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述评论文,美国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转变时期，也是美国对华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在中国社会革命处于决定阶段和超级大国对抗迅速形成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同先前相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取得的进展，都是十分显著的。
绝大部分成果产生于近八九年间。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其《论文集》第一辑时，只能在70余篇论文中进行选择，它们大致囊括了1979年后的五年半里中国大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全部学术成果，而其中研究抗战以后中美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①。此后变化之快之大，引人注目。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1985至1989年国内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论文达50余篇②。90年代头三年出现的此类论文，就数量而言仍甚可观。不仅如此，对于该领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导致了几部专著出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与牛军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它们和其他一批论著提供的真知灼见，代表了国内有关研究工作的前沿水平。
由于得自美国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已解密乃至刊印的档案史料）异常丰富，也由于美国学者撰写的众多论著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国内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达到了基本完整、相当深入的程度。对这些政策形成的多种原因、决策过程、实施方式、实际影响及其演变轨迹，已得到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说明。即使在一些问题上仍有歧见，也多半是因为观察角度、思考方法和取舍侧重有所不同，而不是因为缺乏形成一般结论所必需的史料，或对这些史料缺乏了解。可以说，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阐述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主要成就。本文将根据笔者个人的、必然有所疏漏失当的了解和判断，着重于按照自己理解的前沿成果来阐述近15年国内研究展现的美国对华政策历史图景，兼及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并对研究现状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看法和建议。
从开罗会议到马歇尔调处失败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直接缘自前此近两年，即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对前段时期的理解颇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后段时期、特别是对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美国政策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先谈关于这一起源的研究。正如美国陆军部史学家罗马纳和桑德兰早在50年代就感觉到的那样，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分水岭③。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这两次会议的战略大背景代表了远东乃至世界力量格局中正在出现的基本变化，它们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调整。国内有学者论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以及在开罗和德黑兰作出的决策或承诺，决定了苏联迅将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欧亚国际政治主角，而中国在盟国战略安排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与此相应，40年代初期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在对日战争和战后政治中“把中国当大国对待”——开始让位于新的通盘考虑，其宗旨是在远东与苏合作同时限制其扩张。一方面，象他为整个战后世界所设想，并已开始在欧洲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要通过满足苏联的“合法权益”来努力打消它进一步扩展势力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要防止中国国共斗争损害美苏关系并为苏联膨胀其在华权势提供诱因和机会。服务于这双重目的以及战胜日本的军事需要的，是中国问题上的一种逐渐明朗化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就苏联在华“合法权益”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在苏联配合下促使国共实行蒋介石领导下的军政统一。谋求苏蒋接近被当作贯彻上述政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④从总的倾向上看，开罗、德黑兰会议到日本投降期间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动作，包括罗斯福在开罗同蒋介石密谈、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试探、华莱士访华、哈里曼—斯大林会谈、向延安派遣陆军观察组、赫尔利调停及其在莫斯科的活动、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缔约谈判的安排等等，大体上是按照上述线索展开的⑤。理解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把握二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
在上述国际政治、战略和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背景下，以罗斯福变卦为特征的史迪威事件就不难理解了。一些研究者指出，罗斯福虽曾强烈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国与中共进行重大军事合作，但不应高估这一事态的意义，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战场危局造成的一种应急的、暂时的反应，并不意味罗斯福正在采取一条可能导致美国不反对中共成为中国领导者的路线。同样，罗斯福强烈要求蒋介石向美国交出军队指挥权，也主要是出于一时的军事急需，并不意味他准备与蒋破裂⑥。因此，史迪威事件期间的这些事态只是一种短暂的“偏离”，它们没有改变正在展开的对华政策基本点及其大走向。至于罗斯福最后对蒋退让的种种具体原因，已由学者们作了大致周全的揭示和说明⑦。
史迪威被召回前大约半个月，美国军方决定不在中国海岸登陆。这两个事态使得美国和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复存在，而一度有所动摇的扶蒋方针确定不移。随后，联苏扶蒋溶共限共政策得到了更积极、更一贯的推行，主要执行者便是赫尔利。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些驻华代表的强烈亲蒋立场对出自白宫的政策大有推波助澜作用，但罗斯福本人有力地支持了他在走向与中共对立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举措⑧。经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缔约谈判完成时，1943年底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达到其实践的顶点。
紧接而来的是助蒋反共政策。有如美国历史学家沙勒、国内一些研究者准确和详细地阐述了日本战败后的几个月里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军事干涉。助蒋阻止中共受降，海空军运送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控制广大关键地区，海军陆战队替蒋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并为此对中共部队动武，还通过大量军火援助与顾问援助全面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⑨。调兵遣将的魏德迈取代仍在“调处”的赫尔利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要化身。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投降时美国面对国民党大致仅控制西南一隅的局面，要防止中共支配中国主要地区就只能依靠武力干涉。美国的军事支持使国民党转而拥有战略优势，而它和苏联的政治支持则加强了国民党的外交优势⑩。
然而，象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用军事手段助蒋反共的政策很快便陷入困境。首先与美国意愿相反的是，中共蔑视美蒋禁令，坚持受降权，扩大华北解放区。其次，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一系列进攻，中国由此出现局部内战，全面内战的危险随之增长。不仅如此，美军与中共部队的一些冲突表明，美国的政策可能导致它大规模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而这两者都是杜鲁门政府不愿意或经不起的。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急速膨胀，加剧了它的内在虚弱和腐败，并使其扩张之势迅成强弩之末。第四，苏联在远东关键地区之一——中国东北的行为与美国的期望大相径庭，它设法阻挠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却允许大量中共部队进入。最后，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行径遭到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广泛指责。(11)显然，美国如果继续其军事干涉政策，就难免大规模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而如果停止这种干涉，又会使蒋介石难以巩固他已经控制的地区和占据新的地区，特别是东北。从1945年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出一系列电报，把这个难题摆到了决策者面前，从而引起了最先由美国学者费斯阐述、后由我国史学家进一步说明的“决策危机”。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国务院终于提出办法，即一面继续支撑蒋介石的军事地位，一面重新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使蒋获得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机会。随后赫尔利突然辞职，马歇尔被委派为赴华特使推行这一政策。这就是一些国内学者如实展现的马歇尔使华的由来(12)。
马歇尔的具体目的和行动方针，是由其使华指令及其附属文件规定的。一位论者独具匠心，指出确保向东北运兵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促成华北停战、谋求和平统一（以及海军陆战队留驻中国），颇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保证蒋介石控制东北。其研究显示，美国首先着眼于排挤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力求将其势力规范在关于远东的雅尔塔体制之内(13)。为此，也为避免中国大规模内战会给美国利益带来的种种风险和危害，并且进而追求降服共产党、改良国民党乃至重新塑造中国政治的理想目标(14)，马歇尔开始了他的调处活动。有论者以他1946年3月返美述职为界，将其调处经历分为两阶段；另有论者较细致地把他3月以后的在华活动再分为两段，其界标是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15)。马歇尔在第一阶段是成功的，此后逐渐走向彻底失败。成功首先在于他迫使蒋介石同意华北全面停战，以此为条件使中共同意美国援蒋向东北运兵。其后，蒋依凭已进入东北的大量军队实施武力解决，马歇尔却因承担了保证国民党在东北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义务，无法公正地调处。在蒋不愿谈判解决、中共东北政策变化和马歇尔的促和与助战努力自相矛盾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关外战火数月不熄(16)。6月初东北休战协议勉强达成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绝大多数论者都强调，整个调处期间美国陆续向国民党提供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以及马歇尔本人对国民党的袒护，直接鼓励了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同时又使得促蒋和谈的要求缺乏约束力。美国政策的这种内在矛盾，是马歇尔调处失败的根本原因。
某些学者在论述马歇尔调处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同美苏关系恶化和冷战开始密切相关。罗斯福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美苏合作依然被当作对华政策的基石，但一些高级官员已对苏联对华意图深感忧虑。对日战争的结束和苏联在东北的行为进一步促使决策者把中国局势同美苏角逐联系起来。1946年初，遏制苏联开始成为美国外交和战略的主导观念，随后伊朗、德国、原子能国际管制和黑海海峡等问题上的美苏对立揭开了冷战时代。冷战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扩张的工具，而1946年2至3月苏联在东北再次支持中共更使美国政府相信这一点。所有这些对美国的在华举措都有重要影响(17)。政治解决关系到防止“俄国在远东取代日本”，援蒋内战是为了不让苏联控制中国的众多人口、资源和战略位置(18)。反过来，马歇尔使华经历又显著地加强了把中国国共斗争当作美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倾向。中共猛烈抨击美国一面调处，一面援蒋全面内战的行径，并且公开宣告同各国民主力量站在一起，反对美国为魁首的世界反民主力量。这些被马歇尔及其华盛顿同事当作中共尾随莫斯科反美的确证，从而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敌意。马歇尔使华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即在于此(19)。研究者们指出的其他重要结果包括：蒋介石利用调处争取了时间和美援，完成了内战准备，并由于美国在调处期间的表现而确信美国不会、也不能抛弃国民党政府，这是他坚持内战的精神支柱；中国政治中许多希望和平与改良的“第三方面”人士终因美国在调处的同时助长内战、容忍独裁而幻灭，从而放弃中间立场，站到中共一边(20)。此外应当看到，调处经历使得马歇尔和其他主要决策者对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及其政权的素质深感失望，甚至厌恶，这对以后的美国政策影响匪浅。
从马歇尔调处失败到《白皮书》发表
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的军事地位由优势直落而下，以至迅速崩塌，其政治素质则依然以独裁、腐败、低效、守旧为特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面对欧亚全线告急但其可用资源相当拮据的矛盾，不能不依据所涉利益的轻重、成功希望的大小和预计成本的高低，来安排对外干预的轻重缓急次序。由于中国内外的这些基本因素，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政策先是抢救沉船但不全力以赴，后是设法脱身以免再受其害。在前一段，美国决策者们的抢救意愿除了出自他们对中共胜利感到的焦虑和恐惧外，还受到军方人士和国会共和党人压力的很大影响。在后一段，类似的压力和其他较次要的因素，有力地阻碍了脱身尝试，终使美国失去了摆脱国民党的较为现实的机会。
60年代初，美籍华人学者邹镋主要依据政府公开文件，最先阐释了上述政策图景(21)。以后一些美国学者补充了许多史实，但大体未超出邹镋的结论。在中国大陆研究者中，主要是资中筠系统地论述了整个这段政策史，其史述足够翔实，其见解颇有独到之处(22)。马歇尔离华后头半年的美国政策被她称为“观望”（邹镋称之为“部分撤退”，内容包括撤出绝大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美国不再承担调处义务，暂停对华军援和不发放新的双边经援等）。这一政策的原因被认为是国民党的军事攻势还能维持下去，美国仍在期望“中间力量”掌权的局面，从“中立”姿态到公开援蒋内战需要转圜时间等(23)。应予补充的是，美国当时的举措更是为了：①防止美军卷入中国全面内战；②让国民党去打美国不乐意的这场战争，同时避免承担未来调处失败后必然会产生的保证国民党政权生存的责任。它们都同国务卿马歇尔前一年的在华经历相关，这一经历加强了他防止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多半无望的内战事业以致不可自拔的意念。
然而，1947年春末起，杜鲁门政府一面恢复对国民党的军火供应，一面酝酿新的援蒋计划。在此酝酿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资中筠予以详述的魏德迈使华(24)。这位主张积极援蒋作战的将军奉命前往中国“调查”之际，国民党正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而其统治区的经济、政治形势亦已全面恶化。如何对待这一局面，美国行政当局内形成了两种意见：国务院倾向于提供适度的、以改革为条件的援助，得到杜鲁门赞同，军方则主张大规模全面援助而不必、也不能等待国民党改革，这与国会内外亲蒋集团的大力鼓噪相呼应(25)。马歇尔要魏德迈赴华，并非因为他在援蒋问题上转到了军方一边，而是出于种种始终引人猜测的政治盘算(26)。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后建议大规模全面援蒋，尤其是急剧增加美国顾问的种类和扩大其职责范围，并承担长期经援义务。与资中筠所述有所不同的是，马歇尔未采纳这个难免导致美国包下国民党政府的方案，但仍对军方有所让步，即悄然打消了先改革后援助的初衷。
酝酿的结果是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的《援华法案》，这使已在进行的行政当局及其支持者同国会亲蒋势力之间的公开辩论达到了高潮。一位研究者提出，辩论的焦点在于美国是否应像援助西欧那样制订长期援华方案，而其核心在于美国推行全球战略时是否应背起垂死的国民党政府这一沉重的包袱(27)。马歇尔代表行政当局，强调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有助美援奏效的条件远不如西欧，强调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出路在于自助自救。论者们指出，最后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是辩论双方妥协的结果，它比较接近行政当局的立场，即在抢救沉船时要量力而行，并且留有脱身的余地(28)。
1948年援华法通过后，随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杜鲁门政府的脱身意念迅趋强烈。一些学者论述了1948年秋冬杜鲁门和马歇尔如何再三拒绝司徒雷登和国民党关于扩大援助的要求，如何把规避“包下中国政府的责任”当作对华政策的大前提，并据此决定对蒋介石下野等问题的态度(29)。1949年1月下旬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尽可能摆脱国民党政府更明显地成了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大致而言，艾奇逊在这方面的基本想法和实践、他从杜鲁门得到的支持以及在行政当局内外遭到的严重阻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一般熟知的，并且殆无争议。因此，这里只需提到一些在内容或表述方式上有独到之处的论断。有学者强调：美国决策者尽管希望从中国内战中解脱出来，但总不能及时见诸行动；他们的“认识落后于现实，决策落后于认识，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结果一直在重重矛盾中挣扎，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位学者还对美国决策者拒不支持李宗仁政府的某些具体原因，作了比国内外同行高出一筹的推测和分析(30)。另一位研究者基于对艾奇逊远东战略思想的理解，指出这位国务卿所以谋求使美国摆脱垂死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一个重要考虑是有助于在远东遏制中苏共产主义。这个看法从大处着眼，切中要害，遗憾的是他把此种考虑形成的大致时间定于1949年底（即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和48/2号文件问世之际），而未提前到是年夏秋之交（即《白皮书》发表以及《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康纳利修正案提出之时）(31)。
1947年开始大显身手的国会“中国帮”和“院外援华集团”，由国内某些学者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这一势力的政治活动既是40年代末期推动美国援蒋和阻挠美国弃蒋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此后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和数届政府与新中国敌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的考察饶有意义。一位研究者借鉴美国人凯恩的开创性成果，并经过对中外史料的独立探究，成功地阐述了院外援华集团的形成史及其影响对华政策的途径和方法(32)。此后，另一位研究者不仅根据更广泛的中外史料进一步提高了史述质量，而且总结出国会内外亲蒋势力同执政者之间的思想差异，将其归纳为对美国全球利益重心的不同看法，对中国局势症结的不同认识和对美国干预能力的不同估计(33)。这一总结有助于理解关于1947至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政治的多种问题。
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
在试图摆脱国民党的同时，美国对中共和新中国实行怎样的政策？对此，美国学者中间存在显著的分歧。专事中美关系研究的科恩和塔克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美国决策者（主要是艾奇逊）意欲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并为此作了不少尝试，中美未能和解主要是由美国国内亲蒋势力、中共的反美行为和朝鲜战争爆发这三个因素造成的(34)。他们的观点同50和60年代美国学界的普遍看法没有很大区别。然而斯图克和布鲁姆等人在对美国东亚战略与政策的研究中发现，杜鲁门和艾奇逊本人并无和解意图，其政策思想和行为同上述三个因素一起，使得中美之间不存在关系改善的机会(35)。
在我国大陆学者的有关论著中间，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当然所有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中美敌对的原因大多在美国方面。具体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与科恩和塔克等人的判断大致相同，把艾奇逊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主流当作现实主义的，其总方向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同新中国建立非敌视关系；艾奇逊为建立这种关系作了巨大的努力，但终未贯彻到底，因为美国先前援蒋内战在中国造成了仇美情绪，国会内外亲蒋势力也与他为难，加上他本人的反苏反共反革命观念限制了他的对华现实政策(36)。或许可以说，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亦可见于科恩和塔克的著作，那就是从杜鲁门政府争取摆脱国民党政权的尝试及其对中苏分裂怀抱的希望中，直接导出它企图同新中国和解的结论，然后用某一些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个结论，并用这个结论来解释美国对新中国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在基本结论上接近斯图克和布鲁姆等人。其持有者强调杜鲁门政府摆脱国民党的尝试与其对新中国的态度之间并无因果联系，既注意它对中苏分裂所作的长远估计，更注重它对中苏关系实况、促进中苏矛盾的策略方式、用和解行动离间中苏关系的成效和利弊得失等问题的具体认识和设想，并且在远东遏制战略的框架内考察其对华政策。这种观点认为：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里，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想方设法加剧其经济困难，包括严厉限制对华贸易，力图尽可能阻止台湾和西藏的解放，制订和推行对华遏制，并把这作为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一大环节，这种政策的各具体方面，大多在1949年上半年即已存在，其余（除阻止西藏解放）形成于是年夏秋之交；美国的上述行为既出于对多种利益的权衡，也出于意识形态和感情的驱使，是中美对抗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反对、孤立和遏制新中国这一点上，艾奇逊及其幕僚同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大区别，关于中苏最终可能分裂的估计也没有真正导致其政策的温和化；对艾奇逊来说，争取摆脱国民党和反对新中国是远东遏制战略的两个侧面，它们同加速复兴日本、着手支持法国的印支战争、确定西太平洋防御带等举措一起，构成了美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反应。(37)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之间，但离第一种较近，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里，美国对中共和新中国采取的政策既非争取和解，亦非反对、遏制和孤立，而是“等待尘埃落定”。换言之，这段时期里美国决策者始终举棋不定，未形成比较明确、比较连贯的基本行动方针。决定美国态度的是决策者对新中国的认识、对中苏关系的估计及其对新中国政府是否反美的判断，其中第二个因素最为关键。1949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主要从促进中苏矛盾出发，留有承认新中国的余地，制订了比较宽松的对华贸易政策文件；1949年下半年，视中共恪守苏联路线的看法逐渐加强，但分化中苏关系的考虑仍使美国政府规避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对态度，甚至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仍认为应留有改善关系的余地；在这段时期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几乎始终包含着争取中共疏远苏联的动机。(38)
第二种观点同其他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显然同如何把握美国决策者（特别是艾奇逊）关于中苏矛盾的观念密切相关。第二种观点的阐述者之一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展示了上述观念的多层次内涵：①中共和苏联之间存在矛盾乃至关系最终破裂的种子；②这些矛盾远未发展起来，中共追随苏联的现状很长时间内不大可能改变，中苏分裂是一种遥远的前景；③中苏裂痕将由中苏关系中的固有因素所引起，美国善待中共几乎全无奏效的可能；④对中共施加巨大压力，特别是公开咒骂中共是苏联傀儡和加剧其经济困难，有助于促进中苏摩擦；⑤对中共采取和解行动会损害美国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多种重要目标，包括阻碍中共政权的巩固和加强；⑥中共和苏联的矛盾只是中苏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反共反苏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同苏联为首并包括中共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对立，美国应通过行动来助长，而非损害这些因素，帮助引发变革“外来制度”的“新革命”。艾奇逊等决策者所以反复申述应当利用和促进中苏矛盾，首先是为了对付行政当局内外的援蒋要求，并使他们自己更加相信摆脱国民党是合理和有利的，其次是为了辩解其他一些并非从善待新中国出发的考虑和决定(39)。就美国决策者关于中苏矛盾的观念形成切合实际的共识，是弥合前述分歧并促使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研究取得新的显著进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台湾问题
从1948年底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台湾。对杜鲁门政府来说，它既关系到能否成功地摆脱在华失败的牵累，又关系到能否把中共的控制限制在中国大陆。它还同美国究竟采取怎样的远东总体战略密切相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这两者互为因果。
从80年代初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40)开始，国内学者经先后探索，已搞清了导致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声明的决策演变详情，就其主要性质作了基本一致的评判。1948年末，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之际，杜鲁门政府开始制订台湾政策。依其对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估计和对可用能力的权衡，它决定致力于扶植脱离国民党中央并阻止其势力入台的台湾地方当局（“台湾本地非共中国人政权”），达到不让台湾落于共产党之手的目的。这项计划的前提——台湾军政权力尚未被蒋介石集团掌握——是虚妄的，而且刚着手执行便遭到蒋的有力抵制，结果很快就被放弃。国务院内随后冒出了几套迅速将台湾公开分离出中国的方案，但它们都需要美国动武才能实现，而军方坚持不能为台湾分散兵力。出于无奈，国务院经杜鲁门赞许，于1949年10月确定了对台新政策：一方面接受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另一方面只向台湾提供少量经济援助。这实际上是把美国自1948年秋天起对中国大陆实行的政策延展到台湾，准备面对其“失陷”。然而，军方领导人对国民党的防守能力较为乐观，并且远为重视支持蒋介石的“道义责任”，因而于年底要求改变政策，向台湾提供军援。在艾奇逊与之当面交锋后，杜鲁门肯定了现行政策，并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以压服仍不甘心的军方和对付共和党亲蒋势力的抨击(41)。学者们的论述表明，贯穿于上述过程的是三条主要决策原则：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以防其战略位置被苏联利用；蒋政权不是藉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可靠工具；美国的武装力量亦不可用，除非发生危及其远东战略阵地的战争或军事危机。
不过，美国的远东战略阵地究竟作何分布，美国政府自己在1949年底以前并无定见，也不可能有定见，因为在它的筹算中，台湾将落于谁手的问题尚无答案(42)。正是在认定无法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之后，行政当局迅速确定了远东总体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和48/2号文件）。一位论者指出，这个战略划了两条遏制线，第一是西太平洋防御带，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第二是亚洲大陆东部中苏外围，主要是南朝鲜和东南亚，台湾实际上被排除在任一遏制线外；在西太平洋一线，美国直接承担遏制责任，由美军抵挡外来进攻；在大陆一线，美国将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支持和军事、经济援助加强当地非共或反共力量，由这些力量进行遏制，不投入美国部队(43)。问题在于，为何仅仅半年之后，美国的第一遏制线前推至朝鲜半岛和台湾？如何解释美国的远东战略与其对台政策的这一大转变？
70-80年代之交，一批美国史学家提出了某些适切但尚不充分的解释(44)。我国研究者以此为借鉴，经过探索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最先试图揭示个中原因的论著提到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动用武力有其保留条件，阐述了1950年上半年军方和国会“中国帮”强烈要求以各种方式承担援蒋保台义务，并说明国务院内部也存在敦促重定对台政策的势力(45)。此后，显示艾奇逊本人可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倾向改弦易辙的一些迹象，也得到了注意。但是，更深刻、更基本的原因，在于1950年上半年远东和美国国内的一些重大事态以及杜鲁门政府全球战略观念的变化。两位研究者论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越南抗法战争在新中国支持下的蓬勃发展，东南亚战略地位的上升，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杜鲁门政府远东政策的冲击，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代表的新遏制战略观（以全球干涉主义和倚重美国武力为特征）之取代初期遏制战略观（以有限资源集中用于关键地区和倚重对外经援为特征）——所有这些因素以其各自的作用方式，侵蚀着远东两条遏制线的区分，使得“丧失”中国大陆之后再“丧失”远东任何地区成为美国政府很难容忍的(46)。这些研究表明，美国用军事手段防止台湾失守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可避免，而且即使不发生这场战争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对过去和未来的几点看法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只是同时期中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尽管迄今为止它们在已有成果中占主要份量。关于国民党对美政策的探究也有其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面世的一篇专题论文(47)和资中筠专著中的多处论述。近两三年来，仍有少量含有独到见解的论文见诸于学术刊物，试图总结这一时期里国民党对美政策的主要特征和变化轨迹，或讨论其中的某些片断或侧面(48)。研究者们不仅大体令人信服地勾勒了有关历史的大轮廓，而且在还原历史详情方面做了某些独到的贡献，例如一位学者就国民党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反应方式所作的论述，就是如此(49)。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对美政策得到的探讨较为深入。这方面的进步，首先有赖于牛军所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一书。该书的精华在于其中四章，它们论述了中共自形成“七大”战略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向大国体系宣战”。作者根据绝大多数学者迄今无法利用的中共外交档案史料，并且得益于较宏大的构思和深入的分析，展示了中国革命的这段关键岁月里中共对外战略的基本性质及趋势，即从背靠苏联、与美对立、发展力量，曲折地进至突破美苏束缚，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支配着中共国内战略轨迹的对外战略演变过程，是在远东国际关系的大框架内得到揭示的。贯彻始终的国际眼界和多边分析是其论述得以成功的关键。在其他研究成果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1949年和1950年初中共对美政策、策略和措施的阐述，包括说明多层次的决策原因和总结成就与经验(50)。此外，亦有论者开始探讨其中的失误之处及其缘由(51)。近年来，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行为，成了不少学者探究的对象，其成果有助于人们理解同时期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共的对美政策(52)。
然而，迄今关于中国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研究，在成果的数量与总体质量上远不如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不平衡状况主要是由档案开放程度的显著差距造成的，但也同学者主观努力的大小和学术讨论可行范围的宽窄有关。这里所说的主观努力，更多的是指利用中国方面各类非档案性史料进行探讨，而不是发掘档案，作为研究的先决条件，因为目前在客观上有可能在后一方面取得重要收获的，只能是极少一部分学者。主要（甚至完全）依靠非档案性史料，也能做出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成果（例如里登—安德森的《延安和大国》与惠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又如从E.H.卡尔到乌拉姆和布热津斯基等西方几代苏联学家关于苏联对外政策史的力作），关键在于勤于阅读和分析汗牛充栋的公开资料，并借助比较合理的演绎和推测来尽可能弥补公开资料的不足。总的来说，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这种状况妨碍现有条件下的探讨取得足够广泛的成就。
中国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研究现状影响到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解释和评价。一国针对其交往对象的行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对于这一对象的逆向行为的一种反应，而这一逆向行为又往往是该国先前的行为所引起的。毫无疑义，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变动受到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各个重要阶段和各个重要问题上的作用方式及意义，很难说已被准确地了解。例如，蒋介石试图利用苏联对付中共的愿望及有关活动怎样影响了美国制订雅尔塔方案？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军事干涉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配合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国民党谋求美国援台的幕后活动对1950年上半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趋势有何促进作用？中共对瓦尔德和兵营地产的处理实际上怎样影响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同杜鲁门否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究竟有何关系？等等，都有待回答。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有关政策、活动或动机尚未作出足够的揭示和说明，我们仍不清楚美国政策形成的一部分中国原因，也不清楚美国决策者对于其中国盟友或对手的目的与行动所作的判断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从而难以对美国政策作出恰如其分的全面评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国共两党对美政策探讨取得显著进展，是提高美国对华政策阐释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本身的研究，也仍有进步的必要和余地。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包括改善研究方法、加工旧选题和探索新选题。改善研究方法主要应针对目前成果中相当普遍的缺陷。其中最妨碍进步的，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未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置于远东乃至世界范围的美国战略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研究缺乏应有的多维国际框架。不少学者在探索扶蒋反共政策的由来、马歇尔使华的目的、弃蒋尝试的动机、对新中国的政策与弃蒋尝试的真实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前对台政策的转变趋向等论题时，就是如此，影响了有关论述的深度和准确性。相反，另有学者将广泛的国际眼界与细致的中美决策探究结合起来，就同一些论题和若干其他方面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见解。问题在于，这种考察方法的自觉运用迄今还远非常见，既落后于美国同行学者中间的主流倾向，也落后于我国学者对19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状况。要改变此种局面，就需拓展眼界，加强对解放战争时期及其前后远东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美国总体战略的认知，并且尽可能多了解同时间内美国政府对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看法和政策。
研究方法上另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是重复研究。选题的重复是正常现象，但须在论断、基本论述方法或重要史料的发掘方面有所创新，否则会影响学术资源之合理的自然配置，使研究者既不注重检验已有成果，亦不思考选择前沿方向。重复研究的根源之一，在于对国内已有成果了解不够，或虽已了解，但领会和借鉴不够，以致不必要地做了多余的工作。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已有成果多所借鉴，但未予承认，这至少表现了文风的不严谨。相类似的，是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甚了解，或者了解多于借鉴，借鉴多于承认。这既加剧了重复研究现象，也妨碍国内学者较广泛地确立起认识、对照和赶超国际水平的意识。很明显，如果学术界内部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会大有助于减少重复研究。
公正、冷静但仍不失立场，对合理地思考和论述中美关系史是必不可少的。国内许多学者逐渐懂得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且大致具备了与之相符的学术习惯，而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比较健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提供了形成、坚持和发扬这种学术习惯的客观条件。但是，近两三年来仍有一些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著述，在行文、措辞和观点上过分地感情化，囿于那些已由实践证明不适当和不准确的陈套。例如，仍用“美蒋勾结”或“美蒋阴谋”来概括马歇尔调处期间的美蒋关系，甚至很不符实地断言国民党政府“亦步亦趋地追随马歇尔在华调处”，还有一篇论文断言苏联1945年至1946年间在东北同美国角逐的目标是“成立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实现与恢复沙俄帝国称霸世界的旧梦”。凡此种种，反映了作者在思考方式上的某些偏颇。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多数问题业经国内学者探索过，并且有了一批相当好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已无加工余地。相反，仍有重要问题需作并非局部性的再研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新中国的政策。如前所述，无论中外学者，对其基本性质、决策动机和实践含义，尚无共识。鉴于这个问题在战后中美关系和远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必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讨论。1950年上半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另一个值得加工的旧题。尽管已有学者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宏观框架内予以阐释，行政当局内外的压力已得到详述，但主要决策者个人态度的变化轨迹还很不清楚。马歇尔使华的由来也是可以继续讨论的课题，其症结已不是说明具体的决策过程及其中国背景，而是把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同美苏关系和雅尔塔体制（包括其既定环节和未定环节两者）紧密联系起来，使之如实地展示为美国远东一盘棋的组成部分。还有1946年全年华盛顿方面对远东和中国问题的观察、讨论和政策意向，司徒雷登和决策者之间的一致和歧异，国会内外亲蒋势力阻碍行政当局弃蒋尝试的具体活动及其作用途径，美国前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活动，美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管制对华贸易的实际措施及其对美国在华工商企业的政策，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同英国、印度以外的西方国家和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等等，也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探索新选题是保持学术活力的一条根本途径。不仅如前所述应在中国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研究上面多多努力，而且也应寻找和填补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空白点。经济、文化政策是空白尤多的领域，对此类选题既需把握它们同政治政策的关系，又需相对独立地予以对待，避免将不同类政策目标和政策形成因素单一化。两位学者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论述就提供了比较成功的例子(53)。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行为不能代替美国民间人士的对华行为。探讨它们两者的对华经济、文化交往，并考察中国各成份的对美经济、文化交往，应当是今后的一项主要任务。
注释：
① 袁鸿林：《1979至1984年6月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罗马纳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49页。参见梁敬錞：《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④ 时殷弘：《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载《近现代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8年第3辑；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4页。
⑤ 项立岭：《赫尔利和罗斯福对华政策》，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章第三节；时殷弘：《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近现代国际关系》1986年第1辑；陶文钊：《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⑥ 陶文钊：《赫尔利使华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从敌视到战争的历史回顾》（博士学位论文，1987年12月），第13页。
⑦ 何迪、曹建林、翟卫华：《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严四光：《史迪威陈纳德龃龉与美国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⑧ 陶文钊：《赫尔利使华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项立岭：《赫尔利和罗斯福对华政策》。
⑨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纽约1979年，第12章；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7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36-39页。
⑩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6-17页。
(1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53-56，68-70页。
(12) 费斯：《中国纠葛》，普林斯顿1953年，第35章；屠传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对华政策》，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
(13) 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 关于这一理想目标，见王冠华《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使华》，载《近现代国际关系》1986年第1辑。
(15) 屠传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83页。
(16) 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
(17)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4章第2节；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9-20页。
(18) 杜鲁门在决定派马歇尔使华的当天称：“除非我们在中国采取强有力的立场，俄国就会在远东取代日本。”见梅伊《杜鲁门政府与中国》，费城1975年，第10页。
(19)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20页。
(20) 饶戈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载袁明、哈定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邓泽宏：《美国对华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1) 邹镋：《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1963年。
(22)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5、6、7章。
(23)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43页。
(24)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43页，第5章第4节。
(25) 关于亲蒋集团当时的援蒋宣传攻势及其与党派政治的关系，见袁明《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26) 此种猜测的例子，见邹镋：《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62页；斯图克：《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27) 袁明：《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28) 同上；王建伟、颜声毅：《试论美国1947-1948年的“有限”援华政策》，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编：《美国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29)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207-211、369-370页；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
(30)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90，219-220页。
(31) 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上述时间实际上也是艾奇逊初步提出对华遏制政策的时间，见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55-56页，并参阅《白皮书》篇首艾奇逊致杜鲁门函。
(32) 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凯恩：《美国政治的院外援华集团》，纽约1974年。
(33)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0章。
(34) 科恩：《艾奇逊及其幕僚与中国》，载博格和海因里希编：《未定之秋》，纽约1980年；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纽约1983年。
(35) 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北卡州查佩尔希尔1981年；布鲁姆：《划分界线》，纽约1982年；加迪斯：《战略透视》，载《未定之秋》。
(36) 高明振、林利民：《试评新中国成立前后艾奇逊的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
(37) 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剖析》；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5、41-56、113-138页；时殷弘：《论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0)》，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陶文钊：《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与承认问题》，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时殷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蒋耘、时殷弘：《建国前后美国对西藏的图谋》，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38)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8、9章。又见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观》，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39) 时殷弘：《决定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政策的几个基本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0) 资中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
(4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283-310页；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
(42)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14页。
(43)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113-117页。
(44) 《讨论纪要》，载《未定之秋》，第127-128页；海因里希：《美国对华政策与亚洲冷战——新看法》，载上书，第287页；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第151页；卡明斯：《冲突之子——1943至1953年的美韩关系》，西雅图1983年版，第32-38页。
(45) 资中筠：《历史的考验》。
(46) 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第7章；苏格：《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载《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47) 饶戈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
(48) 宋春、娄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政策的演变》，载《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载《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唐继革：《论国共隔海对峙格局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49)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234-236页。
(50) 主要见何迪：《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杨奎松：《论四十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0期。此外，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章对探究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对美政策具有相当可观的价值。
(51) 《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载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时殷弘：《论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0)》。
(52) 详见李嘉谷《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53) 任东来：《试论1946〈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陶文钊：《1946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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