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09)01-0013-08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双重意蕴：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中国特色，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持守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此，就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主义同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上述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发展大国崛起的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的突破和突围。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33)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奋斗了终生，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留下社会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5-276)20世纪初，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类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列宁曾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P466)“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4](P381)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5](P167)“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6](P170-171)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6](P520)在此后的发展中，这两种社会制度都不时涌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和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估计。“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结论一再被资本主义的现实验证。1940年，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7](P686)但是，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政策调整，它们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借助国家行政权力加强了“国家干预”，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使其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同时，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秩序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它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起进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所谓“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批判物、扬弃物和继承物，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都与资本主义的状况休戚相关。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间天堂，但它不可能迅速崩溃；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它不可能速胜。“一球两制”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毋庸讳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分析，更多地是从政治关系上，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上去把握，这就使得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越来越远离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和政治前提。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冷战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对抗也被相持共处的格局所取代。
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8](P382-38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8](P345)“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8](P346)“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8](P321)“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8](P321)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捷足先登者是从不给落伍者以均等的发展机会的，发达国家绝不允许中国循着它们的老路发展而与它们并驾齐驱，我们只有另辟社会主义的新径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同抛弃。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又清醒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8](P64)“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P78)“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8](P90)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P373)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9](P167-168)“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9](P351)邓小平也认识到“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8](P139)
总之，邓小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和矛盾作了正确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继承性的一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资本主义的片面观点，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观。在20世纪、21世纪转换之际，江泽民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课题。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应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批判性理论和跨国研究中心主任阿力夫·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就能得到解决的。中国寻求加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民族目标，资本主义世界则要求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代价。中国将资本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树立起来的国家形象，资本主义不能搞颠覆。”[10]德里克的评判远非精准，但还是有一定见地的。他起码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合理解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
在当今，在不断校正既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自觉守望世界风云变幻，跟踪时代发展大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是要注意立足高远，放眼全程，不要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不立足高远就难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百年乃至千年作为计算单位的。例如在中国，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用了1900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用了500年，就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在英国、法国也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且曲折、反复充斥其间。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仅有80多年的历史，出现当前的低潮形势，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段，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已彻底败北，资本主义将永远不被代替。二是在解决理想和信念的问题时，不是也不应当是从既有的结论出发，根据主观需要选择“有用”的事实去印证原有的结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作法是于事无补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展都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既有的结论有些已经不能说明现实问题而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审慎、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发现新规律，引出新结论，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坚信，这样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才是坚不可摧的。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实际上内蕴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关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预测的基本点，大致包括：(1)未来社会要划分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2)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3)对个人消费品，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上实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上则实行按需分配；(4)必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5)社会还存在分工，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会变成游戏；(6)劳动的消耗、生产资料的消耗、劳动的效益都要有计算，等等。同时，他们也提出，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商品和货币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也将消亡，将来要消灭社会分工，等等。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原则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还仅仅是一种“科学猜想”，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这种构想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得出的基本认识。至于这种构想是否是可能的，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现在也还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只有社会的未来发展才能完全证明它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巨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消灭剥削阶级，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者高举的旗帜和共产党人确定无疑的纲领。毛泽东曾谆谆告诫世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11](P5)邓小平也曾语重心长地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P291)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曾指出过：(1)“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2](P419-420)(2)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3](P443)(3)“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4](P643)(4)“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15](P426)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结论，更不能用它来剪裁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没有必要用后人的新论去取代甚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作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论断和原则设想。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认识问题。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具备在经典社会主义那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理论依据。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如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当作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必然会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也就是说，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20世纪、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P1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渐确立起自己清晰的判断。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面对两大课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从1917年芬兰无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等，都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和进展。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其他国家的探索仍在继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下，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战争、和平与发展，革命则成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语。20世纪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和特定含义的世界革命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留在20世纪的历史范畴里。当代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断言，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未来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将是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和丰富多彩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16](P155)“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16](P175)“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各国共产党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16](P25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聚集最主要的精力担当起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重任。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命题和基本口号，为党和国家指明了历史任务和奋斗方向，也把当代中国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用一句鲜明的话概括了出来。
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邓小平也不是从书本里，不是从社会主义概念的演绎中，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共产主义理想中，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4](P284)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并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17](P143)
1980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9](P313)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2-3)1989年，邓小平再次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8](P292)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8](P265)“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8](P241)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革，只能“走自己的路”。
模式问题曾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困扰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互相交往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僵化和照抄照搬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酿成了一幕幕曲折的悲喜剧。承认世界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对传统观念的很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样性在共产党人的视点里是一个很犯忌讳的词。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强调的是纯洁性、统一性、集中性甚至单一性，就是否认多样性。我们承认多样性，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怎样在相互竞争比较和相互借鉴中确立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是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静态的概念，但更是动态的概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
邓小平还反复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8](P291)“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P137)在这里，邓小平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8](P261)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同时，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国两制”，等等，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创造的各方面的中国特色。此外，还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等。正是这一系列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特色，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并与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从当年提出“走俄国人的路”，改变为“走自己的路”，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已从普遍性深入到特殊性、从共性深入到个性，这才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
一般来说，理想虽然根植于现实的泥土，是从现实的泥土上长出的美丽的花朵，但它同现实是有区别的。理想毕竟是属于未来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需要许多代人不断奋斗的历程，要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就有了在最高理想的规范引导下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它最初提出的时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的追求，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的社会的设计或设想。作为一种价值的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些基本价值的发扬光大，它不仅追求从自然界的束缚和社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获得的自由、劳动的解放、富足的安定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真正的解放，而且还要摆脱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实现“天下为公”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最基本的是劳动者的权利和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共产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国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
理想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和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据现时代的历史特征，依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尤其是本国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具体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及其实现的条件，绝不能简单地把理想作为一个抽象的先验的图式。恩格斯曾指出，新的社会制度，“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5](P724)而“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P732)
历史上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具体的目标看起来往往是不断修正和后退的，但是历史却在前进。早期的思想家提出的理想，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在实现理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过程中，鼓舞着人们，但是人们在面对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时候，不得不依据这些条件所规定的现实的可能性去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因而与原初的设想相比较，看起来似乎是后退了。但是事实上却更加切实可行，更加能解决问题，推动社会一步一步地前进。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之所以会对理想产生怀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往往喜欢用原初的设计来度量现实的步骤和措施，一旦发现这些措施与原初的设计不相符合，就误以为理想实现的希望破灭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正确的态度是放弃先验主义的方法，不再采用对未来社会的详尽的设计来度量现实，而是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去观察现实，看看富裕、公平等等价值目标是否在一步步地实现，社会事实上是否比过去进步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看到了俄国的落后，提出要为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但他又搞了一段战时共产主义，走了弯路，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比较符合俄国和苏联的社会现实。从斯大林开始，制定的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离社会现实基础越来越远，直到苏联解体，还自称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对中国的落后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制定的路线和政策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现实基础，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陷入“左”倾空想。欲速则不达。这些“左”的路线和政策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看，我们现在所确定的具体的目标确实比过去的设想“后退”了，但是社会的进步却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富裕程度还是社会公平，都取得了较之以往显著的进步，因此，事实上是更加接近而不是远离理想了。
比如，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却不但要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而且要使它有所发展。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8](P1060)在中国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所取得的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一系列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
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了中国的特点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建设现代化。他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9](P312)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科学的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
党的十七大一如既往地强调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分析、概括了新世纪我国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都体现了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原理和原则，既有理论意义，更具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二○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一步一步在实现着的理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愈益充满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愈益丰富而深刻，使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愈益体会到社会主义理想的力量和正当性。
由此观之，坚持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坚定性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并且把重点放在具体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共同理想上，应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社会主义当下的现实与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的矛盾的突围和突破中提出的、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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