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改革30年与管理学的发展——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张乃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研究员论文,秘书长论文,管理学论文,科学研究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的管理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通过这场管理变革，我国发生了巨变。在短短的30年改革中，我国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史的总量，而且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大好形势，举世瞩目。世界关注中国，世界在研究中国。如何总结、评价我国30年的管理改革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不久前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张乃剑作了题为中国管理改革30年与管理学的发展的发言。他的发言对我国的管理改革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评价。《经济师》杂志记者以访谈的形式将他的发言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管理科学既是一门古老而传统的科学，又是一门新型的热门科学。所谓古老而传统的科学，是指自有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管理现象、管理的关系、管理的制度、管理的法则。管理是人类相互依存、繁衍的基础所在。为什么又说管理学是一门新型的热门科学呢？
张乃剑：所谓管理学是新型的热门科学，是指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对管理的要求更高，对管理科学和科学管理的理论要求更高，也更加迫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开始重视管理学和科学管理理论的系统研究，并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科学的专门学科。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文明程度，主要是衡量管理水平如何。科学的管理方式可以出财富，出人才，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一句话，科学的管理形成国家发展的动力，反之，腐朽落后的管理方式，会使国家的发展倒退，人类文化滞后，甚至会使人类文明走向毁灭。
记者：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60年来，我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党和人民一起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请您概括地谈谈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变革历程。
张乃剑：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我国管理的发展和变革那就是人治管理向法制管理的重大变革。自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于上世纪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摆脱贫困而投身于经济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规划胜利完成，人民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但是时隔数年之后，人们发现，经济翻身的目标非常遥远，贫穷仍然威胁着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再到后期发生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国有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开始痛苦地思索，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经过这段历史的人们，冷静而理智地认识到，是在管理思维、管理制度、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上出了大问题。管理束缚、限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管理不但没有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成为负动力。人们在痛苦的思索中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管理，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规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是检验科学管理的重要标尺，即管理的三大功能能否实现科学而合理的鼓励、限制和禁止。
回顾我国所走过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程，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别无选择地照抄、照搬了前苏联的国家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全国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这种集权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金字塔型，一切国家行为、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地方行为、团体行为、个人行为，全部受到统一的中央集权约束。在这种体制下，又因为受一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把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管理和管理机制发挥到极致。其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受计划体制严格约束，后来发展到国家的最高管理理念、最高决策权集中到领袖一个人身上。领袖的个人意志，代替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了我国“人治”制度成为国家管理体制、机制的主体。以人治为本，以权为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我国所有行为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经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运动，人人自危，难有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由于个人意志决定一切，全国上下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和除四害运动，把森林资源破坏了，动植物生态破坏了，使我们现在付出了恢复生态环境建设的沉重代价。长期实行严格的生产计划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价格制度、干部制度、资源配置制度等，成为束缚生产力解放的最大枷锁。商品极度匮乏，人们依靠票证排队过日子。后来发生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更是“人治”恶果的最终爆发，我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林彪、四人帮被清除之后，短时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高潮，人们再次由希望感到失望，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又一次摆到了中国人面前。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被控制在一个人或几个少数人手里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灾难就会到来，中国当时就处在这个十字路口。
在这种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发动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突破口，彻底冲垮了过去极左年代的人治管理的思想束缚，这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管理改革的开始。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作为改革的舵手和设计者的邓小平，把我国的国门打开，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管理的重新选择。构建法制国家、创新型国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重新修改过的治国根本大法《宪法》，我国废止、修改、增加了数万件涉及到社会、经济各领域的管理法律和政府规章，重新构建了依法治国的国家管理法律、规章体系。从此，我国走上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的轨道。
由于中国重新建立了科学的国家管理体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国家主权的信誉空前提高，赢得了大量外资、技术、人才进入我国，使我国取得了外部力量支持和国际市场。在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合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分制集体生产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全国粮食连续多年丰产、丰收，全国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城市，由于成功建立了深圳、海南、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开放了东部14个沿海城市，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民成了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生力军。这种情况，彻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死墙，城乡共同繁荣的局面，得以实现。在生产制造领域，彻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迅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的半壁江山。传统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进行了合理科学的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有效发挥，区域经济、区域竞争、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后，资源配置、资源整合和流动，更加合理，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实现了最大化。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后，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人才的市场化，文化产业的市场化，使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短短30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多年才完成的道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法制管理框架基本建立健全之后，我国各行各业，机关、学校、团体、事业单位、企业内部，都逐步实现了内部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快速发展。
这些巨大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国家管理机制变革发出的巨大能量。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必然使个人的动力发展成家庭的动力、团体的动力，最终形成全社会的动力，这就是我国管理改革30年所走过的历史轨迹。
记者：从您以上的谈话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管理改革30年的变化，实践证明，我国摸索出一套管理经验，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既吸收了当代人类最新的先进成果，又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管理学中的一部分科学的内容，同时，结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创造了一部分新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科学管理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科学管理理论，解决了13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多民族共同繁荣、和谐相处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这在世界人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请您谈谈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管理理论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张乃剑：邓小平理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管理学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所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民族、任何组织的管理理论，一旦不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有碍生产力发展、有碍先进文化发展、有碍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时候，一切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人心，国家就会出现动乱，民族就会出现分裂，经济就会出现崩溃，这是被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顺应了历史潮流，把管理学的精髓成功地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去，这是中国人对管理学的一大创造，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对全人类文明建设的巨大贡献。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这一理论指导，就能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不能实现科学发展，最终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只有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使管理更加科学，从而达到管理目的。“鼓励”、“限制”、“禁止”的管理三大功能，一定要科学地鼓励、科学地限制、科学地禁止，否则的话，就会出现鼓励不应该，限制不合理，禁止不合法的现象。
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未来中国科学管理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完善、提升了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管理理论体系，对全世界人类文明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没有管理学，中国应该到西方寻求管理学，这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管理文化，有很多具有合理科学的沉淀，不能片面加以否定。认真整理、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管理理论，吸收当今世界最新的优秀管理成果，结合中国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理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既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能妄自菲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为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科学管理理论。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我们更要把自己研究好，要把30年的管理实践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现在国内外形势日新月异，千变万化，挑战和机遇同在，成功和失败同在，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没有现成答案可寻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科学的管理去解决，需要我们用创新理论去指导。不断研究、创造新的管理理论，任重而道远。当前，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发生战乱和民族纠纷，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仍然处在严重的灾荒、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之中。世界人民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的管理中获得解决困境的良方。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促进我们中国发展科学管理理论，不但增加了动力，而且增加了责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我们在追求发展经济强国、经济大国的目标中，也应该成为理论创新的强国，创造出我们特有的新时期、新时代“治国安邦”的管理理论。只有在科学的管理理论指导下，我们才能把这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管理好，我们才能实现大国稳定，富国、强国不衰的千年构想，在全世界树立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这一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也应该实现。
记者：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来管理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业绩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和骄傲。随着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富国、强国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