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之功 超轶绝尘之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家》编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筚路蓝缕论文,教育家论文,之功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编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家》年初与社会公众见面。此次，共推出周培源、蒋南翔、匡亚明、江隆基、屈伯川、贺绿汀、钱伟长、苏步青、潘懋元、朱九思、刘道玉、邓旭初、路甬祥和樊恭烋等十四位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家。作为编者之一和最早的读者，在与诸位教育家们的书信往来和当面交往过程中，我深深地感佩于他们在探索和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的筚路蓝缕之功、超轶绝尘之识及其高风亮节。
功在高教
在探索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他们堪称是开拓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筚路蓝缕的先锋，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建设教育制度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固然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一条发展的方向，然而由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因素，我们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还是选择了前苏联的高教模式作为我们发展自己的高教事业所努力效仿的样板。然而，由于两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差异，苏联高教模式在中国的简单移植并不成功。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在他们自己的办学实践中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屈伯川等人就是明例。此后的“教育大革命”，则更是力图矫正先前“全面学习苏联”之枉、开辟中国自己的教育之路的重大尝试。在此基础上，蒋南翔于196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成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主席也曾因此高兴地称赞道“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东西”。遗憾的是，“高教六十条”作为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的“黑货”在十年“文革”期间被肆意践踏，全国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由此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文革”结束后，蒋南翔又经邓小平同志的提名重返教育战线，负责主持教育部工作，协助邓小平同志全面恢复和重建我国的教育秩序和教育制度。在蒋南翔的直接主持下，我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得以于1980年获五届人大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的通过与颁布。
2.稳定教育秩序
“文革”十年期间，高等学府成了名符其实的“重灾区”。在所谓批判“修正主义反动教育战线”的旗号下，原先行之有效和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无一例外都遭到了肆无忌惮的粗暴践踏，其结果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名存实亡。这一点从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所一直忧心和探讨的“人才断层”的话题中就可以窥其一斑。对此，周培源、蒋南翔等高等教育家忧心如焚，不甘坐视不理。针对当时流行的理科教育无用论、理论研究取消论以及生产劳动可替代科学实验的替代论，1972年10月周培源旗帜鲜明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深思熟虑了许久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该文的发表，如石破天惊，立时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但也由此招致来自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诘难与迫害。庆幸的是，该文的发表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与支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挽救当时已濒临绝境的高校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勉力维持。
3.建设一流大学
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建设一流的大学始终是当代高等教育家们魂系梦萦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正是他们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所在。建国初期，我们的高等院校综合其思想政治水平和专业教学水平等各种因素，其基础当时均较为薄弱，尚不足以担负起“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重任。然而，就是这些高等教育家在较短的时间均把各自的学校分别办成为在国内声誉鹊起的重点大学：比如周培源之建设北大、清华（担任两校教务长），蒋南翔之建设清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其之建设兰州大学（担任校长），使这几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得以继续保持其学术水平在国内领先的地位；而匡亚明在接任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称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的短短几年内，同样也把这样一所以培训干部的非正规学校为基础改建而成的综合大学，办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直属重点大学，其科研成果与能力已跃居全国高校中的领先行列；屈伯川和朱九思分别筹建的大连大学工学院（大连工学院的前身）和华中工学院，则是建国初期新建的高校，几年来的白手起家同样也使它们逐渐跻身于重点大学之林。……
4.开拓教改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旧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社会的巨大变迁，一方面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能够不断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又为我们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邓旭初堪称当代中国高教改革的先锋，80年代初他率先在上海交通大学试行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岗位责任制，鼓励人才流动，改革工资制度，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大锅饭”，运用经济杠杆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充分鼓励与支持，以后逐渐在全国各高校中实践和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高校的改革。刘道玉从他的“乐学教育”、“创造教育”观出发，在武汉大学也较早地推出了学分制、导师制、转学转系制、评教制、插班生制和主辅修制等一系列系统的改革措施，使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开展教学改革的排头兵。路甬祥在浙江大学所推行的涉及教学体制、科研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也为全国高校的改革提供了一份成功的样板。
5.创立高教学说
在高教实践过程中，不少高等教育家都提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高教理论和见解，其中尤以潘懋元在创立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居功最伟，被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他的手上，中国终于建立起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现已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编制的“学科专业目录”），成立了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学会，设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博士、硕士点，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此外，匡亚明、朱九思和屈伯川等高等教育家们也长期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整理，即使是在他们卸任之后也依然不改初衷，老骥伏枥，潜心于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探究与现实问题的解答。其中，匡亚明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和樊恭烋的“产学合作理论”等，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宝库。
识逾同侪
我们此次向社会推介的十四位高等教育家，虽然在理论上尚未自成一体，形成如赫尔巴特、凯洛夫和杜威等大教育家们那样系统的教育学说与教育流派，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由于建国以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特定的政治环境所致，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教育规律的不倦探索，始终坚持教育规律指导下的科学办学。因此，即使是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他们始终不曾迷失过自己，甚至秉持着真理的力量起而抗争；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又能洞察先机，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与节奏及其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审时度势，探讨与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路。无疑，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家们的理论探求及其独特见解，正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
建国初期，我们根据原苏联的办学经验，按照学科专门化的要求开展了“院系调整”，实践证明弊端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事业有意识地进行了反省。朱九思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参照各国高校发展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主张，认为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世界各国最近几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而我国高校专业面过窄，“会使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而且造成现在工科院校师资队伍理论基础严重不足，给提高教学质量和发展科学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而率先领导华中工学院开始了综合化的进程。1983年5月匡亚明、屈伯川等联名上书， 提出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说明这一观点已为更多的高教界人士所认同与支持。
2.“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蒋南翔经常用“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语来强调教师尤其是著名教师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时，首先注意在政治上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建国初期能够大胆地提出“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就显示了他的胆略和远见。匡亚明同样坚信“一所大学，如果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因而首先在领导体制上保障教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在南大，校务委员会及其分属各委员会均由专家教授组成，负责全校一切重大事务，如科研规划的审议、教师职称的评定，等等。匡亚明的求才若渴为全国高教界人士所称道，不仅三顾茅庐延请出陈白尘、程千里等身处逆境的知名专家，而且不拘一格提拔了一大批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朱九思“广积才”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南大与华中理工大学的迅速崛起，正得力于它们科学的教师管理模式。
3.“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
早在五十年代，周培源就对当时削弱高校科研力量，从高校抽调出大批骨干教师的做法痛心疾首，曾当面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应当保留高校的科研力量及其职能，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的同盟军。匡亚明也认为“教学、科研两朵花要一起开”，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赖于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学与科研不能偏废”。朱九思进而提出了“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观点，要把科学研究视为高校教学之“源”。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决定了高校教学若想不落伍于时代的要求，就必须直接面对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开展，在今日也正是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有此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合格人才。按照钱伟长的说法，大家应担当起发展科学的“创造性”角色，而不仅是科技文化的“二传手”。大学的科研不能仅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还必须有创新和开拓性研究。为了确保高校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刘道玉十分重视“民主、自由、切磋、探索”学风的建设，热情鼓励与大力促进科学学派的形成、发展。
4.拆除与社会之“墙”，直面市场经济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制订的“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原则，蒋南翔、屈伯川等高等教育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思考教育如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因而积极投入与组织了当时学生“真刀真枪”的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要求实现教学、科研与生产的三结合。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教育如何服务现代化建设这一传统问题就又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同时也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可以一展身手的机会与空间。有关这一点，高等教育家们论述良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钱伟长的拆除“四堵墙”之说、樊恭烋的“产学合作理论”，等等。除此之外，屈伯川认为，为了更好地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应当大力发展市属高校，鼓励地方办学。
以上四点，当然无法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家们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却反映了他们对教育规律的不倦探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
德厚流光
高等教育家们不仅以其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杰出的教育思想称誉全国，而且其人格之伟大更为世人所敬仰。1992年6 月周培源先生九十大寿之际，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就用“献身科学，教育英才；功在国家，造福将来；寿比高岱，德被春荄；祝嘏欢呼，漪欤盛哉”的贺词真诚地奉献给了德高望重的他。在这些高等教育家们身上，既能看到威武不能曲的诤诤铁骨，也能看到仁民爱物的慈母深情。
与我们的共和国一样，高等教育家们的人生也颇多坎坷，在历次的政治风暴中大多倍受冲击。钱伟长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右”派已被打入另册，而周培源、蒋南翔、匡亚明、贺绿汀、江隆基和朱九思等人在“文革”期间也饱经摧残，江隆基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但是，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直着追求。秉持着真理的力量，面对长期的迫害，蒋南翔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写一句违心的检查。1970年在清华大学铸工车间劳动时，蒋南翔对《红旗》杂志上由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炮制的《为创建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翌年，他又发表了《关于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一些意见》，坚定地捍卫真理，不惜再受迫害。同样，周培源1972年10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综合大学理工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与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对抗，充分展现了他刚正不阿的个性与精神，连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深表敬佩。
记得贺绿汀在总结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经验时曾言道，“有一条是我不怕丢乌纱帽，敢于顶住来自上面的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让老师安心教课，让学生安心学习，不受或少受干扰”。在教师和学生面前，我们又看到了这些高等教育家们仁民爱物的另一面，同样感人至深。五十年代初，贺绿汀就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期间，经常去学生宿舍，当发现有人因家境贫寒无冬衣御寒时便以自己的棉衣相赠；发现学生生病，便趋前探望，赠以牛奶、水果等滋品，甚至亲自炖了鸡汤送去。匡亚明为了改善南京大学广大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可谓呕心呖血、煞费苦心，先后制订了《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意见》等规章制度，建立起为教师送薪、送粮、送医、送书等优惠政策，而他自己则常年蜗居在一间陋室里办公。“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同样是对所有的高等教育家们的衷心颂扬。
要实现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建设并取得相应的进展与经验，离开了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和成功的教育实践的推进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在开展“建国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验与教训”这一国家教委“八·五”重点课题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清晰地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设是与一批既在理论上有着系统观点和独特创见、而在实践中又颇有建树并为世人所公认的杰出的高教界人士的努力紧密相联的。在大力倡导“科教兴国”的今天，向社会公众大力推介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无疑更具重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