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所载论文,楚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1)04-0061-06
清华简《楚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楚先祖季连直到悼王、肃王时的居地都邑①，再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对楚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对简文中一些地名的释读仍有歧义，尤其是季连时期的居处，各种观点大相径庭，范围相差甚远，其原因是，《楚居》所记季连时期的事迹原本就属于飘忽不定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所记楚远古神话传说史一样，不能完全作为信史②。从鬻熊(即《楚居》中的“穴酓”)时期开始，已进入有据可考的信史时期，虽然有些居处的具体地点学界仍存争议，还难以确指，但依据较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考察，应当能厘清可信的线索。由此，本文试对《楚居》所记西周时期的楚人居地地望进行分析，梳理出楚人早期活动地域变迁的合理轨迹。
一、“京宗”地望辨
《楚居》记载，从季连之后的
伯、远仲、穴酓、侸叔、丽季、酓狂均居于“京宗”。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京宗”即“荆山”，或指荆山之首“景山”，这似乎已成为一致性的意见。但若仔细分析之，仍有些不易理解的问题。《楚居》中“山”字屡见，如记载季连所居之处有騩山、乔山、方山等，紧接其后的伯、远仲、穴酓等假如又迁居于“荆山”或“景山”，何必不直书之反而用“京宗”来假借；荆山之“荆”字在西周时已是常用之字③，战国楚简中也多见④，又何必用“京”字来代替。据研究，《山海经》也是出自战国楚人之手笔⑤，其《中山经》多处明确地记述了荆山及相关河流，然同是战国楚人写的《楚居》为什么不直接写“荆山”而写“京宗”。所有这些不好理解的问题，总使人感到用声韵通假之法来解释“京宗”即“荆山”或“景山”似乎有些牵强，难以信从。
最初的“京”字为高、大之义。《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杜预注：“京，大也。”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解释：京“象宫观厜
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义，有高义。”在周代，“京”又被赋予了专门的特殊含义。《诗·大雅·公刘》：“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郑笺云：“逝，往瞻视；溥，广也。山脊曰冈，绝高为之京。厚乎公刘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间，视其广原可居之处，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见其可居者。于京，谓可营立都邑之处。”此是说周先祖公刘选择了一处广原高亢之地营筑宫室，族人在此安居乐业，遂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乃谓之京。《诗·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毛传曰：“武王作邑于镐京。”周武王选择了“镐”这一地方作都邑，称之为镐京。在西周之时，镐京又可单称“京”。《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郑笺云：“天为将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诗·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传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郑笺云：“此三后既没，登假精气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谓镐京也。”孔颖达疏云：“武王居镐，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谓镐京也。”自此以后，“某京”一股便表示为某处都邑。另外，镐京亦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曰：“宗周，镐京也。”《尚书·多方》：“唯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又献侯鼎铭文曰：“惟成王大桒，在宗周。”这说明，在西周时期镐京除简称“京”外还称“宗周”。宗周之“宗”原义表示为宗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宀”为屋宇之形，“示”，表示神主。“宗”作为宗庙，早在殷商时就已常用，据研究，殷墟卜辞所见商先王宗庙有：大乙宗、大丁宗、大甲宗、大戊宗、大庚宗、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祖丁宗、小乙宗、武丁宗、祖甲宗、康丁宗、武乙宗、文丁宗⑥。镐京之所以亦称宗周，就是因为镐京有周王室的宗庙，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多有“王在宗周，格于太庙……”⑦之语。“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⑧镐京称为宗周，表示此为周人祖神与王权所在之地，是周王朝的都城。厘清了“京”、“宗”在周时期的含义，便可知《楚居》中的“京宗”似不可能凭声韵通假之法指“荆山”或“景山”，而可能是指镐京宗周之地。
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楚与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周文王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⑨；“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文王之师也”⑩。周成王之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11)；“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12)。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初期周楚关系是否可信，我们还可以通过出土的西周文字资料来印证。周原所出甲骨文中有三片记载楚与周的关系：“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楚伯乞今秋来即王其则”；“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13)。这些周代的甲骨文表明，西周初期，楚子经常拜会周王，还参加周人的燎祭，与文献记载的完全一致。既然历史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均记载鬻熊事文王、熊绎事成王、楚伯即王侧及参与周王之燎祭等，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鬻熊、熊绎等楚先祖经常居于宗周地区才能事周王，才能参与周王的礼仪活动。文献对西周初期各地人归附周之事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载：西伯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尽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诗·大雅·文王有声》载：“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诗颂扬文王行礼乐、兴教化，四方之人没有不归服的。吕文郁先生专门研究了周代的采邑制度，认为一些外封的诸侯，“入为王朝公卿者，在畿内另有采地”(14)。据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周初期的鬻熊、丽季、熊狂及熊绎经常居住在宗周地区以事周王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这些楚先祖常在宗周事周王有功，至“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15)。
既然西周初期楚归附于周，当是从另外的地方归附之，从何方而来，《楚居》如是说：楚之先祖季连初降于騩山，抵于穴竆，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处于方山。《楚居》中所记的这几处地名，在《山海经》中多有记载，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考究，有认为是指中原新密、荥阳一带之山名(16)，有认为是指陕鄂交界之山名(17)，还有认为是指大西北甘青一带之山名者(18)，意见分歧颇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楚居》所记的季连事迹属于神话传说，而《山海经》也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之内容，且古代重名的山名地名众多，如果再加上声韵通假相同的名称，全国各地同名之山可谓不计其数了。如果以此来复原远古传说时代楚居，只能是众说纷纭，又返回到楚源于东、南、西、北、中的纷争之中，恐怕永远得不到一致性的意见。值得重视的是，李守奎先生根据《山海经》所记这些地名的方位，梳理出《西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的两个系统，认为《西山经》所记这些地名的方位多在西北的青海湖一带，《中山经》所记则多在丹水和汉水流域。并认为，“《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中山经》大都详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19)这一研究颇有见地(如改为“《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一种传说”，可能更确切)，应当符合战国时期楚人对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的实际认识。今天我们再分析这些材料，就不能还将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了，而应尽可能根据当时实际的地理情况及历史背景，分清哪些只是传说，哪些是有据可考的信史，这样才能梳理出可信的线索。西周初期，楚与周关系密切，二者肯定相去不会太远，《中山经》所记地名多在丹水和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应是比较熟悉的，比大西北的和中原的一些地名更具实际意义，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学术界对于《楚居》中“汌水”的释读意见相对比较一致，即均水，这正与《中山经》所记这一地域的山水属一个系统。另外，河南新蔡出土楚筒也有记载楚先祖活动地域的内容：“昔我先出自
，
宅兹(沮)漳，以徙迁处……”(20)何琳仪先生将
读作“均”，
释作“追”，读作“归”，“迁处”读作“迁居”，其下可补“于郢”，简文则成“昔我先出自均，追(归)宅兹沮漳，以徙迁处(居)于郢。”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何先生指出，“均陵”以均水得名，“均水”就是后代的“淅川”(21)。《水经注·均水》载：“均水出淅县北山，南流过其县之东。”注云：“均水发源弘农郡之卢氏县熊耳山……即淅县之北乡，故言出淅县北也。均水又东南流径其县下，南越南乡县，又南流与丹水合。”均水为丹江支流，属丹江水系。《楚居》中的“逆上汌水”印证了何琳仪先生对“
”的释读是正确的。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楚先祖早期的活动地域应在汉水中游至丹江流域，这一地域之北正与周人地域邻近，楚先祖与周人进行交往是比较方便的，周初的伯、远仲、穴酓等楚先祖正可经常前往宗周之地事周王。《楚居》作者记其先祖居“京宗”，正是为了炫示楚先祖曾与周王的亲密关系。
二、“夷屯”地望辨
《史记·楚世家》记：“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居》中没有记载丹阳，而是说熊绎徙于夷屯。《楚世家》所说的丹阳应该是泛指，即指丹水之阳的广泛区域，夷屯则是具体地点。实际上，夷屯的方位也属丹水之阳，熊绎是被周成王封回楚的老家，正式承认熊绎在这一地域的统治地位。《楚居》记载：“至酓
(繹)與屈
(紃)，思(使)若(鄀)
(嗌)卜
(徙)於
(夷)
(屯)，爲
(楩—便)室＝(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
(鄀)人之
(犝)以祭。”熊绎使鄀嗌占卜选择夷屯居住，并在夷屯先构筑便室即宗庙进行祭祀(22)，这说明夷屯对楚来讲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地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墨子·明鬼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因熊绎被正式封为诸侯国，所建之都首先要筑宗庙，这正说明夷屯是楚正式封国建都之地，是楚国的第一座都城。从熊绎使鄀嗌占卜都邑位置、宗庙建成后又窃鄀人之牛以祭来看，夷屯的具体位置应与鄀地邻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都以为本耳。”鄀旧都本在商密，即汉晋时期的南乡丹水县，亦即今河南淅川县境。熊绎所徙的夷屯近鄀，只能是邻近鄀之旧都商密，应在鄀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如此可知，《楚世家》说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而《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范围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
《楚居》载，从熊绎到熊渠凡六代尽居夷屯，即活动生息在鄀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此也涉及史载周昭王涉汉伐楚问题。文献记载，周昭王伐楚均在汉水流域，李学勤先生根据昭王时器京师畯尊铭文有“王涉汉伐楚”内容，认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23)此是当时的铜器铭文所记，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楚居》所记熊绎至熊渠六代尽居的夷屯地处近鄀的丹水流域也应是没有问题。这段历史是否可这样理解，楚周关系友好时，楚人主要活动在丹水流域，至昭王伐楚，楚不会坐以待毙，为避其锋，便临时转移至丹江之南的汉水流域，在汉水流域的山区中与周军周旋，而楚都夷屯并没有在此时变迁，只是暂时离开而已。《楚居》记，至熊渠开始转移而徙居发渐，熊挚时徙居旁屽，熊延时徙居乔多，至“若敖熊仪徙居鄀”。鄀地望如前述在淅川境，看来楚是受周的逼迫而向东部转移的，从楚由西向东迁徙的路线来看，发渐、旁屽、乔多的地望就应当在鄀之西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一带。历史文献也记载了熊渠时已经向汉水东南方的鄂西山地方向扩张，“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24)。庸的地望在汉水南部的湖北竹山境内，已是学界之共识；杨越的地望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随州市西部安居镇羊子山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鄂侯墓地(25)，说明西周早期的鄂国的地域范围应位于随州市以西至襄樊之间的区域内。这些史料也说明楚受周逼迫而向汉水南部发展的势头，继而又沿汉水向东到达汉水与丹江之会处，即今丹江水库附近区域，也即原鄀国地域。如上述推论不误的话，这与昭王涉汉伐楚事件并不矛盾。
三、“鄀”、“鄀郢”地望辨
楚何时离开丹江流域而进入江汉地区，还从西周末年若敖熊仪徙鄀之后的迁徙来分析。《楚居》载，熊仪之后蚡冒自鄀徙居焚，宵敖自焚徙居宵，之后的武王、文王数迁诸“郢”，至庄敖由免郢福丘迁居鄀郢。《楚居》记载了三个时期的鄀，即西周前期熊绎至熊渠所居夷屯近“鄀”，西周末年若敖熊仪徙居“鄀”，春秋时期庄敖由免郢迁居“鄀郢”，此三个时期“鄀”的地望，是解决楚人迁徙路线的关键。本来上引杜预注和孔颖达疏对此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鄀本在商密，其后迁于南郡鄀县。但二十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根据相关铜器铭文，将鄀分为上鄀和下鄀，并认为上鄀在南郡，为本国，下鄀在商密，为分枝。此说与杜预所注正相反。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鄀”的青铜器陆续丰富起来，徐少华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对鄀国历史地理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西周中晚期，鄀可分为上鄀和下鄀，均在丹江支流淅川流域(认为上鄀在今西峡县境，下鄀在今淅川县境)，至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秦再次入鄀后才南迁至今湖北钟祥县境(26)。徐少华先生以新出土的铜器铭文资料印证了杜预注“鄀本在商密”之说是正确的。《楚居》所载三个时期的“鄀”地也证明了杜预注是正确的，熊绎时所称的“鄀人”即鄀国之人，说明西周时期商密之鄀国的存在；西周末春秋初“若敖熊仪徙居鄀”，说明此时鄀国已被驱赶出商密，商密之“鄀”成为熊仪所都之地。春秋早期的宵敖徙居“宵”，根据湖南里耶秦简所记(27)，宵地应在湖北荆门以北、宜城之南地域，说明春秋早期楚已进入江汉地区。武王、文王时数迁诸“郢”，这些“郢”地的具体地点虽还有诸多不同见解，但研究者基本都将其推定在宜城平原及附近区域内则是可信的。那么，文王之子庄敖由免郢迁居的“鄀郢”也应在这一地区，正是杜预所说的鄀由商密迁于南郡鄀县之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周时期鄀国本在丹江下游的淅川流域，至西周末年被熊仪驱出而南迁进入宜城平原一带，最迟至庄敖时被灭，其居地改称为“鄀郢”。厘清了“鄀”的迁移路线，同时也就证明了楚是由丹水流域的“丹阳”逐步迁徙至宜城平原地域诸“郢”的。
四、早期楚文化来源辨
从西周初至春秋时期，楚居地由丹江流域逐步迁徙至宜城平原的路径，也为这一地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所印证。
目前许多学者认同的较早楚文化的遗址有：襄樊真武山遗址(28)、均县朱家台遗址(29)。这两个遗址内均出土了典型的楚式柱足陶鬲以及楚式盂等，时代为西周中晚期。宜城郭家岗遗址是一处比较典型的以楚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遗址年代从西周晚期直到战国晚期(30)。另外，在湖北老河口杨营、宜城桐树园、肖家岭等遗址(31)，都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并且面积比较大，堆积比较厚，内涵比较丰富。这些考古发现可从一个方面印证楚武王、文王时楚徙居宜城平原诸“郢”的记载。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商南县丹江北岸的过风楼遗址，出土大批陶器，主要有鬲、甗、罐、瓮等，整体风格独特。2007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邀请了研究所内专门研究周文化的专家和湖北省专门研究楚文化的专家一起到现场进行了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批遗存属于西周时期，有浓厚的周文化的因素，但不是典型的周文化，属于此地域的一个与周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特文化类型。并且大家也注意到，其独特特征似乎显示着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有某些联系，如陶色以褐陶、红褐陶为主，器类中的联裆柱足鬲、直颈圆腹罐、矮直领瓮等，这些都有别于周文化而相似于楚文化。后经对过风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西周早期，过风楼类型的文化基本分布在陕鄂交界的山区地域，目前已发现的有商南县过风楼遗址、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十堰市大东湾遗址等，都位于汉水和丹江江边台地上。至西周中晚期，过风楼类型文化沿丹江和汉水向东部扩张，进入到丹江与汉水汇合处的淅川县至丹江口市地域内，目前发现的遗址有淅川下寨遗址、下王岗遗址、龙山岗遗址、双河镇遗址、丹江口市朱家台遗址、观音坪遗址等(32)。从地理位置看，这一区域直接与襄宜地区相邻，从文化特征看，也与襄宜地区的楚文化紧密相衔接。据此可以推测，东周时期的典型楚文化可能来源于丹江至汉水山地一带的过风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
一个独特考古学文化类型与族属有关系，但又不一定是单一族属所创造，有可能是这个区域内多个部族所共同创造的。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在丹江至汉水的山地一带分布着多个部族(33)，我也曾对《左传》所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进行过分析，认为楚也是这一地域的一个部族(34)。由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及生活习惯而创造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过风楼类型应是这一地域多个部族所共同创造的独特考古学文化，也应当包括楚部族在内。另外，在探讨考古学文化发展变化时还需注意，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不是单一不变的孤立发展，而是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各个阶段不断融入各种文化因素，其发生变化甚至是较大变化也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只能由已知推未知，把握已知的楚文化整体特征，从考古学文化系统上按阶段循序向上探求，才能得到正确的楚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西周早中期的过风楼类型文化由于受周文化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周文化因素，是本地文化与周文化融合的产物。至西周晚期，过风楼类型发展到丹江水库临近区域内，又吸收了这一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其特征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同时也可发现，在这一区域这一时段的过风楼类型文化特征，与襄宜平原春秋时期的典型楚文化有许多相同点，呈现出诸多传承关系。由此便可看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与《楚居》所载的楚先祖居地迁徙路径正好相吻合。
综上所述，楚人最初活动于丹江流域，周初，楚归附于周，并常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鬻熊等所居“京宗”即指西周都邑镐京宗周之地。周成王时，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承认熊绎在丹江地域的统治地位，楚即正式建国立都。后因周楚交恶，为周所逼，熊渠之后沿汉水数次向东迁徙，至西周末熊仪徙居丹淅之会的“鄀”地。春秋初，楚进入襄宜平原，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
收稿日期：2011-10-25
注释：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②高崇文：《楚文化渊源新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西周时期的铜器过伯簋、鼐簋、鸿叔簋、墙盘、
盘等铭文均记有周王伐“荆楚”之事，可证“荆”在周代已是常用字。
④新蔡楚简多处有“荆”字，见《新蔡葛陵楚墓》附录一，甲三：243，乙一：11，乙四：96。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⑤袁柯：《神话论文集·〈山海经〉的写作时地及篇目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翁银陶：《〈山海经〉产于楚地七证》，《江汉论坛》1984年2期。
⑥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附“商代宗庙宫室表”，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版。
⑦同簋铭：“惟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在宗周，格于太庙……”
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⑨《史记·周本纪》。
⑩《史记·楚世家》。
(11)《史记·楚世家》。
(12)《国语·晋语》。
(13)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14)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15)《史记·楚世家》。
(16)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简帛研究网，2011年3月30日。
(17)笪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季连族的南迁路线》，荆山游侠博客，2011年6月25日。
(18)刘彬徽：《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19)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附录一，甲三：11、24，大象出版社，2003年。
(21)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2)陈伟：《清华简〈楚居〉“楩室”故事小考》，简帛研究网，2011年2月2日。
(23)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24)《史记·楚世家》。
(25)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
(26)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古鄀国、鄀县及楚鄀都地望辨析》，载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1期。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辑刊》第9辑。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30)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老河口杨营春秋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桐树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32)何晓琳：《试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33)刘彬徽：《关于楚鄂地之谜和楚都丹阳之谜的思考》，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4)高崇文：《楚文化渊源新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