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工业竞争：政府的新角色（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论文,竞争论文,基础论文,工业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宁（J.Dunning，英国雷丁大学研究员、教授）：邓宁教授用图表把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进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将正在出现的企业范例与老企业范例作比较，描述正在出现的和老的国家政府范例。
邓宁教授提示：
——市场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态——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更具渗透性和相互依赖。
——全球化需要对这些形态应付组织资源分配的费用承担责任的最好方法，重新评估。
——全球化提高了国家政府全局性角色的重要性，并要求它们更加关注它们的政策与其他政府的结合和协调。
——必需改变我们的知力观念，适应联合资本主义的含意。
他还提醒说，“当企业的无形资产渐渐地跨越国家界限时，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利用的场所逐渐受到空间上稳定的补充增值活动的存在的影响和确定。”
邓宁教授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特别是挑选了联合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特点：法人之间和内部的合作投资的增加，重视政府和企业必需一起工作，如果政府的社会目标已取得显著成效。
邓宁教授将作为人财物资本的组织者的企业的新古典主义模式（所有都在公开市场购得并假设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或无形资产）与新的企业模式（资产的创造者而不是已有资产的使用者）作比较（见上表）。一定的技术水平或一套无形资产的假设被放弃了。企业既是无形资产和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又是具有其他属于供应企业、顾客和大学的一组知识资产的网络开拓者。
邓宁教授扼要地对其研究成果作出结论：那些极愿意和有能力在其境内调整微观管理计划，以支持资源和能力竞争的人，是至今在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中最成功的人。
马库森（J.Markusen，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在回顾应付技术和市场变化具有特殊能力的企业时，马库森教授注意于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群，注意于提供者和接受国的特点，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教训。他认定外国直接投资的某些特征，常常是但不是经常的与突然进入新的（空间）市场的多国公司有关。多国公司和行业的特点：
——研究和发展的比例较销售高。
——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如蓝图、方案、专利、组织程序、商标和名誉资本等）的高价值。
——新的和／或技术复杂的产品。
——大量科学的、技术的和其他白领工作人员。
——工厂级规模的经济不与多国公司发生联系。
——超出限度，企业规模就不很重要。而企业的声望看来是最重要的。
所有确实与多国公司直接投资有联系的特点是知识密集型生产和产品的特征。
外国直接投资过程可以从国家特征结合企业特征方面得到最好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投资者和接受国的特点：
——高收入国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和接受国，它是“同级的”或“探索市场的”。
——如此大额的直接投资与这些国家在相对的生产要素方面的相似点、而不是差别相关。
——向外的直接投资肯定和一个国家所具备的熟练劳动有关，而正面地或反面地与它的有形资本财产有关。
——是合法避税，还是风险多样化激励直接投资，搞不清楚，但是政治风险阻挠直接投资。
——最低限度的国民平均收入，巩固的基础设施，高技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取得确实的结果。
——集聚作用在直接投资中是重要的。
——直接投资不是领头羊：它追随于增长。
——为高收入消费者生产高级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构成多国公司的大量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常常是“统管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或“探索资源的”；生产过程按地理分为数段，以便利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别。在发展中国家里探索市场的投资的例外情况，特别可以在极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高度保护的市场中发现。
过去25年，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从发达国家投入发达国家的现象。实际上，最近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几乎完全应归于中国的自由开放，即中国引进许多发达国家制度上的特点。
马库森吸取了某些有关发展中国家赞同投资政策的结论。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的关键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会计体制。
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
希思（P.Sheehan，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经济研究中心）：政府和企业与个人一样，在它们作出如何在日益全球经济和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能有效寻求公共利益的打算时，面临着艰难的学习过程。正在形成的知识经济有些直接影响政策性质的特征：
——企业、行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比以前更快的变化（目睹近5年来日本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制作法优势，迅速地让位给美国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行业）。
——对面向能生产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利益的人的激励进行故意曲解，已成为政府多年来关注的问题。但是成功地对付这种曲解并使其处于知识经济的核心地位，就更加迫切。
——同样的道理，越来越急于探测投资于产生“社会福利”（如全球纤维网络）的服务业和投资于在市场可获得丰厚回报的（如收费电视）行业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就业政策不能适应经济快速转变为服务行为经济的进程。希恩强调，虽然购买力和就业正转向服务部门，不是增殖，而是在正在出现的经济中，就业的知识强度能够增大。人与人之间是助长技能而不是助长体力。
——职业的工资或技能种类并不是就业前程的好指引。教育和技能要求正在以不同的方向，不同行业和难以预见的方式快速变化。这就要求良好的普通教育和培训机制非常敏感地与企业和行业的变化过程联系起来。
——这种种变化的最后结果是增加了机会和收入的不平衡。这就要求强有力的和持续的补偿行为来扭转这种趋势。
——政府不能完全听任企业和其他机构在面对全球化和快速技术变化而自己斟酌选择组织调整的进程。选择有两种，一是非常灵活的要素利用——缩小规模、改组、承包出去、劳工临时化；二是选择内部调整的方法，如再培训和重新委派工作等。
除美国外，减轻知识经济诞生痛苦的结构改革不是代替宏观政策。
由于知识经济出现而卷入的结构改革，既影响流入政府的税收，又影响政府的支出需要——这些结果都能受到政策的影响。
希恩怀疑传统政府模式的生存力。在这模式中，财政部首先负有维护经济有效运作的责任。其他部（工业／科学和技术，劳工／就业，教育和培训等部相互孤立甚至竞争）被要求“帮助改善企业和市场的效率，影响技术和技能的外生发展，为调整企业最佳实际投入出一份力，以及帮助管理由市场作用迫使企业和个人所作出的调整过程”。他进一步注释道，生产投入的外生性和市场作用的无意识性为分立的政府职能，仅在内阁决策一级独立管理和协调，提供基本原理。
他说，这种熟悉模式的主要假设现在是靠不住的：技术和技能构成的过程是土生土长的，竞争的强度依靠继续再创造，以及有着与全球固有的经济联系的强有力和不可抵抗的反馈机制。政府任何一个主要职能的成功操作都需要“从其他领域进行实质上的和系统的投入，如果它的目标必须达到”。所以政策协调的新形式和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几点结论
有关知识的创造、分配和管理的知识明显是支离破碎的。这是一种烦扰的嘲弄。OECD会议的成功之处是为这个支离破碎的情况，提供了文件，并说明了有关知识财产的创造、使用和竞争价值的庞大无知领域。比以前更为显著的是，这次会议表明，OECD扮演一个重要的和绝对必要的角色，帮助成员国政府和其他利害关系者，特别是企业，在一个国际知识基地内——关于知识经济知识的基地（它是那么不必要和那么不节约地被分成各自的部分）——减少它们的信息费用和开拓潜在的协同作用。
与会者提出的见解中，有三点最重要的结论：
1.对希望推动工业竞争的政府来说，其议事日程特别困难，因为它需要有一种采纳新角色的愿望和保证还很少的、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对财政严励的约束丧失了政府从事大规模普遍干预的手段，即使它们抱有热情。零碎的低费用的干预也许是通常使用的，但却很少吸引支持者。舆论偏爱于比到目前为止通过政策领域作更深层的协作。这不得不与持久地和坚韧地找寻方法结合起来。
——衡量知识经济独特的活动，即知识密集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是不明显的，知识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转移，并在知识资产形成的方法中继续演变。
——明确表达一种崭新的政府伙伴方式：政策的制定和实现成为对知识创造者和利用者公开的过程，政府不常采用提供者的角色，更多的是扮演促进者，规章制定者和催化者或掮客的角色。
2.政府需要和必须保持甚至在一个全球知识经济中强有力的商业环境创造者的地位。它们仍需在市场信赖，市场管理，市场补充和市场转移策略间进行选择。为商业重建环境是必需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和信息服务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较重要的特色，又因为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密集性增加了。如果政府的失败得到避免，那末政府必须寻找有效的和变化多端的实体——以知识为基础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企业。
3.有一种共同的见地：象OECD这样的国际层次的机构有过早试图推荐有关会计、信息技术、证券交易规则或竞争政策等国际标准的现象。超前企业的实践和国家级无形资产数据的情况表明，适度的跨国集合行为，除现有的首创精神外，是共享经验。特别在衡量知识流通和储存以及通报和管理无形资产方面，对可行的选择和好的实践的鉴定，得到有力的支持。企业和政府间的伙伴计划对任何集体学习都是基本的。在集体学习中有关知识的衡量和管理的知识得到校订、交流和分析。其目的将是，改善在政府和企业中间了解期望推动在知识经济中工业竞争的政府各种政策选择的可行性和成败。
摘自《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工业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政府的新角色》（会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