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外交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个转变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复杂、剧烈对抗的国际环境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结束中国的屈辱地位而英勇斗争的结果。它对于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形象，对于新中国的稳定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体现。
之所以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具体运用，是因为有如下三点理由：
第一、“一边倒”只是表明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而不意味着中国依附苏联。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她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一个如何处理中共与苏共（包括共产国际在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的指导、苏共的帮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尚不成熟及党的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又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对苏共某种程度的依赖，甚至于将共产国际及苏共的指示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一段时间内犯了“右倾投降”与“左倾盲动”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中尤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最为突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及与共产国际、苏共的关系问题。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告解散共产国际。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决定》强调说：她“很久以来”“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她“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因此，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并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决定》，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1944年，毛泽东同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会谈时更明确指出：“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②。
通过以上的简单回顾，我们就会发现，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把独立自主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线。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1949年初中共中央顶住斯大林“不许过江”③的压力，坚持“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看得一清二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好传统与法宝，因此就不能想象中共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会是对苏共的依附。周恩来当时就强调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想控制、指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进行坚决反击。因而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一边倒”绝不是中共对苏共的依附。
第二、“一边倒”并没有中断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⑤。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找”⑥，即“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论证了“和外国做生意”的必要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是同时主张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的，从这里一点也得不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意味着同西方资本主义断绝贸易往来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对中共新政权采取敌视态度。一方面，美国操纵联合国一再否决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依靠其太平洋军事基地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包围，并进而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一方面美国又在经济上对我实行“封锁”、“禁运”，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并管制我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对于美国的上述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沿海各岛屿，进行清匪、反霸、肃特，并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一方面，中共又宣布分期分批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我国的一切财产，冻结其所有存款，以清除美国在华的经济势力。同时，中共施行灵活的反“禁运”与反“封锁”措施，开拓对外贸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把对外贸易的重点放在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方面，同时也不放弃一切机会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方面的例子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中共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香港为基地同英国和西欧等国家进行贸易，成功地使香港成为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通道。据统计，在整个50年代，中国与香港、澳门的年贸易总额基本上保持在2亿美元以上，最高的1951年甚至达到6.2亿美元⑦。一是1952年2月中国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直接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巨额贸易协定，使1953年中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5亿美元，为1952年0.3亿美元的5倍⑧。正因为这样，尽管有美国的“禁运”与“封锁”，新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在稳步增长中。有资料表明，在1950年至1956年这七年中，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11.3、19.6、19.4、23.7、24.4、31.4、32.4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其中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分别为7.6、9.6、5.5、8.4、6.3、8.1、11.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7.3% 、49%、28.4%、35.4%、 25.8%、25.7%、34.2%⑨。这个比例尽管还不大，但它却是新中国力图打破美国的“禁运”与“封锁”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面对这样的一种事实，谁又能说中共在建国之初是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呢？
第三、“一边倒”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引进了资金与技术。
政治是经济集中体现，政治决策要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除了要为新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它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引进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发展生产力，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工业经过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发展，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近代化大生产的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29%⑩。通过没收“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与管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自己微薄的经济基础。然而仅仅靠这一点基础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切实引进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关于这一点，早在前面所说的1944年毛泽东预见中美经济合作时就提出“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11)。1949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要求“派遣苏联专家”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同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前赴苏联。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争取苏联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给予资金、技术与人才的援助。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选派200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等。刘少奇的莫斯科之行是富有成效的。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为后来的毛泽东访苏打了前站。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新生的共和国，从此中苏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先后飞抵苏联，就中苏政治、经济合作及中国利用苏联资金、技术等重大问题与斯大林商谈。中苏两国政府于1950年2月14日在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又签订了《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贷款《协定》实际上是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落实刘少奇莫斯科之行的部分成果。同时，在重大项目的建设上，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分期分批帮助中国设计，提供成套设备和主要建设物资。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争取到了苏联对新中国的资金、技术与人才的援助。
如果说五十年代是中国工业真正的奠基时期，那么苏联、东欧国家的无私援助则在这奠基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种援助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1.供应成套设备。1950年、1953年、1954年，中国与苏联先后三次签订了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其中第一批建设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项目，共50项；第二批建设项目主要以国防军事工业及其有关的配套项目为重点，共91项；第三批建设项目主要是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项目，共15项。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苏联援助的“156项”。1955年、1958年、1959年，中国与苏联又签订了好几个类似前面的“中苏协议书”，使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达到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同时，中国与东欧各国先后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单项设备88项(12)，尽管这些成套设备的引进后来在1960年因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而造成一部分没有兑现，但已建成的项目确实使中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提供技术人才。社会化大生产，人才是关键。从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专家”的电报，到刘少奇莫斯科之行初步议定200余名苏联专门人才分批来华，均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引进人才的极端重视。1950年到1951年，中国政府共聘请了42个苏联设计组。到5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各国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专家达8000多人。同时，他们为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达7000多人(13)。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绩。3.进行科技合作。1954年10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稍后，中国又同东欧各国分别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14)。这些先进的技术资料，对提高中国工农业的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生产有着重大的意义。4.长期低息贷款。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新中国贷款12亿旧卢布（折3亿美元），年利率1%， 十年内偿还。这次贷款，是苏联给予新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它构成新中国第一笔外债。其条件之优惠，为中国有外债以来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情谊。接着，中国又在1951年至1955年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0次贷款协定，年利率为2%，偿还期为2至10年。总计从1950年到1955年，苏联向中国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15)。这些长期低息贷款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抗美援朝均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剧烈对抗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制定并实施的。它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任何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环境而对它妄加评说，都是不可取的和极为有害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中共丧失独立性，形成为对苏共的依附；“一边倒”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闭关锁国”无缘；“一边倒”不仅为新中国的安定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也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引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与人才，从而使新中国能在50年代初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一句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具体运用与体现。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0页。
②谢伟思：《他目光远大》，《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③参见吕星斗：《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第803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322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1475页。
⑦⑧⑨《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363-364页，353-368页。
⑩参见许毅：《改革十年的财政与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1)吕星斗：《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68页。
(12)(13)(14)《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52-53页，第54页，第56页。
(15)《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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