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转轨面临的共同问题及其路径依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路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5)-03-0014(03)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改革任务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与过渡方式和路径上，两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深化对两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从中总结出某些颇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一
中俄两国经济转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和转轨方式。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前苏联）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都是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资源有限而又孤立无援的艰苦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加上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使中俄两国一开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目的就是要集中本国力量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一体制的建立对两国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实践使人们认识到，解决体制危机的出路只能是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过渡。这是中俄两国必然走向市场经济的共同原因。但在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和转轨方式上，两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转轨方式，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休克式”地一次性放开价格，开放国内市场，急剧减少国家投资，坚持国家退出经济活动领域，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结果，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虽然迅速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前10年中，政局混乱，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与衰退，少数人暴富，绝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状态，失业人数急剧增长，社会治安也每况愈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还强，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GDP几乎下降了一半。）“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不仅摧毁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导致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严重的经济停滞、居民收入下降和社会混乱。来自国际上的许多学者都承认，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是导致俄经济转轨政策与策略失误的重要原因。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始终坚持旨在完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方向，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来不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在初期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实行哪种市场经济模式，但在实践中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改革在比较有序地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保持了总体安定的局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说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除了像俄罗斯那样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采取“休克疗法”式的过渡方式外，还应该而且可以有多种选择。
二
中俄两国经济转轨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调整产权关系，改革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产权主体，以经济利益的交换为基础，借助于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不同的产权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形成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就是说，在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前都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国有经济在工商业几乎达到独家经营的局面，而且普遍存在经营机制僵化、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病，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向市场经济转轨不能不触动这种所有制结构。如何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基础，也就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轨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简单地接受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国有企业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竞争机制，也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基本条件，不实行私有化、取消国家所有制，市场经济就无从建立；只有私有化才能够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带来最强的刺激，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利润。所以，俄罗斯在私有化纲领中明确，私有化的目的是建立广泛的所有者阶层，通过建立新的、有效的所有者结构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社会基础，使经济充满活力。[1]为此，俄罗斯对国有经济实施了大规模、有组织、有步骤地私有化改革，试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来解决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所有制基础。经过私有化改革，俄罗斯虽然迅速打破了原来国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垄断局面，形成了私有、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国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和多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的局面，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条件下，激进的私有化改革直接导致了公有制经济的解体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扶植、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从而没能实现当初提出的靠出售国有企业增加财政收入、对居民进行社会保障和发展社会性基础设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等目标。国有经济私有化虽然形成了所谓的所有者阶层，但新的所有者对发展生产并没有兴趣，私有化实际上变成了少数人发家致富的工具。他们热衷于金融、贸易等投机活动，并将获得的收入汇往国外，也就难以形成内在的经济增长和刺激投资的激励机制，从而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稳定社会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两极分化，在培植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大部分人陷入了贫困状态。中国经济改革从1978年开始就涉及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产权制度，其目的是要以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多种所有制形式来适应和促进现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其他改革一样也是渐进的。一方面，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私有制的专利，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三
中俄两国经济转轨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国家要不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历史早已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弥补市场调节缺陷的内在要求。因此，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和国家调节经济的职能。但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却把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金融的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显然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全面破坏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其结果必然形成经济管理上的真空，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影子经济猖獗。俄罗斯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生产下降，资本外逃，大规模的三角债、偷逃税等现象普遍存在，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有20%～30%的预算收入难以实现，沉重的外债负担更是雪上加霜，金融市场出现的混乱状况更为严重。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国家放弃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结果。有鉴于此，1998年9月，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普里马科夫政府制定了以发展民族经济，把工作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重新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心的经济纲领。这标志着亲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寿终正寝。特别是2000年3月普京正式出任总统以来，针对前10年经济改革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经济自由同时强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具体内容包括：(1)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发展民族工业和农业；(2)坚定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同时严厉打击影子经济，恢复经济秩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坚持渐进、平衡的改革策略，努力探索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革新路子；(3)通过加强国家政权力量保护私有化的成果，使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并存，公平竞争，优胜劣汰；(4)实行经济开放，加快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2]通过实施这些政策措施，加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有利因素的刺激，才使得俄罗斯经济终于从1999年开始恢复元气，而且至今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既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明确了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保证经济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各项经济政策，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正是通过不断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国政府抑制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消除了1993年经济过热现象，以后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特别是1998年以来，当中国经济突然从短缺状态进入过剩状态后，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确保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市场机制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切实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否则，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滞后性将使社会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代价，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四
中俄经济转轨实践表明，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过渡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改革的最终目的，在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逐步推进。中俄两国在经济转轨中，之所以在改革目标模式、道路、政策措施的选择以及结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对改革的最终目的的认识不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等都不是经济转轨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必然涉及到众多部门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改革的依靠力量恰恰是改革所直接涉及的对象。所以，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能否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适合的过渡方式，更重要的还在于防止经济转轨带来的居民收入下降以及社会的剧烈动荡。也就是说，只有改革的社会成果才能充当检验的标准。具体包括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完善、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等。因为这些标准显示了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进步性。[3]俄罗斯经济改革并不是以社会成果而是把尽可能快地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直接目标。其理由是俄罗斯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较雄厚，只需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可以取得改革的成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尽快取得改革的成果，才会提出一套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毫不相干的自由化经济改革措施，并以强制和命令的方式迅速加以实施，由此形成独特的经济转轨路径和经济的大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恶化，进而加重了人们对这一道路的怀疑，反过来又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效。中国在整个经济改革期间，始终坚持了改革和社会目标兼顾的原则，注重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始终强调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当前，在国有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出现了诸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加、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等情况下，中国政府又将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作为工作重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经济改革与发展认识的升华，无疑也为今后继续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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