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德国文学历史反思的新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生死论文,成果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精神上的独立性与人性的理解力广受好评
德国作家贝哈尔特·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生死朗读》(Der Vorleser,1995)，这本当年很不起眼的小书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近三十种文字，跨越了不同的年龄和教育层次以及迥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吸引了各种肤色的无数读者，它不仅作为第一部德国小说登上美国畅销书榜首，在西方国家风靡，而且在日本也登上了2000年畅销榜第二位。同期，它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并立即引发热评，人们争相在报刊或网上发表对这本书由衷的推荐和欣赏，以至中华网评其为2000年十大好书的最佳小说奖。由于其作品的世界性，施林克成为第一位德国“世界文学奖”的获得者。这是一个专门颁发给那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上赢得高度评价的作品的奖项。颁奖词称《生死朗读》“以文学上的精打细磨同时引人入胜的形式表述了对德国历史的发问，具有高度的精神上的独立性和人性上的理解力，并将其融汇表现在其强大的叙述之中”。
对自己二战历史进行发问和反思，德国作家已经不停顿地做了几十年，其中同样走向了世界的前辈还有德国战后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和格拉斯。《生死朗读》在美国受瞩目的程度是德语小说中所罕见的，能与之媲美的只有近四十年前格拉斯的《铁皮鼓》。但以我国为例，真正读过《铁皮鼓》这部当代德国文学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者，为数甚少，且主要局限在研究者。这部作品的为人熟知，与其说是因为小说本身，毋宁说是得利于其电影改编。它的丰厚、奇异和尖锐，赋予它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致其中译本成为耗时漫长的艰巨工程，令中文读者苦等了足足30年。另一方面，依笔者所见，《铁皮鼓》的中文评论基本是“阳春白雪”，且多给人以“不知所云”之感，与《生死朗读》评介所传达的“灵魂震撼”之音很不一样。从整体的表述来看，德国世界文学奖给《生死朗读》的颁奖词同样适用于《铁皮鼓》，虽然两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规模和风格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人物、结构、情节及语言单纯得多的《生死朗读》，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也许无法与《铁皮鼓》相比，但它为大众，特别是跨文化的大众所接受的广度和力度，不仅不逊色于《铁皮鼓》，更有其独特的效应。
想回避而又不能不面对的真实融汇贯穿全书
施林克的成功与其说归结于他是格拉斯那样超凡的“语言大师”，毋宁说他具有卓越的“跨越”之才。在今天日益多元化的世界，“跨越”的趋势全面渗透，交叉、融合的素质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职业法学家施林克身上正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现代品质。他既著法学论文，亦写侦探文学，亦作长短篇小说，在其法学的思考中透出浓浓的人性关注，在其文学创作中融进了对司法入微的反思。他的小说体现着一种难得的素质：一个善于观察、了解众多案例的法官对生活的贴近，一个严谨的法学教授强烈明晰的思辩。在施林克的笔下，无论是《生死朗读》还是短篇集《爱之逃遁》(Liebesfluchten)中的《女孩与蜥蜴》《外遇》或《切割》，都是一幕幕交织于法的人生之谜。
施林克的文字易读，然而字里行间缜密而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却往往令人不自觉地似懂非懂。《生死朗读》的一个基本风格，是叙述者谨慎而又执著地提出叩问，托出了一种严酷的、深层的、令人想回避但又不能不面对的真实。它融汇贯穿于全书，形成了施林克的独特境界。《生死朗读》的血脉是对类似思想禁忌和流行话语的质疑和质问，缺少了它们，这个奇异的爱情故事就是一个花架子，决不会有其雅俗共赏的成功。将深奥寓于俗浅之内，让大众不畏，让学者不弃，才是施林克的独到和难能可贵之处。这种兼容性是《生死朗读》最大的特点：通俗，同时深邃；思辨，并且引人入胜；好读，令人一夜读完，却让人细细地、长久地咀嚼。
作为法学家的施林克没有发表过什么文论。但我们还是能在他的一些谈话中见识到他的文学主张。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民主意识”。德国小说一向以思想见长，但同时也以枯燥艰涩令人却步。施林克无意步传统的德语文学之后尘，而更属意于一种服务于百姓，充满民主意识的写作。他认为，文学应该面对普通民众而不是文化贵族或批评家。在接受《世界报》记者的采访时，他就批评了“德语文学将文学区分为所谓精英文学和娱乐文学的不幸传统”，他说，“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滞后’的德意志民族有关，与市民阶层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其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的解放有关”。德国知识界不乏对美国文化持批评甚至鄙薄态度的人士，施林克却认为，美国人拒绝区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这充分表达了他们文化中的某种民主意识。他表示：“理发师、警察、营业员都来读《生死朗读》，尤令我高兴”。他所希冀的，不是自己的著作迈上大学文学系的讲堂，成为教授们刻意宣读的范本，而是走近大庭广众，为普通人津津乐读。施林克最初曾考虑将这本书首先拿到美国出版，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到德国。因为他估计，这本书在那里会比在本国获得更多的欢迎和承认。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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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法学家的职业密切相关，施林克的文学尝试开始于侦探小说的创作。在《生死朗读》和后来的短篇小说集《爱之逃遁》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侦探文学的影子。他的故事往往都有某一个隐隐的神秘的开始，随着情节一步步扑朔迷离地发展，主人公均不由自主地纠缠进一团剪不断理还乱、摸不到头绪的纷繁之中。这种纠缠不仅表现在故事结构的层面上，也贯穿在它的思想内容里。通过这种纠缠，作家让世界呈现出它真实而复杂的面目，增加了施林克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生死朗读》选择叙述一个15岁少年与一个36岁妇女的爱情故事，目的并不在于渲染一种抓人眼球的畸形关系。“我不想把纠缠进施害者罪责的问题表现为仅仅是不同代人的问题，更不想表现为家庭内部的冲突……我想要揭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施林克解释道，“因此对我来说”“一个并非父母——孩子的关系，而是另一种爱情关系就很重要”。于是就有了汉娜这个人物。由此可见，作家其实是希图借助一个表面特殊的个例，表现一种普遍人性的东西，对不因“代”而异的人性之弱点及由这种弱点导致的罪责纠缠做出自己的思考：是历史环境，不同的背景令其显示出不同的性质；罪人与非罪人，被审判者与审判者，战前与战后一代之间绝对划一的界线被置疑；负罪并非某部分人、某时代人的专利，批判、肃清也相应地不是某部分人、某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特权。在这种混淆中，吾是尔非、此正彼邪的定势思维被打破，替之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的齐一观。这使施林克的历史、罪责反思在前辈思考的基础上跨上了—个富有生机的新台阶。
上世纪50年代初，伯尔的长篇小说《亚当，你当时在哪里？》曾发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德国战后最初岁月里文学反思的一个里程碑。到了20世纪末期，施林克、格拉斯等先后写出一批角度新颖的反思作品，又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课题。“亚当，你当时在哪里？”代表的是“全知的”叙述者对癫狂时代的施害者和牺牲品的发问。叙述者的背后站着的虽然是属于被问者一员的伯尔，他提出的却是战后一代对前辈的质问。而到汉娜的反问，视角来了个转换，提问和被问的人都变了：施害者反问审判者：“我……那么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汉娜于无措之中对法官的一句反问，正是这样一个不无挑战意义的表达。而曾经视自己为审判者的后生者则对自身发出反问：假如我在当时，我会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相对于伯尔的发问，汉娜的问题显得很不足道。它出自于一个罪犯之口，显得茫然失措，无可奈何。但是叙述者对法官的反应及回答所作的描述和评论，却明显地表现了作家在汉娜所提问题上寄予的深意。“我”强调汉娜提问的诚心和认真，细述法官的搪塞、无助和勉强，使无知无识的汉娜无意之中反而占了自以为是的审判者的上风，同时令有理与无理，罪与非罪不再那么铁板一块，无可置疑。在书中，施林克不时地提出按照一贯和普遍的观念“不应该进行的比较和询问”。他指出，视自己为“清算过去先锋队”的同代人与其“清算”的对象、纳粹冲锋队队员之间有着不无一致的动因，即享有一种从属某个队伍或某个集体的良好感觉。他让读者看到，多数人不是出于信念参与什么，而是被天性中的自我动机引导，而罪恶的政权对之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是偶然因素，即一个人生逢何时，决定了他是否有罪或该当何罪。
这里所比较的是动机，而不是差别的性质。在差别已成常识甚至定论，平等则为人们避讳不言的情况下，正是这种人性纠缠之刻画，而不是截然的敌友、善恶、是非的划分，成为普通人的真实，触动了具有普遍人性的普通人，包括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施林克非常善于塑造这一类在罪或错里纠缠，敌或友里“混淆”着的人物，而且这些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亲人、熟人。除了《生死朗读》里的情人汉娜，还有《女孩与蜥蜴》里的父亲，那个作过第三帝国军事法官的父亲，《外遇》里那个民德时期屈服于克格勃威胁，为保护妻子而“出卖情报”的契诃夫……所有这些不无悲剧的人物都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有其具体背景和特定条件的普通人来昭示的，由于历史和个人因素的某种结合，他们未能作自我命运的主宰而堕落，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命运起伏，而导致这些起伏的性格弱点往往又属于人之常情，那些罪错在彼时彼地也完全可能发生在你我这些凡夫俗子身上。他们，无论是犯罪还是犯错，都是个别人，而不是群体的人，不能左右历史；他们既不是那些富有争议的大人物，也不是单纯的炮灰或棋子，他们不具有所谓复杂的两面性格。同为悲剧人物，这些人在其命运未经作家刻画揭示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让人不以为悲；他们虽然比那些大人物离我们常人更为平等和接近，却让人看不见或者是不愿意看见。不仅如此，人们还不假思索地在自己与这些人之间拉一条鲜明的界线，无所顾忌、理所当然地摒弃遗忘他们。
基于对法律和众多个案的深入了解，对人性、人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基于特有的穿透性目光和表现内心深处的才能，施林克极力在抗拒这个简单的摒弃和遗忘，引导我们去对这条界线加以思索，对这种无所顾忌和理所当然的评判发出置疑。他显然不满于社会评判的某种僵硬和局限性，试图跨越不容“混淆是非”的法，故而借助文学细腻的、渗透的表现性，去冲破非即非的冰冷逻辑，去实现他作为法学家所无法实现的内心要求。在文学作品里，他不再充当一个法的代言人；而是选择了一个“另类的”观察和判别视角：不是胜利者的，不是英雄的，也不是处于社会边缘或底层的、弱者的，也不仅仅是败寇的，而是已被法庭宣判，被历史钉上耻辱柱，或被正义和道德惩罚了的人的角度；是与这些人有亲密关系，对他们或多或少表示同情或者不由自己地从他们的视角看问题者的角度。叙述者深入事物的背后，陈述种种观念和定论与人性的冲突，独树一帜地揭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人性弱点的纠缠，罪与罚对于各种相关人员命运、特别是心性的影响，既鞭辟入里又入情入理。这里有严厉的良心审问，但没有明确的是非评判，由面对个体而面对历史，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于个体的尊严之中，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开阔的思考空间。
德国的历史反思之路怎么走下去？
《生死朗读》问世以来，在获得亿万读者的赞誉和推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几年《德语文学副刊》上的一场发难。这场发难针对的是一些德国作家近年发表的所谓“美化过去”的作品。格拉斯的《蟹行》（可参见本报《复活的历史》2003.11.4——编者）可以说是它的导火索。《生死朗读》则因其影响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英国日耳曼学教授杰·阿德勒在一封读者来信中气愤地指责这里的“爱情与群体屠杀，情感与野蛮之纠合”，而尤其令他更感到可悲的是编造者“又偏偏是一个德国法官”。《南德意志报》接过这场争论，用几个整版篇幅刊登了包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批评文章，并发表评论家温克勒的文章，把施林克的小说定格为“豪劳－虚情”（指豪劳考斯特集中营）。他指责法学家施林克“以为自己有权利，用这样一个典型范例来解释对犹太人的屠杀”，认为《生死朗读》玷污了文学神圣的殿堂。
《生死朗读》究竟是怎样一本书？是严肃、细腻、深沉的自我反思还是正相反？这姗姗迟来的发难无论有无道理，有多少道理，它至少昭示了德国历史反思的漫长而艰难之路途，一条负载着丢不掉的十字架的沉重之旅。它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德国当前和未来的作家作品亟待回答的问题：这条路下面该怎么走？受批评的佛尔特（1935年生）、史耐德（1940年生）和施林克（1944年生）在二战结束时或刚刚出生，或还是孩子，他们是不是仍然只能，或者还可能重弹前辈反思的老调，拘泥于前辈的角度，沿袭他们的语言，并以此来满足和教育读者呢？犹如四十年前格拉斯的《铁皮鼓》，当今施林克的《生死朗读》所以风靡世界也绝不是偶然的，尽管，不，应该说正是因为后者在反思的角度和内容方式上都迥异于前者。而格拉斯的《蟹行》如今的成功也正在于他没有重复自己，也没有反动于自己。其实，英国的《时代文学副刊》也发表了为施林克辩护的文章，德国《镜报》等报刊也加入了讨论，他们从文学的特点、文学与政治、历史和思想意识的纠缠与关系，从文学批评所经历的类似经验以及在德国成功往往带来疑惧等角度批驳了发难者的观点，后者显然相对孤立。
争论是有益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德国文学的反思之路也会越走越通畅。而同时，他们的反思成果应该受到这个不安定世界的注目，成为世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财富。
《生死朗读》（故事梗概）
朗读者米歇尔·白格15岁那年，巧遇并结识了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俩人成了秘密情人。想不到的是，纳粹时期，汉娜竟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但她对白格隐瞒了自己的经历。战后，白格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与法庭实习，审判的战犯之一就是汉娜，而白格发现自己仍深深地爱着汉娜……很久后白格才得知汉娜是一个文盲，正是因为羞于暴露自己是文盲，汉娜才去当了不需要识字的女看守。获刑的汉娜被提前释放，白格经过内心激烈的斗争，终于决定去监狱接出汉娜，可是汉娜却在狱中上吊自杀了。
《纽约时报书评》评价此书直接同人类的心房对话，“感人至深，幽婉隽永！” （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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