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生产》若干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间的生产》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重要著作，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空间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自1974年出版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围绕这本书的研究，也有很多的问题与争论。本文以该书在形成和解读中的一些问题研究为立足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空间问题研究进行一次巡礼，以发现问题、寻找线索、推进相关研究。 一、风格独特、思路谲异 距今整整四十年前(1974)，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出版了他退休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著作《空间的生产》。①本书是年逾古稀的列斐伏尔以口授体的方式写作而成的，据他的学生讲“他有意坚持这样做”②：“他的写作实践被固定在(他的声音和他的打字员的活动的)二重性上。他‘活生生地’口述他所有重要的书和文章，而他的女同伴打字，这样一来，对话就暗含在他的作品的不连贯性中。如果他的作品殊难阅读或分析，这是由于它们被理论问题所切割，而且由于它们是由很多口述的材料和讨论(这些讨论是打字员们未被公认的贡献)所组成，这些讨论填充在(列斐伏尔提前写好的)一个很长的要点的提纲之中”③。“列斐伏尔的写作风格——带着大量理论论证，它有很多含蓄的指涉，难懂的组织结构和经常的离题——确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有时完全让人沮丧，即使对他的法语读者来说。”④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理解的难度。毫不夸张地说，《空间的生产》一书，就其阅读难度及其思想复杂性、原创性而言，堪称可与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及其与霍克海姆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等相提并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五大“天书”之一。 关于该书写作风格的独特性与理解的困难，他的另外一位著名学生爱德华·苏贾这样写道：《空间的生产》一书不能理解为一个“传统文本”，列斐伏尔的思想并非按照简单的序列或线性方式展开的。他是“采用赋格曲的形式来写作《空间的生产》的。这是一种复调手法，它有几个各自独立的主题，对照法使这些主题和谐一体，而各种对位手段又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反复显示。用这种方式去阅读《空间的生产》的七个章节，我们会发现，每一章都既是对其他章节的重复又是截然不同的阐释。似乎是为了强调对照法，这支赋格曲以‘结论’收场，同时它又是‘开头’或‘开场’”。⑤而另外一位德语评论者则写道：列斐伏尔发展了一种游戏似的、繁复的和碎片化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并不唤起一种感情，而是包含了“带有诗的中介、手段的感情”。他的文本充满了论战，突发奇想，表面上毫无根据的离题，突然的、意外的问题。⑥ 二、曲折而复杂的接受史 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文体和风格，甚至近乎百科全书性质的原因，《空间的生产》一书的传播与理解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先在自己祖国经历了并不被接受与理解的孤独命运，后在英语国家开始了被片面接受、运用与理解的历史。⑦正如一位来自法国的列斐伏尔研究专家特里比什(Michel Trebitsch)所说：1980年代列斐伏尔在法国的影响降至低点，当时阿尔都塞主义盛行理论界，而1991年他逝世那年，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的英译本的出版则是一个拐点，⑧立即在西方英语世界引起了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学转向或空间化转向，即“列斐伏尔转向”。这种法国理论外销大获成功的现象促发了法国本土对列斐伏尔的重新重视与邀请。“一个典型的‘法国理论’现象是，法国仿效英美世界的‘空间化转向’，出现了一幕将列斐伏尔主义再进口回法国和再本土化(reacclimatization)的景象”。⑨自从《空间的生产》发表以来，在西方英语学术语境中出现了三次研究阅读列斐伏尔的热潮(constellations)⑩：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起由哈维发起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11)；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苏贾所发起的后现代地理学研究，将列斐伏尔的思想引入到空间文化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12)；而第三次也就是新世纪以来对列斐伏尔的阅读更加经验化，且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全球化、城市化、国家空间、差异与节奏理论、建筑学，乃至于女性主义问题，等等。(13) 来自德语世界的评论者(14)施米德则将该书的接受史类似地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 (1)早期的批判性城市研究的形成阶段或简单运用空间生产理论方法阶段。如大卫·哈维的激进地理学，卡斯特尔以集体消费为核心的新都市社会学。这一阶段从结构主义与经济学的角度吸收了列斐伏尔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成果，但又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它塑造了研究逻辑的起点与新生的批判性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吸收又是不深入的，未能形成对其作品的重建或全面的勾勒。引人瞩目的是，列斐伏尔早就为后现代作出了根本上的认识论的转变——尽管是以批判的眼光——即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 (2)全面而深入的文本研究阶段。与第一个阶段仅仅只对城市问题的概念感兴趣不同，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理论对于揭示社会实际进程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应，对列斐伏尔的城市文本的兴趣逐渐减少，而对《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兴趣越来越多。但这种接受只是通过一些选择性的阅读，同样也缺乏对列斐伏尔理论的全面分析。对列斐伏尔的后现代式接受导致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提供给了后现代地理学；另一方面，这种接受是通过花费太大的功夫来阐释他的作品以及对其作更深入的分析来实现的。这样一来，列斐伏尔对社会科学分析的可能的意义至今并没有被严肃地挖掘，这一理论的潜力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经验层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3)克服纯粹文本研究而回归《空间的生产》真实的语境，超越后现代主义解释模式阶段。“新的一代从后现代转型所留下的真空中寻找出路，力图制定出对基本的理论范畴和概念的新的理解”。(15)施米德认为，《空间的生产》一书产生的背景不是孤立的。这就是：列氏所生活于其中的巴黎城市的特殊社会背景及其社会变迁史，列氏把德国辩证法传统(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与法国现象学(梅洛-庞蒂与巴什拉尔)熔为一炉的知识理论背景，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流动不居的逼近现实的独特辩证法，以及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语言与写作风格。(16)相应地，该书的思想主题也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这就是包括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危机问题、国家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理论四位一体的广义社会批判理论。(17) 三、《空间的生产》形成语境的重新回顾 在城市社会学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即认为列斐伏尔只是一个富有想象力与感召力的诗性哲学家，他对城市科学的作用只是提供了一种辩证法的哲学想象，也就是说他只有一种天才的猜测，而缺少实证的和有说服力的实际研究。作为战后法国城市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的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认为，列斐伏尔无疑缺少田野工作经验、关于区域社会学的直接知识以及同建筑师们充分而深层的交流。而西班牙裔的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则公开批评自己的老师说：列氏的《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弱点就在于，它缺少经验研究：“我并不相信一位没有综合的经济学知识，以及有关城市化进程的直接技术数据以及相应的城市社会政治管理知识的人，能够仅仅以一种严格的哲学知识基础，而提出什么空间生产的理论”。(18) 针对以上误解与挑战，一位来自瑞士的列斐伏尔研究者、建筑学家斯坦尼克则辩解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如同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朗肖所谓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19)(科学话语、哲学逻格斯的言词与政治言说)一样，也有“三种声音”，即作为科学话语的城市建筑研究，作为哲学逻格斯的词语的空间批判，以及作为政治言说的城市建设规划。斯坦尼克认为，列氏的“三种声音”体现在1960至1970年代法国思想界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城市社会学、建筑学与城市化研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先锋思潮，包括英语世界的社会学与规划设计理论、德国哲学、意大利的建筑理论，以及在中西欧出现的各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的《空间的生产》开始部分提出了三元空间辩证法思想。这个三元辩证法决不是通过几十页文献就可以得出的结论，而是列氏用了三十年的实践才得出的结论：(20)包括他从1940到1960年代初任职于国家社会学研究中心期间所从事的乡村城市社会学研究，1961至1965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期间以及1966至1973年在巴黎第十大学期间所从事的跨学科的研究计划，最后还有从1962至1973年由城市社会学研究院所发起的居住实践研究。 关于《空间的生产》一书产生的背景，列斐伏尔的学生、已故巴黎第八大学教授雷米·埃斯(Remi Hess)作过最权威的介绍或说明。他曾于1988年出版过《列斐伏尔和世纪的历险》(21)一书，他还是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与《空间的生产》法文版新版序言的作者。埃斯在这两本书的序言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列氏研究城市、空间与社会的复杂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演变过程。他指出，令人感兴趣的空间和都市思想这一问题域，在列斐伏尔的著作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然份量却不轻。1950年代列斐伏尔还是一位农村社会学家，他曾经根据自己在二战中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期间所做的笔记，写过一篇有关比利牛斯山区一个名叫卡潘(Campan)河谷的论文，直到1970年代才变成了一位空间与都市专家。大致说来，这些理论思考是他在巴黎第十大学度过的那几年中(1966-1973)进行的。在这频频旅行的七年间，列斐伏尔就这个主题出版了数本书。在这之前和之后作者均没有关于城市的著作出版。1968年这一系列以《进入城市的权利》开始，之后是《从乡村到都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即《进入城市的权利》的第2卷(1973)，最后集大成者是《空间的生产》(1974)这样一部不朽著作。这一主题(thème)的突然出现生根于列斐伏尔对乡村之衰落现象的考察，这一点列斐伏尔1950年代在穆朗(Mourenx)时就已注意到。然而，抛开一两篇文章不论，在1960年代初期列斐伏尔对这一主题却写得非常少。相反，1966-1967年之后，他参与了一个由他自己和雷蒙(H.Raymond)、奥蒙(N.Haumont)以及库纳厄特(M.Coornaert)共同创办的都市社会学小组。1966年这一小组出版了一项关于别墅区居住状况的研究。(22) 埃斯认为，具体而言，《空间的生产》这部著作的产生经历了如下的孕育阶段或准备过程：第一阶段是1968年3月出版的《进入城市的权利》一书。这部类似于“宣言”的著作点明了列斐伏尔在都市领域的研究纲要。第二个阶段是《空间和社会》杂志的创立。1968年5月的运动使得有关《进入城市的权利》的论题迅速传向了全世界。列斐伏尔将所有思考这一运动并能够在1968年的示威中保持清醒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政治学家都聚集到了自己身边。和他们一道，列斐伏尔创办了《空间和社会》这份杂志，它主宰了整个1970-1980年间对空间生产的反思。(23) 在这些前期著作中，列氏指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是建筑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披着纯洁的、中性的迷人外衣，打着科学的旗号，却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更具恐怖色彩的是，建筑意识形态依靠都市的构成性中心，将群体、阶级、个人从城市中排出，从文明、社会中排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要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每一个城市居民，他们拒绝被驱逐，这种权利也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关于生产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24) 四、“三元空间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空间的生产》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也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该书所提出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s)。在英语世界首部研究列斐伏尔思想的专著中，谢尔兹将列氏的空间实践概念界定或者对应于常识意义上的知觉空间，把空间的表象界定或者理解为关于空间的话语或者推论性的分析机制，以及作为空间构想的那些规划设计的职业与专业知识。而表征性空间则是空间的话语，作为可能的空间以及体验式的空间。表征性空间形成了社会的想象。(25)英语世界另一位列斐伏尔重要研究者埃尔登则断言，列斐伏尔的观点应该作如下的理解：知觉的空间是物理的空间，而构思的空间则是一种精神构造以及一种被想象的空间，而体验到的空间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被加工改造过的空间——而这种区分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概念三元辩证法的基础。(26)而列斐伏尔传记作家麦瑞菲尔德的观点则是以类似的分析展开的：在空间实践掩盖着社会空间并由知觉的空间封闭了这种亲和性的同时，空间表象则被描绘成一种概念化的或者构想式的空间，而表征性空间则是体验日常生活的空间。(27)德语学者施米德所写的《城市、空间与社会：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论》一书，首先根据列斐伏尔所区别的三要素进而划分这样三个领域：一是自然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以一种实践与感觉的方式描绘出来的；二是逻辑的与形式化的抽象物的精神领域，通过数学与哲学的方式来规定；三是社会领域，这是一个规划设计与展望的领域，一个象征的与乌托邦的领域，一个想象的与欲望的领域。它们交融于空间生产过程中，其中物质生产或者空间的实践生产形成空间的可知觉的方面；而知识的生产形成空间表象与构想或虚构的空间；意义的生产则是与表征性空间紧密相关并生产出某种体验性的或者活生生的直观的空间。从广义上说，社会空间包括了知觉性、虚构性与体验性的空间。在狭义上则是与那些被批判性理解的精神空间与自然物质空间相对立的空间。(28) 五、“作为具体的抽象”的空间的理解 “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ncretes)一词是列斐伏尔从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中精心提炼出来而“独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其初见于他的成名作《辩证唯物主义》(1940)一书：“在任何产品中，无论是就其客观方面还是主观的方面而言……活动与物的方面多么微不足道，其实都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些已经脱离自然的孤立的客体……然而，这些产品依旧保持着自然的客体性一面……每一种产品也就是每一种客体因此一方面属于自然，另一方面属于人。它们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谓其具体是因为它具有现成的实体，在变成我们的活动的一部分，无论是顺从的还是抵抗的，都仍然是具体的。不过，就其被规定、按照其形状轮廓被测量，因此而成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时，它又是抽象的，一种在彼此相似的事物中的一个客体，因此而成为整个一系列的附加于其实体之上新的关系的载体。”(29)列氏在《空间的生产》中常以此概念隐喻或指称空间的“既抽象又具体”的特征。其一，他指出：“生产(production)的种种概念和生产活动(produire)的种种概念的确都具有其具体的普遍性意义”，“生产的概念依然是上述的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思想所表述的那个‘具体普遍性’(l’universel concret)的同义词”(30)。其二，如同马克思所谓的交换价值那样，空间既是物质实体(具体)，即人类劳动的物质化、外在化现实，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抽象)。这种具体的抽象性既是社会活动的中介(抽象)，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成果(具体)。易言之，它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设、生产者。 显然，列氏所谓的“具体普遍性”与黑格尔观点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黑格尔认为，“单就其本身而言，概念并非一种抽象的统一，和实在中的各种差异相对立，而是本身已经包含各种差异在内的统一，因此它是一种具体的整体。比如人与绿这样一些观念，原来并不是概念，而只是抽象的普泛的观念，只有证明了这些观念把各差异方面都包含在统一体之中，它们才变成概念。”“按照它的本性，概念具有三种较确切的定性，即普遍的、特殊的与单一的。这三种定性之中每一种，如果拆开来孤立地看，就会是一种完全片面的抽象的东西。如果还是片面的，它们就还没有出现在概念里，因为它们的观念性的统一才组成概念。因此，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普遍的。”概念作为真正的单一体，“就是在它的特殊存在之中自己仅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普遍性”。(31)受黑格尔观点的启发，列氏把空间作为个别、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体来理解，也就是特殊性(社会空间)、普遍性(逻辑数学意义上的即精神空间)以及个别性(自然的或感知的现实“场所”)的统一。(32) 荷兰学者斯坦尼克(Lukasz Stanek)近年来集中探讨了这个概念的深刻内涵。他认为，列斐伏尔通过三次挪用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从而形成了“作为具体的抽象物的空间”(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概念。第一，列氏在马克思关于“在实际中变成真实(praktisch wahr)之抽象”(33)的“具体的抽象”的定义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在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实践中变成“真实”的抽象物。正如抽象劳动绝不是精神的抽象，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抽象，它拥有一个社会的存在；同理，抽象空间虽然只能通过一种思想来抽象地把握，但它是这样一种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均质化的趋势实施着压制与压迫：这个空间包含着歪曲了的并掩盖它的矛盾的一种“逻辑”，“其结果变成了一个威权主义的、冷酷无情的空间实践”。“它按照多维透视(polyscopic)和多元化的模式，强行地把分散的碎片或要素归纳起来并形成一个整体”。(34)第二，列斐伏尔借鉴了马克思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之物”(35)(sinnlich-ubersinnliches Ding)的“具体的抽象”思想，促使他把当代空间既有同质性又有碎片化的悖谬特征加以理论化：“作如此理解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谓其抽象是因为它所有的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因而无物可保存；言其‘具体’，乃是由于它在社会意义上是真实的，并因此可被定位。故此，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即一个同质的、然而同时被割裂成碎片的空间”。(36)第三，列斐伏尔通过改造马克思作为“普遍的价值形式”(allgemeine Wertform)的“具体的抽象”的分析方法，形成了自己关于空间的辩证“形式”的理论。列斐伏尔一方面把商品形式描述为与所交换之物无关的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把空间形式界定为邂逅、汇聚和同时性聚集的“可能性”，而根本不在乎是“什么”聚集或“谁”在聚集。就像一个具有普遍的价值形式的商品一样，空间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只能将其规定为一种抽象形式。但与抽象的商品交换价值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不同，空间作为一种抽象的统治形式却牢牢地控制着具体的地方，并最大限度地把互不相关的、千差万别的地方赋予其整体的功能。所以，“社会空间在某个孤立点上，或者围绕着这个点，表现出实际上的或潜在的聚合性”。(37)这就是社会空间的根本特征之一。例如，一说到“城市空间”就是指“集中”与“集中化”。“集中化的形式，作为一个形式，是空的，需要一个内容，并吸引、集中特殊的对象。通过变成活动的焦点，也通过变成一系列操作的焦点，这个形式获得了一个功能性的现实”。(38)对于马克思而言，商品价值形式的抽象性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而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抽象形式则引发了一系列的空间矛盾与空间辩证法：中心-周围、增加-消散、凝聚-辐射、增值-饱和、集中-爆发、凝聚-扩张，等等。(39)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只关注时间与历史中矛盾的经典辩证法不同——这是一种总体性的(totalité/totality)历史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种集中化的(centralité/centrality)空间辩证法。“必须接受一个辩证法的核心(centrality)或者核心的辩证法的观点”，“一种集中化的逻辑(logic of centrality)”。作为一种形式，集中化包含了同时性，这同时是其结果：“每件事情”的同时发生。(40) 六、“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的理解 何谓“空间”、“生产”?何谓与如何是“空间的生产”?这是《空间的生产》最为核心的、也是最难理解的基本概念问题。列氏认为：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生产”这个概念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非常宽泛的，另一方面则是狭义而精确的。就其广义而言，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被理解为自我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意识和世界。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未让生产概念停留于这样一种含糊其辞的状态。他们将其狭义化：由于事关谁在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生产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而愈发和它所固有的创造性、创造力以及想象力无关，还不如说它仅仅就是指劳动了。事实上，它首先是由一系列看得见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的活动所构成的。它表现为某种在相互作用基础之上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秩序，其结果乃是一种共存性。所有的生产活动，与其说被确认为一种不可更改的或永久性的要素，不如说被看作在时间性(连续与连接)与空间性(同时性与共时性)之间的不断地来来往往的过程。(41) 而对于列氏而言，(社会的)空间既不是其他事物之中的一种物，也不是许多种产品之中的一种产品，倒不如说，它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括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它们的(相对的)秩序以及/或者(相对的)无序。空间本身是一连串和一系列动作过程的结果，因而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个简单的物体秩序。(42) 列斐伏尔认为，对社会空间的生产性理解可以概括为六个要点：(1)发挥着生产力的角色。(2)作为单一特征的产品而出现。(3)将自己展现为政治上的工具。(4)巩固了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5)相当于一整套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6)“包含了——作品(works)和再利用(reappropriation)的潜能。开辟一个差异性空间的规划(是反文化的空间，或者是反空间的空间——即在最初的乌托邦意义上的，对实际存在的‘真实’空间的替代物)”。(43) 依笔者之见，迄今为止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以及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空间表象(les reprèsentations de l’espace)与表征性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èsentation)(44)三者的辩证法关系内涵作出最为精准而深刻解释的学者，当是施米德(Christian Schmid)。他认为，直到今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词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震撼人心的影响，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仍然停留于一种空洞的概念形式，而并不通晓其深刻的内在道理。(45)他解释说，我们首先必须割舍掉那些广为流行的关于空间的错误理解，即把空间想象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自在的物理现实，与这种习见相对立，列氏才使用“空间的生产”这个词汇，提出一种将空间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按照这种假设，空间自身决不能像康德那样作为先验感性认知的一个起点或前提来理解，空间本身并不存在，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代表着社会现实的同时性与共时性秩序，而另一方面，时间则表征着社会的历时性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列斐伏尔的唯物主义空间观的核心主张是，人类以其身体性与感觉性、感知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态、活动与实践进入彼此的相互联系之中。(46)但社会空间、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列斐伏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空间的生产可分为三个辩证联系着的维度，而这三重性的辩证关系又是被双重规定着从而被双重性地设计出来的，这就是一方面它们是指社会实践、空间的表象与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知、构想和直接的空间。(47)这两个平行系列以双重的方法指向了空间：一方面是现象学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学或者符号学的。列斐伏尔分别从德国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三位一体)、法国现象学(梅洛-庞蒂)与语言学(尼采-雅格布斯)三个角度加以分析。(48) 按照传统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论解释，辩证法开始于自我同一性，而这只有通过它的对立面才能得到确证，提出某个命题/建议即意味着它的对立面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命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历史地转换为它的对立面才能完成与实现，因此第三项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它既是前两项的否定，也是对它们的体现。于是著名的三段论出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其一，列斐伏尔认为，这种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只存在于思想活动之中，而不能运用到现实之中。必须将黑格尔用头立地的颠倒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使其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过程。其二，列氏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体系，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尼采的隐喻性诗学。他用马克思的实践和尼采的艺术把黑格尔辩证法从抽象的思辨逻辑引向了生动而矛盾着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生成论的辩证法。(49) 在这种新的辩证法视野中，出发点不再是自我肯定的思想，而是矛盾运动着的社会生产实践。第一个环节是生活实践，与之相对的第二个环节则是抽象的思维逻辑，即知识语言和书写语言。这第二个环节是既抽象又具体的权力，是一种压缩与强制的统一。第三个环节则是包括诗歌与欲望在内的超越形式，从而实现对死亡的克服。辩证法的落脚点就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与现实。按照这种方式，三维辩证法轮廓形成了。在这里，三个环节辩证互动着，即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的社会实践、黑格尔意义上的语言与思想以及尼采意义上的创造性的诗性活动。这里不再有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也只是一种“再现”。这里只有三元性与他者。诸如形式-结构-功能，诸如节拍、合声、节奏，还有时间、空间与能量。(50) 以上是从对德国辩证法的改造角度来理解列氏的空间辩证法。施米德认为，我们还可以从语言学角度理解空间三元辩证法。这就是：第一，空间实践。从语言学上讲，其修辞手法即转喻(metonymy)，它意味着与语言活动中的横向结合(syntagmatic)或句法的(syntagmatic)结构相对应与类似。其意思是：语言系统来自于语言活动各要素之间的链接与联系，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交往关系。第二，空间表象。其修辞手法即隐喻(metaphor)。一种空间表象可以被另外一种表面上具有相似性而实际上差异的其他表象所替代。空间表象与语言学中语言的纵向的词型(paradigm)变化相类似。它产生了一种空间画面，从而也规定了一种空间。空间的表象就其本身而言可表现为诸如话语、言说从而是词语层面上的东西，从词语形态上类似于描述、界定的空间理论。列氏将地图、规划、信息、符号纳入到空间表象的思想范围之中，专门用来处理与解决空间表象问题的是建筑与规划设计，也包括地理学。第三，表征性空间或者再现性空间。从语言学上看就是一种象征修辞手法，它关注的是空间的象征维度。按照这种规定，表征性空间不是指空间本身而是某些其他物：神圣的权力、理性的逻格斯、国家、男性或者女性的法则。这个空间生产的维度是指语言的赋义过程，而与某种物质性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空间的象征物可以取于自然界诸如原始的地形，或者人造的建筑物纪念碑，也可以表象为两者的结合，即人造与天然物的结合。(5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社会空间的生产按照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社会空间的空间实践维度，表现为各种社会活动或者互动关系的连接链条。它置身于特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或者地形与建筑环境之上。第二，空间实践可以被语言学化地规定与描述为空间，从而构成为一个空间的表象，这个表象起到了一种组织化的格式或者交流的参考框架。第三，在此基础上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性秩序本身变成了一种表达意义的传媒工具。在此意义上，空间的象征物是对社会规范、价值与经验的表达的一种阐发与引申。 施米德认为，如果说列斐伏尔的语言学理论可被视为其空间生产的思想来源之一，那么，现象学是其另外一个重要来源。从法国现象学(如梅洛-庞蒂与巴什拉尔)角度来看，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分别表现为知觉(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