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伦理文化褒贬境遇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褒贬论文,条件下论文,境遇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儒家伦理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受其熏陶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献身国家、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伦理文化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作何取舍，却表现为褒贬不一，观点相异。本文对近年来儒家伦理文化在文学界、伦理学界所遭遇的状况作概略辨析，以证明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文化之精华，剔除其糟粕，不但是历史传承的必然，更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增强知识分子责任感、自豪感之必要。
儒家伦理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但它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文化，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围绕着这问题，文学界、伦理学界各抒己见，褒贬不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更要着重发扬五四运动以来我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创造。这种文化是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它要吸取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颂古非今；对外国文化的吸取，不是照搬照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①]本文根据这个原则和方向，对近年来儒家伦理文化所遭遇的褒贬情况，作一概略辨析，以求教于同仁。
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献身国家，服务社会的倾向，他们能以国家为重，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希望，体现人文精神，实现为国为民的人生目的。但对儒家伦理文化所提倡和希望的人文精神，今天是否适宜再现，观点却相去甚远。
先看文学界的情况。90年代初，文学界出现一场风靡文坛，弥漫全国的“痞子运动”、调侃风。《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②]一时间，痞子、痞味、痞气成为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刻意的反调、反叛和反抗。此类作品的人文精神出现了惊人的萎缩，作者笔下的人物失去了固有的精神家园，成了一伙玩世者、厌世者、弃世者，表现为嬉皮笑脸背后的混乱和悲哀。如果说这类作者创作的始初动机，在于敏锐地感到中国固有的儒家伦理文化的缺陷，而以审美形态表达出平民百姓对非平民百姓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轻视，表达对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极左做法的厌倦，不失为一种责任感。但这类作品显然是“矫枉过正”，其结果表现为极不负责任地将一伙玩世、厌世的纨绔子弟作为传统人文精神的替代物向社会推销。这也映照出作者嘲弄人生、渲泄对社会的不满，调侃人生、虚无对社会理想追求的人生态度，最终难免遭到社会大众的反击和排拒。在轰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后，留给作者自己只能是轻松后的沉重，调侃后的悲哀。
1993年末，一部《废都》震动社会。与公然宣称懂得几百个字就可以当作家、你如果不会腌猪肉就去治理国家的痞子味、调侃风不同，《废都》作者曾有不少很有品位的文学作品。但当他以《废都》所展示的“声色犬马，空虚无聊”，来描绘传统儒家士大夫精神在文化人心目中全面崩溃，文化人心灵是一片废墟，继而全堕落成“闲人”和“顽主”。这样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便使有良知的人们不能苟同，也不能不替他惋惜了。这里固然有他对时下风行的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等一些价值标准的难以认同，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和神圣感觉被轰毁的愤懑，但更多地显示的是不重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而重视自我的舒张和闲适，直至放浪形骸、堕落人格。这不是使圣人从神殿回归人间，而是使圣人成了食色之徒，已经表达了对儒家伦理文化的反叛情绪。作品中的性描写真有“书中四鬼狰狞，引燃了读者心中的百鬼蠢动”之后果。一个有品位的文化人，在经济大潮到来时，若不站稳社会位置，执着于“大丈夫”的社会责任感，而用小市民自在的生存方式“批判”着传统文化，其自恃力和抗疫力的弱点必然显现，其人格难见容于知识界。
面对一些人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贬斥，对以文致利、行文走“肉”、媚俗或者超俗的流行和泛滥，有人惊呼“这显示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最后崩溃已经到来。”[③]基于这种认识，张承志拍案而起，公开表示与媚俗、趋俗，丧失文人气节的“文化圈”势不两立。以笔为枪，著文明志，“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④]作者痛心疾首道：“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充当文化主体，肆意践踏，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拒绝不了金钱和名声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⑤]与此同时，作者以悲壮气概寻找精神家园，树立精神旗帜。“我之所以拼命写《心灵史》，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片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是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⑥]“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之中划出。”[⑦]先要有“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这颗心公正”。作者认为，为了信仰，人应该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宁可走进苦难、走进绝地、走进死亡，幸福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以获取人格的崇高，也不愿以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欲无灵的生命来换取心中的信仰。他将现实精神状态的改变，寄托于古代“洁”的精神。如忠诚、信义、节操、勇敢和与肮脏耻辱的截然对立。如荆轲等勇士“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的“血勇”[⑧]气概。真正的文人有责任并应该有耐心“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管别人呢！我捍卫不了别人的理想，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⑨]
张承志的这种文学观、生命观、幸福观深深打上儒家伦理文化的烙印，又带有明显的个性偏执，其言行给世人以极端回击极端的感觉。他对当今社会某些文人的精神变异、操守失落的判断也许有失公允，但他要从中国的传统找出一条合乎国情路向的心情，拼命创作《心灵史》以取得突破，既保留儒家优秀伦理文化于现实，又有伊斯兰教超功利的彼岸性去与儒家不衰竭的入世理想和人生追求相融合，建树自己的文化体系。所有这些不懈的努力，比起他的一些过激情绪和判断偏差，世人会赞赏前者，宽容后者。
与张承志观点类似的张炜，更注重发扬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他说：“有时我想，在血与火的可怕环境中倒有勇气产生，可是金钱腐蚀了的社会却难找到勇士。”[⑩]有人指责张承志“孤傲偏激”，他表示异议，理由是“在空前的精神侵犯面前”，“做一个中庸之士是很舒服的”。但鲁迅当年对这样的“高明人、聪明人”是非常“轻藐”的。“五四是有光芒的，光芒照彻了愚昧。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需要这种光芒。如果今天有人说在这光芒下应该作点什么、寻找点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遮去这光芒，就未免有意气用事和昏聩。”[(11)]鲁迅先生作为文化的旗手，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留下一个可供遨游的深广的精神空间。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的深重忧患之中，勇敢热情地迎接科学和民主新潮的涌入，兴起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运动，进行良风美俗和莠芜糟粕的区分，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一运动所指的方向和发韧的启蒙道路，开启了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精神和文化上创造的先河，获得了饱经历史苦难的华夏子孙的永远的尊敬和记惦，也是今天国人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在此还必须提及余秋雨和梁晓声。余秋雨集中精力于一个命题：再现基于健全人格的儒家伦理文化良知，再现中国人文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一往情深地歌吟华夏文明，歌吟“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心酸的文明。”使中国古老文化焕发奋争向上的新面目，以与现在精神沟通。他在《上海人》中，发掘出中国古老精神的诚笃、厚道、坚执之外的精明、开通、好学、随和等，发掘出儒家文化既重道也重器，显示了上海小市民意识深层所具有的大市民基因，从而使古老的儒家伦理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文化上融通。他在《抱愧山西》中，以山西具有近代最早也最富的票号——当代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古典金融意识，化为当今山西人济济致富的智慧，作者“抱愧”于自己过去对山西的误解和小视。透过此文，人们也读解了他真诚“抱愧中国文化”的思绪。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工作，也是使工作成功的一个范例。因此，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等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并获奖得名，受人称道。
梁晓声的小说创作比起余秋雨的散文描写，虽不同体裁，却异曲同工。他以自己作为“老三届”、“知青”时代所受到的共产党理想教育所积淀的生命激情，葆扬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刚健有为精神，积极入世态度和善良美好的情操，他还着力将这些优秀传统自然衔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人格、气魄和价值标准。他的作品高扬正义，鞭挞丑恶，歌颂善良，揭露卑鄙。其作品弥漫着的崇高，炽热，燃烧起正直善良人的生命激情，去体现人之为人的人格魅力。
谢冕教授对前几年的文学创作情况作出自己的评说：“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又说，当前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说来是致命的东西”，即“匡正时谬，重铸民魂。”[(12)]其理由是“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13)]这番评论强调了应有的文艺原则和价值取向，对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迅速向市场转化的中国文化中，抵挡不住物质诱惑而浮躁、媚俗，不惜制作痞子文学、性乱文学等文学垃圾的文人们是个忠告。这类作者听了应该猛醒，感到汗颜。而能宏扬儒家伦理文化“文以载道”精神，创作出符合时代脉博，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佳品，自然得到社会的褒奖，受到历史的肯定。
再看伦理学界的情况。对儒家伦理文化同样存在着两股否定思潮。一股否定思潮起于80年代初。否定者以西方化就是现代化为逻辑前提，认定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等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文化，是糟粕。他们愤慨于自己的祖先，“中华民族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儒家这样的文化设计？”他们鄙视传统文化是来自黄土高坡的“黄色文明”，“只能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既然无法融入与大海搏击后形成的“蓝色文明”，也就无法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文化的命运“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宣称“对传统道德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新道德需要靠引进外来道德彻底重建。”这种“重建”论沸沸扬扬地持续到80年代后期。第二股否定思潮出现在90年代初，目前仍有一定的舆论市场，甚至有继续蔓延的趋势。否定论者的社会背景是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人依托这个背景，立足于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和欣赏西方市场经济运行法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排斥传统伦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结构和要素的整体崩溃。理由是“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个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人”，物质利益的刚性原则是驱动个体动机和行为的终极原因；而“传统伦理是以家族为本位”，遵奉的是“重义轻利”，是“伦理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们的生存目标和行为动因。二者之间冰炭不容。在当下中国的经济转型的非常时期，唯有打破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规范，使传统伦理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才能培养开拓竞争的市场精神，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
对儒家伦理文化持否定的诸种说法，其结论相同，可动机不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动机良好。他们或是怀抱深重的忧患意识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之宏愿，矫枉过正，然而却心急办坏事。或是由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只意识到经济对伦理的制约关系，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或是因为自己脑中的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定势作祟，把现代化界定与传统伦理界定对立起来，不是把现代化的性质看成是从传统社会转化为法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而是把现代化指认为工业化的社会形态，进而认为这样的社会形态具有一整套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化伦理结构。他们认为传统伦理是自然经济形态下农业文明的产物，它适应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社会小生产式的社会结构。因此，我国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科学、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伦理文化体系，就必须彻底否定儒家伦理中“爱有等差”、“礼别贵贱”等典章规范，才能建立平等、自由的法治社会。
另一类否定论者却心术不正，居心不良。他们或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或是以否定论为工具，混淆善恶标准，颠倒是非界限，扰乱并取消积淀在中华儿女心中的价值体系，以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的奸邪目的。他们认为，只有否定传统伦理“亲亲尊尊”的忠孝观和“太上立德”、“定于一尊”的群体原则，才能实现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抛弃“和为贵”的保守信条，才能有利竞争和开拓精神的阐扬；只有否定“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原则，才能落实物质利益原则等等。就是这种图谋不轨目的的诠释或明证。
两极思维定势者把传统文化界定为形式，把时代要求规定内容，以此设计和确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种理论思维恰与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一体化（制度化）、文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但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实现现代化的主体。所以，现代化的关键是以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为依托的社会现代化，“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高素质的现代人和相应的社会环境，是对传统文明中合理性成果的吸纳和在现实更高层次上的宏扬，因此，现代化和传统伦理文化就有了相通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论述也为此作了科学论证。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看，情况也是如此。西方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整体性范畴，这里单就古老的基督教精神与近代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来看，二者始终存在着异质性因素和结构性矛盾，许多方面表现出对立。资本主义精神倡导利益主宰，金钱和财富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上帝。人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和财富的多少。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为利益所左右，由此便产生了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投机钻营。为了金钱可以践踏法律，甚至出卖肉体和灵魂。有了金钱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没有金钱的人则只能任人宰割。而古老基督教所倡导的是上帝利世，人生有罪，人在现世中的受苦受难既是上帝对人的犯罪惩罚和赎罪考验，也是人由此得到上帝拯救，来世重归天堂的具体途径。人是上帝创造的，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大家应像兄弟似的相亲相爱等等。按理这也是冰炭不容的两种文化，但它们在西方社会的近几百年间已经共存和溶合，走出一条使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的成功之路，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它们是怎样继承与共存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能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成为新兴企业家的精神支柱，并变成了节俭、惜时、勤奋和纪律等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比如，坚持古为今用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把完成世俗事务（即尽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愈多愈好）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认为完成每一个人在世上应履行的义务是人们的神圣天职。而另一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主张在社会活动和创造财富方面取得成功，就能很好地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诸如此类的观点和做法，的确使古老基督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相通之处，使痴迷信仰的宗教徒在现实生活中拼命工作，节俭生活，不断积累财富，发展商品经济，最后不但使心灵得到安慰，而且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再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经济学需要伦理学的辩护。因此，马克思把经济学作为理解人类社会、人的活动规律和人类道德、精神现象的手段。马克思看到，市场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商品不仅仅是物，而是物与物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特殊关系。人是无法摆脱“历史的积淀”的，作为人创造的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体系，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故儒家伦理文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伦理学可以相通，可以批判继承。如儒家伦理文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积淀”着许多当今社会所必须的做人道理。像大家很熟悉的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忧乐观，文天祥的生死观。在民间，“包公”的传说，代代相传，至今不息。《包公》的戏，版本迭出，老百姓百看不厌。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人民对为官行政者寄托着共同希望——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廉洁自律等。
又如“仁”，这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与“礼”互为表里，构成以“爱有等差”为原则的封建宗法型地主阶级道德体系。“爱有等差”已是应剔除的封建糟粕，但“仁”的许多道德规范，如恻隐之心、忠恕之道、一视同仁等又包含着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等相通的合理因素。
再如“义利”之辨。作为导向的“重义轻利”和程朱理学的羞于言利，甚至为了“存天理”而要“灭人欲”已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需要，要求“君子”和“大丈夫”们都应“重义轻利”，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视事业重如泰山，淡泊自身的物质追求和利益所得，看名利轻如鸿毛，这与现在要求干部讲政治，做“四有”新人是相通的。尤其是把“重义轻利”作为义利矛盾处理办法，提倡要“见利思义”、“以义取利”、“正义谋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也与现代相通。当今人们强烈谴责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种种见利忘义的丑恶行径，而赞赏“谋取阳光下的利润”的经营方针；堂堂正正地获利，光明正大地赚钱，不发不义之财，不搞歪门邪道；“优质产品，优质服务”等，都体现了儒家“义利之说”的现代价值。
其它如“贵和”思想与现代的“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祝家庭和和美美”，愿社会“稳定”有序，“政通人和”、“待人和气”、以及“诚”、“信”思想与现代追求的“诚召天下客”、“以诚待人”；“重合同，守信用”；敬业，守时，童叟无欺，讲求质量，保证信誉等经商办企业的道德要求都有共通之处。
从文化活动的角度来考察和解剖经济组织，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将促进文化的发展，而文化发展反过来又将制约和影响社会的经济活动。忽视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任何一个企业经营体的经济效益必然是低下的。要提高企业经营体的经济效益，乃至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除了企业经营体本身的完善之外，还得考虑如何提高其组织本身的文化素质，如厂风的树立，职业道德的培养等，说到底，企业经营体实际上是人类理性的集成体。市场的发育完善、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转，都需要活生生的人的参与，都必须由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念的人的活动所支撑，而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生活中自发产生，它必然受到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相关伦理学说的影响。由此可见，对待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文化，我们应该持十分珍视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为我所用，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光芒。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第64至65页。
②王朔：《动物凶猛》，载《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一第171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萧夏林主编《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心灵史〉》第110、3、110—111、34页。
⑩(11)萧夏林主编《忧愤的归途——张炜·〈九月寓言〉》第3、196页。
(12)(13)《新华文摘》1995年8期第117页、11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二卷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