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运用中国当代史料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史料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如何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代史料种类繁多，例如档案文献、文集文稿、传记年谱、口述回忆、书信日记、报刊杂志、民间资料、视觉史料等，可谓琳琅满目；从数量而言，官方机构、学术团体、民间个人以及国外等各种渠道编辑出版的史料，也称得上汗牛充栋。丰富的史料对于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和预设观点不同等原因，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出现了因伪造史料、篡改史料、裁减史料而产生的伪史料问题；口述史料中也存在由于口述者情感立场、记忆失误和知识局限等造成的错误史料问题；还有学者在史料解读中做不到客观准确，不尊重史料，以偏概全，得出片面观点。如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学术领域的伪史料、史料失实、错误解读等问题通过网络迅速向社会传播，一般社会人士对史料的真伪等缺乏判断能力，从而使这些史料问题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中国当代史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基本素材，是研究者复原和认识客观历史的“中介”。为便于研究者利用史料，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史料的主要种类及编纂出版情况进行了概括、归纳和分析①，然而对于史料运用中所存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却鲜有人专门论及。本文对目前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所存在问题进行了粗略梳理，并对如何正确运用史料、解读史料进行了初步思考，以期对中国当代史研究者有所帮助。 一、中国当代史料运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伪史料问题 伪史料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中国当代史领域也不例外。何为伪史料？荣孟源曾指出：“凡本无其物，凭空制造的；伪造原物，冒名顶替的；窜改原物，混淆真相的，不论是实物、文字或口碑史料等，都是伪史料。”②“制造”、“伪造”、“窜改”，这些词语说明伪史料的产生，往往有着明确的主观动机，伪造者通过种种手段伪造歪曲史料，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其预设的观点和结论。 在中国当代史领域，由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外交、领导人活动等层面的档案文献公布得并不多，造成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史料出现空白点，一些人从而不惜伪造史料，为自己的论断提供支撑。例如，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中，多年来一直存在伪史料的问题。关于整风运动的起因，早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指出，“鸣放”是毛泽东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的一个步骤，并说这一计划遭到苏联的反对。书中说苏联于1957年6月间发出一个明确的国际指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中国人民内部有矛盾，苏联国家的人民，没有这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不考虑国际环境，独自标新立异，倡导鸣放，影响整个国际团结的发展”；还说：“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环攻之下，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的处境是特别危险的，一切问题也特别严重的，一切也要客观的审慎，合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的矛盾，此时的当前，皆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政策和整风运动，是给资本主义帝帮一个便利的袭击我们。同时，也是无形中违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发展，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又说刘少奇接受了苏联的上列指示，提出“要与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机会主义作严重斗争”，建议“召开入代大会，公决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以免影响国际与国内的纠纷”。③该书对这一史料没有注明来源，笔者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表明毛泽东曾有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将整风运动归之于此，很明显是主观揣测臆断。但是仍有研究者根据这一伪史料，得出“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④的结论，以解释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的原因。 关于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及平反情况，史学界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对右派人数及平反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余人。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了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为所有右派分子统一摘帽，但是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右派分子帽子、不应改正的，全国尚有三千余人；对于这三千余人，对他们的历史功过给予正确评价，恢复其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另外，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也一律给予平反。⑤这其中的数字与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披露的数字大相径庭。该文指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⑥至于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和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是何时出台的何种文件，该文并没有具体注明，只注释“参见ks.cn.yahoo.com2007-10-03”。中央党史部门在官方史著中引据的数字通常来源于档案或者相关权威著作，真实性比较高，从而较广泛地为学界认可。而后者披露的数字虽然精确到个位，但说全国右派和中右分子达到460多万，夸大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程度，文章又没有公布这些数字的可靠来源，使这些数字有伪史料之嫌。但是由于冠以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和解密后的中央档案的名义，这些虚假数字似乎具有了合法性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还有人为了得出自己的结论，公然篡改、裁减史料，以虚假史料支撑自己的错误观点。例如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e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声称参考1000多份档案文件，在其中一份“只发给(1959年)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参加者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指出：“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实际上，关于“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的谈话，是1959年3月28日李先念作《关于粮、棉、油购销问题和财贸方面几个问题》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而“死一半”之说，是毛泽东在3月26日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时的插话里提到的。毛泽东说：“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⑦可见，“不如死一半”的比喻，完全是针对工业领域里的基建项目。冯客随意裁剪、拼接史料，刻意将毛泽东说的工业问题扭曲成粮食问题，将毛泽东说的让一半基建下马歪曲成毛泽东蓄意牺牲一半中国人，无非是夸大毛泽东对三年困难时期饥荒问题的责任，妖魔化毛泽东的形象。 类似这些任意篡改史料、恶意歪曲史料的行为，深为学者所不耻，他们纷纷撰文予以批驳。例如2005年张戎等出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后，2008年11月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的《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汇集14位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文章，批驳揭露张戎如何故意歪曲历史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张戎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性地使用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完全无视；引用资料断章取义；不适当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数据；使用推测作为确定无疑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者根本没有证据就轻率地作出绝对的结论，等等。 (二)误史料问题 如果说伪史料包含着造伪者明确的主观动机，那中国当代史料中还有一种错误史料是史料制作者无意识造就的，这类史料多见于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是由于口述者情感立场、记忆失误和知识局限等造成的，即便是一些领导、专家、名人，也无法完全避免。 由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还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出版面世，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史领域的方方面面，有效地补充了档案文献资料不足的缺陷。然而，口述史料存在着自身的重大缺陷，“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⑧。例如，关于华国锋是否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问题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很大不同。吴德口述指出，1976年10月，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⑨也有人使用别的材料指出：“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⑩这种不同回忆的出现，可能是回忆者个人情感、立场不同，或回忆年代久远的缘故。 有时因为对历史了解不全面，也会造成错谬。例如，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一位老同志在回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时指出：“1989年6月8日，陈云在修改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批了一句话，‘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1月10日中顾委全会的公报正式使用了‘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总设计师’的说法。所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提法出自陈云。”忆者披露陈云首先提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点非常珍贵，但同时认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提法也出自陈云，却是值得商榷的。翌年，有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明确考证，指出1985年7月26日李鹏出访美国，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向媒体宣称“邓小平主任(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总设计师”的提法第一次公开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并被国内媒体正式报道。1989年5月25日，李鹏在会见外宾时明确宣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11) (三)对史料的不当解读 在对史料的解读运用中，向来存在对同一史料有不同看法的现象，中国当代史研究也不例外。例如，在反右派运动研究中，对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一史料的解读就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讲话是“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有人则认为虽然毛泽东这一讲话谈到了对付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办法，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这种现象，既与研究者的历史知识积累有关，更与研究者的立场、角度密不可分。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相当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却是主观的行动。由此，研究者的历史观、价值观，自然会影响到其对史料的研读。 研究者的分析角度不全面，也可能造成面对无误的史料却得出不准确的结论。例如，在近年来学术界对右派言论本身的内容及思想价值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1957年知识界右派言论“实质只是一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在这场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对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繁荣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20多年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先驱”(12)。这种观察将1957年知识分子对刚刚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发感受上升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反思，不免夸大了其思想价值和意义。有的研究者对基层右派的言论进行研究，分析他们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生活的不满和抱怨，从而得出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的结论。应该指出的是，右派毕竟只是当时整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其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看法和意见，不代表当时社会意识的主流，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主体意见。如果将右派言论等同于社会的主体看法甚至普遍意见，恐怕有以偏概全之嫌。 还有的研究者面对客观史料时，脱离历史实际进行想当然的分析评价，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有人在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住房问题进行研究时，将毛泽东到全国各地时居住过的宾馆等全部划归毛泽东名下，称毛泽东为那个时代的“房爷”。这种歪曲解读，反映了一些人刻意抹黑毛泽东的主观用意。 二、对如何正确运用中国当代史料的初步思考 中国当代史料及其运用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说明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正确对待史料、准确解读史料是非常必要的。针对伪史料、误史料问题，必须开展相应的史料鉴别工作——辨伪、正误，使伪史料的真面目暴露于史学界而为研究者所摒弃，使误史料中的错误之处得到纠正而准确揭示历史真相。与此同时，以正确的原则和立场来解读史料，使史料的主观解读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事实，尽可能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一)史料鉴别：辨伪、正误 辨伪是针对中国当代史料中的伪史料而言的。对于一些研究者披露的没有史料来源抑或是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伪史料，第一，要敢于质疑。不能盲目接受、轻信，敢于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予以质疑。对于与目前所披露数据出入较大的数字资料，尤其不能轻易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官方修史部门主持撰写编著的中共党史著作，相关史料基本来源于档案或权威著作，虽然公布时有的没有注明档案来源，但准确严谨，值得信赖。第二，对于存疑史料，要以第一手资料为准。一些研究者披露的来源不清、明显与现有资料相悖的史料，仍应以现有史料为准；对于打着档案名义披露的一些与基本史实明显不符的资料，要多方面核对其来源，认清并批驳其歪曲改造之处。中国当代史领域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档案文件、文集文稿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人物传记年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史著等，都是基于大量档案资料，大多可视为第一手资料。第三，及时整理伪史料。对于史学界出现的伪史料，要及时组织开展批评、辨别工作，对于已经认定的伪史料，要整理出名单，向学术界公布，提醒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注意。 对于中国当代史料中的误史料，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正误工作。第一，要坚持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相印证的原则，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对照，来辨别并纠正口述史料中的错误之处。例如，1980年朱德秘书陈友群曾回忆指出：“五○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2010年张素华查到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说明胡乔木起草初稿时就有“毛主席万岁”，后经刘少奇改动发表，最后两条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13)要谨慎对待得不到文献史料印证、比较的口述史料，单纯将口述史料作为记述历史的唯一渠道，很难保证历史的真实。 第二，无法得到文献史料印证的口述史料，则要多方征集同一事件当事人的记述，这样可以互相印证一些错误之处。一般来说，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事件的说法不同时，应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例如，《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2期发表了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一文，对1957年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进行回顾。该文发表后，当年中国作协的部分当事人纷纷写信、写文章，指出黄秋耘访谈录中的错误之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在1998年第4期将这些来函和文章一字未动全部予以编发，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当年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从这些文章来看，黄秋耘对作协反右派斗争时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遗憾的是，《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1999年出版时，并没有将这些更正文章收录其中，这种访谈录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二)准确解读史料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能否做到准确而深入地解读史料，既与研究者的史学功底即掌握党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又与研究者的史识即分析评价历史的立场、态度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说，掌握史料固然重要，而准确地解读史料对研究者而言更重要。 第一，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研究立场。马克思主义史学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环境中进行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对史料进行准确解读，最终获得接近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对于新中国土地改革这场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革命运动，如果不考虑新中国初期仍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势力的抵抗，甚至站在地主等剥削阶级立场来观察问题，那么对土地改革史料必然作出另类解读，得出错误的评价结论。 第二，要对中国当代史料的性质和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史料丰富而多样，其中不少具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史料运用中对史料的性质和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运用和解读史料时注意“避短”，克服史料之缺陷。例如知青文学史料以其表达的历史记忆而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这类史料丰富地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面貌，但是却存在作者主观感受极强等缺陷，这类史料必须经过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后才能使用。再如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言论集，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批判史料，当时整理和印刷这种史料，都是供内部批判，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断章取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歪曲原意的特点，以此为依据来研究言论的思想价值是要非常谨慎的。又如，当代民间文献史料(主要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以其反映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而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这类史料中的日记、笔记等对于研究社会心理是非常难得的，同时也要看到记载者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运用时需要与历史事实相对照；而且这类史料一般以大队、村社为单位，资料分散，且个案性强，因此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是研究者要十分注意的。 第三，要坚持“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在掌握充足可靠的史料之上，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穷尽史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应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和常识。近年来，研究者对基层档案文献的重视、挖掘和利用，使基层个案研究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种研究中，尤其要重视区域差异的存在，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基层区域往往有不同的历史面相。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不妄作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推论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做到这一点，个案研究才不失其丰富历史面貌的价值。 ①参见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刘建平：《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韩钢：《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等。 ②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③《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革命重要经过报告书》，(香港)当代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9页。 ④朱正：《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17页。 ⑤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287页。 ⑥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⑦李慎明、李捷主编《还原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461页。 ⑧方苞：《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63页。 ⑨参见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⑩程冠军：《叶选基讲述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复出》，《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11)陈亚杰：《“总设计师”称谓的来龙去脉》，《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2)丁学志：《1957年知识界右派言论研究：以对政治体制的反思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陈文君：《“毛主席万岁”口号的由来——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标签：右派分子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右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