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情报学学科独立性的因素分析——兼论情报活动复杂性对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范式论文,独立性论文,复杂性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情报学”学科地位问题的由来
“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虽然历时已经60余年，但作为一门专业理论的“学科独立性”来说，却始终没有走出一个弱势学科的阴影。
与许多强势学科相比，情报学者在谈到自己的学科地位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有几分自卑情结。因为他们既不能与物理学、化学等成熟的自然学科的研究者相比。在世俗社会面前和政治强权面前仍然能够显示作为学科专家的话语权威；甚至也不能与其他人文学科，如经济、社会、法律等学科的研究者相比。在许多场合，情报学作为一门专业的权威性几乎没有显露过。一个其他学科的专家，如果他对情报活动有一些想法和建议，那么就可以随便给加上一顶“情报学家”的帽子，而研究情报学理论的专家却从来没有被加上别的专家称号的殊荣。这种地位的严重不对等，使得研究情报学理论的学者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只见情报学研究不断向其他学科吸收营养，没有见到其他学科向情报理论成果吸取过什么。一门学科如果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索取而没有在学术的海洋里有过贡献，这只能说明这门学科在人类的学术殿堂里没有真正添加过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与创造。一些学者更是感叹，情报学研究的所谓理论成果，如果剥离了从其他学科借鉴来的成果及主要概念，情报学理论属于自己的东西剩下的不过只有“情报”两个字而已[1]。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主要是情报学本身没有出现过自己的研究范式，没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和专业领域，更没有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而这些恰恰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出现这种现象是令情报学理论研究者深感自卑和不安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情报学研究者极力倡导在情报学研究领域里自觉维护情报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独立地位，提出了构建“情报学立场”、“情报学的学科立场”等理论设想[2][3]，从情报学发展的世纪问题的宏大思路入手，分别提出了构建情报学立场必须面临的一些世纪性难题。这是情报学研究非常可喜的现象，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思想的提出恰到好处地戳到了情报学研究的病灶。如何使情报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势学科，这在情报学界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情报学理论研究者共同的心病。外在的因素终有解决的可能，唯有来自内部的缺点才是致命的。
2 构建“情报学立场”面临的困境
2.1 构建“情报学立场”在情报学史上还没有先例
提出“情报学立场”，寻找出一条如何使情报学学科更具独立性之路，这一设想是好的、及时的，但是，如何来建构起这么一个独立的立场，却一直在情报学理论研究者这里一筹莫展，甚至能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独立的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强调情报学研究要有历史责任意识，注重情报学理论的历史传承性，从历史角度来挖掘情报学思想素材，防止情报学理论研究成为社会大众化话语，这只是学科独立性的外在标志，并不是一门成熟学科的根本所在。一些从事情报学研究的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术新秀，为使自己的研究论文更具有学术味，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使用一些翻译过来的、中西结合的、独特的西方后现代语言，生搬硬套一些新兴的学科术语，企图用独特的后现代话语和只有自己与极少数圈内人才懂的术语，来为情报学理论寻找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专业园地，把所有不是这个领域的人士挡在这个园地之外，以强化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印象，这在学科专业化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误区。这些理论研究者跳出情报实践圈子，使情报学理论研究成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园地。以为只要情报学研究者用自己独创的语言来表述情报问题，并且自觉来维护这套话语系统，而不需要真正立足于社会情报现实中的问题，就可以把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解决，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一门学科发展是否成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需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渗透，特别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有自己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和仅仅属于自己领域的问题，最终还要形成自己的学科流派。如果具备了这些因素，一门学科无论其起点如何简单幼稚，都有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可能。
但是情报学的发展，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只有借鉴外来学科理论的历史而不值一提的话，那么从外国情报学史来看也不容乐观。情报现象虽然自有了人类以来就存在着，但情报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间却非常短暂，只是社会进入现代才有了所谓独立情报学的存在[4]。情报历史悠久，但情报学研究却起步很晚，发展起来更是非常迟缓。即使是现代情报学开山鼻祖们的理论也不是在学科建设上，而是在情报交流、情报吸收及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认识上有着情报学思想上的贡献，他们提出的几个口号（也即情报学立场），如“情报过程”、“情报吸收”、“情报基因”等，也只是其哲学等学科思想在情报学方面的应用，更多是从价值层面上而不是在逻辑与事实及其普遍规律层面上显示其意义。他们的工作并不专门致力于情报学理论的研究，而是首先表现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家或其他学科专家。此外，国外划时代的情报学家中如布鲁克斯、莱斯、乔姆斯基、齐普夫、阮冈纳赞、梅多、海斯等人都不是专业的情报学理论研究者，几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实践工作。他们也首先是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人与情报的关注与重新认识是其划时代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情报学的贡献虽然很大，甚至令我们今天的情报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但仍然不能证明情报学这门学科在他们手中曾变成过成熟的专业。
许多古老而成熟的学科的发展总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深，既有广阔的视野和纵深的发展，又能在吸收融合其他学科的基础上，用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地代替旧的研究范式，学术积累也日益丰厚，显示着强大的学科独立性和强劲的生命力；也有许多新生学科的发展后来者居上，其学科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快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唯独只有情报学始终不能摆脱这种受人制约、任人摆布的命运。因为缺少了核心概念以及能够作为“硬核”的逻辑框架，许多情报学理论研究者发现，情报学几乎总是不断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虽然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甚至无限延伸，但利用其他学科来反思情报学的情况几乎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有主宾完全颠倒、领地丧失殆尽的危险；另一方面，学科研究之间的转换也往往是一种单向现象，即其他学科专业研究者要想成为一个情报学研究者几乎是在瞬间就可完成，而情报学研究者想成为其他学科专业的优秀研究者却几乎没有可能。一般来说，要想进入一门成熟的独立性强的学科，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掌握一定的基本概念和一定学科的研究方法及一定的专业技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情报学学科来说似乎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很集中地反映在考研的生源上，每年报考情报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的生源几乎涵盖了所有其他学科专业。情报学学科的研究者，却很少能够靠自己情报学的知识背景跨越到其他学科去。从历史到现状都表明，情报学学科独立性问题主要不是来自外因，而是来自内因，而这个内因才是最为关键的。
2.2 “情报学立场”面临的永恒难题：情报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如果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低、独立性不强，只是由于我国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关系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没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借鉴外国理论的关系处理好，那么，这仍然不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这毕竟只是表明我们还没有把工作做好或者条件不够成熟而已。但实际上是，情报学自独立以来，就没有一个国内外的权威情报学研究者的工作做得非常有专业水准。通常情况下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常常表现在其经典著作及权威教科书里，但是，不仅国内一直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专业化的典范人物、经典著作及教科书，就是国外情报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经典著作文献（这里所说的经典是指能够有自己的逻辑起点与主要概念体系的论著，不仅表现为思想性，而且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结构性）[5]。情报学的硬核问题不应该是“情报活动具有可塑性”这样笼统的叙述，而应该是能够探讨出“情报活动中情报过程的奥秘”，但在这一点上，历来的情报学理论家都显得无能为力。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情报学理论家，其实从来并没有真正地产生过[5]。但是，作为社会情报实践的情报学家却是为数众多。也就是说，情报活动，只有当它作为社会情报实践时，它的社会价值才得到充分显现，但是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却没有成功过。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没有什么学科会像情报学研究对象这样跨度极大、变动不居、复杂多端。国外学者[6]把情报学概括为综合性、整体性；把情报现象概括为：多维度、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富有情境化、个性化的活动，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等等复杂性与综合性特点，是非常有道理的。以这样特性的情报现象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其理论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肯定是难以描述的，因为情报学研究几乎同时要顾及到异常复杂的社会、思维、个人的素养以及个人心理与精神世界，还有多元变化之中的价值取向。情报学面临的人是一个社会情报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是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情报人。
情报学理论正是由于把这些过于复杂的情报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使得情报学研究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是把无法确定与深刻把握的复杂情报现象套用一种简单的规则如哲学教条、数字公式和运算模式，来简化丰富而复杂的情报现象；另一种便是承认情报活动的丰满性、整体性、复杂性及综合性，意识到进行情报活动的人不仅具有物理性，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有生物性、社会性以及精神性，这些东西是不能够仅仅靠我们简单的理性，或者把物理世界的研究方式方法照搬到情报世界中来解决的。过于简单化，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没有说服力，学科独立性难以彰显；但因为复杂性而不可描述，连核心问题及核心概念的学科“硬核”也没有了，这就使得我们的情报学研究，尽管不断从别的学科中增加新东西，却始终没有自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和声音[7]。
认识到情报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一回事，如何去解决这个复杂性才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艰巨的难题。在这里我们切忌过早地以情报活动复杂性为借口，否定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建立。情报学研究对象因为复杂，有时我们必须通过丰满的感性思维去把握或者顿悟，但学科的成熟不能没有经过理性的简化阶段。世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简化的思想，人们总是先从简化开始来认识世界的。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也应该如此。
情报学独立性的难题还在于，情报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事实层面，更是价值层面的东西。一种研究如果仅仅是去认识清楚事实及物质层次的东西，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工具及方法。但一个理论如果还涉及到价值，那么这个理论的复杂度就会大大地增加。情报学理论的对象正是这种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一个异常复杂与变动不居的领域。由于情报现象过于复杂，其整体性、有机性表现出来的不可分割性，反而使得情报学理论不能真正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复杂性面前“我们不应该在现象的层次上尊重复杂性，而使它在解释原则的层次上被掩盖；正是应该在方法原则的层次上也把复杂性揭示出来”[8]。其实情报现象并不像自然现象或其他社会现象那样有比较稳定和比较固定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出用“情报学立场”来代替简单预设的“情报学研究范式”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情报学立场”在这里同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含糊概念，是用了一个含糊的概念来代替情报学研究的复杂性。如果要追问“情报学立场”是什么立场？内涵如何？怎样才能持有“情报学立场”？如果要情报学学科独立性强，那么要持有怎样的“情报学立场”？要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会非常难，因为这里涉及到情报活动的有效性标准问题。任何学科如果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的话，它最终必须具备一些“用”的标准。比如医学，最终的价值要反映在能治好病上，物理学要反映在能有效解释和预测世界并有所发明与创造上。我们要反对那些急功近利的“功用”观，但不能完全反对一个学科的“功用”。所有的学科都是用来解决现实世界难题的，或满足人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或满足人类智慧、娱乐好奇的需要。它要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解释一些现象，预测一些事情，还要能够创造一些适合于人身心健康发展的东西。而情报学有效性标准不仅是事实层面上的问题，而且更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把握起来不像其他学科那样目标单一。情报现象在事实层面上来说，它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情报实践，其对象是人的情报活动。在价值层面是要培养出什么标准的情报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培养得出来？用什么办法来培养会更有效？这些问题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衡量尺度呢？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社会情报形态的多元化，决定了情报活动的民族性、国家性、历史性、文化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历史形态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决定了情报活动只能是具体的情报活动。没有世界统一认同的情报活动，每个人的独特性又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情报活动不可能用一个模式，而人情报活动的自主性更是增加了理论方面的难度。
那么，情报学理论的社会价值何在？价值也许就在于小而具体的一些实际情报问题的反思上，就在于它应该不断地依据现代人的情报观念，在情报实践层面促进人们反思我们的情报活动。现在的情报学理论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样的情报活动更接近人的需要，对于人本能就存在着的创新会更有效一点？情报学教育理论，只能在人类社会对知识的理性建构与无穷无尽的经验、个案、模仿中去思考自己的价值与命运。
收稿日期：200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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