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学科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资源(笔谈)——从人文精神承传看当前两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文学史论文,两部论文,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2-0082-10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或生成机制，大学中文学科实质上是作为现代人文精神的生产基地 和重要传媒而存在的。正如吴秀明先生和姚晓雷在前边已经提到的那样，现代大学中的 中文系事实上承担着继承传统和创造传统的双重使命，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意义在于提 供服务于当下文学健康发展的现代精神资源；而且这种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专业 设置和教学机制得以实现的。其中当代文学专业的设置，尤其是作为教材的当代文学史 写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强烈的。在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大社会背 景下，它首当其冲地承担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和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它对当代文学 形态的概括与梳理，对作家作品取舍与评价及其所表现出的观念和立场，总是以规范化 的形态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立场和审美取向，并最终形成一种普遍话语渗透和作用于文学 体制。因此，如何使这一专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更为积极健康的影响，更好地 承担起现代人文精神的继承、重铸和传递使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我想仅 就目前引起广泛影响的两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即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教程》和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文学科构成中的一个专业，它从设立之初起就不是为传授 某种固定的教条和技术性的知识而存在的，而是以贯彻“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 学”为宗旨，以科学民主为本位，传承和探索人的现代精神，为新文学提供强有力的精 神支撑的。具体而言，便是在训练学生对文学自身审美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向他们传递 现代人文精神并以之贡献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其教育目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而不纯是知识层面的问题。在中国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当代文学是整个现代性“总 ”学科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经历了种种曲 折，但它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 桎梏，追求人性的自我解放、国家的民族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 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 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 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集体性的精神过程，即使在20世纪 已结束的今天，文学的历史仍将一如既往地向新的未来深入推进下去。而代表着中国现 代性走向的“五四”新文学精神也将依然作为未来文学的基础性精神资源而不断地发展 延伸下去。因此，在我看来，作为教材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就应该别无选择地坚持和深化 这一精神立场，而不应该以何种理由忽视或放弃这一立场，否则，不仅游离了当代文学 史的教育宗旨，还会影响到这一学科的固有价值，因而也就难以给当代文学发展以积极 的影响。
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下称陈史)和洪子诚先生所著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下称洪史)之所以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赢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反响，正 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摆脱了长期以来政治话语对当代文学的严重桎梏，不约而同地坚持 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精神立场。陈史在《前言》中就明确指出：“中国20世纪文 学史在本世纪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不是孤立的，它是在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大社会 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与其他现代人文学科一起承担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的责任和 使命。”陈思和先生认为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既融化在具体作家的复杂命运和作 品的美学精神之中，又是抽象地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继往开来的精神传统之中。”因 此，他要求本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超越职业性质的劳动岗位，慢慢地摸索知识 分子的精神立场”，“继往开来，薪尽火传”。基于这种精神立场，他把当代文学的发 展历史概括为“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抗战以来所形成的战争文化传统相互冲突，相互补 充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在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描述中，他的价值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他 对“潜在写作”的挖掘与张扬，极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胡风、沈从文、张中晓等， 以及文革中“地下文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异端”姿态正是流淌在他们精神血脉中 的“五四”启蒙传统的表现。鉴于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过分干预，陈思 和先生策略性地提出了“民间”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 义”等概念，用以稀释和摆脱强大的政治权利话语的笼罩和遮蔽，为知识分子启蒙精神 开拓新的寄托空间。当然曾有人因此而把这种策略性行为理解为目的性追求，具体表现 为两种倾向，一是把“走向民间”看成是对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放弃，一是把“走向民 间”看成是文学的主流，从而对文学中出现的各种民间意识甚至是“藏污纳垢”的东西 都以积极的态度予以认可。这无疑是对陈史所强调的“民间”概念的一种误读。但由此 也表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走向民间”之后如何承传和重铸“五四”新文学精 神?这的确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陈思和先生对“五四”启 蒙立场的动摇和放弃。尽管前些年他曾经主张退出启蒙广场，但实质上他是要知识分子 走向“民间”这个更为实在和广阔的广场，在自己的岗位上，切实地履行知识分子的职 责。陈史的“五四”启蒙立场，是极其鲜明和不容质疑的。在我阅读这本文学史的过程 中，始终被一种激昂的启蒙式学术精神所感染，应该说这本文学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 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我想对其他读者或受众而言也应该是如此。
洪史的情况显然要复杂一些，远不像陈史那样明朗。它注重史实概括而少作理论思辨 。追求的是古代史家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的述史传统。评述力求客观中正，态度谨慎谦 和，立场似乎更接近于中性的学术立场。但它依然表现出了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主观 倾向性。一方面，受时代背景和个人知识状况的制约，洪史的基本构架依然是“一体” 和“多元”。在叙述文革前的文学时它采用了双线评述的办法，既关注符合规范的文学 ，也不轻易放过规范外的文学，力避对以往这一时段的文学单一化评述。尽管著者慎用 或避用“多元”或“多元化”这个概念，但在论及90年代的文学环境时，却认为其特点 正“是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的公开呈现”，流露了它对“多元化”的认同。而打 破“定于—”的秩序，呼唤思想文化多元化，是8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启蒙思潮的知识界 的一大“时尚”。洪史的作者受其影响并把一体/多元内化为自己撰史的基本构架决非 偶然。虽然他尽量保持中性的学术立场，但就其选择而言，并未摆脱当时启蒙思潮的影 响，“五四”新文学精神依然是其言说的理论资源。这就使其不自觉地偏离了既定的学 术立场，认同了启蒙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现代启蒙精神作为“五四”以来文学发展 的灵魂，它贯穿于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之中，洪史力求站在学术立场上客观真实地描述 每一个文学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作家作品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这就自然地摆脱 了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叙述，而凸现了“五四”启蒙精神。因此，尽管陈洪两史在坚持 “五四”启蒙立场的自觉程度和深刻程度上并不一致，但其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历史叙述 的精神向度却是一致的。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只有进入现代性历史叙述，当代 文学史研究才能为当代文坛提供有益的精神资源。陈洪两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两个 成功的范例。
其次，当代文学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隐含着普遍话语威望的文学规范化实践，它的 每一段文字都无形地颁布着两个原则，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后人主要是凭 借它所选择的作品书目去了解文学。他们许多人无法像研究者那样重新翻检文学的原始 资料，那么，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就等于不存在。而它所选定的作品，即 成为“典范”，供人研读，参照乃至模仿，以至于形成普遍性的文学审美观念，对民族 意识形态产生主导性作用。因此，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仅仅立足于现代性精神 立场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对当代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地分析与整 合。否则，将难以确保其当代文学发展影响的积极意义。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陈洪两史 ，应该说还没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尤其是在对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描述上，他们 都程度不同地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对立面而进行了处理。给人们造成的印象 是，从左翼文学开创，到文革文学发展到顶峰的“政治化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 的“纯文学”传统，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接续了“五四文学”，使文学回到了文学 自身。这种将新时期文学确认为主体地位，而将50～70年代文学排除在“五四”新文学 传统之外的论述，是通过“启蒙/救亡”、“一元/多元”和“文学/非文学”等一系列 二元对立的类型化概念的推演得以确认的。但这种概括和描述是否科学呢?它在多大程 度上符合于文化发展的实际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继承、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 神实质，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50～70年代文学”，(比如 “三红一创”、《青春之歌》等)真的与“五四”新文学精神毫无联系并且是相互对立 的吗?而“新时期文学”是完全彻底地体现了“五四”精神吗?它有没有作为的话语霸权 对其他文学形成排斥和压制呢?我认为这都是应该以科学态度，而不是以二元对立，拨 乱反正的意识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现代性，集中体现为民主 和科学，如果在我们立足于“五四”精神去整合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顺我者昌，逆我 者亡，那这有什么科学民主而言，那还怎么读得上为当代文学发提供健康的精神资源呢 ?或许这种质疑过分尖刻了。但是，当代文学史建构的现代性与科学性决定着其对当代 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应该引起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因此，就目前情况而言，如何在更 高的科学意义上去考察“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 联系，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将涉及“五四”新文化革命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关系及其现代性问题。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 作用，是通过教育对象这一接受环节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 接受者直接成为创作者时，他会将从文学史教育中所接受的现代人文精神融汇于其创作 过程之中。一是接受者作为文学读者时，他会将从文学史教育中所接受的现代人文精神 内化为一种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而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与教 学，仅仅考虑到教材的思想现代性和科学性，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其承传现代人文精神 的教育使命。还应该从接受者得角度出发，去研究以怎样的文本和教学方式才能获得最 佳的传播效果。从这一角度去考目前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就会发现，陈洪两史为我们提 供了两种不同的传递模式。陈史以解读文学作品为主型，致力于培养和训练学生阅读文 学作品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 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时才作简单介绍。文学史的现代性精神资源，通过学习 者对大量优秀作品的解读过程内化为一种情感认识和美学理解。洪史则是通过对大量的 当代文这史料的分析和归纳，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与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 治文化的转型与重组的具体史实间，准确呈现了“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历史绵延。从而 将这种富于逻辑力量的理论概括诉诸于受众，使其在了解大量的史实资料过程中认识并 接受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精神。事实证明，这两种模式均已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我们不 能说这就是文学史写作的最佳模式。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文学史对他们的渗透性影响， 与其特定的接受心理以及复杂的社会语境均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文学史写作应该关注这 些问题。实际上，相对成熟的文学史是一种能够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生存，并获得受众 心理认可的文学史著述。就目前的文学史写作而言，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
总之，当我们把当代文学史建设，作为当代文学发展的资源或生成机制来考察时，不 仅可以澄清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并且可以发现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这对于促进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意 义的。
收稿日期：200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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