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金文中的刑法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刑法论文,思想论文,金文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明德慎罚”思想的产生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注：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一版，第451页。）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这句名言，揭示了殷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所带来的文化大变革这一史实。“明德慎罚”的思想就是这一文化大变革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对殷商“帝罚”、“神判”思想的反动。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论著言及殷商之法律观念时，无不以“天罚”或“代天行罚”之语称之，殊不知殷人并不尊“天”而只尊“帝”，“帝”才是殷人信奉的至上神。甲骨文中虽有“天”字，但这些“天”字或表示“大”的含义（如“天邑商”等），或指地名和方国名（如“王田天，往来亡灾”，“天方不其来正”等），或用为族名（如“天乍从”等）等等，均与至上神义无所涉。至于《尚书·商书》诸篇中所谓“天”和“天罚”等，均非殷人之观念，而是后人之伪造。只有周人所说的“天”才具有至上神的意义。
周人信奉“天”，谓天能够赏善罚恶，故又大讲“天罚”。“天罚”观念实是周人的专利。《尚书·周书》中有许多材料可证：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牧誓》。）
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注：《尚书·酒诰》。）
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注：《尚书·多士》。）
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敢致天之罚于尔躬。（注：《尚书·多士》。）
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注：《尚书·多士》。）
证诸金文，《毛公鼎》、《师
簋》中也有“敃天疾畏（威）”、“天疾畏（威）降丧”之类的记载，“畏”通“威”，“罚”的意思。可见《周书》所载“天罚”之说不虚。
周人讲“天罚”，殷人讲“帝罚”，虽都是凭借至上神的力量来惩罚犯罪，但实际上又有所不同。殷人的“帝罚”是盗用神力，滥施淫威，酷刑虐民，它以“神判”的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甲骨文中就有“兹人井（刑）不（否）”、“贞其刖”、“贞刖百”等记载，均属神判卜辞，占问对犯人是否用刑或施刖刑。这种神判用刑的方式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约束，不经过任何法定的程序，仅凭某种“神示”即可随便用刑，充分暴露了商代法制的野蛮和残酷。殷商末代帝王纣即因“重刑辟”（注：《史记·殷本纪》。）、“乱罚无罪，杀无辜”（注：《尚书·无逸》。）而导致“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并造成了殷帝国的垮台。周人在总结殷商亡国的教训时认为，周人信奉的至上神“天”本来也是护佑殷商的有德之君的，并把治理国家的“天命”降给他们，但到了纣王时期，由于其残暴失德，所以也就失去了“天命”，上天便把治国的重任转交给周人的有德之君了。这样，国君有德与否便决定了他能否“受天有大命”（注：《大盂鼎》。）即获得统治者的资格。因此，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口号。怎样才能“以德配天”？那就是要“敬德”、“明德”即谨慎修德（“敬”、“明”均是谨慎的意思）。只有谨慎修德才能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只有提高了道德品质才能获得“配天”的资格。请看金文中的下列材料：
佳（唯）敬德，亡（毋）逌（攸）违。（注：《班簋》。）
今余佳（唯）令汝盂诏敬雝德经。（注：《大盂鼎》。）
天子明德，显孝于申。（注：《大克鼎》。）
肇帅井先文祖共明德。（注：《叔向父簋》。）
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注：《虢旂叔钟》。）
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注：《亚姜鼎》。）
帅秉明德。
《玉篇》：“敬，恭也，慎也。”知“敬”是谨慎的意思。“明”也有谨慎的意思，《西周法制史》指出：“明通‘敬’，敬又通‘慎’，所以明即慎。”（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97页、92页、300页。）由此可见，所谓“敬德”、“明德”均指谨慎修德而言。
伦理学意义上的“德”字是西周初期开始出现的。商代甲骨文中有“”字，郭沫若先生释为“直”，其本义盖指直升而言（《说文》：“德，升也。”），此字便是“德”字的初形。西周初期的铜器铭文中有加“心”旁的“德”字（如《班簋》、《大盂鼎》乃成康时器，铭文中即有字），标志着伦理学意义上的“德”字出现了，其意在于要人注重内心修养。郭沫若先生在对西周金文中的“德”字进行分析时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徝（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注：《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第336、335页。） 这种“德”观念反映了周人“要把人的力量来济天道之穷”（注：《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336、335页。）的思想倾向。郭沫若先生认为，周人重德的关键是“在一个‘敬’字上”（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第336、335页。），并说“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 月第一版，第336、335页。）。赵光贤先生在《周代社会辨析》一书中也说道：“……把‘明德’、‘敬德’当作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应当说是从周公开始。在《周书》各篇中，多次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明德或敬德，象乐曲中的旋律那样。”（注：赵光贤《周代社会辩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12 月版，第145页。）
从《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出，有关“敬德”、“明德”之类的言论确实俯拾即是。现引数条以为证：
先王既勤用明德。（注：《尚书·梓材》。）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注：《尚书·召诰》。）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注：《尚书·召诰》。）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注：《尚书·召诰》。）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注：《尚书·多士》。）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注：《尚书·君夬》）
其汝克敬德。（注：《尚书·君夬》）
周统治者之所以大讲“明德”、“敬德”，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天是不会把大命给予不谨慎修德之人的。在周人看来，周革殷命，他们从殷人手里接过了天命，获得了治理天下的合法宝座，其因乃在于文、武二王能以德配天，这就是《毛公鼎》所说“不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一语的含义。天眷有德，这是周人特有的观念，其中也可以说蕴含着“天命靡常”（注：《诗经·大雅·文王》。）的意思，“天命”乃依统治者有德与否为转移，这当然是一种“靡常”（无常）的现象了。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只有持之以恒地谨慎修德，才有望保住“天命”（《尚书·金滕》：“无坠天之降宝命。”），成为天下的君主。
以上，是我们对周人“明德”观念的探讨。接下来我们再略探一下周人的“慎罚”观念。西周金文中并无“慎罚”一词，但在《牧簋》铭文中有“明井（刑）”一词，在《班簋》铭文中有“怀刑”一词。据考证，“明、怀与慎三字相通，刑与罚通”（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97页、92 页、300页。），可知“明刑”、“怀刑”均有慎罚的意思。春秋时期的《叔夷钟》有“慎中厥罚”的铭文，这可以说是对“慎罚”最明确的表述。
“明德慎罚”这一词组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在《多方》篇中又有“罔不明德慎罚”一语。那么，金文中是否有“明德慎罚”这一词组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没有这一词组，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思想。上文引用的金文资料说明，周人既有“明德”的思想，又有“慎罚”的观念。故此，我们仍可使用“明德慎罚”这一词组来表述周人的刑法思想。“明德慎罚”就是谨慎修德、谨慎用罚的意思。“明德”是对各级官吏的道德要求，它在刑法领域中的表现就是“慎罚”。
二、体现“明德慎罚”思想的刑法原则
通过对周代金文中法律史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在以下刑法原则中得到了体现。它们是：“中刑”的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教育感化的原则等等。下面分别予以考析和论述：
（一）“中刑”的原则
“中刑”的原则要求司法公正、量刑适中及罪刑相适应。这一原则最早见于共王时器《牧簋》铭文中。《牧簋》铭文是关于周共王册封一个名叫牧的贵族担任官职的一篇命辞，在这篇命辞中，周王反复告诫牧在司法审判中一定要做到“不中不井（刑）”，否则，滥刑无辜必然导致引发“民乱”的严重后果。周王苦口婆心的告诫可谓语重心长。下面摘录一段原文：
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汝）乍（作）
（司）士，今余唯或（又）
改令女（汝）辟百寮。有叵吏包，迺（乃）多
（乱），不用先王乍（作）井（刑），亦多虐庶民。氒（厥）
（讯）、庶右、
（邻），不井（刑）不中……。”王曰：“牧！女（汝）母（毋）改[弗帅]先王乍（作）明井（刑）。用乃（讯）。庶右、（邻），母（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刑）。乃
（贯）政吏（事），母（毋）敢不尹兀（其）不中不井（刑）。”（注：《牧簋》。该铭注释吸收了洪家义《金文选注绎》的研究成果。）
辟：
。《说文·辟部》：“，治也。”有叵事包：叵，同颇，《荀子·臣道》：“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注云：“颇，邪也。”包，《逸周书·周祝》：“维彼幽心是生包。”孔《注》云：“包，谓藏阴谋。”“有叵吏包”句意谓有邪恶官吏心怀阴谋。讯、庶右、邻：均为司士（司法官）之属官，掌狱讼之事。乃
政事：乃，代词，指牧。，贯的本字，《尔雅·释诂》：“贯，习也。”据此知“乃政事”一语意谓牧应熟习政事。尹：《说文·乂部》：“治也。”“不井（刑）不中”或“不中不井（刑）”意谓刑罚不适中就不要施行。下面，把上引铭文译为白话：
周王说：“牧啊！过去先王曾命你做司士，现在我要改命你去管理群僚。如果有邪恶的官吏心怀阴谋，就会闹出许多乱子。如果不按先王制定的刑法定罪量刑，就会祸害百姓。一些司法官吏如讯、庶右、邻等就没做到这一点，他们判案不公正、量刑不适中……。”周王又说：“牧啊！你不能不按先王制定的刑法去断狱，你的属官讯、庶右和邻等也不能不协助你谨慎公正地判案，使刑罚适中。你要熟习政事，不能不整治那些执法不公、量刑不中的官吏。
从这段铭文中可以看出，周人是把“中刑”作为重要的司法原则来推崇的。其实，“尚中”本是周人重要的伦理观念，这在《尚书·周书》及《周易》中均颇多反映。例如：
咸庶中正。（注：《尚书·吕刑》。）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注：《尚书·酒诰》。）
尚于中行。（注：《易经·泰·九二》。）
中行独复。（注：《易经·复·六四》。）
有孚中行。（注：《易经·益·六三》。）
中行无咎。（注：《易经·夬·九五》。）
“中行”即中德、中道。周人把“中”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推崇“中”德，这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孔子甚至把“中”德视为最高的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注：《论语·雍也》。）他理解的中庸之道即无过无不及之道。后来，子思作《中庸》，对中庸之道又进行了系统详密的论证。
从金文资料看，周人尚“中”的道德理念落实到立法与司法领域中便形成了“中刑”的立法与司法原则，它内含司法公正、量刑适中及罪刑相适应的法文化意蕴，同时又反映了“慎刑”的法律价值取向。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刑”思想乃是周人“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的核心。
“中刑”的立法与司法原则在文献资料中也可得到印证。例如，《周易》中的《讼卦》卦辞云：“讼，有孚、窒、惕，中吉。”此所谓“中吉”就是说司法官要秉公执法、量刑适中，这样才能使断案吉祥。在《尚书·周书》中，“中刑”又被称为“中罚”，如《立政》篇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这句话把“慎”与“中罚”结合起来，揭示了“中罚”原则所体现的慎刑精神。《吕刑》篇有“观于五刑之中”一语，有的学者解释此“中”为“适中，公正”，并译此句为：“考察为刑是否用得适当公正。”（注：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439、441页、443页。）《吕刑》篇又有“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一语，是要求司法官根据刑书所载的条文谨慎地定罪量刑，使刑罚公正适中。《论语》中所载孔子之言“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注：《论语·子路》。）显然也是对西周“中刑”思想的继承。
（二）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
初犯从轻，再犯从重，这种刑法原则也体现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从金文史料看，这一刑法原则同样被贯彻到了司法实践当中。据《
攸从鼎》铭文载，从向周王控告攸卫牧犯了违约罪，原因是攸卫牧租了他的土地而没有履行契约义务付给他租金，周王下令让虢旅负责审理此案。结果是攸卫牧败诉，并被迫起誓说：“我弗具付从其且（租），射（谢）分田邑，则放。”意谓如果我今后不付给从全部田租，以酬谢他租给我土地，就判处我流放之刑。从中可以看出，攸卫牧初犯违约罪，法官并未予以惩罚，只是让他立誓，若再次违约，则处以流放之刑。这一判例表明，法官贯彻了对初犯减轻或免予处罚，而对再犯加重处罚的原则。
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的西周晚期青铜器《
匜》，其铭文是一个完整的判决书，从中可以看出，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也坚持了对初犯从轻，对再犯从重的原则。兹全文移录于下：
佳（惟）三月既死霸（魄）甲申，王才（在）
上宫，白（伯）揚餐（扬）父迺成，曰：“牧牛，
乃可湛，女（汝）敢
（以）乃师讼，女（汝）上
先誓。今女（汝）亦既又（有）
誓，尃
啬
，亦兹五夫亦既乃誓，女（汝）亦既从
（辞）从誓，
可，我义（宜）便（鞭）女（汝）千，女（汝），今我
（赦）女（汝）。义（宜）便（鞭）女（汝）千，女（汝），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爰（锾）。”白（伯）掦（扬）父迺或吏（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夒（扰）乃小大史（事）。”“乃师或（以）女（汝）告，则侄（致）乃便（鞭）千、。”牧牛则誓。氒③（厥）告吏
、吏曶于会。牧牛辭（辞）誓成，罚金，用乍（作）旅盉。
李学勤先生曾对上述铭文作过精辟的考释，现摘录于下：“”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在古代，刑狱案件判决，即上报国君，以取得最后批准。《礼记·文王世子》云：“狱成，有司谳于公。”注：“谳之言白也。”白就是上报。所以用现代的话来说，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训为始。伯扬父成谳：当即以其判决向王禀报。“乃可湛”，意谓过去你任职的时候。读为徂，意思是过去。乃，训为汝，是主格代名词。“（以）乃师讼”之“”训为与。，读为忒，《老子》河上公注：“爽也。”，通节字，训为信，“誓”意为信誓，“乃誓”意为相信你的誓言。释为造，《书·吕刑》：“两造具备。”传云：“两，谓囚、证。造，至也。”刑狱案件中的被告或者证人在审讯时出席，特称为造。尃、、啬、、等五人，出席伯扬父对牧牛的审判，他们的身分当为此案的证人。“从辞从誓”意即遵守誓言。“亦兹五夫……”句首的亦字，是语首助词，无义。其余三个亦字，即汝亦既有节誓的亦，兹五夫亦既节乃誓的亦，汝亦既从辞从誓的亦，都应训为只有、惟有。这几句里还有三个“既”字，都应训为尽，系尗字之省，应读为chù
，《尔雅·释诂》：“始也。”尗可：意即始能任职。
、
是同义词，均是墨刑。“牧牛则誓”之则字训为乃。“厥以告……”句之厥字是语首助词，无义。“于会”之“于”训为以，“会”是记录所断狱讼的计簿（注：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
李学勤先生根据以上考释，把铭文译为白话：
三月既死魄的甲申日，周王在京的上宫，于是伯扬父宣判牧牛的罪谳，说：“牧牛，过去你任职的时候，竟敢和你的官长争讼，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誓言。如今你只有再立信誓，尃、
、啬、
、都已到场，只有他们五人都相信你的誓言，你只有恪守誓言，才能再去任职。我本应打你一千鞭，施以墨刑，现在我宽赦你。应该打一千鞭，施墨刑，现在赦免你应打的五百鞭，改罚金三百锾。”伯扬父于是又命牧牛立誓说：“从现在起，我如敢再扰乱您的任何事务”，“你的官长又控告你，那就执行应打的一千鞭和墨刑。”牧牛于是立誓。把这判决告诉吏、吏曶记入计簿。牧牛立下了誓言，缴了罚金，因而铸作旅盉。（注：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一匜考释》， 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
从铭文中可以看出，司法官伯扬父一开始便宣布了牧牛的罪状：“敢（以）乃师讼”即胆敢与其官长争讼，这属于“上先誓”即违背从前誓言的行为，也就是说犯了“违约罪”。伯扬父本拟判处牧牛千鞭之刑和墨刑，但考虑牧牛系初犯，故从轻发落，改判为交纳赎金三百锾以赎免五百鞭之刑（另有五百鞭已被赦免）和墨刑，并要牧牛再次立誓说：“你的官长再控告你违犯誓言，你要被处以千鞭之刑和墨刑。”由此可见，伯扬父在司法审判中也是坚持了初犯从轻、再犯从重的原则。《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曾提出过区分“惟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刑罚原则，主张对偶犯量刑从轻、对惯犯量刑从重，这一原则在《匜》铭文中得到了证实。
（三）减免的原则
减免的原则是指对犯罪者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立法和司法原则，这一原则也体现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从上文我们对某些金文资料的引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周人对初犯或偶犯者采取了减刑的办法（如对牧牛的减刑）。另外，周人还通过判处赎刑、罚金刑或采取调解的方式使犯罪者免除刑罚，这在刑法史上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1、关于赎刑与罚金刑：赎刑和罚金刑均属财产刑， 是剥夺犯人私有财产的刑罚。但二者又有区别，这种区别是：赎刑允许犯人交纳法定钱财代替已经依法判处的刑罚，而罚金刑则是司法机构判处犯人交纳一定数量钱财的刑罚。
《匜》铭文中有关赎刑的记载：
义（宜）便（鞭）女（汝）千，
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爰（锾）。
后一句铭文，一些学者因断句不同而导致了对周代刑制的不同理解。例如，胡留元、冯卓慧先生在“今大（赦）女（汝）”后点断，把后句铭文理解为“现在，我再次大赦你，处你出赎金铜三百锊，附之以鞭五百”（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97页、92页、300页。），并指出：“墨刑，为奴隶制五刑法定刑即所谓‘正刑’，也就是主刑。主刑可以赎，从刑则相反。牧牛出铜三百锊，被免除了墨刑，说明墨刑可赎。鞭刑在牧牛案中是墨刑附加刑，所以只能加减鞭打数字，而不是赎。对牧牛的判决，最初是鞭一千下，最后减为五百，始终没有免除。这说明赎金与鞭刑没有发生关系。”（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 97页、92页、300页。）
李学勤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今大赦汝鞭汝五百’应连作一气读，意思是免掉五百鞭，其余五百鞭和墨刑则折合罚金三百锾。《书·吕刑》：‘墨刑疑赦，其罚百锾。’惟其与五百鞭合计，才达到罚三百锾的数额。牧牛所受的处罚，只有这项罚金，一下鞭子也没挨到。看匜铭下文自明。”（注：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
我认为，李学勤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由此观之，西周时期不独主刑可赎，从刑亦可赎。《匜》铭文所说的“罚女（汝）三百爰（锾）”是赎刑而非罚金刑，牧牛用三百锾铜赎免了他被法庭判处的墨刑（主刑）和鞭刑（从刑），自己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刑罚，这充分暴露了赎刑制度保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实质。因此，胡留元、冯卓慧两位先生提出的“赎刑与鞭刑没有发生关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匜》铭文所载赎刑制度在古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尚书·舜典》有“金作赎刑”的记载，虽属后人追记而不可尽信，但《吕刑》中确有关于赎刑的记载，如“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一语，即是说如果对罪犯的犯罪事实不能核实，就不可以动用五刑，而是允许其交纳赎金以免除刑罚。“正于五罚”的“罚”并不是罚金刑的“罚”，而实为以钱赎罪的赎。《吕刑》又载：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共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注：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439、441 页、443页。）
这是说，若判处墨刑可疑则令犯人交纳一百锾赎免；若判处劓刑可疑，则令犯人交纳二百锾赎免；若判处剕刑可疑，则令犯人交纳五百锾赎免；若判处宫刑可疑，则令犯人交纳六百锾赎免；若判处死刑可疑，则令犯人交纳一千锾赎免。锾：古代重量单位。郑玄云：“锾，六两也。”（注：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439、441页、443页。）若据《吕刑》中有关墨刑罚铜百锾的记载，更可推知《匜》铭文所载罚牧牛三百锾决非仅以三百锾赎免墨刑，而是包括了鞭刑在内的。牧牛用一百锾赎了墨刑，又用二百锾赎了鞭刑五百（原为一千鞭，后宽赦五百鞭，剩下五百鞭以钱赎免）。有人认为，《吕刑》规定以铜百锾赎墨刑，而《匜》铭文规定以铜三百锾赎墨刑，“说明西周刑律在不同时期所规定的赎金额随刑书的改动各不相同”（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97页、92页、300页。）。其实，这是不能正确理解《匜》铭文所致。《吕刑》作于穆王时期，《匜》作于懿王时期，二者毕竟相去不远，所载刑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变动。
赎刑制度发展到东周，更加趋于完备，出现了重罪之赎、轻罪之赎，还有中罪之赎。例如，1857年出土于山东胶县的战国时期齐国的《子禾子釜》，其铭文即有“中刑（徒），赎台（以）□（金）半钧”一语，意思是说对犯有中等程度罪行的犯人应判处其服苦役之刑，并允许其交纳十五斤的铜赎免。胡留元、冯卓慧在《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一书中对此曾有考释，他们说：“，郭沫若疑为梏字之奇文。此字在（人）手部加械，应为梏字无疑。《周礼·掌囚》：‘中罪桎梏。’，即‘徒’，引申为徒役之刑罚。台，当为‘以’字。下缺字应为‘金’，就是《吕刑》锾字下孔传所说的‘黄铁也’，即铜。《周礼·大司寇》郑注：‘三十曰钧’，半钧，就是十五斤。”（注：胡留元、冯卓慧《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法律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22页。）
总之，赎刑制度实际上是周代统治者“明德慎罚”思想影响立法和司法领域的表现，其目的一方面是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及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奴隶制国家聚敛财富。
下面再看罚金刑。如前所述，罚金刑是司法机构强制犯罪者交纳一定数量钱财的刑罚。它是一个可以独立使用的刑种（财产刑）。从金文中的材料看，周人在一定范围内有一种以财产刑取代身体刑的倾向。例如，《散氏盘》（厉王时器）铭文载：“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隐千罚千。”意思是说我已经答应交付给散氏田邑器物，如果失约则说明我对散氏有意违约，那么，若隐瞒多少该支付的东西就罚我多少铜。此处的“罚”即指罚金。按西周刑制，违约罪应处墨刑，而《散氏盘》铭文“隐千罚千”的记载说明对违约罪也可判处罚金。以科罚金的财产刑取代残毁肢体的身体刑，这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司法和立法领域产生效应的表现，它在刑法史上的进步意义在于，奴隶制刑法正在逐步由野蛮走向文明。当然，这只是与殷商刑制相较而言的。
2、关于调解制度：所谓调解制度， 是一种由司法机关劝导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诉讼问题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周代开始出现，它的出现也是“明德慎罚”思想影响司法领域的产物。从金文资料看，大贵族之间若有讼事，往往通过内部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而不是诉诸刑律。例如，《曶鼎》（西周中期孝王时器）铭文所载的一个判例说，有一个名叫限的大贵族两次违约，被一个名叫曶的大贵族控告，司法官邢叔在听了诉辞之后对限说：“才王人迺（乃）
用□不逆，付曶，母（毋）卑（俾）
于
。”意谓王室之人不能违背买卖契约，把五个奴隶交给曶，不许你的臣下有言。之后，限依约交出五名奴隶，讼事也就了结了。从中可以看出，司法官是用调解的方式结束了这桩讼案，未做任何判决。按西周刑制规定，违约应处墨刑，而两次违约的大贵族限却根本未被判刑，说明这种调解制度是保护大贵族的特权的。西周的调解制度是“慎罚”思想的制度化，它为大奴隶主贵族免受刑法制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四）教育感化的原则
周代统治者从“明德慎罚”的思想出发，主张谨慎用刑，且注重发挥刑罚的教育和感化功能，从而对犯罪起到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从金文资料看，周代司法机构在量刑时注重对初犯或偶犯从宽论处，《匜》铭文所载对牧牛减刑之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般说来，这种方式会对罪犯产生一种感化作用，使其在感恩戴德的心理状态中主动认罪服法并弃恶从善。
又据《师诈旂鼎》铭文记载：
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吏（使）厥友弘告白懋父，在艿。白懋父迺罚得
古三百爰（锾），今弗克厥罚。白懋父曰：父（宜）（诸）厥不从右征，今毋，斯又内（纳）于师旂。弘以告中史书，旂对厥于尊彝。
众仆：当为师旂的下属，他们能交纳赎金三百锾，决不是奴隶身分。：侯马盟书有“寓（遇）之行道弗”及“寓之行道弗伐”之语，说明“”字有诛伐意。中：《周礼·司寇》：“狱讼成，士师受中。”郑注：“受中，谓受狱讼之成。”可知“中”是狱讼结束之专称。“斯又内（纳）于师旂”之“斯”指赎金，是指师旂之下属把赎金交给师旂。现译铭文大意如下：
三月丁卯，师旂因其下属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去征伐方雷，便派其属吏弘向白懋父告发，白懋父在艿地判决师旂的下属交三百锾赎免刑罚，但被罚者声称交不起赎金。白懋父命令道：“本应诛杀你们这些不从王命征伐的罪犯，现在我不杀你们，但必须以三百锾铜赎免死刑。”弘把诉讼结果（“中”）告诉士师（∧“史”），予以记载。师旂便把判决书铸在鼎上了。
由铭文可知，师旂的下属犯了违背王命罪，按周代刑制，违背王命将被处死，如《国语·周语上》载：“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而司法官白懋父却判处师旂之众仆交纳赎金赎免死刑，显然，这也是本着对罪犯进行教育感化的原则来从宽论处的。
另外，从西周“誓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周统治者是如何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的。所谓“誓审”，是借助神威，根据当事人对至上神--“天”的宣誓而进行定罪量刑的一种审判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西周的誓审只不过是利用人们对天还残存的畏惧心理，把天作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罢了。誓审的含义就是要求诉讼当事人要对天发誓，要严守诺言，誓守判决，否则，天将惩罚发假誓者。由此可见，西周誓审的立足点，仅仅是借天之威，以达到对未来犯罪的告诫和预防，而非像殷代神判那样，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盗用神力，滥用刑罚，迫害无辜。从这个意义上考虑问题，西周誓审，实际上是周统治者“明德慎罚”，以教为先的立法思想在司法实践上的具体运用，这种审判制度比之于殷代神判要进步得多。（注：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8页、15页、104页、97页、92页、300页。）
这一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西周统治者重视誓审，正是重视刑罚的教育功能的表现，因为誓审是以刑罚为后盾的，它要求立誓者必须遵守自己的誓言，否则将会受到刑事惩罚。尽管在一般情况下，立誓是由司法机关强制进行的，但立誓后遵守誓言的过程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它使立誓者逐渐认识到遵守誓言就是避恶从善，从而自觉克制和矫正自己的行为。重新立誓者若再违誓，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从《匜》铭文看，牧牛重新立誓即表示若日后违誓则甘愿受罚，这样，誓词便成了定罪量刑的依据。违誓受罚，这对任何立誓者都会起一种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如此一来，刑罚的教育作用便通过誓审的方式显示出来，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明德慎罚”的思想产生于周初，它是对盗用神力、滥施酷刑的殷末恶政的一种反动。它在立法与司法领域影响的结果，实践化为如下的刑法原则，即“中刑”的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以及教育感化的原则等等。这些刑法原则均对后世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明德慎罚”的思想也对先秦儒家学派有很大的影响，如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孟子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孟子·离娄上》。）等等，可以说都是对“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思想后来经过董仲舒的加工和改造（与阴阳学说结合起来），演化为“大德小刑”、“前德后刑”、“刑者德之辅”即所谓德主刑辅的理论，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