要，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人类最基本的理性形态即实用理性，人们选择教育、发展教育，是理性计算的结果。(17)人们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力，是不是接受职业教育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对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人的处境的观察，以及把这些人与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命运进行比较后的权衡考虑。在当今，职业直接体现着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在对职业的追求中，人们发现，文凭最低，排在“等候队伍”之尾的人将最后接受服务(他们甚至被排在劳动力市场之外)。(18)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在改变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时下不会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大的发展。从劳动力市场传回的消息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包括其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中等职业教育遭到受教育者的冷遇实属情理之中。
从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来看，来自对自身阶层劣势的清醒认知而产生的向上流动期待是其教育选择行为的根本动因，由于社会资源占有不足，他们在选择行为前对投资该类型教育的风险有着非常慎重的考虑，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认为农民的教育选择首先是立足于生存理性的。生存理性的基本特征首先是避害，其次是趋利。在个人教育选择空间扩大的情况下，农民的选择行为就会从生存理性发展到经济理性，尽量让其子女在现有制度条件下获得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以这种视角来认识当前中等职业教育遭遇农民冷遇的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农民对职业教育的拒斥正是他们以经济理性计算考量的结果。
以我国中等教育的现实来看，首先，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较快，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比例逐年上升，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比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有着更多的升学机会；二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文化基础扎实，就业适应性强，社会劳动力市场对其认可程度提高，其持续收益远较同等程度的职业教育高；三是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中实行收费并轨，所收学费高于普通高中，且不再包分配，成本和产出比降低。近几年的初中毕业生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增加，家长对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和负担能力提高，他们通过对多种教育机会未来收益的理性计算，会认识到接受普通教育的出路要宽广得多，因而拒斥职业教育。
但我们还要重申农民的这种选择行为是一种有限理性，由于对市场信息及教育发展形势的隔膜，他们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能力有限，加上人才培养周期的长期性，教育选择初衷与选择后果常常有较大差距，经济理性并不意味着实际收益的最大化。最重要的是，农民的个人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并不总是一致的，萨缪尔森曾经提出的“合成推理的谬误”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状况，即对于个人来说是对的，但对于总体或整个社会来说未必总是对的。(19)当劳动力市场某一规格或类型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农民个人的反应往往让其子女选择这一专业或类型的教育。个人的这种反应是其经济理性所为，无可厚非。但个人是有限的，他无法知道别人，特别是和他一样年龄和处境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样，当农民子女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发生变化，也会发现其供求矛盾已经面目全非。虽然农民的个人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但在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驱使下，他们总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够与农民平等相处，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及其子女)着想，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让农民看到明确的利益所在，农民的个人理性会逐渐地靠近甚至同化为社会理性。
在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对提升受教育者阶层地位的作用已大大减弱，它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保障就业和减少失业。我们不能以产业界需要大量技术工人的国家利益为由而寄希望于农民子女在学业没有失败的情况下将接受职业教育作为首选。政策决策者要放下居高临下的理论优越感，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在明确农民对职业教育主要诉求的基础上，改善外部环境，加强制度设计的人性化，同时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让农民切身感受到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利益所在，这样才能真正弥合两个主体间的需求差异，农民也才会从政策强迫选择、资源稀缺无奈选择发展到理性分析后的自愿选择，最终实现农民个人理性与国家社会理性的协调统一，并推动职业教育由以国家推动为主的设计模式走向市场需求推动的内生模式。
注释：
①据教育部高教司调查的情况，高职院校学生中，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水平的家庭子女占92%(详见杨金土.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04(7)：4-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的调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家庭中93.65%属于中等以下收入，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家庭中95.93%属于中等以下收入(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挑战[J].职业技术教育，2007(21)：18-49.)。
②Coleman,J.,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6.
③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2.
④Boeke,J.H.,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Indonesia(New York:AMS Press,1953),41-65.
⑤Ibid.
⑥Boulding,K.E.,The Economy of Love and Fear(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g,1981),98.
⑦Schultz,J.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14-64.
⑧Popkin,S.,The Rational Peas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244.
⑨Coleman,J.S.,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0.
⑩于伟.现代性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3.
(11)林毅夫.小农与经济理性[J].农村经济与社会，1988，(3)：21-29.
(12)苏扬.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若干敏感问题刍议[J].中国发展观察，2006，(8)：4-8.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
(14)按照高级技工成长的规律和职业教育的特点，高级技工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天赋、一定长度时间和实际工作岗位的磨炼的，他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不是在职业学校里能培养出来的，正如学校里出不了科学家一样。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职业教育只能培养出有一定操作能力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岗位上再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成为高级技工。近年屡有媒体的消息称某地高薪聘请高级技工而不得，如果说现在高级技工走俏，收入很高，这可能是个事实，但这一个消息不具有代表意义，不足以促使人们改变对职业教育的看法。
(15)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21-25.
(1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农村教育调研报告之七：农村职业教育调查[R].2006.
(17)于伟.现代性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92.
(18)玛丽·杜里-帕拉，阿涅斯·冯·让丹.学校社会学[M].钟启泉，赵中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51.
(19)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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