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治传统与现代乡村德治建构论文

古代德治传统与现代乡村德治建构论文

古代德治传统与现代乡村德治建构

○翟欢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430072)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德治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德治资源,现代乡村德治建设要吸收古代德治精神有益之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总领全局,以诚信体系建设贯穿始终,弘扬传统民本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继承孝悌文化精华,促进家庭和睦,建构和谐有序的现代乡村德治体系。解决乡村家庭关系日益复杂、基层政府工作方式难转变、农村信仰缺失、农村诚信体系缺失等问题。

[关键词] 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德治;古代德治;乡村振兴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32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地区的具体实践,是党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重要部署。德治作为农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精神要素,是提升农村治理体系内涵的关键。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道德理论体系,对于乡村德治体系的构建要注意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德治的精神传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中国历代都重视发挥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些德治资源是五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如何利用好古代丰厚的德治资源构建现代乡村治理的德治体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中国古代德治概观

(一)古代德治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发端于西周(前1046—前771),“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是西周统治的指导思想。西周统治者吸收商代只敬鬼神,终致国家灭亡的教训,第一次提出了“德”的概念,所谓“天下为有德者得之”,“德”第一次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西周的德治思想被儒家思想所继承,孔子发展出“为政以德”的德治学说,主张统治者要以德服人,实行仁政,主张“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孟子的“仁政”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进一步提出“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德治经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短暂消弭后,在汉代获得新生。西汉董仲舒吸收道家的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德为阳,刑为阴,德主生而刑主杀,治国理念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君主“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中国德治的思想体系在汉代基本形成,此后历代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明刑弼教”,都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主张以德去刑,道德教化,以期达到一种“无讼”的境界[2]15-17

(二)中国古代德治的基本精神

1.勤政爱民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的核心内容。民本思想是与德治相伴而生的。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把人民作为国家统治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大政》)。民本思想的外在表现是勤政爱民,它要求统治者行仁政、重民意、兴民利、聚民心、察民生、促民富。勤政爱民既是一个好皇帝的标准,也是古代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践行民本思想的典范,他主张“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他任用魏征为相,轻徭薄赋,约法省刑,演绎了一出爱民如子的佳话。能臣典范范仲淹一生勤勤恳恳,经世济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施政道德历来为人民所赞颂。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对象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如何大众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学说为基点,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涉及本体论、方法论、时空论、价值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大众化仅是其研究对象之一。综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内容:

2.忠君孝悌的家国观念。中国传统德治是建立在等级观念之上的,讲究亲亲、尊尊。忠君孝悌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也是统治者进行德治的利器。《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讲:“夫孝,德之本也。”《说文》曰:“孝,善事父母者”。“孝”是中国古代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准则,中国古代的“孝”总是和“顺”相连接,主张不仅要在物质上能供养父母,还要对父母恭顺,在任何时候都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悌”是指兄弟姊妹之间的相亲相爱、和睦相处,所谓长兄如父,弟要尊重兄,兄要怜爱弟。“在古代,父亲早逝,长兄须担负起抚养、教育弟妹的任务,弟妹则须‘事兄如父’。孝悌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其意义在于促进家庭成员间互相亲爱、和谐有序、双向义务的关系,传统孝悌道德发挥着调谐、亲和家庭成员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发展的作用。”[3]20-26由于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统治观念,“孝”在国家政治上的引申即为“忠”,为臣要忠,为子要孝,忠是国家的道德,孝是家庭的道德,“忠孝两全”是古代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高评价。忠君孝悌的道德观念还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下来,古代的律法中不忠不孝的行为被列为“十恶”重罪,刑罚比一般犯罪要重。

中国传统的德治和现代的德治不同。首先,它们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的德治体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德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其二,政治基础不同,中国古代德治是建立在封建的皇权专制主义基础之上,而现代德治是建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第三,文化基础不同,中国古代德治是在人治基础之上的德治,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手段,而现代的德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上的德治。但是,现代德治和古代德治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代德治中的优秀资源和传统,建构现代乡村的德治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农村的诚信体系建设还比较薄弱。由于某些乡镇政府的唯上意识和官僚主义思维,导致乡村治理的传统化和碎片化,政策实施普遍缺乏体系性和前瞻性的规划,例如乡镇政府普遍存在“只注重治而不注重防”“手段单一”和“权力扩张,出现越位与错位”[6]4-11等问题。其次,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基层政府做事缺乏普遍的程序和规范,以权谋私、打招呼、搞关系的现象非常普遍。再者,农村基层管理机构的信息公开不足,缺乏有效沟通,村民对政策的执行存在猜忌和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三、目前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面对新情况,农村的家庭关系出现新的矛盾。首先,农村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土地依附关系减弱,大量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购房置业,农村出现严重的老龄化。在国家普遍的养老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手段。老人和子女两地分离,加之很多农村老人的安土重迁思想,造成“老人不愿进城,儿女不愿回乡”的尴尬局面。其二,农村婚姻关系变得日趋不稳定。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农村适龄男青年的婚姻成为一大难题,“撮合”婚姻,“凑合”婚姻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婚姻往往成为夫妻关系不稳定的根源。此外,农村一般是女方在家抚养子女,男方外出打工,这种夫妻两地分居状况也成为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因素。第三,婆媳矛盾。农村地区闭塞,思想不开放,传统婆媳关系中婆婆比儿媳大一级,儿媳要对婆婆唯命是从。这与新时代中人与人关系进步发展趋势变化有着极大冲突,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婆媳矛盾也日趋复杂化和严重化。

(一)家庭关系日益复杂,矛盾突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新的矛盾也在滋长。

(二)基层政府的工作方式难转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箴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立足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诠释了我们所要确立的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对传统德治的扬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乡村德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可以提高村民个人的道德文化水平,引导农民摒除落后封建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可以为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供精神指引和价值判断,实现依法执政和以德执政的有机结合。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广泛宣传,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和熏陶。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营造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总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放在乡村德治的中心位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为标准,重塑农村的道德精神。

对于村民自治的代表——村干部来说,由于其待遇差,责任大,事务忙,村干部一职不再是以前的“乡贤政治”,而是沦为“农村经济精英”的专利[5]64-71。为了“摆平”各种事务,某些有钱有势的村干部与各种权力阶层、宗族房头甚至黑恶势力相结合,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特权阶级”。近年来一些农村黑恶势力横行,村干部腐败现象频发,村民忌于村干部的权力和威吓,只能忍受和屈服,更谈何公众监督与公众决策。国家惠民政策甚至成为谋取个人利益和权力的工具。

(三)农村信仰缺失

常荆夫,小学赶上非典,初中赶上禽流感与武汉中考改革,高中遇上甲流,大学遇上2012的一辈人。喜爱文学,本科语言学专业,贯彻维特根斯坦初期的几条原则,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沉默相待,对于可以被言说的一切尝试着更加文学和清晰的言说。

农村意识形态建设比较薄弱,原因有三:其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与规模大、体系性强、开放度高的城市文化不同,乡村文化具有特殊的多样性和封闭性,这就意味着农村地区对于外来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力”。其二,农村人口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电子化、信息化的教育手段还没有得到普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途径缺乏合适的方式方法。其三,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不强,组织涣散,角色缺失,工作缺位,不能发挥模范带头和思想领导作用。这些问题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难以深入到农村地区,一些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容易死灰复燃,一些腐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在群众中间滋生蔓延,一些非法宗教组织乘虚而入。

(四)农村诚信体系缺失

3.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在古代,“诚”和“信”有着相同的意涵,诚信起初是分开使用的,诚即诚实,信即守信,诚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信是诚的外化表现,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包容,相互扶持,相互转化。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根本和基础[4]103-107。“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一种天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一种人道,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信者,人君之宝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二》),诚信也是一种政道,所谓君无戏言,古代统治者为政的重要品质便是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传诵。诚信也是一种商道,信守合约是经商最大的道德,也是最佳的竞争手段,诚信经营是古今商人通用的成功法则。

四、乡村德治体系的构建

新农村建设关系着农村人民的基本生活,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础,涉及到土地的问题都可能损害农民利益。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应重视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实施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

(一)农村德治建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当今的一些乡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任务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首先,乡镇政府的自主权有限。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乡镇政府以“收粮、收税”为主要任务,具有一定财权、事务权和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财政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乡镇政府失去财政自主权[5]64-71。此外,乡镇政府只负责执行县、市、省的政策,对七站八所的管理权限有限,很难发挥“治理”的功能。其二,乡镇政府的权责矛盾突出。乡镇政府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环,权力小,事务却很繁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利、卫生、财政、人社、计划生育等多个方面,包罗万象。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的这种条块矛盾和权责矛盾,造成乡镇政府官员的创新性不足,存在严重的唯上主义和官僚主义思维。

第二,无视法律红线。会计相关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企业和市场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维护和引导市场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部分企业和财务人员利用法律的模糊边界进行舞弊造假、偷税、漏税,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弘扬民本思想,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

古代讲民本,主要是指顺民心,维护君主统治地位,今天民本是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25-27。农村德治体系的构建要首先从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入手,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建设除了要进行制度体制改革之外,还要在精神层面上纠正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思想。首先,应构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基础。以民本思维改革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部门的结构性矛盾,发挥乡镇政府的工作自主性、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村干部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让真正德才兼备的乡村贤达成为村干部的主体。提高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村民监督机制。其次,应加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干部的民本思维的培训和教育,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最后,新时代的民本不应是自上而下的,更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人民当家做主是新时代民本思想的应有之义。应当发挥自治的积极性,切实保障村民的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

(三)建设农村诚信体系

进行农业市场化建设,繁荣农村经济需要进一步整合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在提供充分的制度和资金保障的同时,还要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特别是要建设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诚信体系。要建设农村诚信体系,首先要形成一种诚信的社会氛围,加大乡村诚信文化的宣传力度,在农村中小学开展广泛的诚信教育,发挥舆论和法律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惩戒功能,让农民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诚信观。其次,要注意培养农民的市场化思维,让农民明白市场规则,了解市场信息,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农民诚信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发展诚信为本的新型农村市场经济。其三,建立农村个人和涉农企业的信用备案制度。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结合银行征信系统对村民个人和涉农企业的诚信状况进行评估和登记,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让失信行为无处藏身。最后,要培养乡镇政府官员和村委会干部的诚信意识,将诚信作为基层干部的评价标准,提高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对涉及农民利益的事务要及时进行沟通,要做到与言出必行,对口是心非、失信于民的官员进行惩戒。

(四)以传统孝悌文化,促进家庭和睦

和谐的家庭是乡村稳定的基础,处理家庭关系一直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比较复杂和特殊难题。我国传统的“孝悌”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遵循的家庭美德,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化基础,是规范家庭秩序的基本准则。在新时代弘扬孝悌思想,有利于破解家庭治理的难题,调和法制手段的刚性和家庭关系的柔性之间的矛盾,以一种春风化雨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巧妙化解家庭矛盾;其次,弘扬孝悌思想有利于传承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孝敬、赡养老人成为一种家风,代代相传,从而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有效应对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其次,弘扬孝悌思想有利于调和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婆媳关系,形成夫妻恩爱、兄友弟恭、婆媳和睦的和谐氛围。总之,家庭关系的调和要“情”字当头,注意道德教化、舆论点化、情理感化、特别要注重中国传统家庭美德的传承,以传统孝悌文化促进家庭和谐。

四、结语

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要注重吸收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智慧,积极挖掘基层治理的有效历史资源。乡村德治要借鉴古代的德治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民本思维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以诚实守信培养社会风气,以孝悌文化促进家庭和谐。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作用,将德治融入到法治、自治的过程中去,实现法治、自治、德治的有机统一,建设社会诚信、家庭和睦、官民一体、风清气正的和谐乡村社会。

式中,Ti(i=1, 2, 3, 4)为各卫星的时间,T为用户接收机的时间,c为光速,(X, Y, Z)为用户接收机的坐标。各卫星的时间Ti和坐标(Xi,Yi, Zi)通过解析接收到的卫星报文获得[3-4]。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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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新文,张国磊.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J].北京社会科学,2014,(3).

[7]曹德本,郑维东.我国古代德治思想述要[J].红旗文稿,2018,(13).

Ancient Rule of Virtue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ral Rule of Virtue

Zhai Hua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strengthen the rural grassroots work an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combining self-government,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China has a thousand-year tradition of rule of virtue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resources for rule of virtue.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ral rule of virtue should absorb the beneficial points of the spirit of ancient rule of virtue,tak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the overall situation,build the integrity system,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inking,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inherit the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promote family harmony,construct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odern system of rural rule of virtue,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rural-family relations,difficulty in transforming the working method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lack of rural beliefs,and lack of rural credit systems.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Rural Rule of Virtue;Ancient Rule of Virtue;Rural Revival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9-0115-07

[收稿日期] 2019-07-12

[作者简介] 翟欢(1990-),男,山东聊城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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