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地区人口#183;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人口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反贫困斗争,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地区范围缩小,贫困人口锐减,但由于受到环境质量差和人口素质低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脱贫速度有所减弱。作者分析了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归纳为10类地区,揭示了人口贫困是生态失衡的综合表现和最终结果。低层次的对贫困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既浪费了不可再生资源,又引发环境大污染。作者最后提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6条对策, 走恢复生态平衡与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防治污染与兴办乡镇企业相结合,实现脱贫近期目标与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相结合之路,必将逐步实现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中国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向来比较多。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农村,而农村贫困人口又集中在各省区的贫困县。本文拟就由几百个贫困县组成的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发展,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一、贫困县分布的时空变化趋势
解放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国大多数人口常年处在饥寒交迫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人口增长过快和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未能达到应有的规模、速度和效益, 致使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很多。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仍有2.5亿人,占农村人口31.64%。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反贫困斗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扶贫力度的逐渐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出现了迅速减少的趋势,1986年为1.25亿人,占农村人口20.02%,1992年为8000万,占8.8%,1994年减少到7000万人,占7.8%。1978年—1986年的7年,年均脱贫1785.71万人,脱贫速度如此之快, 主要来源于农村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1986—1992年的7年,年均脱贫642.86万人,1992—1994年的2年,年均脱贫只有500万人。 脱贫减速主要受到环境质量差和人口素质低双重因素的有力制约。
中国政府扶贫工作是从1980年投放5亿元资金, 用于发展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生产和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开始的。1986年国家制订了扶贫的贫困县标准,并确定了国家和省区两级政府分别扶持的贫困县(包括县级市,下同)为301个和363个,合计为664个。 占全国县(市)总数的30.10%,分布在22个省区。从此, 国家的扶贫工作从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1988年,国家增加了27个扶贫的牧区贫困县,剔除重复县,省区扶持县调整为370个。这样,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为698个。再加上国家认可的77个贫困县(西藏),全国贫困县总数为 775个,〔1〕占全国县(市)总数的36.92%。经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工作,截止1992年底全国贫困县减少到592个〔2〕,占27.06%。 贫困县比例依然较高,脱贫任务仍然很大。
全国贫困县因环境和位置的关系,在各省区和三大经济带分布变化极不平衡。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没有1个贫困县。江苏省是我国唯一没有贫困县的省区。贫困县最多和最少的省区,1986年分别是江西(54个)和浙江(3个);1988年分别是西藏(77个)和浙江(3个);1992年分别是云南(73个)和浙江、广东(各3个)。东中西3个地带贫困县及其比例,1986年依次为171个、232个和261个,分别占25.75%、34.94%和39.31%;1988年依次为172个、256个和347个,分别占22.19%、33.03%和44.78%;1992年依次为105个、180个和307个, 分别占17.73%、30.41%和51.86%。全国贫困县在3个地带和3 个年度发展变化的趋势非常有序,东部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西部则稳步上升。3 个地带在1993年和1994年脱贫人口中的比例也是如此,东部占40%,中部占38%,西部仅占22%。从海拔高度上观察,3个经济带也是3个地势带。中国大陆平均海拔高度为1525 米, 自西向东由平均海拨3000米,1000米和低于500米的3大阶梯组成。平均海拔东部最低,贫困县最少,比例最低,减速最快;西部最高,贫困县最多,比例最大,减速最慢。这种减贫速度和发展变化趋势直到本世纪末不会改变;东部各省区率先达到脱贫目标,西部各省区最后完成脱贫任务。
二、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
80年代中期,中国1/3的县其所以成为贫困县, 既有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又有人口与环境方面的因素。人口增长过快,战乱不时发生,外部势力不断掠夺,使某些地方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农业自然资源屡遭破坏,从而成为这些地方贫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而是分析和研究脱贫致富的基本线索。1988年全国贫困地区土地面积390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40.63%,人口25656万人(包括贫困县非贫困人口),占全国当年总人口的23.61%。全国贫困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2倍。人均土地面积大,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小,环境综合质量差,农业自然资源贫乏,生态失衡;在总体人口中,文盲科盲人口多,在文化人口中高文化高科技人才少,在劳动人口中,体力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比例大。这些特点对全国所有贫困县来说,无一例外。在贫困地区,低质量的环境和低素质的人口互相制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许多贫困地区陷入贫困处境后而不能很快走出困境、走向富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现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形、土壤、气候、水分等环境要素十分繁杂。因此,分布在各地的贫困县,其自然环境,有些县相同,有些县相似,有些县则相反。若进行归纳,基本上集中在下列10类地区。
㈠山地陡坡区。中国是个多山国家。1988年全国不设区的市和县共2204个,其中山地县923个,占41.88%;丘陵县575个,占26.09%;平原县706个,占32.03%。山地贫困县509个,占山地县总数的55.15%,丘陵贫困县170个,占29.57%,平原贫困县96个,占13.60%。 全国贫困县的地形结构,山地占65.68%,丘陵占21.93%, 平原占12.39%。山地贫困县占绝对优势。因为,一般山地县有高差大、坡度陡、土层薄、土质差的特点。全国受坡度限制的土地面积为41.93亿亩,其中耕地2.37亿亩。15°—20°是耕地的极度坡度,超过20°的山坡不宜耕作,40°以上为禁伐区。坡度效应显示,陡坡越多的地区,耕地越少, 水土容易流失,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规模经营不易推行和实现。
㈡黄土沟谷区。中国黄土分布范围比较广,北起阴山山麓,东北至松辽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山前,西北至天山、昆仑山山麓,南达长江中下游,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其中黄土高原最为集中,约有39万多平方公里。黄土高原跨7省区,共有215个县(未包括设区的15个市),其中贫困县106个,占49.30%。河北、青海和宁夏3 省区在黄土高原的县全部为贫困县,陕西和甘肃两省在黄土高原53.68%的县为贫困县。 黄土高原的基本地貌是沟壑纵横,峁墚交错,川塬相间,地表被沟谷切割得支离破碎。沟谷面积占流域面积的30—50%,有的地方达到60%以上。高原地面坡度,大于15度的约占黄土分布面积的60—70%,小于10度的不超过10%。黄土疏松,易被雨水侵蚀,极易水土流失。
㈢红色丘陵区。我国红(黄)土壤分布在南方15个省区,面积217.9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2.7%。现有红土耕地面积4.19亿亩,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0%。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江西、四川等7个省区233个贫困县的80%左右在红壤区,鄂东南和湘东也有近20个贫困县在红壤区。在红壤土地中,除集中在成都平原的紫色土呈中性或中性偏碱性,富含磷、钾等矿物养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外,一般红壤为酸性,具有“酸、瘦、粘和板结”的特点,有抑制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生长繁殖和降低磷的作用,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红色岩系在湿热气候条件下化学分解迅速,易于水土流失。
㈣干旱缺水区。通常,将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的地区, 称为干旱区。全国干旱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年降水量在200—500 毫米之间的地区,称为半干旱区。全国半干旱区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 二者合计4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7%。 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13个省区。全国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的贫困县共223个。其中西藏61个,新疆30个,甘肃24个,青海13个,宁夏6个, 陕西11个,山西14个,河北15个,内蒙古38个,辽宁2个,吉林6个,黑龙江3 个。〔3〕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生命,在少水和缺水的地方, 受到威胁的不仅有工农业生产,而且有人畜的饮水。所以,水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㈤沙漠边缘区。我国沙漠和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153.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6%,沙漠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沙漠的90%以上集中在西北干旱区。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9省区共有70多个贫困县, 或多或少有沙漠存在。其中沙漠贫困县最多的是新疆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另外,在淮河以北,海河以南的河南、安徽、山东、河北等省内的黄河古道两旁和黄泛区内,有许多贫困县位于沙土混和区。贫困县大多发生在沙漠地区的边缘地带,或者沙漠中的“绿洲”周围,或者半沙漠区。降水少和沙暴多是沙漠边缘地区进行经济活动的两大威胁。
㈥低洼盐碱区。中国盐碱土地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的内陆干旱地区,以及东部沿海的滨海地区。全国受盐碱限制的土地面积为5.45亿亩,其中受盐碱限制的耕地约1.38亿亩。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河北、山东、河南3省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盐碱地,分别为2800 万亩和30万亩,后因灌溉不当,盐碱耕地分别增加到4800万亩和350万亩。 土壤中盐度过高,会导致植物生理干旱,碱度过高,可毒害植物根系。作为主要因素对农作物威胁最大的要数黄淮海平原盐碱区。这个地区许多地方地势低洼,春季易旱,含盐地下水经强烈蒸发,在地表形成白色盐霜;夏季多暴雨,易洪易涝。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其中不少地方就有“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泥沙场,冬天去逃荒”的历史。直到80年代中期,河南、安徽、河北和山东等4省,与盐、碱、洪、 涝等因素有关的贫困县有47个。
㈦高寒低温区。农作物对气温要求很严。以日均温度为例, 低于0℃时,停止生产;≥5℃时,开始生长;≥5℃的持续日期为生长期;≥10℃的持续日期为活跃生长期;≥15℃的持续日期,才是喜温农作物(如棉花、水稻、玉米等)的生长期。我国高寒低温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面积为226.89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3.63%。其中冻土面积150万平方公里,占高原总面积的66.11%。青藏高原分为3个温度带:高原寒带(如北羌塘地区),全年日均气温低于10℃, 没有农耕;高原亚寒带,≥10℃的天数少于50天,以牧业为主,稳定的农业难以形成;高原温带,≥10℃日均温从50天增加到180天, 为农牧混合区。位于或部分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和云南等6省区,与高寒低温有关的贫困县共有111个。
㈧致病水土区。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岩石、土壤和水分中所含的某些元素量,过多或过少于人体所需要的适应范围,人们通过饮水和食用在这些地方种植的粮食等而发生的疾病,称为地方病。我国主要地方病有如下几种:⑴在黔、陕、甘、晋、鲁、冀、辽、吉、黑等省的一些地方因水土中含氟量过多而引起的氟班牙和氟骨病。⑵在吉、辽、陕、甘、内蒙古、宁、冀、豫、鲁、晋、川、滇、鄂和藏等省区的一些山区,因水土中含硒、钼、镁等元素过多或过少而发生的克山病。⑶我国一些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环境缺碘而引起甲状腺肿病。⑷在一些甲状腺肿地区,还出现克汀病,又称地方性呆小病。⑸在黑、吉、辽、冀、鲁、豫、晋、内蒙古、陕、甘、川和藏等省区的山区和半山区,因水土中硫、镁、钙等元素不足或过多而引起的大骨节病。1987年对全国最贫困的109个县调查,有主要地方病的有94个县,占86.23%。各种地方病,轻则影响人们的健康和劳动能力,重则能够使人致残。在全国地方病流行的地区,正好是贫困县集中的地区。全国因病致贫的农户约占全部贫困户的1/3左右。
㈨三界地带区。三界是指国界、省界和陆界(沿海地带)。在我国有贫困县的26个省区中,有国界又有省界的9个,沿大海又有省界的6个,只有省区边界的11个。全国三界贫困县共438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6.52%。其中河北31个,山西15个,内蒙古26个,辽宁9个,吉林9个,黑龙江3个,浙江2个,安徽10个,福建10个,江西32个, 山东5个,河南14个,湖北24个,湖南19个,广东16个,广西22个,海南4个,四川31个,贵州13个,云南25个,西藏33个,陕西31个,甘肃20个, 青海11个,宁夏8个,新疆15个。三界地带,一般为“三不管”或 “两不管”地区,行政管理不力,投资不足,人才配置不够。贫在其中,理也在其中。
㈩远离都会区。现代大都会,特别是中国的省会首府等大城市,通常为各省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它的大建设和大发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或带动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按其推动作用的大小,依次是郊区和郊县。这种推动或带动作用,称之为都市辐射效应。郊县之外,辐射作用急剧衰减直到消失。我国改革开放不久的80年代中期,除兰州、西宁和拉萨3个省会首府外,其他21个省会首府(贵阳市无市辖县, 海口当时不是省区),所属95个郊区县中,基本上(88个县)不是贫困县,即使少数郊县被列为贫困县,但无一是特困县。非省会首府的大城市,诸如大连、青岛、厦门和重庆等市所属郊县也没有贫困县。
另外,当时需要扶助的还有700万库区移民。 在需要移民的库区县中,有些不是贫困县,有些是贫困县,如湖北省的秭归县。故库区不再作为一个单独自然区域来重述。
把全国贫困县作为一个整体,其自然特征主要有上述10个。但就某个省区,某个地区,甚至某个县来看,只有少数贫困县只有其中的一个自然特征,而大多数贫困县则同时具有两三个以上的自然特征。但在各贫困县的致贫作用中,各种因素并不是相齐并论,而在时空上有主有次。即使是主次原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破坏农业资源必然导致生态失衡
大自然在创造人类之前,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自然环境。人类的自然环境是以人口为中心,由地貌、土壤、水分、气候、大气和动植物组成。这些环境要素之间,以及人类同这些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呈现为双重性。一方面是直接的相互依赖和促进,或者相互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间接的相互依赖和促进,或者相互影响和制约。在相互作用的环境链条中,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被破坏,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人口生态失衡正是遵循着这种轨迹出现的。中国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大体上可以分为生态失衡区和环境恶劣区两大类。生态失衡区,原来的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如黄土高原等),因此早在远古时代就吸引了人类的祖先到那里生息和繁衍后代。优越的自然环境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使人口不断地得到较快地增长。在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类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又不得不进行长期的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导致生态失去平衡。大自然又把贫困作为一种无情的惩罚和回报,返回给破坏它的人类。环境恶劣区,是指诸如高寒低温地区、裸露的碳酸盐类岩石地区和干旱地区等。这一类地区,即使没有遭到人类的重大破坏,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在短期内很难使自己的生活从根本上得到很快地改善。
80年代初期,因改革开放不久,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寥若晨星,即使有大都处在伊始阶段。那时,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少主要取决于农业,而农业的根基则是土地生产力。当时全国耕地中,40.3%为低产田,其中坡地(易于水土流失)占50%,涝洪盐碱地占20%,风沙干旱地占23%,低产水田占7%。〔4〕占全国耕地1/3 以上的低产田,基本上集中在约占全国县(市)1/3的贫困县。低产田, 既是农民贫困的原因,又是生态失衡的结果。生态失衡的主要表现为:
㈠植被破坏严重。植被是人口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环节,其中森林植被又是关键的关键。我国森林覆盖率历来就比较低,清初为21%,1949年仅为8%,80年代初期上升到12%(按航片测算只有8.9%),只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2/5。 森林覆盖率在地区分布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西北和华北一些省区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地区不及1%,其中青海0.26%,新疆0.9%;北部内陆三区一省1.3%;位于“三北”防护林带(面积133.8万平方公里)中的396个县(旗)2.1%。 二是许多贫困县的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所在省区的平均水平。北方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如此之低,并非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是长期人为活动造成的。以黄土高原为例,西周时期为53%。解放前夕,仅剩3%。80 年代上升到5%。植被被严重破坏的结果,使水土流失,气候反常、 土地沙漠化等现象加剧。
㈡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之一。解放初期为116万平方公里,80年代中期增至153万平方公里,后经遥感技术普查,水土流失、水力侵蚀和风力侵蚀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1/3强。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有两个, 一是流经黄土地的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面积约占高原总面积的70%左右。其中水土严重流失的有138个县, 严重流失的面积约占这些县总面积的80%。二是流经红土地的长江中上游——红土丘陵。50年代流失面积36万平方公里,80年代初期增至76万平方公里。其中流失最严重的有嘉陵江、汉江和赣江等流域。水土流失给土地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全国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其中耕地表土流失量在33亿吨以上,超过新土壤的形成量,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3, 每年水土流失损失的氨、磷、钾肥约4000万吨,使沃土良田逐渐变成“跑水、跑土、跑肥”的瘦薄低产田。从全国来看,凡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无不是贫困县集中的地区。
㈢土地退化严重。土地退化、除水土流失外,主要的还有:⑴土地沙化。从50年代到70年代,仅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因沙化而丧失的土地有3.9万平方公里,使沙化土地面积增加到17.6万平方公里, 潜在沙化土地15.8万平方公里;在半湿润和湿润地区风沙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⑵草场退化。70年代草场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增至30%以上,退化面积达10亿亩。全国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众多的城镇、乡村受到沙漠化的威胁。⑶土地盐碱化。全国耕地中有1亿多亩被盐碱化,比解放初期有增无减。 如内蒙古河套地区,1962年盐碱地仅30万亩,80年代中期猛增到350万亩。中国西北和华北8个省区的271个贫困县和牧区贫困县, 基本上云集在这些土地日渐退化的地区。
㈣异常气候频繁。贫困地区异常气候主要表现在:⑴干旱灾害增多。全国各地,特别是黄河中上游几乎年年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受干旱威胁最大的是贫困地区,因为那里调节气候的森林稀少,水利设施没有或不足、抗旱能力差。⑵暴雨强度大。在北方一些少雨地区,常在夏秋季节发生暴雨。陕西延川县1960年6小时降水136.8毫米,相当年均降水量的29.42%。暴雨越多越大,这些贫困县的水土流失就越严重。 ⑶沙暴危害不时发生。在我国“三北”地区11个省区的沙区,已形成万里风暴危害线,受害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 位于“三北”防护林带区的213个县常常遭受风沙危害。目前,全国仍有60 %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荒漠化地区,常年饱受风沙侵害之苦。
人口生态失衡从毁坏植被开始,经过一系列生态效应反应,先制约农业,接着制约工商业。人口贫困是生态系统环环节节失衡的综合表现和最终结果。
四、浪费矿产资源必将引发环境污染
全国大部分贫困县,地上资源(农业资源)开发过度,导致生态失衡和贫困;地下资源(矿产资源)利用不足,为脱贫致富带来希望。中西部地区,既是贫困县最多的地区,1986年493个, 占全国贫困县总数74.25%,1988年603个,占77.81%,1992年487个,占82.26%; 又是各种地下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全国水能资源的绝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其中长江水能蕴藏量达2.68亿千瓦,占全国40%,西藏和青海蕴藏量2.21亿千瓦,占全国33%左右。全国累计发现矿产种类162种, 已探明储量的148种,矿种及其储量的85%以上也集中这里。其中, 储量居世界第1位的钨、锑、锡、钼、锌、钒等, 以及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的煤、铜、铁、汞、铅、镍等还是集中在这里。比如,目前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起吕梁山,西抵卓子山、贺兰山、六盘山,南到秦岭北坡,北达阴山南麓,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面积位于黄土高原。1988年在此范围内贫困县多达89个,每万平方公里的贫困县密度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贫困盆地)探明煤总储量高达19752.78亿吨,〔5〕相当于80年代末全国探明储量的2倍,位居世界8 大煤田(每块煤田储量超过5000亿吨)的前列。贫困县众多的中西部地区,有了各种能源和各种矿产资源优势,就等于在客观上具备了大力发展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物质条件。开发这些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优势、需要和希望,也是东部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的要求。
开发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需要巨额资金、大量技术和大批人才,单靠国家或省县政府,都有困难。近年来,因政策放宽和脱贫致富的需要,一些贫困县市出现了资源开发热,其中乡镇企业一马当先。小煤矿、小铁矿、小水泥厂、小建材厂和小机砖厂等,以及由此而带动起来的其他各种乡镇企业(包括许多由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投资少、技术要求低、盈利快、高污染的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不少贫困县市或乡镇由于大办了乡镇企业,才在脱贫致富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辉煌成果。但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矿产资源。比如经过加工的型煤,在民用中比烧散煤热效率可提高一倍,一般可节煤20—30%,烟尘和二氧化硫减少40—60%,一氧化碳减少80%;在工业炉窑中使用可节煤15%,煤尘减少50—60%,二氧化硫减少40—50%,氮氧化物减少20—30%。目前,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用煤和乡镇企业的工业用煤基本上为散煤。其他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无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一旦某种或某些矿产资源被浪费枯竭,贫困就会返回,持续发展就会停滞。矿产资源的浪费比农业资源的破坏给人类发展造成的损失更为沉重。因为被破坏了的农业自然资源通过恢复生态平衡,可以更新,而矿产资源为不可更新资源,一旦被浪费,就不能将它再生出来。
其次,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传统工业的产物,贫困地区因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限制,所兴办的乡镇工业,基本上都是传统工业。这样,乡镇工业发展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对环境的污染就越严重。脱贫致富和环境污染齐头并进,同步发展。中国大陆先后在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有3个,其中两个就是贫困县(市), 分别为陕西省的耀县城区和延安市区。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比人们的想象要严重得多。使用被污染的水体,会降低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效益;被污染了的大气、水体和土壤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生活在被污染环境里的居民,不得不停地呼吸污染了的空气,饮用污染的水体,食用在污染了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由此而产生与污染有关的疾病就会跟着增加。反过来,因病致贫和返贫的人口就会增多。治理环境污染,耗资巨大。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贫困地区不敢走,走不起。因此,发展乡镇工矿企业,必须坚持综合利用,综合防治的方针和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原则。贫困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乡镇企业刚刚起步,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贫困地区的乡镇工业,特别是矿产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工矿企业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现在正处在从认识到行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关键时刻。不然,矿产资源的大浪费,必将引发环境的大污染。
五、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策
中国贫困地区人民在脱贫致富全过程中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解决三大任务,才能够在脱贫之后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这三个阶段依次为:由贫困向温饱过渡的阶段,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由小康向富裕过渡的阶段。三个阶段必须一个衔接一个,才能形成持续发展态势。一个阶段之后如果出现停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与持续发展地区比较,贫困将会再度来临。为了避免返贫现象出现,必须解决好三个任务。一个是逐渐恢复被破坏了的农业自然资源,使人口生态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二是珍惜、保护和节约矿产资源,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采,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乡镇工业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三是保护环境,为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洁净的自然环境。为此,第一,积极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意识。解放前,在不少贫困人口中存在着“命运意识”,认为自己困苦是命里注定的。解放后在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中逐渐养成一种“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奋进,从而成为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科技是时代前进的动力,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关键。为此,必须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特别是劳动人口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为突出科技进步在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必要的舆论和思想环境。
第二,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失衡,来自传统农业,因为传统农业大多是在以粮为纲,垦荒造田,掠夺土地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中运行的。生态农业则是依据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规律,运用先进的农业和生物科学技术建立起来的一种能够恢复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提高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绿色产业。开发土地,特别是山区土地,要顺其自然,宜农则农,宜草则草,宜林则林,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在保护现存天然植被的同时,要加强营造人工植被,通过扩大植物的覆盖程度,来调节气候,减少风沙和水土流失;要把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来改造各种类型的中低产田;要尽量使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土壤污染。农业增产的巨大潜力在于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培育新的优良品种。要逐步创造条件,购置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规模经营和农场化管理。建立现代农业是贫困地区由贫变富的必由之路。
第三,依靠先进的多门科学技术,积极发展环境工业。环境工业是一种对应于生态农业的工矿企业,它是根据生态环境规律的要求,运用先进的不污染或少污染环境的生产技术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工业体系。80年代前期,全国贫困地区,特别位于高山高原和丘陵地区的贫困县,环境基本上没有被污染,继续保持着净土一方。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在用陈旧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水体、土壤,特别是大气无不遭到程度不同的污染,少数地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对矿产资源进行多层次的深加工,才能把污染环境的工业“三废”由废物变成财富,才能全面地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防治环境污染有三道防线。第一,要严格把好政策和规划关,凡是在条件不允许或不具备的地方,要严格限制新建或扩建高污染产业。诸如:农药、油漆、染料、印染、制革、电镀、电池、造纸、制药、石棉、塑料等。第二要尽量采用不污染和少污染土壤、水体和大气的环境技术。包括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技术,以及有关的综合开发利用技术,把各种污染物消灭在源头和萌芽状态。第三,在矿场和工厂周围大力植树种草,建立园林式工矿区。树草植物具有稳定温度,减少干旱;含水固土,防止水土流失;防风挡沙,保护农田;抑制细菌,净化水质等作用。因此,大力种植草木,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四,从穷山恶水地区迁出贫困群众,促使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在不同的地方,人口容量是不同的。一般地讲,环境越优越,承受人口的能力就越大,否则相反。生产和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地方(如严重缺水的地区,极为严寒的高山地区,极少耕地的石山地区,飞沙走石不断发生的流沙地区等)的人口,既要对这些环境实事求是,不能强求,也要对现阶段自己利用这些环境的能力作适当的估计,将来才能办到的事不要提前到现在办,别人能够办得到而自己办不到的事,也不要自己给自己为难。对生活在环境恶劣而短期难以脱贫的群众,各级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选择,该撤离的就不要在那里死守穷山恶水,该少留的就不要多留。要减轻对恶劣环境的压力,另辟脱贫致富蹊径。近年来,许多省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在实施“异地脱贫工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甘肃在陇中的景泰川电力提灌区安置从会宁、永靖、东乡等贫困县移民21万多人,宁夏在宁南的固海杨水灌区安置外地贫民17万人,广东在异地安置了从粤北石山区移出9.5万贫困人口。广西、福建、 浙江等省区也进行了类似的异地脱贫活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五,积极扩展开放领域,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因受种种因素限制,一直处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扶贫工作不断加强,扶贫方式不断变化(由单一的资金救济发展到科技、文教、对口支援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扶贫),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经商人数不断增加。所有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贫困地区与世隔离状态。但就总体而言,贫困地区的开放仅仅处在伊始阶段,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大大好于中西部地区。为了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大开放力度仍然至关重要。为此,贫困地区政府和人民,必须抓住难得的机遇,继续提高开放意识,增强开放能力,营造开放环境,创造开放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把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吸引进来,把当地的劳动资源和矿产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才能使自己的社会经济进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第六,加大培训实用技术人才的力度,提高开发自然资源的综合效益。开发各类自然资源,发挥地方优势,不仅要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要获取更好的环境效益。回顾古今,横观中外,破坏资源,保护环境,无一不是人口行为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凡是人口都必然要破坏资源和环境,或者说都能保护资源和环境。科学文化水平越低的人口,其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就越大,给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和破坏也就越大。否则相反。因此,提高开发自然资源综合效益的关键,是提高生产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研制、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能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各类人才奇缺,这就需要外部各方面的扶贫者和贫困地区的脱贫者要形成一种共识和合力,积极开展扫盲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行多种形式的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缺什么人才就培训什么人才,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特别要帮助农民学会运用“三色革命”技术,逐步提高优良品种的推广率和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增收中的贡献率。在工矿业方面,特别要帮助农民工学会使用“星火”计划中用于推广的先进生产技术,增加科技在产品中的含量,生产出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名优特产品。
总之,有了科技意识和开发自然资源技能的生产人口,就能够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把恢复生态平衡和发展现代农业结合起来,把防治污染和兴办乡镇企业结合起来,把尽快脱贫的近期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本文系国家教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P04 项目贫困人口课题的成果之一。
注释:
〔1〕《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农业出版社,1989年10 月,附表1、2、3、4、7。
〔2〕《中国信息报》1994年6月1日。
〔3〕阎崇年主编《中国市县大辞典》,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有关县市资料。
〔4〕《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5〕《人民日报》199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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