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开发”方法论原理中的几个问题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综合开发”方法论原理中的几个问题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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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在综合中发展”方法论原则的基本内涵

“在综合中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是作者基于对实践、科学与哲学前进的历史足迹的考察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历史演化及现代特征的一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实践与科学的综合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思维本性与特质而言是综合的,它在综合中产生,也必将在综合中发展。

“在综合中发展”,强调的是以综合为前提的分析和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而不是无分析的综合,更不是本体论还原论意义上的分析。无分析的综合是不存在的。本体论还原论的分析,是以对部分的认识代替对整体的认识。但分析的方法,以至分析哲学的方法,在一定限度内,对于“在综合中发展”的原则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分析的方法作为思维方法,逻辑方法,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哲学方法的合理利用,不仅有利于增强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明晰性,推理的逻辑性,也有利于促进哲学思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现代综合性思维理应包含现代分析的积极成果,否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于人类早期整体混沌的思维状态。

“在综合中发展”要求有超越于自然科学综合的更大跨度、更大力度,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实实在在的综合。系统科学的一些学科,例如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无疑是现代自然科学综合化的产物。他们也力图把这些成果推广到社会科学以至人文科学领域。他们这样做,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也是有成效的,但这种推广是有局限性的,还只是做了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这一艰难而复杂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工作,甚至还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推广,只是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层面或侧面,而没有覆盖其中的另一些更为重要的层面或侧面,这就是人的价值、精神、文化、传统、内心世界等明显地不同于物理世界、化学世界、一般生命世界的层面或侧面。要真正实现大跨度的综合,看来必须要有一种有关自然、社会与人的本体论的、生成论的新的探求,并立足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以及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一体化。就科学自身及其历史发展而言,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各学科的联系与渗透自近代以来,呈加速发展的趋势,科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联系紧密程度不尽相同的整体。从科学的总体层面上揭示自然、社会与人的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基本方法的统一,说明与理解的统一,将有利于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跨度的综合,并把科学的整体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在综合中发展”意味着综合与创新、综合与发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相互移植与交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相互移植与交叉,边缘交叉科学、综合科学的产生,广义上都与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相联系。系统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本身就是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产物。这些都是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从科学创造的内在机制看问题,以高屋建瓴之势,从跨学科的高度把某些不同学科的定律、法则综合起来,在相去甚远的某些学科某些领域建立起两个概念或者判断的有机联系,选择某一词语概括某种新的现象而形成某一新的概念、范畴,都有可能形成科学研究的某种突破以至重大发展。由此可以想见,立足于当代实践、科学与哲学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将发挥其巨大的创造功能,使之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已经出现的某些综合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的对当代实践、科学与哲学的综合,具有更大的难度(这个问题在后面会有所涉及),但若真正实现了这种综合,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形态的产生。直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不少学者在呼唤它的产生,但它仍未产生,还只是产生前的孕育。

二、关于综合的主体与“基核”问题

“在综合中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的。它不是无主体的综合,而是以领袖、专家与大众相结合的主体的综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核”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鲜明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及其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不断社会化,历史地形成了领袖哲学、专家哲学与大众哲学共存的格局。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运用、创造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的、认识的以至政治的原因,也同时带来了教条化、注解式以至庸俗化等种种弊端。鉴于存在上述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清算。也许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之前,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一清理任务,但领袖、专家与大众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体,综合的主体的这一总的格局,仍将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名实相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变成单纯的书斋哲学或讲坛哲学,相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方面倒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趋向。至于谈到综合的“基核”,自然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莫属。在这里,我们要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基核”是我们借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综合当代实践、科学与哲学优秀成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造成有如贝塔朗菲所说的“渐进集中化”那样一种态势,把各方面的优秀成果凝结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在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有的学者有那么一种笼统的提法,叫做多元化发展趋势,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综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问题。依作者所见,只要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这个问题就是不可能回避的。在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基础去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种可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融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这本质上是一种把现代还原为古代的历史还原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另一种可能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于西方哲学之上,或者以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那样,应该说,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有不少问题是很突出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核”的综合,原则上不同于上述两种做法,它不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传统哲学或者西方现代哲学“吃”掉(或曰综合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核”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综合”。困难的问题在于:这一“基核”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如何以此为“基核”去实现对其它哲学优秀成果的综合?关于前一个问题,要说得很清楚不容易,但根据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却仍然可以明确一个大致的轮廓,总的说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为基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学说作整体的理解。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尽管他们早期、成熟时期与晚年的哲学思想有某种变化,但他们的学说作为一种理论与观点的体系,应该说对大多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仍然是比较明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点、根基,也是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来综合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而不宜采取马恩对立论以及马克思早期、成熟时期与晚期对立论的立场去解决问题。至于如何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其他哲学优秀成果的综合,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进行讨论。

三、关于综合中国哲学优秀成果的问题

就综合中国哲学优秀成果而言,首先有一个对中国哲学的界定问题。中国哲学是一条百川汇流的历史长河,但就其跨越的时间与发展的程度而言,似乎都可以说它的基本的部分是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主张以唯物主义传统为主体,或是以儒学为主体,以儒道结合为主体,以儒释道三者合一为主体,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对中国哲学优秀成果的综合,本质上是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产生于被称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那个时代)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综合。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进行表达,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长时段的“时间间距”,以及古代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界”的差异问题。要综合,就必须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界”为基础的与中国传统哲学“视界”的“融合”。这种综合,一方面会出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理论观点,以及它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文化背景去阐释中国古代哲人哲学思想的情况,这是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以至当代史这一论断在历史综合中的体现,也是以今观古必然具有的性质。现代史学和哲学解释学已经说明过的道理表明,历史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某种现代阐释。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内在于时间的进化过程,以古观今从总体上说,今人之思想当比古人之思想有所拓展,有所丰富,有所前进。这说明,要实现这种综合,必须解决好“以古观今”与“以今观古”,返本与开新、历史文本的客观性与现代阐释的拓展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析与批判功能,既不可以把古人现代化,也不可以把现代还原为古代,既不可企求纯客观的历史,又不可以把现代阐释变成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在涉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究方法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主张应该把解释性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以历史为指向的社会系统分析结合在一起,超出解释中的主体意向和文化传统,把社会行为与经济条件的框架系统纳入考察的范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制约解释中的主观随意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综合问题

至于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综合,要跨越的思想障碍和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可能更多。首先,从思想障碍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根本对立的,怎么可以从中吸取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东西?翻翻以往的一些教材,我们大体上都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产生、发展的不同社会条件、阶级基础与认识根源的那样一种叙述,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现代西方哲学,从理论观点到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土壤都完全不同,因而它们之间只有对立、斗争,而无任何同一性可言。乍一看来,上述观点似乎立场坚定,泾渭分明,仔细一想,却觉得存在着片面性与僵化的毛病。人们大概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综合化的产物,也不会否定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相互渗透,这岂不说明在对立的思想、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否定的同一性?进一步说,对立的思想、理论、观点如果不是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的不同见解,又何以谈得上真正的对立?尽管阿多尔诺从广泛的意义上对同一性进行了批判,但与构成辩证法意义上的对立相联系的同一性却是不可以否定得掉的。再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看问题,即便是从整体上看是错误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一般情况下,也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局部的、片面的真理性,这一点,对现代西方哲学自然也适用。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立与同一,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吸取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因素呢?看来,突破以往的形而上学与僵化,以“世界史”与“整体史”的眼光,如实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置于一个共同的大背景之中,研究它们对同一个问题发表了哪些相互对立的看法,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发表了哪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在整个思想体系对立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着局部的合理因素,进而达到反思、完善与发展自身的目的,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大体产于同一个时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与劳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化时代,而两种思潮事实上是对这一时代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深层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这一现实,批判地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着力于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必然性、规律性,主张实行彻底的革命变革,从根本上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关于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表达了和我们相同的看法。实证主义则相反,他们在继承西方哲学经验论传统的基础上,把眼光集注于感觉、经验的层面,根本否认本质、必然性、规律性的存在,拒斥形而上学,并以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服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实证主义理论中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吸取的合理因素。如常识所知,实证主义是错误的,但实证、逻辑分析却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错的,但它的不少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于解决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那个时代相比较,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现代化与整体化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日益深化,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学术交流与对话正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与对话已经开始,但不够广泛、深入。假如今后能够形成一种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讨论与辩论的状态,那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二者之间对立与同一的具体状况,更加有利于达到反思与完善、充实与发展自身的目的。在古代,苏格拉底是率先以对话、提问、揭露对方矛盾,表明自己见解的形式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在现代,哈贝马斯在论述交往合理化的时候,也强调了对话的必要性。哈贝马斯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话,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取得人与人在行动中的一致,而我们在这里谈论对话,则主要是探讨通过这种形式,了解对方的观点,实现反思与完善、充实与发展自身的可能性问题。

五、关于实践的熔铸与理论的升华问题

前已述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必须综合实践、科学与哲学的成果。这是一个总的要求,也是一种全面性的要求。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发展,都必须在做完了实践、科学与哲学的各个部分、各个层面的综合以后才有可能。事实上,通过实践特别是涵盖面广综合化程度高的社会实践,对相关学科、理论成果的熔铸,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哲学思维方式实现理论升华,是实现这种综合的一种有效途径。

实践本身是一座熔炉,也是一种综合化的过程与手段,那些涵盖面广、综合化程度高的社会实践尤其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性质。例如,本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科研—军事工程、科研—生产工程,以及大科学、大生产、大经济、大战略的出现,使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体化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各门相关学科、理论在实践中的一次巨大综合。又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就象一座巨大的熔炉,起到了熔铸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的作用,许多理论在其中受到了经验,众多的有益的相关理论、观点被熔铸成现实的丰硕成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明确地主张,在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立足点莫过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以实践的熔铸为基础,还须借助于哲学的思维方式,使之升华为一种哲学认识。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既是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又是形成哲学认识的加工装置。它的基本特质在于,对实践的、现实的成果进行反思、追问,它像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同时也是黎明即起的报晓雄鸡,它力求超越,追逐无限,善于从整体的角度思考,着力于对规律的探求,并富有批判精神。借助于这种具有反思性、追寻性、超越性、无限性、规律性、整体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就有可能使我们从经验的、一般科学的层面,提升到哲学的层面,实现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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