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研究报告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4）04—0005—10
一、选题及基本定位
经济结构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分布结构，也指各个产业内部的企业间的关系结构；既包括产业的地区分布结构，也包括产业的所有制结构等。狭义的经济结构则专指产业结构，即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它主要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研究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单元（即产业）及其关联性，并分析其中的变化、演化、进化以及它的规律性。本报告主要从广义的角度讨论我国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以及调整的途径和方式。
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同时表现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两大特征。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通过实证检验完善了威廉·配第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即伴随着经济进步，劳动人口由农业向制造业，进而由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转移。西蒙·库茨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对经济增长发生重要的影响。他在其代表作《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及其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迅速上升——必然会在生产体系各个部门的增长速度中形成颇大的差别，从而，正在经历着这种增长的经济的生产结构，也必然会发生迅速的变化，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中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库茨涅茨，1985）。罗斯托进一步强调，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积累扩散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的速度及其扩散速度是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媒介变量（罗斯托，1988）。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底我国的人均GDP达到800多美元。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是说，经过20年时间，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30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将面临双重的经济转型，即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型。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
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家在揭示许多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的发展过程时，都把人均GDP由8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视为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的把其称为高速增长阶段，有的把其称为横跨经济成长的起飞与向成熟推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人均GDP的快速上升，需求结构将显著地由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向非必需品消费阶段转化，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第二产业高速增长，其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最大比重，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二元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现代非农产业占据主要地位；在经历了工业化的扩张期后，将逐步进入工业化的成熟期，其明显特征是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推进，这就是所谓的“高加工度化”；随着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将进一步表现出“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物流、商流及信息流等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等。
根据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只有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推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应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此，中央提出了若干结构调整的对策，如提升制造业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理顺分配关系等。
本报告将继续沿袭上年度报告的研究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及贯穿整个报告的主线。本年度的主题及研究主线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兼顾短期分析与中期分析，以中期分析为主。分析的大背景是从目前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点放在今后5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三，兼顾描述与分析，突出分析的特色。区别于国内的年度经济报告，根据中期分析的要求以及我校的优势条件，我们的报告建立在比较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上，重视计量分析与实证分析，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第四，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本报告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政策建议，强化政策建议的针对性。
二、对我国中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政策选择
在经历了1981—1990年的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中国经济景气从1991年起开始扩张，在1994年达到波峰而进入收缩阶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循环的收缩趋向从1998年起呈现通货紧缩态势。从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大国内需求政策。虽然2000年总体经济景气有所回升，但是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2001年仅与2000年持平。中国政府在2002年确立扩大国内需求的长期政策指导方针，坚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且适当强化货币政策的扩张倾向，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经济增长速度逐季加速而明显高于2001年。中国经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而波谷年度2001年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起点。
2003年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稳健货币政策，有效启动国有投资需求与非国有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即使受非预期的“非典”灾害负面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仍然显示出良好的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配合格局。特别是在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的条件下，工业生产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2003年延续了2002年扩张趋势，已经扭转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惯性，2003年GDP增长速度达到9.1％。不过，只有到2004年，总体经济景气才能够实现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实际GDP增长速度将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而实际GDP水平将接近潜在GDP水平。
对于2003—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2004年预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04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2900亿元；（2）2004年货币政策适应财政政策继续进行适度扩张性操作；（3）2004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8.3∶1。
表1 2003—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预测结果
预测指标2003年
2004年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8.97 9.0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 3.2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1 11.2
第三产业增加值 7.0 8.4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550306867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521050400
（3）出口（亿美元）
4330 5260
进口（亿美元）
4090 4950
（4）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率（％）
18.5 19.4
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
19.8 20.1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
1.0 2.2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
2.9 3.2
说明：预测日期为2003年12月。
运用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方法，我们对2003—2038年中国经济波动形态与2009—2038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见表2、表3、表4。
表2 2003—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
年度 GDP增长速度 CPI价格指数上涨率
基准 乐观 悲观 基准 乐观 悲观
2003
8.97 9.08 8.50 1.0
1.2
0.9
2004
9.04 9.10 8.64 2.2
4.0
1.4
2005
8.83 9.05 8.70 3.9
5.6
2.3
2006
8.70 8.78 8.72 4.3
5.2
3.6
2007
8.62 8.56 8.75 4.0
4.7
4.1
2008
8.55 8.49 8.74 3.8
3.5
4.0
平均
8.78 8.84 8.67 3.19 4.02 2.71
表3 2009—2038年中国GDP增长速度（％）
阶段2009—2018年 2019—2038年
上界7.37 6.29
基准7.25 6.08
下界6.96 5.87
表4 2003—203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
阶段 基准乐观 悲观
2003—2008 7.56
7.62
7.45
2009—2018 6.42
6.54
6.14
2019—2038 5.78
5.99
5.57
根据在计量模型基础上的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期继续保持高速度增长的历史趋势，在2003—2008年间、2009—2018年间与2019—2038年间，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将分别为8.67％～3.84％，6.96％～7.37％，5.87％～6.08％。同时，中国经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的高通货膨胀历史阶段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低通货膨胀历史阶段。
2003年中国GDP高速增长具有恢复性增长和补偿性增长性质，属于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过程中的经济扩张初级阶段，总体上并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保持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政策指导方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发生非理性经济萧条。在2003—2004年间经济周期扩张初期，中国经济应该继续采取适度扩张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逐步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第一，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路线，主要采取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方式，维护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相对于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增加国内投资需求是增加国内有效需求的可行政策措施，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自然衍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国内消费需求增加。
第二，积极就业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中小企业是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时期，通过劳动代替资本方式扩大劳动力就业的可行空间是有限的。因此，必须主要通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吸纳劳动力就业。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与积极就业政策是一致的，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兼顾宏观经济管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是复合的，可以区分为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相联系从而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深化和经济体制改革解决的长期性结构问题，以及与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相联系从而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消除的短期性结构问题。经济周期扩张初期的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将通过减少潜在总供给的结构性滞存而改善有效总供给，能够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而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不仅无助于长期性结构问题的解决，难以形成适宜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均衡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恶化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
第四，人民币汇率稳定化。人民币升值压力直接来自：（1）国际贸易顺差；（2）人民币高利率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资本流入；（3）人民币升值预期诱导国际投机资本流入；（4）由于国内通货紧缩或者国内通货膨胀率低于国际通货膨胀率，固定人民币名义汇率蕴涵人民币真实汇率的持续贬值。除通过货币政策配合消除来自国际资本流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外，只有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才能够化解来自国际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五，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中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利率管理模式，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消除国债发行的货币市场压力，抑制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以防止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和降低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由于利率尚未实现自由化，价格调整性质的利率政策与数量调整性质的信贷规模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是相互独立的。中国利率政策与信贷规模政策能够分别关注保持币值稳定的外部目标与内部目标而相对独立操作，在控制信贷规模增加的同时降低国内名义利率水平。一方面，有必要在控制信贷规模膨胀的同时，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增长，建立2％CPI年度上涨率的中国货币政策价格稳定目标；另一方面，在通货紧缩继续存在的可能情形下，下调国内名义利率水平0.5％～1％，而在通货紧缩结束而国内价格水平显著回升的可能情形下，维持国内名义利率水平，通过减少国际资本流入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即期市场压力。在国内通货膨胀率高于国际通货膨胀率1个百分点的环境下，保持名义汇率的短期基本稳定而实现实际汇率的长期缓慢升值，应该成为未来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配合的指导原则。
三、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
因此，可以说，政府以增长为核心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战略的一个主要功绩就在于促进了市场化进程，进而导致了近10年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不平等。除了医疗、教育等政府垄断领域，凡是政府退出或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获得了高增长；而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也证明，地方政府的竞争和市场化也促进了地区的高增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政府在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让位给市场本身，如果在初期政府还具备增长功能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政府直接促进增长的功能日益衰退。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不平等，而在转型过程中，在各项制度还不完备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必然带来不公平。
如果要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政府就应该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把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从过去的以促进增长为中心转到以再分配为中心，特别是要解决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再分配问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同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市场化进程，确保竞争领域的公平。
（二）经济增长源泉与经济结构调整
本报告利用回归和结构计量分析方法对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详细分析出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二元经济的转型构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结果，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制度变量作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同时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
（2）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的影响角度看，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来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高于其他因素。
（3）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空间来看，制约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中国经济边际增长的核心。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当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之上。
（4）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有弱化中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未来的产权改革，不仅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必须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力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劳动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规模经济指数提高的关键之一。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应当逐步淡出，让位于行业的开放和二元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三）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结构调整
通过实证检验我国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在改革和发展中结构性反差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由于存在政策性障碍，并未建立起正常、有效的传导机制。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使之逐步缩小，必须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消除所有制、产业、城乡等结构变迁中的结构性反差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
通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我们重点研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比重快速下降的阶段，但是由于基数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仍然非常繁重；第二，与国际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严重滞后于生产比重的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第三，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依靠发展乡镇企业而实现的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具有局限性，必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多途径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相关关系；第五，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存在，既是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在源泉；第六，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包括制度性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和技术进步类型的选择；第七，农户家庭的个体因素影响着农户的兼业与离农行为，在这些因素中，耕地规模、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要使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外，还必须注意缩小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生产比重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要特别重视劳动力转移相对于经济结构转变的滞后程度。
第二，重新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打破建立在城乡各自封闭的制度基础上的“离土不离乡”、“限制大中城市发展”等过时的政策理念，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根据影响农户兼业与离农从事非农产业的影响因素，积极为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降低成本创造条件。一要根据国家财力的增强，逐步建立与城市接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功能逐步从土地中剥离出来；二要充分认识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创设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农民教育培训计划。
第四，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一定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
（五）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
通过对36个工业行业1990—2001年的技术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中高技术层次的企业创新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并未得出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结论，这与实际的数据基本吻合（1995—2001年年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别为7.86％和2.7％），尽管高技术能够在增量上（新产品销售比例）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大对中低技术的科研资金投入则能够有效改造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中国未来数年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应该是多层次的：进口高技术（设备）的投入能够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并能够提高吸收消化和运用高技术的进口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由于研发资金、人力资本投入并没有带来新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政府的激励性的产业政策仍是必要的；高中技术的人力资本、设备投入和研发资金的投入由于能够获得有效的市场需求，因此，更应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对于低技术行业，由于研发资金的不足，政府应该考虑建立恰当的融资机制，帮助这些企业获得相应的研发资金投入，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六）经济金融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在经济金融化这一经济发展客观进程的背景下，我们从基本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实践出发，对金融发展与经济结构变迁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互动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经济金融化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历程而在金融发展方面表现出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从而直接改变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
（2）实体经济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变动与升级，以及更加具体的企业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我国的经济结构变迁中，金融因素既有支持效应也有制约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应当用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两个因素共同解释产业结构的变动，而金融结构调整明显的滞后和无序状态，是妨碍金融实际贡献提高的重要原因。
（3）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经济民营化不仅改变了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也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体系所提供的各种投融资安排。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它不仅是实体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而且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4）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因素，以及为改善不合理因素而进行的任何自发或人为的调整过程，都可能引致短期以至中长期的经济风险。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既提高了宏观、微观经济层面的风险水平，同时也通过金融工具和保险机制提供了降低、转移、规避风险的多种管理技术。为此，当前应重视以下工作：一是要不断完善现有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平台，形成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二是要特别鼓励金融体系的创新活动，在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同时，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
（七）地区经济协调与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大、经济冲突问题严重等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日益引起社会的重视。地区经济不协调，从根本上来说，是地区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协调造成的。通过对三次产业的综合分析以及对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地区经济格局和影响地区经济关系的因素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区域经济差距和地区经济矛盾与冲突表现出新的态势；地区产业结构还很不协调，产业结构趋同，特别是第三产业趋同问题还比较严重；绝大多数地区优势行业和强势行业不明显等等。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将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缩小地区差距，改善地区关系，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成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问题。要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必须促进地区专业化分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培育地区竞争优势；加快产业区际转移，发展地区产业集群；科学选择主导产业，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可以预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助于构筑合理协调的地区经济关系，从而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
（八）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转型与城市化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中国未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主旋律。中国依次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弱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正在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其中关键的环节是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为就业结构转型创造市场条件，为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拉动市场扩张。城市化拉动的新增市场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为新型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相应的市场结构。同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提高产业效率、建立中国现代经济运行秩序的空间依托。
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尽快形成新时期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建议加快相关的制度创新：简化、降低城市设置标准，为中国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发展为城市提供科学的门槛；赋予国民以自由迁徙权，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滚动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提高城市对主导产业R＆D投入，通过创新和学习增强城市竞争力；纠正以经济增长衡量政绩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关注公共产品的生产，关注贫困；统筹安排城乡基础教育，全面加速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提供持续的动力。
（九）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经济结构调整
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初见端倪。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二元经济转向三元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这一历史性转换，要求我国必须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在二元经济的发展框架中向前推进的，因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结构下，工业化就是现代化，就是经济发展追求的最高境界。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在三元经济的发展框架中向前推进的，因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结构下，现代化就不仅仅是工业化，还要加上信息化。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安排上，最核心的就是实施三大战略：
（1）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全面发展制造业，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全面发展制造业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走向成功的核心任务。全面发展制造业，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上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用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第二，形成多层次共同发展的制造业格局；第三，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在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寻求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3）广泛采用节能技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形成工业化与能源、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就业政策选择与经济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使得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如何采用相应的就业政策配合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促进就业，成为我国现阶段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国目前的就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工业化模式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后工业化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从总的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之间表现出同向增长的关系，从技术变动引起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就业的扩大，即技术变动对就业有促进的作用。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今后我国技术变动影响就业变动的趋势为：第一产业就业机会将会锐减；第二产业内相关行业就业结构会有调整，但就业总量仍将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业机会将大量增加。为了适应技术变动从而产业结构变动，我国的就业政策应该相应作出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组织好再就业服务工作。第一，做好市场调查，不断为失业工人寻找和开发新的就业岗位；第二，积极组织失业工人的转岗培训；第三，建立完善的失业登记制度；第四，建立失业预警制度；第五，鼓励民间经营再就业服务机构。
（2）不断地投入资金和人力，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3）扶持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不断提高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4）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妇女和大龄失业者的就业权利。
（5）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应该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提高生产率，又可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结构性失业和提升一国的竞争力。
（十一）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经济结构调整
财政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收支行为对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调整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收支的安排，以及税收、公共支出、政府投资、公债等政策手段的具体运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要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市场失灵决定着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及其职能范围。
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就是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科学的以法律为依托的财政管理体系和科学的预算管理体制。我国将通过改革完善现行税制，规范政府收费，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建立起规范的收入体系；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支出责任和范围，合理确定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建立起科学的支出体系；通过推进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改革，建立起科学的财政管理体系；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财力等，建立起科学的预算管理体制。我国财政管理中的一些不当是形成当前不合理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的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财政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尤其是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将会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使之合理化。
（十二）教育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我国教育投资总量大幅度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特别是为第三产业的增长提供了必需的人力资源。但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所提出的在2000年底财政性教育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三个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得到很好实现，教育投资总量依然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极为短缺。农村教育投资的缺口在扩大，农村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投资所占的比例在缩小，省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虽高于中央财政，但也存在着缓慢减弱的趋势；在一些发达地区也存在着教育投资努力程度较低的现象。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然需要加大教育投资，尽早实现财政性教育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目标的实现，应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政府教育投资的重点应该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快进行高等教育体制分权化改革，转变中央政府教育投资的职能，中央政府教育投资的职能应从以效率目标为主转变为以公平目标为主，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应该集中于少数一流大学。摒弃中央政府主导发展型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步向地方政府分散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过渡。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要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来实现，公立高校招生规模不应再盲目扩大，把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留给民办教育，形成合理的教育所有制结构。
（十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处理同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始终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中国逐步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市场和资源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选择和必要补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诠释了贸易模型中增长与发展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指导意义，显示出比较优势原则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基础意义，同时也要求充分重视寻求贸易利得的最优分配及进一步优化开放经济引致的结构效应，并发现国际分工模式的新变化，寻找新的分工机遇，同时证实经济发展与开放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动态化现象已严重制约开放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效应的显现。
在当前面临的重要战略调整机遇期，中国应当进一步自觉地将基于比较优势的开放战略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全面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结构调整效益；深刻认识全球化带来的崭新格局及其全球制造和全球分销条件下结构调整的新机遇、新动力和新问题；努力避免我国经济开放过程中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所谓“贫困化增长”和“分工陷阱”，造成经济结构效益的流失和扭曲。
（十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政府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推动了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回顾20多年来五届政府的努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实现了组织效率，提高了职能配置效率，也改善了政治效率，在多个方面实现了政府体制变革。当然，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任务也依然是艰巨的。对于这些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着眼于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思考，理解发展的长期趋势。了解当前行动的空间，着眼于当前的行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短期的实质性的可行对策和长期改革的战略，从而确保政府体制稳定成功地变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府体制的良好条件。
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本文认为，未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应该继续协调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齐头并进，但次序上可以有先有后。到目前为止，组织效率提高空间比较有限，今后主要是着眼于机制变革。在今后的10年时间里，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改善职能效率，在10年之后重点将是政治改革，改善政治效率。
此外，在进行宏观协调变革的同时，在未来，中国政府还应该着眼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行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具体的改革，在操作、立宪等多个层次，推进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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