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交融的杰作——论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带给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在主义论文,萨特论文,死无葬身之地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杰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论述了萨特在其洋溢现实主义的剧作《死无葬身之地》中，成功地注入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这种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交融赋予了人生价值、自由选择、对行动负责等核心命题以新的意义，给存在主义文学带来了生机。
【关键词】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 人生价值 自由选择 对行动负责
1980年初，笔者译完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后，与《世界文学》编辑部联系，得知该剧作乃至萨特的其它剧本均已约人翻译。虽然我的译稿撞车未能刊载，但我仍然挺高兴，因为这样一部杰作应当译介给我国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剧中的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直想抒发点自己的看法。这一愿望，时至今日才得以实现。
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连同《禁闭》、加缪的《瘟疫》、诺曼·梅勒的《美国之梦》等，被评论界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是不无道理的。我们都知道，法国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大约1943年把萨特的文学创作界定为存在主义，萨特开始否认，几年后，才渐渐接受了贴在其文学作品上的这个标签。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在1945年创作《死无葬身之地》之前，萨特已经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当有倾向性，战斗性，要反应当代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1〕由此可见， 萨特的创作宗旨已经比以往更注重现实性。因此，笔者认为，称《死无葬身之地》为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交融的杰作更为确切，它的成功给存在主义文学带来了生机。以下我们从现代生活题材，现实主义特征、存在主义写照、存在主义生机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现代生活题材
萨特称自己的戏剧为“境遇剧”。所谓境遇，就是指人物所处的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而“境遇剧”的主题则是描写人在特定境遇中所采取的态度及所做出的反应。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以前，萨特的剧本多采用“利用古代题材进行影射或利用虚设的地狱场面进行绘写的手法”〔2〕， 诸如通过古代人物俄瑞斯忒及其身世提出责任感问题，以号召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的“古代”悲剧《苍蝇》，可以概括为“地狱，就是他人”的《禁闭》，等等。
自从1945年在《现时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争取倾向性文学》的社论之后，萨特的文学创作题材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之前，尽管萨特在其第一部小说《恶心》（1938）中表明过“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与其格格不入的现实之中”，在其它一些作品中亦或多或少地反映过一些现实生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写《恶心》的时候，他对社会问题是莫不关心的。也就是说，萨特以前的作品题材是与社会生活无多大关系的。八年之后，萨特在其1946年发表的重要论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政治立场，宣扬过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关注当代问题的观点。就剧作而言，应当说《死无葬身之地》是萨特首次旗帜鲜明地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个两幕四景的剧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描写了游击队员为抵抗事业英勇战斗，从容就义的英雄事迹。卡诺里斯、吕丝等五名游击队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关在一幢房子的顶楼上等候审讯；稍后，游击队队长若望也被当成嫌疑犯抓来同他们关在了一起，不过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合作分子”对他们进行酷刑拷打、轮番逼供、百般凌辱，但他们却宁死不屈，严守游击队秘密；即使敌人千方百计追问的游击队队长若望就在他们身边，他们也绝不以出卖同志换取苟且偷安。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英勇斗争，使“合作分子”们恼羞成怒，一筹莫展。在他们设计作了假供之后，敌人仍然残忍地枪杀了他们。
《死无葬身之地》的成功，与萨特参加过抵抗运动，并被德国军逮捕过这一段经历是有重要联系的，萨特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应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歌颂抵抗战士的英雄行为，还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过的贝当分子，别忘了他们的双手曾经沾过抵抗战士们的鲜血，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
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萨特还创作了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剧《毕恭毕敬的妓女》（一译《恭敬的妓女》、《丽瑟》）。尔后，他还先后发表了《肮脏的手》（1948）、《魔鬼和慈善的上帝》（一译《魔鬼与上帝》1951）、《克昂》（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那的隐藏者》（1960）和《托洛亚妇女》（1965）等一系列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表明其政治态度，抒发其爱憎情感，阐述其哲学思想。纵观萨特的作品，我们可以指出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萨特的文学创作思想是日趋进步的。正如1995年8月11日至17 日在庐山举行的“萨特与二十世纪”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认为的一样，“虽然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没有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声称他自己的理论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思想体系，称颂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学说，不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和‘同路人’。”与会代表对萨特还这样评论道：“萨特是西方文化界、思想界很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作家。他不畏强暴，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苏联出兵捷克、阿富汗、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一系列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正义感。”这是对萨特的公正评价，这是与萨特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张文学作品直接描绘现代生活的文艺理论分不开的。萨特创作思想的不断改变、日趋进步，使他在其存在主义文学中更好地融入了一些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二、现实主义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是真切地、非理想化地反映自然和人的本来面目，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内容，描绘其时代的典型环境和社会生活画面，塑造其时代的典型人物。《死无葬身之地》正是一部尊重现实主义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原则，洋溢现代生活气息的杰作。让我们从残酷的现实，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主义犀利笔触三个方面，分析《死无葬身之地》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1.残酷的现实
《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剧本名读来通俗易懂，但它有丰富内蕴。从字面理解，众多人死后无地方埋藏。这会令读者情不自禁地发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法国的大片国土被德国法西斯所侵占，法国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就连在法西斯铁蹄下丧命的法国人的尸骨也找不到埋藏的地方。这一方面将一幅尸横遍野的悲惨图景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作者的鲜明爱憎。
的确，一翻开《死无葬身之地》，印入读者眼帘的就是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残酷战争景象：戴着手铐的游击队员，农庄上那面临烧到楼梯上的大火威胁而大喊大叫的小姑娘，游击队员们耳边回响着的受害者们那凄惨的叫声，躺在乱石中那被太阳晒得焦黑的三百具尸体，村子里除了有士兵、死人、乱石以外的一片废墟……
这种典型环境的刻画，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萨特以这种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还唤起了读者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和对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合作分子”们的无比憎恨。
接着，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的对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被捕后的心理状态和他们同“合作分子”进行英勇斗争的情景，进一步对残酷的现实进行渲染。年仅15岁的弗朗索瓦说：“一切都是那样的残酷”；吕丝焦虑得“眼泪干枯”；索尔比埃“感到孤单”，思念自己的老人；即使很坚强的昂利受刑时也因难以忍受而发出的惨叫；卡诺里斯被打得流下的一滩血；索尔比埃跳楼自杀时的惨状；有招供念头的弗朗索瓦被掐死，等等。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也无不引起读者的共鸣，无不体现现实主义文学着意刻画的生活画面。
2.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是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们有伟大的一面，也会有不足之处。在刻画典型人物的时候，把人物的特征描写得越逼真，作品反映现实的效果就越真切。
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人物刻画上不落窠臼，既没有把游击队员们描绘成个个志向远大、坚强不屈的英雄，也没有把他们塑造成人人满口豪言壮语、没有私心杂念的伟人。在萨特笔下，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信念有坚定和动摇之分，性格有坚强和软弱之别。这样刻画人物心理，处理人物形象是更符合他们的思想实际情况的，也是更为现实的。
描绘游击队员们在等候审讯，等待被处决时所表现出的同志间的友爱，相互鼓励，对亲人们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向往，也是增强人物形象真实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索尔比埃回答昂利的回话时说：“我有老人。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估计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但愿我能对自己说，他们会突然觉得心紧，感觉到一种不祥预兆……但是我坚信他们是心境平静的。他们会等待我几年，越等越平静。我将在他们心里不知不觉地死去。我父亲大概在谈他的园子了。以前，他总是在吃晚饭时谈起它。过一会儿，他将去浇白菜。（叹口气）可怜的老人！我干吗想念他们呢？这毫无帮助。”〔3〕萨特通过人物对话， 意味深长地描绘出游击队员们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在即将就义之前，谁又不思念亲人呢？谁又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呢？临刑前，昂利嘱托可以活下来的队长若望说：“你要去看望索尔比埃的父母，要给卡诺里斯的妻子写信。”（p.129）这体现了游击队员们之间的友爱情谊，流露了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谈到游击队长时，吕丝回答弗朗索瓦说：“他会找到其他人，他们将在别处重新开展工作。待战争结束后，他们将持有贴着自己真实相片的合法身份证在巴黎平平静静地生活，人们将用他们的真实名字称呼他们。”（p.94）这段话表明了游击队员们对抵抗事业必将胜利的信念和他们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
萨特笔下还有有关若望、昂利、吕丝之间因爱情发生的纠纷和争风吃醋的描写。在忠于抵抗事业的大前提下，出现这种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情感危机也是很自然的，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昂利，他并没有因为队长若望成为他的情敌而产生出卖他的念头。
仅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萨特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形象。
3.现实主义的犀利笔触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运用现实主义的犀利笔触，首先揭露了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合作分子”们如何采取单独拷打审问，逼迫游击队员们招供。他们对索尔比埃“拳打脚踢”，他们毒打卡诺里斯，致使他流出了一滩血，他们对昂利软硬兼施，用刑椅绞断他的手腕，致使他昏厥，他们对吕丝凌辱强奸……这就使“合作分子”残忍毒辣的法西斯狰狞面目和空虚肮脏的灵魂暴露无遗。
其次，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不招供，始终在精神上压倒气势凶凶的敌人，从而使敌人陷于狼狈不堪、无计可施的境地这一事实，勾画出法西斯合作分子色厉内荏的嘴脸。
再其次，萨特成功地通过“合作分子”们之间的对话披露了他们的心态。克洛歇一听说英国人在尼斯登陆了时的神情慌乱；佩勒兰一提起打仗就吓破了胆的丑态；朗德里厄心中明白他们的末日就要临头时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p.195）这些都是“合作分子”们惶惶不可终日心态的写真。
最后，萨特揭示了“合作分子”们之间相互猜忌、挑拨离间、勾心斗角的关系。朗德里厄听佩勒兰说克洛歇有个堂兄在他的顶头上司达尔南身边，是克洛歇打小报告把他的前任杜班赶走的时候破口大骂道：“他妈的！他要赶走我，就提抓紧，因为，在我看来，达尔南会比我早下油锅。”（p.135）随后， 朗德里厄无时无刻不寻机对克洛歇进行冷嘲热讽，动辄就点他的打小报告。萨特对法西斯合作分子的无情揭露，也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那么萨特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如何使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交融的呢？这就是笔者下面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三、存在主义的写照
“存在主义文学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揭露批判社会的传统，而且还提出一些诸如‘自由选择’、‘行动’等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主张，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是不难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的。 ”〔4〕作为存在主义文学旗手的萨特，在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死无葬身之地》中，成功地注入了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从而使《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一部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交融的杰作。
《死无葬身之地》充分地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即人生价值、自由选择、对行动负责。现在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1.人生价值
柳鸣九先生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界定为“基本上是一种人生观，是对某种人生态度的提倡。”〔5〕这就是说， 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的核心也就是研究人生的方式、态度的价值。人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世界里。萨特把这个世界称为“自在”，并指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应属于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于是在萨特眼里，人生是虚无的。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人的“自为”去达到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人生价值是人同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顽强拼搏，从而取得胜利的结晶。这是存在主义的积极的一面。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游击队员们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在抵抗运动现实“境遇”中顽强抗争得以体现的。本来，战争跟世界一样是荒诞的，然而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游击队员们参加抵抗运动，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同德国侵略者和贝当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自为”行动就赋予了游击队员们的人生以价值。然而，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面对酷刑、死亡时，都认识到了这种人生价值之所在。直至他们看到游击队长若望被捕、同他们关在一起之前，他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认为他只不过服从了命令，他是无辜的；并埋怨别人事先没有告诉他抵抗运动需要英雄，因为他不是英雄，他只不过做了别人叫他做的事：散发传单，运送弹药，等等。昂利也说：“只要我能对自己说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但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三十年里，我感到自己有罪。其原因是我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那些房屋被烧毁了，这些人无辜地丧了命，而我也就要带罪死去。我的一生只是一场错误。”（p.109）又说：“我生下来的确完全没有意义。”（p.114）索尔比埃则说：“我可是受蒙骗了：因为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p.105）与他们的态度不同的卡诺里斯则认为：他为事业而活；他早就预料到会象这样死去。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自己的话，表明了他们各自对人生的价值和对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的认识。
游击队员们在受挫的情况下，在没有看到抵抗运动取得胜利之前，有这种种认识是很自然的，因为参加抵抗运动同成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尚有距离。队长若望被捕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后，游击队员们几乎都认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运气”来了。之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向“合作分子”隐瞒，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以此为“自为”的内容，保守机密，不出卖同志。于是，不当叛徒，争当英雄就是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关键。对自身价值的看法转变最大的是昂利。他对若望说：“要是你不来，我们会象牲口一样受罪，而不知为什么。可你在这儿，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个意义。我们要斗争。不仅仅为你，也为所有的战友。我们的行动失败了，然而我们也许能挽回面子。（稍停）我原来以为自己完全成了废物，但我现在明白有些事还是需要我的；只要有点儿运气，我也许将对自己说，我不会毫无意义地死。”（p.129）昂利的想法代表了游击队员们的心声，这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做出选择。这就为他们英勇不屈，战胜敌人的酷刑审问奠定了思想准备的基础。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提倡的使虚无的人生充满价值的思想。
2.自由选择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又一个核心命题是“人是注定自由”的。人可能受客观世界，现实“境遇”的限定，但人在客观世界、现实“境遇”中所进行的选择是自由的。不过，随着萨特思想的进步，萨特赋予人物自由选择以道德标准，即是说人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顾道德规范，为所欲为地进行自由选择。人的自由选择是同实现人的价值紧密相关的。在萨特笔下，《苍蝇》中的俄瑞斯忒为了替父亲雪耻而做出了复仇的选择，《肮脏的手》中的雨果为了证明自己有行动能力而做出了杀人的选择，《魔鬼与慈善的上帝》中的葛茨为争取所有人的自由而做出了加入集体斗争的选择。这些主人公各自做出了选择，也都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也都有各自的选择，但由于他们的境遇、对抵抗事业的认识程度、性格特点等差异，他们的选择也有共同之处和差别所在。六名游击队员的选择可以分为三类。卡诺里斯、吕丝、昂利、索尔比埃的选择属于第一类。他们各自都做了不当叛徒，要作英雄的选择，结果都成了烈士，实现了他们作为英雄的人生价值。弗朗索瓦做了供出队长若望的选择，属于第二类选择。尽管对弗朗索瓦的选择，萨特从“地狱，就是他人”的观念出发，写过弗朗索瓦担心招供了会被“骂作胆小鬼”，会被“猎枪瞄准”，或被人从背后一枪打死，因而有过斗争、犹豫，也可能在受刑时会做出不招供的选择，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包括他姐姐吕丝在内的同伴们的信任。同伴们把他掐死是帮助他做出没有招供，仍然是战友和同志的选择。这可以说是萨特思想变化的反映，即是说，自由选择并非是人的为所欲为的选择，因而战友们迫使或为弗朗索瓦做出了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第三类选择便是队长若望的选择，他为了通知60名要按原计划行动的游击队员，而做出了不暴露队长身份，活着出狱继续从事抵抗运动的选择。在他做出这种选择时，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地狱，就是他人”为他的选择过程增添了痛苦。他不忍心看着战友们受刑；他也担心别人说他逍遥自在，没有尝过受刑的滋味；他还忍受了弗朗索瓦的恨和辱骂。
值得注意的是游击队员们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活着出去继续斗争，而采取了以假供欺骗敌人的集体选择。但这种集体选择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吕丝开始不是坚决反对作假供吗？到最后，他们的意见完全统一了时，他们才做出了集体选择。虽然“合作分子”仍然枪杀了他们，但他们集体实现了成为抵抗运动烈士的人生价值。
这种集体选择的方式，应当说也是萨特思想有进步的体现，因为，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做出选择，不承认有适合一切人的具有普遍道德标准的集体选择。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集体选择，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责任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自由选择与对行动负责的关系。
3.对行动负责
对行动负责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人一旦在某种境遇中做出一种选择，他就必须对行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承担责任。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愿意对行动负责时，他已经在一定的境遇中做出了自我选择。正如萨特所说：“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6〕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除弗郎索瓦外，在被捕后关押待审的境遇下，都做出了不当叛徒的选择，并彻底地履行了对自己，对他人，对抵抗事业的责任。对自己而言，他们成了烈士、英雄；对他人而言，他们没有暴露队长若望的身份，这就既保住了60名将按原计划行动的游击队员的生命，又使若望有机会出去继续领导游击队的斗争；对抵抗运动而言，他们为抵抗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对抵抗事业的忠诚，会激励抵抗战士们前仆后继，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诚然，他们对行动负责的方式有所不同。卡诺里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叫喊一声；昂利疼得忍受不住叫出了声；吕丝默默地忍受了凌辱，并以抵抗事业为重，同意昂利掐死了自己的弟弟弗朗索瓦；索尔比埃担心自己忍受不了皮肉之苦而招供，以致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便跳楼自杀了；若望打消了自首的念头，准备出狱继续领导游击队从事抵抗运动。尽管如此，他们都应当是抵抗运动的英雄。如果要在这个大前提下，按照他们的行动区分他们的英雄行为的等级差异也是公正的、合符道理的。
弗朗索瓦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他怯于选择，这当然是懦弱的表现。但是战友们帮助他做了选择，并掐死了他。他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他的死也是被迫的。但也可以说他被掐死是对他被迫做的选择承担了责任，因为他没有招供，没有成叛徒，保留了同志、战友的身份。在萨特看来，掐死弗朗索瓦是可以的，必须的。他借用昂利的口说：“60个信任过你的人星期二会象老鼠一样地死掉。要他们还是要他，你选择吧？”（p.177）这再一次表明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变化。 尽管萨特否认存在有普遍适用的道德标准，但他并不否认根据具体境遇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道德标准。因此，英雄们有权杀死一个不能按照当时的特殊境遇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懦弱者和潜在叛徒。掐死弗朗索瓦同样是英雄们对自己、对他人和对抵抗事业负责的行动。倘若弗朗索瓦活着，招供当了叛徒，不仅弗朗索瓦本人名声不好，而且还会妨碍游击队员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给抵抗事业带来损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包括吕丝在内的英雄们掐死弗朗索瓦，一方面是抵抗事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弗朗索瓦的爱护。前者体现了萨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置抵抗事业的利益于第一位的正义感；后者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已经把存在主义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里，从而结束了存在主义一度被视为消极、晦涩、纯理性地探讨人类生存条件和意义的历史。
四、存在主义的生机
作为存在主义的旗手，萨特对存在主义的认识保持了一贯的基本立场，但是不可否认，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实践过程中，敢于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和表达方式。特别是在哲学的任务、人生价值观、自由选择方面，他的思想认识是有很大进步的。从上述对《死无葬身之地》中的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存在主义“离开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从唯我论的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的‘个人自由’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以致最后往往坠入悲观主义的深渊”〔7〕的局限性， 已经不再局限于把注重“环境的确定性”，仅作为存在主义作品的主人公主观感受和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而明确地把表现时代特点、历史发展趋向、描写人物行动、塑造典型性格作为目的，已经赋予其存在主义以革命战斗性的、时代政治的、伦理道德的乳汁，从而使他的“文学作品的哲理性、文学性和现实性”达到了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这就给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带来了生机。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提出了接近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经萨特赋予其“战斗性的内容之后，它再也不是一种纯理论性的学问，它肩负起了激励人类直面境遇，永于追求，以大无畏的精神扭转被动地位的使命。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游击队员们被捕后置身于痛苦和面临被处决的境遇之中。面对这种不利的存在条件，游击队员们产生了以一身正气，在精神上压倒“合作分子”嚣张气焰的意识，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酷刑逼供，也没有使游击队员们屈服。游击队员们虽然被害，但他们是以胜利者的英雄姿态奔赴刑场的。这与萨特早期的文学作品《恶心》中的主人公洛根丁对荒诞的周围世界只有烦躁、焦虑与恶心的内心体验和漂泊不定的主观感受，从而采取要否定那个荒诞世界，摆脱那种异化人的处境的斗争性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反映的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后者构想的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存在。
着眼于对人生价值的探讨，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虚无的。这当然是萨特认识上的极端悲观的终点，但萨特并不希望人类受到这种荒诞和虚无的束缚。所谓荒诞，就是虚假、极不真实；所谓虚无，就是虚幻、全然乌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萨特指出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虚无，目的也正是希望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有直面荒诞和虚无的新生勇气，依靠自己，勇于探索，顽强追求，砸碎荒诞的世界，充实虚无的人生，赋予世界以意义，赋予人生以价值，最终攀登上光辉灿烂的顶点。萨特的本意正是这种从悲观的终点到光辉的顶点的飞跃。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在参加伟大的抵抗运动中，对人生价值的具有时代政治意义的看法，正是从虚无、绝望的终点奔向实现人生崇高价值顶点的典范。用吕丝的话来说，就是从情愿象牲口一样默默地死去，走向热爱生活，勇敢地活下去。尽管他们未免于难，但他们虽死犹生，在法兰西史册上留下了他们抵抗战士的英名。
关于“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这一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萨特在认识上作了质的修正。早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部分，他就作过要写一部伦理著作的承诺，尽管他没能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他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经充分反映出了他的伦理道德观念。萨特早就意识到，脱离伦理道德的约束去笼统地提“人是注定自由”是片面的。即是说人的自由选择应当以伦理道德为大前提或先决条件。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人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负责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的各种选择便是如此。当弗郎索瓦欲意做出违反道德标准的选择，对其行动无法对自己，对他人和对抵抗事业负责，萨特同意昂利掐死了他。这种匠心独运的情节安排，正体现了萨特在关于“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概念上的认识进步。也正因为如此，存在主义才更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奉行的行动准则”〔8〕。可以相信，人类结合现实生活的实践， 做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选择，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必将产生出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动力。
注释：
〔1〕〔2〕《死无葬身之地》序，郑克鲁 金志平译，《世界文学》，1980年第4期，第3页。
〔3〕Morts sans sépulture, Jean Paul Sartre, Editions Gallimard,1947.P.94（引文系笔者译， 以下有关此书的引文均系笔者译，只在引文处注出原文页码）。
〔4〕《法国存在主义文学》，林青，文学知识，1986年第1期，第8页。
〔5〕《魔鬼与上帝》译本序，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6〕《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煦良译， 上海出版社， 1988年版第10页。
〔7〕《文学词典》，孙家富 张广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437页。
〔8〕《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柳呜九， 《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