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科论文,地位论文,公安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革新的运动中的功绩和意义，学术界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论者往往都以三袁作公安派的领袖，而对曾为公安派的创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江盈科却少有论及，甚或因袭古人成见，视其为公安派之末流而被以恶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江盈科的诗文集《雪涛阁集》自万历二十八年刊行以后，从未有人翻刻过，人们因难以读到《雪涛阁集》而不知其真实面目。二是竟陵派钟惺《与王稚恭兄弟》一文对江盈科的贬责流播甚广，而后人又多以耳代目，于是信以为真，人云亦云。其文曰：
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抷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阳耳。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捩，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袁仪部所以极喜进之者，缘其时历诋往哲，遍排时流，四顾无朋，寻伴不得，忽得一江进之，如空谷闻声，不必真有人迹，闻跫然之间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渐为轮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迹矣。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作矮子女观场。（《隐秀轩集》卷二十八）
很明显，这实际上是一篇讨伐公安派的檄文，旨在为竟陵开宗立派而张目。但我们从反对派的批评中，却可以获得一个可靠的信息，即当时文坛以“袁、江二公”并称。笔者本文的写作也由此受到启迪，试图通过考察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能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公安派的认识。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出生于桃源县沅江边上距桃花源不远的一个农民家庭，与公安三袁同属湖广人，都是在楚风的薰陶下长大的。但他一生数奇，早年数困场屋，直到万历二十年四十岁时，才与比他小十五岁的袁宏道(1568-1610)同榜进士及第；而比他小七岁的袁宗道(1560-1600)却早在六年前就以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位居清华之职；唯有比他小十七岁的袁中道(1570-1623)后来坎壈过之，直至万历四十四年，中道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
众所周知，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而江盈科始终只是一个配角而已；但在一个文学革新派的形成过程中，其主要配角的作用与意义也不可低估。现将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来加以考察。
（一）酝酿准备时期（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其时张居正变法失败不久，明朝政治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东南时刻面临着日本海盗的侵扰，西南有播州宣尉司使杨应龙于十八年叛乱；北方有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于二十年三月叛乱，总兵官李如松统兵剿之，至九月始平；同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求救，七月明师援朝，败绩于平壤，十月再出师援朝。由于军费激增，统治者不断增加赋税，强行搜刮江南钱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谢肇淛《五杂俎》卷三）江盈科与袁宏道虽于壬辰幸得一第，但实际上仕非其时。随后江盈科授长洲令，又选非其地。因为长洲与吴县这两个属于苏州府治的邻县，素有“东南最岩邑”之称，极为难治，而其中最为棘手的还是征税，仅长洲一县，国税近五十万，当“滇南一藩省”。尽管江盈科上任后日夜“黾勉从事”，废寝忘餐，但不久即“以岁课不登见夺饩”，于是用世之心日冷，归隐之志渐生，但因“家无负郭，未免藉五斗供堂上人饘粥”，（《答顾靖甫》）只好“强自排遗，托于吏隐”。（《与谢在杭》）他于万历二十一年在官署中建小漆园，并作《小漆园记》一文和《小漆园即事》一诗，表明其吏隐心态已经形成。从此，他一方面不再计较政治得失，“要之尽吾心行吾事”而已；一方面开始更多地寄情于名山事业，认为“极吾才情，成一家言，亦足千古”，（《答谢九紫》）实际已为即将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做好了心理准备。而袁宏道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及第后尚未授官，就与兄宗道上书告假回公安，待时而出。
当时文坛虽然仍为拟古云雾所笼罩，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但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早在隆庆四年就已陨落，王世贞也于万历十八年逝世；于是复古派阵营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或出而修正末流弊端，或试图改弦易辙，而徐谓、李贽、汤显祖等人则已开始明确批判复古派的模拟之风。袁宏道兄弟此前虽曾结文社于城南，“于举业外为声歌古文词”，但尚未形成文学革新主张，自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度访晤李贽并得读其《焚书》以后（注：按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第七五页笺：“宏道兄弟曾三次访晤李贽，一在万历十八年，一在万历二十年，一即此年（二十一年），所受李贽思想影响甚深”。而深维藩《袁宏道年谱》则认为宏道兄弟于十九年春访于麻城龙湖为一度，同年夏会于武昌为二度，二十一年五月访于麻城龙湖为三度。），宏道“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激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于是他在二十二年作《答李子髯》诗首次明确对当时“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的诗风深致嫉恶，至谓“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实为后来情真论、性灵说之滥觞。又，袁宗道《白苏斋类集》有《论文》上、下篇，对王、李复古摹拟谬论进行了有力抨击，当也是在受到李贽启示之后所作，论者多揭举此文以宗道为宏道之先驱，不过是因宗道年长官尊而想当然推测得来，实际上宗道在文学识见和创作上皆远不及中郎，据中道《书万平弟藏慎轩居士卷末》说：“伯修诗稳而清，填轩《黄辉号》诗奇而藻，两人皆为中郎的所转，稍稍失其故步”。倒是可见，宗道实际受过中郎的影响。
与三袁相比，江盈科不曾访晤李贽，实为憾事，但他早年为诸生时，庠师文莲山先生的文学观却曾使他受益非浅，以致多年之后还烂熟于心。莲山先生“评骘文艺，以清虚解脱为宗，尽浣剽剥之陋”。尝曰：“摛文必根诸心，不根诸心，文虽工，雕虫耳”。因而主张“因心为文”。（《莲山文师去思碑记》）这种“因心为文”、“尽浣剽剥之陋”的观点，实与他后来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模拟剽窃的思想相通。入仕前，曾与同里友人结社于桃花源，“名已隆隆起”。仕长洲令不久，他又与当地和过往的一些著名文人如王百谷、张凤翼、张献翼、屠隆、谢肇淛、潘之恒等诗酒唱和，初步形成了一种吴楚文风交融互补的氛围。
（二）开宗立派时期（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其时内忧外患的危机加剧，历时七年的援朝抗倭战争至二十六年底方结束，历时十一年的西南播州杨应龙叛乱至二十八年六月才平定。神宗为解决财政危机，自二十四年七月起，陆续派宦官到各地充矿使税使，直接搜刮民财，骚扰地方，不断激起民变，导致朝野皆怨。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酝酿准备了数年的公安派终于在此时登上坛坫，袁、江二公大旗一挥，复古派末流纷纷倒戈，王、李云雾为之一扫。
在此稍前，宏道兄弟已于二十一年结识丘坦；二十二年秋，中道赴武昌应试结识潘之恒，宏道赴京谒选，十二月授吴县令，在京结识陶望龄、黄辉。此四人后来皆成为公安派成员，但此时不过以诗酒相交，尚无宗派意识。二十三年二月宏道赴任途中，与汤显祖同行，当互有激励和启迪。三月抵吴上任后与同年进士长洲县令江盈科相处甚惬。是年大计，盈科以征赋不能完额而失去升迁的机会，但又侥幸未被革职而得以连任，继续“托于吏隐”积极参与公安派的创立。据袁中道《江进之传》记载：“是时予中兄中郎，为吴县令。……公与中郎游，若兄弟。行则并舆，食则比豆。迎谒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惫，若江文通、袁淑明云。……公好作诗，政事之暇，与中郎大有唱和”。宏道后来在《哭江进之》诗序中也说：
犹记令吴之日，与兄商证此道，初犹不甚信。弟谓兄曰：“果若今人所著，万口一声，兄何以区别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诗，历千百年，读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诗甫就，已若红朽之粟，何也”？进之跃然起曰：“是已”！后为余叔《敝箧》，遂述此意，盖实语也。
按进之所作《敝箧集叙》，主要阐发袁宏道的性灵之旨；那么，由此可知，袁宏道的性灵说最初是在同江盈科的讨论中提出，并通过二人“商证”才逐渐完善，而其源则出于李贽《焚书》卷二所载《童心说》而又有所发展。考宏道仕吴时身边带有《焚书》一部，而《雪涛阁集》和《雪涛诗评》中皆提及李贽，那么，江盈科很可能也从宏道那里借读过《焚书》，从而才能成为中郎同调并一起“商证此道。”是年四月，中道（时为诸生）应大同巡抚梅国桢之邀，往游塞上，于九月自大同来吴。稍后，陶望龄也以告归顺道来吴。江盈科始与二人结交，公安派在吴中文化的沃土上开始形成。二十四年初，中道南游，至三月始归公安。随后宏道为中道刻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正式发表他曾同江盈科“商证”过的“性灵说”，公安一派鼎故革新之旗帜，实由此文而树立。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江盈科也作《白苏斋册子引》一文，提出“元神活泼说”，与宏道所主“性灵说”相呼应（注：详见拙作《江盈科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是年三月至明年正月，宏道因不能忍受吴令的剧务和官场的约束，而连上七牍求去。年底清理文稿，先刻旧作《敝箧集》，又将仕吴以来诗文编为《锦帆集》付梓，江盈科为之作《敝箧集叙》和《锦帆集序》（注：万历刻本《锦帆集》卷首所收《锦贝集序》，末署“万历丁酉喜平月朔，桃源友弟江盈科进之撰。”万历丁酉为二十五年，喜平月即十二月，但《锦贝集》卷四有《江进之》一书曰：“序文甚佳。锦贝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江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配哉！”钱伯城先生定该书于二十五年初作于无锡，沈维藩《袁宏道年谱》“疑盈科所言丁酉当为丙申之误，序应作于去年（二十四年）十二月”。兹从沈说。）。前者阐发中朗性灵说的内涵，又有所补充，与《叙小修诗》、《白苏斋册子引》一起，可称为公安派性灵说的三篇代表作。又，此时丘长孺有《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宗道为之作《北游稿小序》，宏道则作《丘长孺》一长书，皆赞其为真诗，有个性。宏道临行时，江盈科作《袁中郎移病南归》七首赠别，情辞悲苦，宏道有《答江进之别诗》曰：“密意臭兰旃，奇谈飞金屑。案牍与文史，一一相商决”。所谓“一一相商决”，当然也包括创立公安派的主张、活动等。袁宏道仕吴二年，对于他的仕官人生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但对于一个试图开一代宗风的文坛领袖来说，能够在弥漫着拟古云雾的重灾区——吴中地区开宗立派，并且旗开得胜，
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江盈科仍然镇守苏州，实际上是作为公安派创始人的代表，继续在吴中地区领导文学革新潮流，而袁宏一并未“移病南归”，而是在东南一带游览名山胜水，达一年有余，如正月至五月浪游于无锡、杭州、会稽、天目山、黄山、齐云山、新安江等地，六月至明年正月，则往近于仪真、南京、扬州之间，几乎每至一地，无不赋诗作文，广交朋友，并以诗书相寄的方式和江盈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五月，中郎自杭州返无锡，途经苏州时，江盈科与之会晤，索取其新作《解脱集》诗二卷付梓，并为之作《解脱集序》。六月，中郎侨寓仪真后，又寄来游记、尺牍二卷，盈科再作《解税集序二》，与前二卷一起刊行。至此，中郎早期的三种著作，都是盈科作序，共有四篇。是年春夏，中郎曾与陶望龄、潘之恒、梅守箕等同游或相晤，并在陶宅发现徐渭诗集，遂推徐渭为有明第一诗人。秋有潘之恒、丘坦、袁中道《乡试落第后》在仪征或南京旺中郎。凡此间在仪真、南京、杨州等地所作诗文，后结集为《广陵集》。二十六年二月，中郎由扬州出发，进京候补，与宗道相聚；四月，任顺天府教授。七月，中道也从仪征护送宏道家眷抵京，即入国学肄业。是冬又有黄辉自蜀入京，与三袁兄弟聚首甚密。中郎重申在吴文学主张，袁宗道、黄辉诗受到中郎的影响。此二年公安派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袁宏道的东南之游，实际上是有传播公安派主张，拓展公安派领地的意义。当其在京补官之后，公安派的重心也开始向北京转移。而江盈科虽主要活动于作为公安派根据地的苏州一带，但其大名也随着袁宏道及其著作的走向，由吴中向东南各地再至北京并传。在理论上，袁、江等人继续发挥反拟古主张，并标举自然之趣。二十六年大计后，江盈科在吴中、真州一带待选，不久便发生了先报迁吏部主事、旋改大理寺正的事件（注：参见拙作《江盈科生平著述考》，《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他当时作《闻报改官》二首寄给袁宏道，宏道作《与江进之廷尉》一书，为北京“诗坛酒杜添一素心友”而大快，劝其“闻报便当北发”，因为在朝宰官中有不少人“中时诗之毒”已久，“当与兄并力唤醒”。于是，又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的江盈科，终于在中郎的劝慰和激励下调整好心态，于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从仪征出发，先向西行送家眷回桃源，然后北上。
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公安派成员或趣味相近者云集北京，结葡萄社于崇国寺，论学赋诗，文事颇盛。一时社友，除进之与三袁兄弟外，著名者尚有黄辉、丘坦、谢肇淛、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顾天埈、李腾芳、苏惟霖、王辂、方文僎、钟起风、王袗等。二十七年初，中郎作《瓶史》，三月，升国子监助教。进之也于此后不久抵京，在大理寺正（正六品）任上仍以吏隐心态处之。此间，除参加葡萄社的活动和作诗以外，江盈科还写了一组政论文和数十篇寓言小品或议论小品，对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思考；另外还上《法祖》、《宦寺》、《中兴》三疏，批评朝政，谏罢矿使税使。是冬，中郎辑《西方合论》。二十八年三月，宏道升礼部仪制司主事（正六品）。四月，宗道升右庶子（正五品）。江盈科《雪涛阁集》十四卷也于是时编成付梓，袁宏道为之作《雪涛阁集序》，再次申明反模拟剿袭，并对江盈科给予高度评价：“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当代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以致推为“一代才人”和“大家”。江集袁序的问世，实际已带有袁、江二公对北京“中时诗之毒”者“并力唤醒”，的意义，如果再加上公安派其他成员的活动成果，那么，可以说，公安派在吴中地区创立以后，经东南向北方的拓展，至此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随后不久，在京的公安派成员骤减。七月，袁宏道差往河南；八月，宏道和祁京南下回公安；九月，袁宗道卒于京。十月，潘士藻卒。而江盈科也于是年冬奉命赴滇、黔恤刑。
显而易见，自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是公安派登坛树帜、鼎故革新、最富于生机的时期。袁宏道作为公安派主将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作为配角的江盈科，在辅助袁宏道开宗立派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安派成员中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公安派副将的称号授予江盈科，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三）调整发展时期（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
其时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北京政治风波迭起：万历三十年三月，李贽被逮，自杀于狱中；三十一年十一月，妖书案起，达观被逮，株连甚众。这对公安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方面李贽和达观在当时有“二大教主”之称（注：参见沈德符《成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公安派成员多与之有思想上的联系，尤其是中郎兄弟曾几次向李贽问学；一方面首辅沈一贯得知中郎兄弟及黄辉、陶望龄等人在葡萄寺结社谈佛，早有不满，其憎黄辉尤切（注：参见《万历野获编》卷十《黄慎轩之逐》和卷二十《紫柏祸本》。），因而先后逮李贽、达观入狱，实有杀鸡儆猴之意。随后黄辉被逐，在京同道友人也纷纷散去。袁宏道于二十八年八月离京南下，可能是早有预感而提前避祸。
从文学流派史的角度来看，公安派在这十年间仍处于发展之中，但由于受政治的影响，公安派的活动中心、活动方式、思想取向和艺术追求已有所转移或调整。
随着袁宏道离京回公安和江盈科赴云南、贵州，公安派的活动中心实际上已向南方（包括西南）转移。二十九年春夏，袁宏道建柳浪馆于城南，并以兄殁哀痛得病为由而上（告病疏），随后隐居达五年多。柳浪馆既是他隐居学道、赋诗作文的场所，也是公安派友人往来联络的据点。当然，有兴致时，他也和友人一起去游览名山胜水，例如，三十二年九月，他与龙襄、龙膺等游桃花源，写过《望渌萝山，有怀江渌萝年兄》一诗，表达了对密友江盈科的怀念。但总的说来，袁宏道的思想已有所收敛，不再讲性灵同“闻见知识”的树立，论诗转而推崇杜甫、陶潜，求雅求淡，甚至对于自己以往诗文中“信腕直寄”之病，深致悔意（注：参见《潇碧堂集》卷十五《黄平倩》、卷十一《叙曾太史集》。），开始用心为诗文。
而江盈科则因为赴云南、贵州审谳冤狱，基本上没有受到朝中政治斗争的冲击，所以能够继续阐发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从事著述活动。三十年秋还朝后，升户部员外郎（从五品）。三十二年七月，擢四川提学副使（正四品）。他的《皇明十六种小传》四卷写成于云南，其同年友、支南佥事邓原岳为之作序。此外，《雪涛谈丛》、《谈言》、《谐史》、《雪涛诗评》、《闺秀诗评》等，也当作于云贵旅舍和回京以后。他晚所作诗文，因未曾梓行已失传，但从笔者所辑的《雪涛诗文辑佚》二卷中（注：《雪涛诗文辑佚》二卷已收入笔者点校的《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仍可看到他晚年所作诗文一百四十余篇，其中包括给王百谷、龙膺、曾退如、邓原岳等作家的诗书。万历三十三年秋，江盈科卒于四川官所，袁宏道作《哭江进之》诗十首并序，袁中道作《江进之传》，对江盈科的为人和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致仕，袁宏道立即出山入京，补礼部主事。此后四年公安派活动中心都在北京，但袁宏道已自悔其早期诗作浅易，诗风转趋深厚蕴藉。三十五年十二月，改吏部主事；三十七年春，升吏部员外部（从五品）；三十八年，升吏部郎中（正五品），是年九月卒。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官运居然通达起来，这表明袁宏道为避祸而隐居数年之后，也把不羁性格做了修正。
显而易见，公安派在这十年间的战斗色彩和拓展精神已不如开宗立派时期，这固然与政治斗争的冲击和作家心态的调整有关，但也同如下因素相联系：1、拟古剽窃之风已经有所扭转；2、公安派的理论及其创作已经传播较广；3、公安派的理论与创作也存在弊端，有矫枉之过，因而自身先做一些调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举动；4、社会上已开始对公安派的弊端进行批评。当公安派的活动中心向南方转移之后，江盈科实际独当一面，先在西南（云南、贵州）开拓领地，再在北京坚守阵营，最后在四川至死不辍。他的《雪涛诗评》，是公安派著述中少见的诗论专著，其主调仍然是反对拟古剽窃，提倡抒写性情，强调个人独创，可见其晚年思想并无大的转变。
（四）矫弊救衰时期（万历三十九年至天启年间）
袁宏道英年夭逝后，文坛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公安派影响的扩大，学袁、江二公者蔚然成风，“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钱谦益语）“打油定铰，遍满世界”（钟惺语），进入所谓的公安末流时代。一方面竟陵派乘时而起，“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矫公安派浅率俚俗之弊。袁中道于万历三十一年八月举顺天乡试后，虽仍数困锁院，至四十四年才进士及第，但在文坛上已日趋活跃，宏道逝世后，中道责无旁贷地接过大旗，成为公安派主将，试图以矫来救衰。首先，他继续阐发公安派的文学观，反对拟古剽窃，主张抒发性灵；其次能公正评价公安派的功绩与弊病，批评“今人好中郎之诗者，忘其疵”，只是取中郎“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中郎先生全集序》）再次是对竞陵派僻涩之弊也给予了批评。尽管袁中道为救护公安派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其时文坛风气丕变，真正能响应光大者寥寥，至天启年间随着中道逝世，公安宗风遂坠。
既然袁中道在公安派后期居于盟主地位，那钟惺在批评公安派时为什么不将宏道、中道并称而以“袁、江二公”并称呢？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钟惺写《与王稚恭兄弟》一书时，文坛上是以袁宏道、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领袖而并称。二是后来钟惺、谭元春与袁中道对袁宏道的评价在某些方面已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等早期作品多浅率俚俗之病，而后中郎知悔，文风变为深厚蕴藉，例如谭元春《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就主要称赞中郎“妙于悔”，“今察公续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坚实者，又似为古人人俱下一悔脚也”。而袁中道不仅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郎先生行状》等文中指出了中郎后来为学为文的转变，而且在给钱受之的信中说：弟转觉冗滥，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诗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实是对自己少年所作也有悔意。加之这时竟陵派已经登上坛坫，形成气候，钟、谭也不必再将袁宏道、袁中道并在一起来加以贬责了。
由上可知，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革新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注：关于江盈科的文学功绩与影响，是由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决定的，详见拙文《江盈科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尽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普作为公安派后期的主将而矫弊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时间内的影响都在袁中道之上）。至于钟惺之所以在《与王稚恭兄弟》一文中对雪涛诗大加贬责，则除了钟与江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之外，显然还带有宗派意气；但他以“袁、江二公”并称，却是对当时公安派领袖地位的一种客面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