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迎辰[1]2000年在《美日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国际关系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高技术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利益分配以及实力增长方式的变化，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将领先的科技实力往往直接作为政治筹码，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通过对他国实行“科技封锁”、“技术禁运”以及其它手段；或在确保自己科技领先并能形成绝对和相对威慑力量的前提下，以取得对方的“政治妥协”为附加条件，进行先进技术及产品的输出。中国就是美国和日本实施高技术出口管制的重要对象之一。 但是，与其他受制裁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无法单方面实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三国高技术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日益深化：美国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国内经济带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与美国的竞争，都无一例外地需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使得美日在实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和其它制裁措施时，也会导致本身经济利益乃的巨大损失，因而在制订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中国对美日高技术的需要也非常迫切——这一趋势带来了三国在这一领域的新的相互依存。 因此，虽然美日有可能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和高新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经济制约和政治要挟，试图达到从政治上对中国进行牵制的目的；但是中国也可以利用美日对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和两国为争夺中国市场产生的矛盾和竞争，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并在三边外交战略上取得相对优势。 本文根据中美日双边及三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分阶段考察了美日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演变和发展，从历史渊源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管制的原因，从而得出管制效果的客观性结论，并从外交战略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争取美日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奚少云[2]2009年在《冷战后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搞好中日关系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意义重大,中日关系研究工作因此备受重视。新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却仍存在明显的不足,难以令人满意。伴随新世纪中日交往的扩展和深化,两国关系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对中日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声势日隆的“中国化”建设对中日关系研究也提出了总结和提升的要求,故从学理角度总结并审视其历程和现状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类学术文章、专著、书评和博士论文的统计和归类,考察其数量、主题和内容等要素,反映这一时期我国中日关系研究的一般状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具有社会性、政治性、政策性及议题和视角的集中和多样化等特质,并存在若干问题,即选题过于集中,观点近似,资料深掘不够;过于追求体现政策倾向,以至影响学术探索的深入;方法论意识较弱,轻视调查,论述欠科学严谨;认知模式主观化且缺乏反思精神;批评与争鸣不发达;问题意识学术性薄弱等。文章分别从传统、历史、制度、政治、舆论、国际、个人等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并尝试对之进行某种学理性思考。正确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超越中求得发展,中日关系研究必将实现飞跃式发展。本文主要采取样本统计和文本解读的方法对学术文献进行考察。具体制定了时间、作者、内容和原创四项标准分别从相关数据库和书目中选取供考察的文献样本。为此,写作本文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目录,均以附录方式附于文后。
参考文献：
[1]. 美日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国际关系分析[D]. 孙迎辰. 暨南大学. 2000
[2]. 冷战后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研究[D]. 奚少云. 上海交通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