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西北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一个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共同发展论文,视角论文,各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的。中国西北地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加快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可以加大非农业人口比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普遍提高各民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并以此改变广大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是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是西北各民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城市化：加大非农业人口比例
城市化从人口结构看是乡村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进而在城镇集居的过程，这是城市化最基本的人口结构特征，其实质是人口在城乡之间的空间分布。这就要求大量乡村农业人口必须向城镇转移，通过不同转移方式成为非农业的城镇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逐年加快，但城市化水平和全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水平测量指标是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制定了多种指标，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指标），即一国或一个地区内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42.99％，西北五省区中，青海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9.25％，乡村农业人口总比例为60.75％；甘肃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0.02％，乡村农业人口比例为69.98％；宁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2.28％，乡村农业人口比例为57.72％；新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7.15％，乡村农业人口比例为62.85％；陕西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7.23％，乡村农业人口比例为62.77％。西北五省区城镇人口比例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陕西城镇人口比例分别比全国低3.74、12.97、0.71、5.84、5.76个百分点。 西北五省区平均城镇人口占西北五省区总人口的37.19％，平均乡村农业人口占西北五省区总人口的62.81％。总体上看与中国城镇人口比例相差5.8个百分点。其中，西北五省区的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城镇人口比例相差不大，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差距较小。
甘肃省城镇人口比例低于全国12.97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较慢，主要原因可能是囿于甘肃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进程缓慢所致。有研究资料表明，甘肃民族自治地方（在此包括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2000年城镇化水平为10.4％，① 城镇化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民族地区过多的乡村农业人口聚居，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体无奈地依附于传统农业生产，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可以促使乡村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这种迁移必然伴生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少数民族乡村牧区发展。
二、城市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奏，工业化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调整产业结构是实现乡村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加大非农业人口比重的主要和根本途径。
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比重高；第二产业比重低，而且主要是资源型产业、初级产品加工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而技术含量高、内容形式新颖的新型服务业，特别是会展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社区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等未居主导地位，与我国主要城市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表现在新型服务业实力较弱、缺乏高素质服务人才、尚未形成集聚态势，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亟待升级。
以青海省为例，步入2000年后，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但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因为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大，2004年建筑业产值占全部产值比重为14.7％，工业产值仅占全部产值的34.1％。
青海第三产业比重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高于全国，而是由于第一和第二产业落后，由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将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起来的。2004年这一比重高达19.0％，远大于金融、保险、社会服务业等新型服务业所占的比重。
目前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总体缓慢，说明由农业经济形态向现代工业经济形态与现代商业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迟缓，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当然西部各省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或快或慢，并不完全相同。如在2000—2003年间，全国第一产业转换速度为5.3％，同期，青海、宁夏、新疆的第一产业转换速度分别是6.3％、6.5％、13.7％，均高于全国；全国第二产业转换速度为10.9％，同期，青海、宁夏、新疆的第二产业转换速度分别是17.4％、17.2％、10.9％，青海、宁夏分别高于全国6.5个百分点和6.3个百分点；全国第三产业转换速度为9.2％，同期，青海、宁夏、新疆的第三产业转换速度分别是12.9％、11.5％、11.0％，分别高于全国3.7、2.3、1.8个百分点。② 但大部局限于传统的低层次、粗加工等转换形式，产业结构转换质量有待大幅度提高。
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慢意味着工业化程度低，产业来源和资源的流向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的规模小、数量少，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的市民化发展，使过剩的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被动地依赖于有限的土地。其后果一方面使农村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给农村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造成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得不到普遍提高，长期生活在低层次的生存环境中，形成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产生被抛弃感，极易造成对社会的敌视心理，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当一些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以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时，则加剧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影响民族地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好途径。推进城市化的过程，首先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而且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快，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明显，则工业化实现得好。相应地缓解了人与耕地的矛盾，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化领域，可以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改善低层次的生存环境，更好地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民族问题的实质，有利于形成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三、城市化：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地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则大，相应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高，城市化进程愈快。也就是说高素质的人口群可加速城市化演进速度。这已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此，我们反其向而论之，城市化亦有助于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下面进行分析：
（一）从家庭教育支出的视角分析
一般而言，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2002年青海、宁夏、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分别是3.47∶1、2.85∶1、3.49∶1，其中青海、新疆已超出国际公认3∶1的警戒线。在此暂且不论城乡收入分配不公以及所带来的问题，仅就家庭教育支出问题进行分析。
城市居民收入高，对家庭中子女的教育支出能力强，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则低，而且可更多地支付较高层次的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镇地区，农村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弱，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高。农村居民受家庭纯收入低的制约，拿不出更多的钱给子女接受教育，严重影响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可通过使一部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途径，提高新转化的城镇居民收入，不同程度地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使转为城镇居民的家庭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高层的教育，以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二）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
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人口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也随之剧增，西北地区大量农牧民流向城市，一方面推进了西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将城市文明和意识带回了家乡，将赚取的劳动收入补贴于家用，包括教育支出的家庭支付能力得到加强，为进行自我和家庭成员的智力投资打下了经济基础，有利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促动，城市中的企业经营者、离退休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也以不同形式流向农村，将他们所拥有的科学技术、经营理念、物质财富、思想意识带向流入地，这些流动人口对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无疑将起非常重要的推动甚至引领作用。
此外，农村人口的流动，可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力资源指以人的生命为载体的社会资源，从这一角度理解，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是人力资源。狭义的人力资源则是具有智能、技能、体能，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人。就广义的人力资源而言，其开发的内容和途径是多方面的。③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途径，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有力于提高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包括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人口身体素质，此处仅谈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农民工在城市各类企业中或者接受雇佣方提供的短期培训，或者是在劳动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这对流动人口在城市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学习、文化、掌握技术等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目标，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即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存量，体现了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含量。城市化为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孕育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三）从传承民族文化的视角分析
高素质的人口还应体现在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懂得如何欣赏、品鉴、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城市可以创造这样一个优良环境，城镇地区较齐备的公共文化设施，可以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空间和更大的文化发展空间，不断吸引民众，服务民众。在形式众多、内容丰富的各类文化形态中，既显示着富有传统特色的社区文化，又散发着企业文化、市场文化、商贸文化等新起步的文化形态魅力。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环境，对置身于其中的民众起着耳濡目染的作用。
城市中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均在企业供职，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也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现代文化的气息。同时在接触、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会将本地区或本民族的乡土文化带入城市社会生活中，这对宣传本民族传统文化，扩大影响并在民族文化的本体中吸收现代文化因子，以实现创新式发展是很有利的，也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就西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而言，城市化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加快城市化进程意义更加重大。
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土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撒拉族、哈萨克族、保安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东乡旅、蒙古族等民族的城市化率都比较低，所以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些族类众多的西北少数民族既可以不同程度地接触、感受带有异质文化特色的城市文化气息，提高个人拥有多元文化的含量，又可以将本民族的乡土文化带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如此产生的益处，一是扩大和加强了民族印象，使城市人对来自农区、牧区的少数民族有更多更感性的认识。不同民族成员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了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二是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健康发展。三是丰富了城市人的业余文化和休闲生活，提高了文化鉴赏能力，更能体现多元而和谐的文化发展理念。西北城市中这样的实例已不鲜有，如藏族传统的锅庄舞，其轻松、随意、富有节奏的特点，深受大家的喜爱。共青团青海省团委曾多次在西宁举办了锅庄舞培训班，藏族锅庄已成为西宁市最主要的健身活动之一，是西宁市新宁广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是展示民族民间文化的舞台。
四、城市化：促进生活方式变迁
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转变。④
生活方式实际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价值观念所指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狭义的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消费物质产品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⑤在此论说的城市化可改变的生活方式有两层含义，一是形成非地域化的生活方式，即指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个人或群体，为一定价值观念所指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间隙性的生活活动，并由此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二是摒弃落后的陈规陋习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就上述狭义生活方式而言。
（一）形成非地域化的生活方式
在当代社会，城市化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城市居民创造的含有很多现代文明成份的生活方式。在中国西北地区不同的生活方式几乎是城乡差别的分水岭。
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一个急剧变化是人口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乡村牧区富余劳动力人口为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或大规模、或间隙性地流入城市社会中，他们在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时，自身的生活方式也在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在这种流动生活状态中，形成了既是城市人又非城市人，既是乡村人又非乡村人的特殊身份，过着跨越城乡两地的非地域化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新式的、艰辛的，充满了探索和变化，是与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正向而行的。
从文化分区视角分析，非地域化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农村流动人口从一种形式文化区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文化区，或者介于不同形式文化区之间。他们在原形式文化区生活时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慢慢会接触、模仿、融入到另一形式文化区中，从而体现出城市人的生活风格特点。或者在原有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吸收具有城市文化特征的一些文化特质，形成既是乡村生活方式，又是城市生活方式的非地域化生活方式。
（二）“理性化”地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
所谓“理性化”地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其直接含义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人口通过接触、吸收城市化的生活，在自觉意识的基础上，摒弃落后的带有陈规陋习性质的生活习惯，向更具有现代文明特色的生活方式变迁。
此处的生活方式是指狭义层面的生活方式，即指人们消费物质产品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反映了衣食住行的实际水平和现状。在穷困偏僻的西北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决定了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必然带来生活质量的低下。主要表现在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缺乏对生活环境整洁舒适的基本要求、缺乏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实际追求，消度闲暇时间的方式更是单调寡味。在心理上表现为对目前生活方式及现状的无奈和麻木，这种心理特点是比较普遍的，是长期生活在固定社会环境中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从深层次的人格特征分析，西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众是愿意并且向往过上文明的生活，但由于现代化发展的缓慢，制约了“理性化”地改变旧有生活方式的更大可能性。因为物化是“理性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缓慢，就意味着可通过物化变迁生活方式的途径非常狭窄。另外有些生活方式是受风俗习惯影响的。由于风俗习惯具有极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自然根源，决定了风俗习惯内容的多层次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因而在各民族种类繁多、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落后习俗和行为方式，对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起着迟滞和阻碍作用。
城市化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其中物质层面应该被视为基本的层面。如果物质生活水平高了，人们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要求生活环境整洁舒适，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及以科学观点和态度对待、处理日常生活的不同内容等，就有了基本物质保障。所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用城市文明影响农村文明、改造农村文明，促进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
五、城市化：实现城乡交通畅达
交通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联结区域间运输的大动脉，是城市的骨架，是乡村通往外面世界的纽带。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北民族地区的交通一直比较落后，客观上限制了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交通闭塞、落后不畅的状况，必须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交通现代化和交通网络化，这是完全合乎现代经济的发展原则的。同时对于加强民族间友好关系，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巩固祖国的稳定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以青海省公路为例，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青海的公路交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截止1996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17223公里，是建国初期的36倍，共有公路桥梁1534座，总长39951米。公路交通以西宁市为中心，5条国道（青藏、青新、青康、柳格、宁张）和20条省道为支架，330余条县乡公路为支脉，支干相连、脉络相通，形成辐射全省城乡牧区的公路通道网。公路运输承担了省内80％的货运量和90％的客运量。⑥ 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公路密度小、等级差、不够长，公路病害多、抗灾能力弱等。
百业待兴，交通先行。为解决包括西北地区的西部交通运输难题，公路交通建设已列入到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之中，其目标是：建设公路大通道。在完成国道主干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再建设八条连接东中西部的大通道，总计1.5万公里； 提高公路的通达深度，解决好公路通乡、通行政村和机耕道问题，约22万公里；解决452个乡镇、41530个行政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72个连队不通路的问题；解决西部地区公路网络技术等级低、服务水平不高、抗灾能力弱、通行能力低的问题。力争用20年左右的时间，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公路交通发生根本性变化，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公路运输服务网络。这一重要的城市化过程对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无疑起着助推剂的作用。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西北交通运输条件总体上仍然差于全国。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公路密度为18.85公里／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29.745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1.64％，一级公路29903公里， 占公路总里程的1.65％。全国铁路密度为0.76公里／百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73002公里。与之相比较，青海公路密度为3.37公里／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占公路总里程的0.48％，一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0.59％。铁路密度为0.15公里／百平方公里。新疆公路密度为5.04公里／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占公路总里程的0.52％，一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0.42％。铁路密度为0.17公里／百平方公里。农村牧区交通运输条件的落后，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交通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津之一。目前，西北地区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物流业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渐凸显，其中的货物运输是体现物流业的最核心的量化指标。在西北地区，货物运输主要是靠公路和铁路完成的，完成物流的运输设施愈先进，物流业发展则愈快速，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就愈强。交通作为重要的运输设施之一，仍需加大投入力度，更多、更快、更好地解决物流过程中产品实体的空间位移，满足市场和社会需求。
较好的交通运输设施还有利于人口流动的良性发展。随着西北地区城市化的演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明显加快，这为西北民族地区各族人口的向外流动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外向流动人口大为增加。199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西北民族地区迁出人口只有1272人⑦，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北民族地区居民当年在区外共有387840人⑧，人口外向流动十年间增长了近305倍。这是城市化进程推动交通发展的直接结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的全线开通为青海省西宁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人流、物流、商流纷至沓来，城市现代化格局因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试行通车的青藏铁路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进藏人流及物流的新途径。青海是进出西藏的必经要道之一，在公路、铁路、航空三大交通运输设施中，青藏铁路可谓连接内地和西藏的“黄金通道”，可以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客运量。这条交通大动脉，把西宁、格尔木、拉萨、日喀则等中小城市连成点线，形成了辐射青藏高原全境的经济带。对形成以青海省西宁市、格尔木市为主的物流业、旅游业、商贸业，打造西宁市在青藏高原的中心城市地位，将起决定性作用。蜿蜒在青藏高原上的钢铁“巨龙”，是连接城乡（牧区）的重要载体，是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通道，运力结构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城市化发展的物质结晶。
总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可逾越的自然历史过程。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发展演变虽各有特点，但“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一是城市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二是城市拥有三种重要功能，那就是早在发轫之初便具有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这三大功能。⑨ 这两个中心性命题也正是中国西北地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所必须经历和完成的命题，是西北各民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06XMZ001。
收稿日期：2006—12—19
注释：
①② 高新才，等，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产业经济分析[J].民族研究，2006,(1).
③ 汪春燕．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实践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140.
④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585.
⑤ 王彦斌等．现代化过程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2)
⑥ 蒲文成．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121.
⑦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318—319.
⑧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112—115.
⑨ Joel Kotkin.全球城市史[M].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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