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评价与突现进化理论——以学习与创新为基础的世代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代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青年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青年现象
近代出现的青年现象是一种共同体的构筑与创造，作为青年的载体——世代也是一种共同体。如果从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来看，青年是自然的存在者，而不是现代社会的所有者；是处在进入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的前阶段，是自然人向现代人转换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在传统社会，这种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则不需要青年这个阶段。现代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分工所规定的角色的所有者，如马克思所说，这个分工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分工范围，“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1]。青年的自然性质体现了生命活动的性质，这种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青年的特殊性就在于没有成为近现代经济社会分工的产物。青年运动就是一种“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的社会实践。20世纪青年运动的历史是一部燃烧着挑战精神和远大理想的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社会实践的历史。
20世纪初所出现的青年崇拜的现象，是近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纯粹的人、抽象的人、自然的人的憧憬和崇拜。20世纪至21世纪初期，各国青年运动的出现是自发的，因此，青年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现”，一种连接世代与世代之间的继承与创新的历史现象。世代与世代之间的交替并不是对知识的反省，或是对传统简单的模仿，而是一次次对人的发展可能的探索和挑战。如果仅仅是继承的角色，如果没有出现代沟等世代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青年现象就不会很突出。但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现象是一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的崇拜与实践。如何使得这种愿望能够变为可能，各国政府以及政党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组织，希望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通过合理的教育与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精神，创造出一代新人。从19世纪末的德国青年运动开始，日本、苏联、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实践。其中，发达国家的青年运动在20世纪的70年代大致停止；中国的青年运动到90年代也逐渐转型，但国家对青年的组织与实践并没有停止。到了21世纪，阿拉伯的青年运动突然兴起，又很快地平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各国的青年运动大多是属于反体制的运动，是一种世代交替时出现的代沟。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上，继承了早期青年运动或青年崇拜的理念，在集体主义等政治与道德的教育中体现这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确定历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青年是参与了创造近代和现代历史的话，那么，21世纪的青年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全面发展与青年的关系入手呢？或者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青年评价的主要依据？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幻想，一种神话，或是一种可能。人的全面发展与青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是否应该通过青年来达到这个目的？在21世纪青年作为一种理念是否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或者说，近代或现代国家的存在才是青年作为一种理念存在的理由；或者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青年研究的核心是青年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理念，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的一种社会实践。19世纪末期，从马克思到其他的主要思想家都认识到当时的年轻人有可能超越上一个世代的局限，在物质上、精神上、身体上、社会上全面地超越前人，是一种至今为止从理论上对人所做出的最高的评价。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人的全面发展与青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出现才导致青年概念的出现；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实践，导致了青年现象和青年运动的展开。但是，这种对应的发展很快被近代国家的兴起所带动，被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国家化，卷入到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变动中去，成为超越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力量。同时，在世代与世代的交替中，青年也成为新事物的载体，和旧时代存在明显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代沟。当人们认识到某一个社会开始趋于保守化时，一般不是指这个社会成年人的保守化，而是指年轻人的保守化。如日本社会整体上趋于保守，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年轻一代的保守化分不开的。虽然日本青年的保守化是一种脱意识形态化、脱政治化的与社会融和、妥协的倾向。对为什么会出现年轻人的保守化倾向，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重要的是这种政治价值观的保守倾向的存在。因为它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先锋的角色而满足于一种依存的地位。
青年的出现应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一种目标，成为一种可能的时候，青年作为一种实践的载体出现了。青年的概念，青年的本质最主要的不是年龄的差异，甚至不是青春期，而是其没有被社会化、没有被角色化、没有被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前的“人”，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了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因此，青年最大的特征是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的异化之前的人。德国青年运动的研究者W.拉卡指出，“参与青年运动的年轻人，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追求人格的全面发展”[4]。他指的是20世纪初期德国的青年运动的目的，是批判不能够帮助青年实现理想的德国社会。而克服由于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则是青年运动以及青年反抗的前提。
由于青年代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又产生于近现代发达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纯粹的”人的自然因素，因此，“青年”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精英意识，青年运动也始终带有一种社会先锋和时代潮流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青年运动和群众运动应有所区别，是代表未来世代的精英共同体和大众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应该有别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精英共同体。这种精英意识既是青年运动的特点，也是最大的弱点，使得青年运动在转向和融入到群众政治运动时，开始脱离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和目的。
二、世代交替领域中“突现进化”的现象
历史学家将100年的单位称为“世纪”，社会学家将30年左右的单位称为“世代”，都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现实和未来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5]。世代是一种人类的生命过程，世代的年龄存在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同时，世代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社会的潮流改变着世代的形态变化和世代进化的模式。在世代中，我们实现着自我的存在，尝试着传统的继承，文化的创造和生产方式的更新[6]。
对世代现象的研究是历史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恩格斯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7]。世代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整体创造，这种创造来自突现进化的原理，或者可以称之为青年理论。
突现的概念是1879年生物学家刘易斯G.H.Lewes引进的。通过“突现—涌现—创发”的概念来解释由于个体、个别的现象，或者偶发事件却引发了影响全体和全局的结果；从简单的元素中产生出复杂的现象。刘易斯则把同质结果称为“合成的结果”，把异质结果称为“突现的结果”，认为前者可根据其结构成分加以预测，而后者不可预测。突现是一种不同质的“和”，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质。
在早期的世代理论中，突现进化的过程是一个黑箱，能够观察到低层次的输入和高层次的输出，但不知道二者在突现过程中如何转化。因为，构成和形成世代现象的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年龄层，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发展。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代形成的统一性。作为世代运动的代表——青年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就是世代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变化。世代的形成，既有自然生成的一面，又具有意识形态的结合；当社会的阶级关系逐渐淡化，阶级状态逐渐重叠的时期，世代之间的关联就显得比较突出，而世代的最显著的部分——青年的意识行为就会产生社会运动。
和其他复杂性理论的研究不同，世代的突现理论的研究，或者青年现象的研究，不能，或者暂时还不能使用数学模式。当然，世代与阶级不同，没有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反之，世代中包含各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在内，在行动中展现了各个方面的不同色彩。这种多元性质，使得对世代的研究，或者对青年一代的研究，在评价问题上出现困难。阶级的构成受到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构造变化的影响。而世代首先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的律动，与人的寿命、年龄、生与死的存在相关联，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属于同一个世代的人，首先以出生的年月为基准，以人的自然性质对应社会现状和历史的时代性。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世代，有着与年龄相符合的身体的、精神的、心理的变化，而这些都是与社会和历史的变化相关联。
世代之间有着一种不间断的运动，不间断地传递着传统文化，不间断地创造着新文化，不间断地消除旧文化，这就是世代的连续性。新的年龄集团作为后继的世代参与新文明的创造，以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方式接触历史沉积的文化遗产。这种新型的接触方式是因为世代之间不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经验，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这种被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称之为“新接触”的特点，确立了世代的思考方式、经验构成和基本志向，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每一个世代的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以及对这种社会理想的历史使命感，是世代现象最主要的特征。新的世代以理想社会为基准考察现实社会，以“新接触”来感受文化传统，形成了创造新文明的源泉。
生物进化学中对生物进化中出现的与以前不同的质的变化、变异、突现、不可预见性等概念称之为“突现进化”，有别于人为的“创造”。突现进化的理论一般多用于生物学、组织论和信息工程学；多出现在复杂性理论和不确定性的理论之中。在世代关系的研究中，不按常规，或者超越常规，从简单的行动过程中产生影响社会全体的青年现象就是属于这种突现进化的领域。世代之间的交替以及变化，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活动方式，是一种非线性的运动形式。世代之间的交替的这种非线性的运动状态，以及青年一代的行为时时影响到社会环境的现象，理应成为对世代与青年研究的出发点。
突现进化的作用是世代交替系统的多样性、不可预测性和差异性的表现，使新的世代作为一种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在世代交替中形成有结构的系统。世代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它作为整体的行为，要比其中各个部分的行为复杂得多。突现—涌现—创发是异化的对立面，其本质就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值得注意的是，突现进化现象是在没有一个中心执行者的条件下进行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内在思想在转化为语言时必然会出现异化。在世代之间的交替中，青年一代在与成人世代交替和转换过程中，需要通过突现性来克服思想外在化时出现的异化倾向。因为，世代的系统功能之所以往往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就是由于世代交替中出现了新的事物，其中“大于部分”就是突现—涌现—创发的新的事物。世代交替就是一种新的功能和结构产生的过程。由于突现的现象是以主体性的相互作用为中心的，所以它比单个行为的简单累加要复杂得多。
新性质的自发突现进化的理论比较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质的飞跃的理念，要求人们在观察复杂系统时，如世代问题，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它，不是沉迷于细节，而是直面总体现象。1923年摩根的著作《突现进化》中写道：“突现——尽管看上去多少都有些跃进(跳跃)，最佳的诠释是它是事件发展过程中方向上的质变，是关键的转折点。”摩根把“突现”与“进化”结合起来，主张一种进化的宇宙哲学。他在《突现进化》一书中认为，突现是指当旧的成分或质体形成事物时，不仅是原有性质的合成，而且有一种新的性质，即新的关系与结构突现出来，这种性质在形成之前不能预测。世代交替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不断涌现—创发出已往没有的性质。由于这种新的性质的出现，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导致人类历史的多元化和非线性发展。在世代或青年研究中，突现的概念是用于不能由社会系统已经存在的部分及其相互作用充分解释的新的形态、结构、性质的兴起。
三、世代或青年评价中的问题
原上海青少年研究所所长金志堃认为，“近年来的青年研究重点之一，是如何正确地评价青年。这是青年问题研究的最根本的方面。评价错了，一系列问题都会发生；反之，估计科学正确，其余的方面，就能顺利地有效地展开。正确评价和认识青年是这个学科的核心部分，围绕这个中心，就能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青年研究的学科体系”。“处于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不能用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评价青年；要在社会动态中，要用与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相结合的方法去把握青年的主流与本质特征。”[8]
对世代问题以及世代交替中最为突出的青年问题的评价，尽管定义很简单，但是由于社会空间非常广大，以及青年的行为从不返回已往模式的特征，使得这种预测变得十分困难。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题就是对“青年评价”这一概念最好的说明。社会性、可塑性、突现性是青年一代自我形成与世界一体化的基础，并且产生出具有新性质的事物。作为近代社会的世代现象中的人，“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变化来改变它的社会制度”[9]。在世代传承中出现的未曾有过的结构，或者社会系统都不曾具有的功能，这些新的现象整体地突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即使详尽地综合了新世代的各个部分，也不可能理解新世代的整体，更不用说理解世代交替中的超越现象。过去的经验不可能预见世代所出现的新性质的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不可能认识和评价世代的全体，这是世代研究的出发点与具有公共意义的课题。
世代作为一种年龄共同体，使个人只有在代际关系中才能形成自己的认同，而且，也只有在世代之间的互动中才能够确立这种人格同一性。世代是青年群体开始了与自然的分离，开始了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开始了精神与物质、心理与身体、意识与大脑的区分。与此同时，基于突现的原理，自我与世界、个人与社会又有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和、相互作用的发展关系。这种关系就被称为对新事物的创造性的涌现和发展，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目的与过程[10]。世代是一种共同体，是一种与他者共存的集体，集合了“生命”、“生活”、“人生”的三大主题。世代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其世代交替就形成了人类生命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生生不息。
世代理论的主要方法包括世代的条件、世代交替、世代的演进(突现—涌现—创发)等。对世代，特别对青年一代的评价，有三条路径：一是经过社会变革的临界点或临界区域的世代演化，这一类变化如青年运动的出现，演化的结局难以预料；二是演化的间断性，虽然有大的起伏，但大部分的演化路径是可以预测的；三是渐进的演化过程，这一类的变化基本可以预测。世代演进中的突变性，以及非线性的演化路径，使世代之间的交替不可能是最优化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事件序列，自然的事件序列中一代又一代地出现了某种真正崭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进化。这样，突现进化论成为事物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模式。
世代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在世代之间的交流和交替中，在经验的交换中形成了有序结构，使得体系中的正能量不断地增加，新世代的有序度也得到了增强。问题是这种世代之间的能量转换不会始终保持平衡，青年运动就是这种非平衡的表现，使得世代交替以及社会的发展都出现了突变。社会的开放度越大，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越高，青年一代的作用就越显著，青年运动就会使世代交替出现非线性的发展。
世代之间的交替的非线性发展，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输入就能产生巨大而惊人的效果。世代的体系内各个要素之间具有超出世代整体的能量，局部的线性的叠加效应会产生非线性的结果。世代体系所具有的自我超越的变化机制，产生涌现—创发的效应和突变行为，实现质的飞跃和新的平衡。所谓公共世代的研究，就是要对这种世代之间的“小原因，大结果”的现象，世代的量变过程以及质的飞跃过程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世代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任何一个共同体中都存在着道德共同体。作为世代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仅彼此之间期待着平等对待，而且世代之间也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特别在成年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这样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哈贝马斯将正义解释为对所有人都同等有效的善，在世代这样的共同体中，道德的善就成为维持共同体正义与团结的桥梁。因为，良心或称之为自我的同一性和道德的社会化，只有在相互认同之下才能够加强认同，“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11]。
世代又是一种学习的共同体，承担着已知与未知，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进化。人类社会的知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学习与创造是世代传承的根本。构成世代的思想比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更为重要。在世代理论或青年理论中，有一种信念是一代胜过一代的进步观念。这种信念是世代研究的支点(阿基米德点)，是迄今为止支撑整个青年研究杠杆的支点，信念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没有信念的研究只能得到支离破碎的、构不成整体的片段。
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中指出了人的青年性质，认为人的这种生理特征决定了人的青春期的延长，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不到二十一岁不算成年，而现代高等职业所需的受教育时间大约要延续到三十岁左右，实际上已经过了体力最强盛的时期。因此，人在做学生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可以达到他的正常寿命的百分之四十，其道理又是和他的生理结构有关”[12]。由于人的这种生理结构，因此，维纳得出了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结论。“人种之所以是强有力的，只是因为它利用了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则是它的生理结构所提供的。”[13]这里，维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说，就是人所具有的青年性质并不是年龄所决定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有的特性，是一种学习和创新的性质。当一个人学习和创新的欲望停止的时候，也就是他的青年期停止的时刻。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这种学习与创新的能力，特别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创新能力，应该是评价青年的主要尺度。世代的划分，青年的划分，年龄只是一个参考系数，可能是十五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关键是观察它是否呈现或发展为社会现象的突现进化。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精神的进化，逐渐形成具有自由、突现、创造性的三位一体的构造。创造是一种人的内在的尺度，是一种美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人“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4]。
四、世代更新与蝴蝶效应
对世代交替的研究和对青年的研究，是一种长远的预测，是一种战略研究，一种对社会复杂性增长的简略化的过程，创新与质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在充满高度不确定的和存在大量偶然性的历史环境中，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里，世代评估或青年评价就是作为指引方向的罗盘。蝴蝶效应作为突现进化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成为青年评价理论的重要参考。
所谓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运动的系统之中，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气象学者洛伦斯认为，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他将这种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称之为“蝴蝶效应”。他曾将仅仅相差0.0001的两个初始条件输入到一个数学方程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洛伦斯比喻说，这好像在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翅膀所带来的微小气流，在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在北半球的一场风暴，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对世代交替与青年研究来说，在一个非线性系统内部的多因素作用机制里，一个负面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引导和调节，会对社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危害；而一个正面的微小的机制，如果能够正确引导，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
对世代交替的理论或青年理论的研究，其重点不在于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是在于偶然性，是发现偶然性的规律和生成方式，以及偶然性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发展。近代科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改造世界的理想与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结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偶然性与必然性是人类进程的道路上并行的双轮，而青年或未来世代更多地代表着历史的偶然性。爱因斯坦常说，自然对向它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回答“不”，偶尔也说“也许是”。由此可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偶然性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在世代交替的理论中，传统社会的人们认为，生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和通常的方式合乎理性地演化，是在实现客观世界运动的因果性和规律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世代交替中出现质的变化，人们对世代交替和青年的认识，正由必然性向偶然性转变，开始发现偶然性存在的普遍性和对时代的影响力量，以及青年作为一种偶然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了近代和现代历史运动的进程。
世代之间的交替是生成的，处于生生不息的转换之中。世代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还原为部分，青年的时代性质也不能通过部分的性质推导出来。世代转变时的宏观性质具有突现的特征。随着人类的生态、经济、政治等已经成为全球性、复杂性、非线性的问题，世代的研究需要集体行为的模型，这种研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别成员和各种不同见解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感知比认知更为直接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生产社会、政治社会、制度社会的扩大，其复杂性也在逐渐地增强，而学习的过程就是在缩减复杂化的规模。
世代理论注意到了在世代交替中可能发生突现行为，从而向传统的管理基础提出了挑战；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过程形成了社会系统状态发生突变的临界点。在突现进化中，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转换，新的价值观的出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突现行为正是体现在时间、历史的演化，并且这种演化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因此，日语将Emergence翻译为“创发”，突出了这种现象的创新与发展的自主性的特征。2010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青年运动，以及这些青年运动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可以作为例子。这次青年运动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具有非常典型的突现特征。
当一件新事物进化时，它往往是构筑在旧事物的基础之上，世代交替的变化以及青年运动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幸福，“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15]。青年运动往往略微改变陈旧的结构，就能够获得根本性的新功能和新发展方向。世代交替不是一种随机的文化建构，而是基于一种“整体”的交流与进化模式，是两种独立系统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使得世代交替在有限的社会系统里产生无限的进化的可能性。
世代交替与青年现象表现出复杂系统的创造性、自我生长与寻求适应性的行为。其中，学习过程的原创性以及整体先于部分的特征是推动突现产生的原因之一，具有原创性的偶然事件也是突现具有不可预测的特征的关键原因。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不可分割的世界观；提出了把世代或青年分割成为独立存在的部分，在世代研究或青年评价中是很不奏效的。突现进化理论中隐含着世代研究的整体观念，对理解青年现象的本质会提供一种思想方式。
恩格斯认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的可笑”[16]。对学习者来说，不仅需要掌握前人的已知领域，而且要进入更为广大的未知领域，这种需求应该是世代交替中出现突现现象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卡尔·曼海姆在《世代与竞争》中指出，在欧洲或者仅从法国的历史来看，自16世纪起，每隔三十年在政治、经济、科学、法律、艺术等领域都会产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国民精神的变化。世代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单纯年代学上的课题，也不是简单的直线型的历史进步论，是一种外在时间(生物年代学)和内在时间(精神现象学)之间的合力的过程，是一种人的精神运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世代(青年)现象[17]。
青年现象是人的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对青年评价是对人的发展的终极目的探索的过程。作为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青年所具有的原创性在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青年”的概念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理性与实践主体。在青年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非演进式的突现，应该被看做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践的现象，是学习驾驭“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18]的过程，也应该是青年评价的主要依据。由于青年是人在社会分工前的状态，天然地会将现代社会的分工和角色化作为影响自我全面发展的障碍，自觉地站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所出现的青年运动，应该是很好的例证。青年和青年运动所形成的青年文化，代表着“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实践[19]，也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12个国家的20大“文化符号”，其中孔子、汉语、故宫、长城、苏州园林、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等是代表中国的20个文化符号。韩国的《亚洲经济》评论说，中国需要标志性的新的文化符号，才能让人们不仅认识传统的中国，而且更能够理解今天的中国与现代中国人的形象。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青年现象以及社会对青年的重视是独一无二的，青年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青年文化。我们希望：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实践的“中国青年”，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形象代表，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