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教育在农村居民工资收入中的作用_城市化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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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8)03-0008-06

一、引言

在我国,收入分配一直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①,超出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但相关数据和研究发现,我国的收入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差距。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已构成对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的威胁。

一般而言,农村居民收入分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劳动者报酬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当前研究影响农村居民总体收入的文献比较多,本文与这些文献不同,它将农村居民纯收入细化,仅研究工资性收入,因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见表1),并且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北京、广东3省市2005年这一比重分别已达到74.7%、61.6%和54.6%。有理由相信,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进行,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还将持续提高。因此,研究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对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上文提到的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等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1]、产权不明晰[2]、农村税费改革相对失效[3]、农业所特有的地方性收费[4] 等等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主要原因。

其中,杨瑞珍(1997)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迟缓的原因在于人增地减矛盾突出,因此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5]。林毅夫(2002)认为,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产品调整[6]。喻平(2003)认为,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又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产业结构调整等制度支撑[7]。陈在余、蒯旭光(2004)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我国工业化走上了资本密集型道路,因此完善要素市场,重点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8]。魏杰、王韧(2007)在内部和外部二元机制的划分基础上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限制了内部收入决定机制的有效性,并直接导致基于农业自身的内部政策体系的相对失灵,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托于内部和外部解决机制的协调,即在改善农业生产成本—收益比的同时,重点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加大农业技术投入[9]。

这几位学者的共同观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的打工收入,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后者还包括从事农业的工资性收入等),因此出现了不少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影响因素的文献。

有一些学者在抽样调查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基本一致的结论是教育(尤其中学以后教育)对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水平具有很大的作用(侯风云,2004[10][11];苏群等,2005[12];高嵩等,2006[13]),并且外出务工农民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就业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De Brauw和Rozelle,2002[14])。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还与经验、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培训情况、婚姻状况等因素有关(侯风云,2004[10][11];苏群等,2005[12];De Brauw和Rozelle,2002[14])。这些都是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收入的微观(私人)因素。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分析了一些宏观(外在环境)因素,如卢志刚等(2006)考虑到了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影响[15];白明(2007)讨论了务工行业、地点、打工地的保障条件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16]。

本文主要考查影响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因素,既考虑教育、健康、迁移流动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也考虑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区域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定量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因素,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使用的是分地区的平均数据。除了考虑教育水平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也考虑了劳动力城乡流动、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健康状况)、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等因素的影响,另外还考虑了经济发展本身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所以,本文所建模型为:

其中,表示第i个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劳动者报酬收入);表示第i个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具体计算过程见下文说明),作为教育水平指标;表示第i个地区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作为劳动力城乡流动指标;表示第i个地区乡镇卫生人员数,作为健康指标;表示第i个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城市化水平指标;表示第i个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产业结构指标。为了反映解释变量变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对各年度工资性收入、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乡镇企业卫生人员数等数据都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用时间趋势项t表示经济发展、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用t·项表示教育对收入影响程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随机误差项。对于区域因素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并未采用虚拟变量,而是分东、中、西3个地区分别用上面的模型进行了回归,然后比较回归结果的差异。本文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回归方法是加权最小二乘法,权数为预期残差序列绝对值的倒数。加权最小二乘法的优势是剔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从而保证系数的有效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通过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以及对各学历水平教育年限的赋值求得的。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教育状况分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6个等级(分别赋值2年、6年、9年、12年、12年和15.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i省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为该省农村劳动力中教育等级j所占的比例,为教育等级j的受教育年限。

数据选用的是1993-2005年共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大约2400个数据,做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当然,利用各省市各数据的平均值,难免存在偏差,同时本文虽然尽量选择具有可比性、比较准确的数据,结果也可能受到数据本身的影响,但我们认为,所做模型基本可以反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和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

无论是全国的回归结果还是各地区的回归结果,调整的R[2]都在95%以上,说明所选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有较强的解释性。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

1.教育

从全国的回归结果看,教育对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教育的回归系数为0.295,说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村居民的平均工资性收入会增加29.5%。但是,教育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教育的回归系数,东部和中部分别为0.604和0.717,并且都非常显著,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的回归系数只有0.02,并且不显著。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西部地区教育的质量比较低,从而导致其影响工资性收入的程度较低。第二,东部、中部地区人口稠密,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离开传统农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而获得工资性收入(尤其中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东部地区就业,收入会显著提高)。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没有必要”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从而教育对其工资性收入的影响降低。第三,3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见表3)。西部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高,而第一产业中教育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比较低;同时作为当前吸纳劳动力能力较高的第二产业,西部的发展水平特别低,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得西部地区教育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总体落后的经济,也使得即使受过较高教育者,获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也比较少。

教育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的收益率,从时间趋势看,这一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教育与时间趋势交叉项系数为负)。这是符合世界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规律的。Psacharopoulos(1972,1981)通过数篇文章对各国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进行了归类和总结,得出6个主要结论,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教育收益率高于相应的发达国家教育收益率;一国之内,教育水平越高,收益率越低[17][18]。那么可以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当然,下降的速度是相当慢的,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教育收益率分别以每年0.59%(29.5%*2%)、1.2%(60%*2%)和2.84%(71%*4%)的速度下降。

2.区内城乡流动

诸多研究表明,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能够增加收入,人力资本含量(主要是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倾向于非农就业(侯风云,2004[11])。本文模型中使用了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表示农村居民的城乡流动。虽然该指标因存在跨地区的流动而不能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但根据流动规律,区内流动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所以可以使用这一指标。对全国而言,这一变量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但系数的符号为负,与预期不一致。通过分地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这是由西部地区造成的。东部地区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西部地区系数绝对值较大,且更显著些。

这一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与在其他单位或农业领域就业相比,农村居民到城镇单位就业,收入提高幅度并不很大,从而城乡流动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单位使用了大批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从而使得回归结果并不能准确反映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实际在城镇的就业情况。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从而回归结果比较显著。西部地区的城乡流动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广人稀,农村居民进城所获得的收入还不如留在农村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高。当然对个人而言未必如此,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就会留在农村了(信息充分情况下)。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进城务工农村居民一般是教育水平较高和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如果他们留在农村,可能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致富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当他们进入城市基本上就只能提高个人收入,而失去了其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3.健康状况

无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东、中、西3个区域来看,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并且系数也比较大。从全国来看,乡镇卫生人员数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会增加0.43%。健康状况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乡镇卫生人员数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会增加1.35%,这一结果与当前普遍认同的是一致的。农村的医疗保健水平,即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4.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就全国而言是显著的,即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越高。但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各地区并不相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并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

显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较高,同时,城市人口比重高、城市规模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到城市务工或者从事其他服务城市的工作而获得更多收入,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产生带动作用。尤其是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城市化更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更大影响。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比较迅速,不仅为东部地区也为大量的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和收入。也正是由于大量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到东部地区就业,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

5.产业结构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产业结构的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越高。各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造成的。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农村居民的一部分工资性收入是来自第一产业内部的,这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第一产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来自第一产业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小。

从时间趋势看,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可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政策的变化等等对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本文还考虑到劳动力负担系数、人口密度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等可能影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但建立模型后进行回归发现,这几个变量并不显著,从而将他们从模型中剔除。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各地区、各时期的劳动力负担系数差别不大;第二,人口密度并不是直接对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等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劳动力转移等产生影响;第三,乡镇企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道路,使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污染大、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从而近十几年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甚景气,很多乡镇企业破产倒闭[19]。

五、结论与建议

由于现有文献中没有专门研究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本文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但比较本文的结论和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还是有意义的。本文的有些结论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例如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是当前影响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尤其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远远低于世界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收益率呈上升趋势。但就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而言,教育收益率(即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并不低(总体为29.5%),可见,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如果能脱离传统农业而获得工资性收入,投资教育是有利可图的。虽然本文得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慢。从区域差异看,我国东、中、西部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差别较大,东、中部地区教育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中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最高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东、西部的研究结果则不一致。城乡流动一向被认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但本文的研究却发现城乡流动对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显著为正向影响,东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向影响,从而不能一概而论。本文研究支持了加速城市化能够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观点,但分地区而言,城市化水平对增加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是显著的,中部则不显著。本文研究还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第二、三产业。

鉴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但对西部而言应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加大农村健康投资;加大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改善城市务工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收益率,而不提倡西部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应防止西部人才外流造成的负外部性;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促进农村居民的城市就业,对西部而言则应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加快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步伐,同时应注意调整产业内部的结构。由于教育不仅能直接地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还会通过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率等间接增加收入,所以应该把发展农村教育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收稿日期:2008-06-26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

② 2004年我国城镇基尼系数为0.33(《中国发展报告2006》),2005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为0.375(《中国农业年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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