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表征的动态层级与语境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层级论文,语境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4)05-0001-08 “隐喻”(metaphor)作为科学表征的一种方式，大量存在于科学研究中。近年来流行的“理想语言哲学”更强化了隐喻的作用，认为隐喻是语言固有的本质的部分，而不是从属于直接语言的程序，隐喻理解取决于语境以及听者的思维模型。事实上，尽管隐喻并不能为科学表征提供一个逻辑严密的推理基础，但科学家可以借助于想象和创新，通过隐喻建立起依托于相似性的连接，或将两个事物置身于相似的语境或发生机制中加以解释，从而达到对新事物的科学表征。因此隐喻在建构科学对世界的表征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隐喻表征的发生机制表现为隐喻的互动论，其表征程序具有一定的层级性，由于其互动性和层级性都是以语境关联的相似性为前提的，因此隐喻作为科学表征的方式，最终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层级体系。换言之，“科学隐喻作为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它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语境化把握，而语境必然有特定限制，只有语境的不断重构，才能给定隐喻语境的存在及其把握实在本质的有效性”[1]92。 一、隐喻的“互动论” 科学家通过隐喻“完成了对现实的某些部分的重新描述”[2]471，从而为我们提供关于新事物的科学解释。然而，任何关于隐喻的完善理论不仅应当阐明隐喻的发生机制，还应当首先说明隐喻所涉及的语言程序在隐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澄清语言基础、类型层级和概念图表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必要。隐喻的“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因为大部分关于隐喻的实验数据与互动论是相一致的。 (一)隐喻“互动论”的产生 事实上，隐喻的系统化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认为，所谓隐喻就是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思的修辞手法，这两个词具有对比关系，因此这种观点被称为“对比论”(comparison theory)，这个观点对西方修辞学随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影响深远。然而，19世纪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却反对科学语言中的隐喻表征，认为“科学说明在于理论语言和观察语言之间的逻辑概括、法则定律和字面意义上的演绎关系”[3]，而隐喻所关涉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不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联系，因而不能成为科学表征的恰当方式。与此同时，英国哲学家理查德(I.A.Richard)则提出隐喻的“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认为隐喻是人们思维的重要方式，它表现为不同思想间的互相沟通或不同语境间的相互转换，隐喻意义正是在本体和喻体的这种互动中体现的。 在此基础上，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对“互动论”进一步发展完善。他认为，任意关于隐喻的“代换”观点都是错误的，例如，“隐喻陈述并非一个形式对比或者任意其他字面陈述的替换，而是具有它自身的功能和效用的”[4]37。那么，隐喻究竟是如何显示“本体”和“喻体”之间关系的呢?布莱克认为，当一个被发现的或者被创造的更高阶的普遍超类型(supertype)术语被附加于“本体”之上时，新的观点和知识就产生了。如果这些超类型已经存在，它们总是在一个不同的掩蔽(mask)重构层级之后才被显示。因此，“与其说隐喻形成某些先行存在的相似性，不如说隐喻创造相似性”[4]37。按照布莱克的观点，隐喻由“主题”(primary subject)和“副题”(secondary subject)两部分构成，前者提供了隐喻的“框架”(frame)，而后者作为隐喻的“焦点”(focus)，它应该是一个涵义系统，认知主体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通过对这个涵义系统进行选择、压缩、强调和组合之后映射到“主题”之上，然后“主题”则通过对“副题”的涵义系统进行过滤或筛选而建立起新的涵义系统，譬如，卢瑟福原子结构模型即原子太阳系模型，这个隐喻中，“原子结构模型”是主题，“太阳系模型”是副题，通过比较而对“太阳系模型”涵义系统进行选择、压缩、强调和组合之后，将其特点映射到“原子结构模型”上，可能会得出“原子的质量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原子核上，核外电子绕原子核作轨道运动”这个新的涵义系统。 另外，布莱克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常识系统”(system of commonplaces)，他后来称之为“隐含复杂体”(implicative complex)，它是与二阶系统或“喻体”相关的，这些常识系统的观点后来被发展为语义学概念“域”(domain)。实际上，这些域、常识系统或隐含复杂体是缺省的，它们的背景知识和原型知识包含在与每个概念类型相关的图式大纲组中，于是，隐喻将全部图式组转换成一个新的类型，可见，布莱克并不只关注隐喻本身，他的互动论还考察了从不同的本体论视角研究隐喻的重述。正如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说，隐喻就是“一整套可替代的标签，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形成了新的领域。全部过程只是：图式的转换、概念的迁移和域的转化”[5]。另外，互动论还强调，在隐喻用法中，从不同的本体论视角重述“本体”涉及从不同域中新生的图式和概念图表所组成的紧密层级。 (二)隐喻“互动论”的意义 隐喻的“互动论”强调了人的思维过程的隐喻性，为科学表征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可以说，“隐喻是编织在我们的信念和欲望过程中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个工具就不会有科学革命或文化的突进……”[2]470因为只依靠数学语言和逻辑规则来建构科学表征并不现实，还得借助于隐喻表征的方式，在具有相似性的两个事物的互动中获得新的认知与理解，确切而言，这种相似性是语境的相似性，隐喻将被认知的对象置于我们原有的概念框架所支撑的语境中进行解释和表征。 其一，互动过程中喻体提供了一种观察本体的新视角。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本体和喻体的两个系统相互作用，与喻体“相关的常识”通过“选择、掩盖或突显”本体的某些特征来重新组织本体，语言手段就如一个模型，只能向人们展示世界的部分层面，而隐喻使人们改变这些模型并由此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换言之，隐喻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表征并由此向人们提供新的关于世界的信息。“世界必定是处在某种描述下的世界——或某一视角下的世界，而一些隐喻能够创造这样一种视角。”[6]例如，在理解牛顿的物理世界时，物理学家们通过把宇宙比喻为一个设计精巧而绝妙的时钟，一旦启动，宇宙就按照自然法则自行运转。“因为几乎一切多种多样的运动，都是由最简单的、磁性的和物质的力引起的，就像一架钟的一切运动都是由简单的重量产生的一样。”[7]这个隐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宇宙的机械论视角。 其二，互动能够创造出相似性。隐喻互动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隐喻的“对比论”无法解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布莱克认为，隐喻两项之间的相似性是创造出来的，而且相似性的创造是受到限制的。对本体的重构不是随意的，不能违反本体的原有结构，我们应当对“客观相似性”和“经验相似性”进行区分，“客观相似性”是不存在的，在两客体被经验和概念化之前，它们无所谓相似或不相似，只有当本体被概念化为喻体时相似性才被创造出来。“经验相似性”依赖于概念化并随概念化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魏格纳(A.L.Wegner)的“大陆漂移假说”就是通过在地球上的七大洲与一张撕碎的报纸之间创造相似性而进行说明的。这个隐喻所牵涉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七大洲的海岸线轮廓恰好吻合，且彼此在物种、地质等方面具有连续性，那么，各大陆极有可能是由一个巨大的陆块漂移、分裂而形成的……这种情境恰好与一张撕碎的报纸相似，如果撕碎成几块的报纸按照其参差的毛边拼接起来，上面的字句仍然能前后连贯。 其三，互动能够重组和创造出新的域。在创造相似性的过程中，隐喻中的原有域得到重组，并创造出新的域。隐喻是一个“真的类包含陈述”(a true class-inclusion)，本体被纳入一个暂时的、非常规的新域，而喻体既指称这一新创造的域，又是这一域的原型分子。然而，隐喻互动创造的第三个域并非暂时性的、非常规的或次要的，而是根植于人们的长期记忆中的。因此，可以说，“隐喻的广泛使用是人类发现新经验和熟悉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深刻天赋的游离见证，新事物或新经验由于被归结到已确立起来的特征下而得到掌握”[8]。例如，数学中最富含有诗意的螺旋线在自然界中具有广泛而普遍的现实表征：蜘蛛网、车前草的叶片排列、蚂蚁的运行轨迹等等，另外，天文学家通过对银河系的气体密度进行观测分析，发现银河系也是星体以圆心呈螺旋状向外扩的，甚至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意大利比萨斜塔的楼梯也是一个具有294阶的螺旋线结构。可见，隐喻可以将陌生的、甚至是难以直接描述的事物与熟知的、可直接描述的“明示事实”(manifest facts)相并列，创造出二者语境关联的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认知概念。 二、隐喻表征的层级性 隐喻互动论强调两个实体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以相似性为前提的，借助于这种相似性所建立起来的两者之间的语境关联，我们将研究对象的数据、图像等通过隐喻性的科学文本表征出来。然而，正如范·弗拉森(Van Fraassen)所说，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两个事物本身之间的直接相似，而是指两者的关系的相似性，即语境关联的相似性，这就必然涉及隐喻表征的层级结构。实际上，隐喻表征的层级性是以语义层级(semantic hierarchies)为基础的，语义层级是指概念节点(concept nodes)之间的连接和联系，分析语义层级的结构对隐喻表征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概念关系的继承性 当代的主要哲学家已经开始关注概念的真正本质以及概念与集合或类别之间的关系，因为用类包含来归纳语义网的特征时对概念的本质作了预设。然而，根据概念的外延或类别来定义概念在整个20世纪都陷入困境：按照外延对概念进行分类意味着我们根据概念所指称物的类别来定义概念，同时，类别由它们所包含的个体所确定。 弗雷格于1892年提出了对概念的意义和所指进行区分，他引入“意义”(sense)的概念来解决大量的同一性陈述问题(identity statement)：同一性陈述如“晨星等于暮星”(the morning star=the evening star)，在认知内容上与次要陈述“晨星等于晨星”(the morning star=the morning star)如何区分呢?他的回答是：当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时，两者的意义(“早晨最亮的星”和“夜晚最亮的星”)并不相同，于是，晨星和暮星在认知内容上是不同的。此外，弗雷格还引入了概念“落在……之下”(falling down)和“落入……之中”(falling within)。当我们说某个物体是红色的时，我们是指这个物体“落在红色这个概念之下”；而当说到红色是一种颜色时就引入了概念间的一个二级关系。因此，客体对象“落在一级概念之下”，而概念“落入二级概念之中”。弗雷格“落入……之中”的概念似乎已经表明一个高阶概念的层级，它没有应用外延并且没有以类包含为基础，然而，“落在……之下”与“落入……之内”的关系的真正本质往往并不清晰，因此，它也是难以实施的。 卡尔纳普于1947年也曾对意义和指称做了一个类似的区分，不同的是，弗雷格所关注的是概念的同一性陈述问题，而卡尔纳普则专注于具有相同外延的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例如，尽管概念“心”和概念“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它们可以有相同的外延，例如，对于所有X而言，当且仅当X有一个肺，那么X就有一颗心脏。换言之，凡具有肺的一切事物也具有一颗心脏，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这个语境下，“心”和“肺”两个概念享有相同的客体集，然而，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具有一颗心脏”和“具有一个肺”具有不同的内涵，他将“内涵”定义为它所表达的命题，更确切地说，卡尔纳普用外延和内涵来区分有条件的真值和必然的真值，将句子的“外延”定义为它的真值。对于具有相同外延的两个句子而言，它们必然是等价的，而且，对具有相同内涵的两个句子而言，它们必定是逻辑上等值的(L-equivalent)。 然而，事实却是，即使两个句子的表达恰好具有相同的外延，但很可能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这些特性却对应着不同等级的客体对象，换言之，它们指同一等级的客体对象就仅仅是一个条件上的事实，它们所表达的命题并不必然为真，二者的内涵不同，因为并非所有具有“心”的事物必然等价于具有“肺”的事物，它们仅仅是恰巧在我们的世界中等价而已。正如伦纳德·林斯基(Leonard Linsky)提出的批判，“这些模式是认识论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卡尔纳普的概念‘内涵’没有与意义的任何认知角色相联系，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句子时所认识的事物而言，究竟是什么确定了它是先验可知还是后验可知呢?这显然是有差别的。”[9] 蒯因认为“内涵”这个概念的流行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与集合不同，我们如何对内涵进行确证是不清晰的。例如，集合确证仅仅涉及集合元素的问题：当且仅当两个集合具有相同的元素时，它们是相同的。然而，这样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属性，因为我们现在得依赖于这样的模式：当且仅当两个特性是逻辑上等值时，它们才是相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确证：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在整个世界中都为真时，什么命题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不过，蒯因认为确证必然的真值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卡尔纳普对内涵和外延的区分是建立在一个预设条件上的，即将模态系统合法应用于自然语言之上，然而，这么做的最大困难在于：当涉及指称上晦涩难懂的表达时，这种指称将会失效。蒯因将我们能够不失其真值而代换其同一性的情境称为“指称上清晰的”(referentially transparent)，反之则是“指称上模糊的”(referentially opaque)。例如：(1)9=行星的个数，这是一个真实的条件性陈述；(2)
(9＞7)，(
指“必然地”)这个也必然为真。接着，我们可以根据代换原则用“行星的个数”来代替(2)中的数字“9”，于是得到：(3)
(行星的个数＞7)。显然(3)是无效的。 此外，蒯因主张“不存在分析陈述”，即根本不存在“分析——综合”的划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真命题或者是有条件的(事实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永真式命题)。例如，“单身汉等于未婚男人”这个命题被认为在分析上是真实的，即当且仅当两个概念逻辑上等值时，它们是相同的。然而，命题的意义并非由产生分析的真值所必需的条件集而确定，相反，意义是语言的经验特征，因为任何术语的意义都是可修正的或“结构开放的”(open-textured)。 综上所述，概念间的关系不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分析，都涉及超类型(supertype)和子类型(subtype)的关系：子类型必然是对超类型的不可分的具体描述或说明；子类型与超类型的其他子类型必然是逻辑上彼此相关的；当且仅当某个超类型的两个子类型彼此都不互为具体说明时，这两个子类型对于这个超类型是同阶的；子类型继承了其超类型的所有二阶特性。然而，概念关系之间的继承性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硬是将某个属性归属到最大的超类型中，我们就会处于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需要一个比最大的超类型更大的超类型。如果我们从未将特性归属到最大的超类型之下，那么，一切事物都不可能从未继承自它，但是，这样的话，它是如何成为任意一种超类型的呢? (二)三角形层级的形成 如上文所述，我们的概念关系是根据我们关于世界的模型与事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派生的，而不能根据逻辑等价或必要条件来派生出概念的附属类别。实际上，任何情况下的知识表征都应有一个数学结构以便能够反映概念关系和语义网的经验本质。语义层级的“三角形层级”形式或许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三角形层级’其实就是一个直接的非循环图表，这个非循环的图表有一些分离然后又聚合的分支，它们准许某些节点具有相同的起点”[10]。另一个与类型层级相关的层级结构是布尔型(数学体系)的格架，接下来的图1就展示了上述两种相对的层级结构：
图1 布尔型格架与三角形层级[11]196 布尔型格架的问题在于它准许概念类型间存在较多的关联，但是，这些关联是根据布尔型格架的数学结构而确定的，而非根据我们为世界建模的方式确定的。对于任意一对已知的概念类型，必定会存在一个最小的普遍超类型和一个最大的普遍超类型，从而使得层级成为一个布尔型格架。这个结构的性质正是：在布尔型格架中附加上一些模拟的概念类型以填充中间的节点，在此需注意的是：层级产生的原因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同时它也不是根据布尔型格架中的缺省节点而产生的。事实上，只要假定层级的顶端有一个普遍超类型，并且将每个底部节点都与一个普遍子类型相连起来，以上的三角形层级就可能构成一个格架(尽管并非一个布尔型格架)。然而，我们要求表征必须符合逻辑和数学形式，而完全忽略所要表征的事物的真实次序。 此外，一个直观的非循环结构可能只表征我们的概念图式中实际应用的那些概念，而且，“三角形层级”也并不固守于一种特殊形式，概念间的关系可以按照我们的概念框架所意指的任意方式而得出。因此，一个三角形层级的表征结构的整体特性完全是由我们关于本体论依赖的真实信仰而建模的。 (三)三角形层级的特征 由于类集合一般被定义为对象集，我们并不能直接使用类集合来把握概念间的关系，而且集合元素并不能对概念和属性的确证做出解释。同时，语义网中的概念表征必须与一个概念的“意义”或“内涵”相对应，而不是与“外延”相对应。因此，三角形层级中类包含之间的外延关系会导致概念间层级的同一化。可见，理出三角形层级中概念节点间的关系的特点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类包含失效的实例。实际上，概念节点间的关系并非类包含的，它能表征我们实际组织概念的方式。我们不妨用类集合对内涵集进行构图以便形成一个语义网：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当且仅当某物有形时，它具有颜色，即“颜色——形状”。在为这个世界所建构的层级中，“颜色”代表“红色”、“蓝色”、“绿色”等等的超类型，而“形状”代表“正方形”、“圆形”、“三角形”等等的超类型。于是，如果类集合被用来把握“子类型-超类型”(“subtype-supertype”)的关系，那么，由子类型所表征的事物的类别就被包含在由超类型所表征的事物的类别之中，如下图所示：
图2 有形有色的世界[11]187 在概念化的整个指令系统中，概念“蓝色”不会被归入“形状”之下，同时“圆形”也不会被归入“颜色”之下。然而，如果我们的概念是根据世界上事物的类别像这样被建构起来，那么“颜色”的概念就等同于“形状”的概念，由此将会得出：“红色”是一种“形状”，同时“正方形”则是一种“颜色”。而这种荒谬性是由条件性事实(颜色与形状是同延的)和对集合的逻辑推算而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概念结构取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模型，而非取决于类元素的条件性，同时，被映射在我们概念中的模型决定了类元素。如果有形而无色的事物消失，那么，我们是否会仅仅因为“颜色”和“形状”的类别变成同延的，而就此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呢?同时，如果突然又出现一个无色的正方形，我们是否会再次形成“颜色”和“形状”两个分离的不同概念呢?也许接下来所阐述的关于“确定性与可确定性”的关系能更好地把握“超类型与子类型”关系。 其次，确定性与可确定性的关系，就像子类型与超类型的关系一样，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特殊性。确定性(例如“红色”)比可确定性(例如“颜色”)更具体些，换言之，“红色的”必然为“有色的”，而“有色的”并不必然为“红色的”，然而，仅仅靠特殊性是不足以解释这个关系的；换言之，表示“较小特殊性”和“较大特殊性”之间关系的术语并不能一贯地把握子类型与超类型的关系和确定性与可确定性的关系。例如，“蓝色”比“忧郁”更加具体，但它并非“忧郁”的确定性，而是“颜色”的一种确定性。 可见，这种区分产生了一种层级次序，以及关于绝对可确定性的观点，而许多哲学家已经将这种绝对可确定性看作是一种类属普遍性，因此，除非一种确定性是另一种确定性的一个低阶的可确定性，否则具有相同的可确定性的两个确定性彼此之间是不相容的。此外，对于任意确定性术语而言，除非与实体相应的绝对可确定性术语真实有效，否则这个术语及其否定都不能表述这个实体。换言之，确定性预设了它们的绝对可确定性；对于具有确定性的一个对象而言，譬如说“红色”是它的谓项，它就必定具有颜色。 三、隐喻表征的动态性与语境 事实上，三角形层级体现了隐喻概念间的静态关系，接下来我们将转向隐喻的语义层级的动态方面，以便深刻理解：不同语义情境中的层级变化将会引发什么样的语言变化，而发生在层级中的这些变化正好可以说明语言的开放结构性，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把握这种开放结构的编程方式提供思路。 (一)隐喻的动态类型层级(DTH) 上文所述隐喻“互动论”涉及“属于同一家族系统中作为隐喻表达的语词意义间的转换”[4]45，解释隐喻需通过引入关于“喻体”的新观点来改变图式结构，隐喻改变了层级上的掩蔽(mask)，新的联系和节点出现而旧的则消失；因此，隐喻可以通过改变特指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新知识和观点，而且，新产生的隐喻超类型(supertype)或者会变成字面掩蔽的一部分，或者可能会整个地消亡。因此，类型层级随着学习和经验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同时，隐喻是扩展和完善类型层级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表征主体的形而上学模型，我们的类型层级在本质上就必然是动态的。 语境对于解释隐喻和直接言语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所起的作用可以被表征为一套能够改变语义层级观的掩蔽。一个陈述是否是字面的或隐喻的取决于起作用的掩蔽，或者取决于这个陈述所隐藏或者暴露在层级中的联系。事实上，通过建立新的语义联系，隐喻作为一个掩蔽的目的是根据本体论的工具所调动的新层级来重新描述本体，即根据从另一个领域所产生的层级和相关概念图表而对一个领域进行重新描述；因为这些层级反映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将会以一个新颖的世界观来重新描述主体——不仅要表征看待主体的方式，而且要表征世界或事态与构图或描述相符合。 一般而言，隐喻总是给层级附加新的联系，这往往导致概念域间的区别模糊化。隐喻的目的不是精确化，而是提出概念之间更高层次或者更抽象的联系。另外，字面语境之间往往在其掩蔽下具有更少的联系，直接言语的精确性要求理清概念间的区别。隐喻陈述可还原为字面释义，同时以更宽泛的域看待世界，并且根据一个完全不同于直接言语的语义网来重新描述主体。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理解格里格和希利的“截尾假设”[12]：人们首先由作为表征工具的隐喻所引导而“走上了字面语言的花园之路”，这样，隐喻的字面程序就被开启然后否决。这种情况可以用“动态类型层级”(Dynamic Type Hierarchy)解释为用一个已经存在于类型层级之上的字面掩蔽来分析隐喻，然而，除了现在主体被引导走上“隐喻的花园之路”，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当一个隐喻掩蔽已经归位并且表征一个误导性字面陈述时。例如，“那是海产品陈列窗里的一条红鲱鱼(a red herring)”这个表达就直接使用了一个传统隐喻；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将“红鲱鱼”作为误导性的线索而不是作为“一条红色的鱼”来理解，只有当我们听到句子的剩余部分时，我们才能重新调整到一个字面的解释上来。于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种理解上的约束障碍正好表明，类型层级需要一个新的掩蔽，从而为类型层级创造一个新的节点。 (二)DTH模型中的语境关联 “语境”是指“用于解释话语的前提的集合”[13]，同时，语境也包含着听者关于世界的假设的子集。因为一个人在任何特定时间的认知环境可能包含几个语境，只有其中之一将会被用来理解一个特定的交际行为，它是听者关于世界的假设的子集，语境的变化即听者关于世界的假设的子集的变化，它形成了明示行为(ostensive act)的认知效果的变化，那么，为了把握这些认知效果对DTH模型的影响，我们必须对隐喻的DTH模型中的语境关联进行探讨。 接下来，我们举例来对DTH模型中的语境进行说明。例如，我们说“稀有气体是惰性的”(Noble gases are inert)①，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它将有生命的物即人的特性归到无生命的物之上，在类型层级中，“稀有气体”是一类化学元素，属于非生物的域，而“惰性的”是人的一种状态，属于状态经验者即生物的范畴。“惰性”的“经验者”是“动物”，同时，顺着层级向上，“惰性的”也是一种“需要”(need)，而“需要”即一种“需求”(requirement)，如图3所示：
图3 隐喻之前的层级：稀有气体是惰性的 那么，“惰性的”概念图就解读为图4。
图4 “惰性的”概念图 稀有气体是一类化学元素，所以我们得出这个隐喻的两个域即“化学元素”和“状态”，同时，“状态”又暗指了这些状态经验者的域：“动物”。因此，“惰性的”这个术语的使用就暗指了隐喻的喻体，现在的任务是要在“稀有气体”与“惰性的”生物之间找到或创造一个更普遍的共同超类型(common supertype)。 我们将“惰性的”归为一种“动物”对休息的一种需求状态，沿着层级向上，生物与非生物都有“需求”，而且“动物”和“化学元素”都是“物质”的子类型，于是，我们根据“惰性的”得出“需要休息的、状态稳定的物质”这个共同超类型。既然已经发现一个共同超类型，那么隐喻掩蔽就开始起作用了，它将“稀有气体”和“动物”都看作是某种需要休息的物质，其层级如图5所示：
图5 隐喻之后的层级：稀有气体是惰性的 事实上，对于“稀有气体是惰性的”这个句子而言，稀有气体的本质特性是稳定的，不易与其他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其他化合物，那么“稀有气体是惰性的”这个句子的概念图表将会包含“惰性的”与“稀有气体”之间的一个链接。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概念图(参见图6)。
图6 隐喻之后的概念图 按照这种隐喻的表征方式，把人的特质扩展到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上将是很容易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希格斯玻色子一直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大自然是狡黠的、无限精致的”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能够找到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共同超类型时，隐喻才起作用。在以上这个例子中，层级的掩蔽并非字面的，稀有气体并不能经验某种状态或者成为动作的载体，但是这点并不影响我们理解隐喻，因此，这种语境的掩蔽“隐藏”了这样的事实：稀有气体不是动物。这样看来，处理隐喻所需的机制与处理直接输入的机制并未分开，但实现这个程序并不遥远。这两种情境下使用的相同机制有：寻求类型层级、限制术语、扩展定义节点、链接和简化。唯一的不同点是隐喻用法的限制条件改变了。 四、结束语 随着科学创新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隐喻的思维创造性在科学表征中的动态特点逐渐显现，促使科学哲学家们开始审视隐喻的认知结构、思维机制和理论模型与语境的动态相关性。动态类型层级体系(DTH)正是以语境关联为基础，将隐喻的概念图表、语义层级和互动论相综合而发展的一种新的科学表征方式。科学家通过隐喻对世界进行推论，设计并解释实验，然后在科学共同体之内进行交流，并向科学共同体之外推广。这一科学表征的基本程序其实是：通过对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结构、性质、功能等进行类比，在语境相似性的基础上对未知对象进行具体描述、合理推导或模型建构，从而实现对未知对象的初步理解。例如，电磁场理论正是麦克斯韦在法拉第的“力线”启迪下创立的，通过电场或磁场与流体速度之间的类比，确定了电场或磁场遵守流体力学的部分理论，接着借用流体力学的一些数学框架，推导出电磁学理论的雏形。可以说，动态类型层级体系根据不同的语境关联对隐喻进行解释，从而动态地产生新的类型层级中的概念节点和链接，并对类型层级中的原有概念进行重新组织，其中一些概念可能会变成类型层级中的基本部分，而其他概念则可能会消亡，这正是隐喻表征的类型层级动态性的体现，其动态机制的根源在于语境关联的开放性。 总之，隐喻丰富了我们对于科学世界的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隐喻的“互动论”为隐喻表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隐喻互动所牵涉的概念间的继承性，决定了隐喻表征的层级性，这种层级性的建构又受语境关联的相似性的制约。同时，语境的动态开放性决定了隐喻表征的动态类型层级体系的形成，类型层级的动态性就表现为层级中的节点和链接随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即语境关联的动态性使得隐喻表征具有某种开放性和活力。因此，DTH体系无疑是较为完善的隐喻表征方式，它推动了科学表征发展，从而也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不过，隐喻表征方式的探讨并不因DTH体系的提出而终结，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不断变化，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也将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将科学隐喻研究与语境论相结合……应当是未来科学隐喻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1]101。 注释： ①参考凯利和凯尔关于“小汽车渴了”(The car is thirsty)的例子，详见：Michael H.Kelly and Frank C.Keil.Metaphor Comprehension and Knowledge of Semantic Domains[J].Metaphor & Symbolic Activity,1987,2(1):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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