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中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逻辑理路
朱培丽
(新乡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 ：在苏联走向解体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的集体转向是国内、国外力量交织共生的结果。苏共推行“人道主义”改革是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出场逻辑，西方国家对苏联文化核心的分子式入侵是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在场逻辑，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走向瓦解是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必然逻辑。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表明，知识分子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偏离与背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演变成为分化和瓦解社会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苏联解体；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
知识分子是以知识的力量和思想的魅力影响社会成员精神面貌的文化主体。通过特定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中介，知识分子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立场与态度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探讨苏联解体中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逻辑理路，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警示作用。
有一件，还挺不道德的。徐东箱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一般情况下，服务员不允许碰客人的私人物品。可那时候的方玫自诩跟徐东关系不错，想来他也不会介意自己替他收拾了。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降落，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灿烂红星的陨落。翻阅苏联解体的历史史料，反思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至今人们仍然充满疑惑，缘何苏维埃政权会在没有激荡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顷刻覆灭？缘何苏共严肃的理论研究未能抵挡激进的政治蛊惑？缘何充满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走向了背叛国家和人民的道路？追思这一系列的疑问，马克思充满智慧的警醒为我们提供了求解问题的线索，他讲到：“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是政治体制、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多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然而，从社会心理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所发生的集体转向，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集体转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却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立场与态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归根结底，这种意识的发生与变化是由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一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这种精神文化现象一旦发生，也必然对社会历史进程或社会历史事件产生不可忽视的“第二性”作用。
“两法衔接”机制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问题。目前，理论界存在三种学说。肯定说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包括水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搜集的证据材料，经司法机关调取后，均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否定说主张，行政证据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必须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折衷说认为，对于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行政证据材料，应分别对待，物证、书证等可直接使用，但言词证据需重新搜集、调取。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才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搜集主体，这就导致行政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不利于相关证据的保全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人道主义”在苏联的滋生蔓延开始于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批判虽然并未上升到改革总路线的层面，但却为苏联的历史悲剧埋下了思想祸根。在苏联社会改革与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双重变奏中，“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哲学对苏联“60年代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60年代人”指苏联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他们曾经接受了苏联正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但在世界观、人生观成熟的关键时期却又经历着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对“精神领袖”斯大林的彻底否定与批判,这对他们原有的精神信仰造成强烈的震荡与冲击。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采访时谈及“60年代人”的心路历程，曾透露苏联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严重冲击着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与坚守，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对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盲从与渴望，这为后来苏联“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合谋推动“人道主义”改革埋下伏笔。
一 、苏共 “人道主义 ”改革 ：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归根结底，任何社会意识都不会凭空产生，它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中，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向僵化，无法满足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的需要，旨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声音深得人心。尤其是苏联知识分子，他们历来具有深沉的爱国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所以苏联改革深得知识分子拥护与支持。
如果说苏联“人道主义”改革是苏联知识界、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内因和逻辑起点的话，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蓄意已久的文化入侵则是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倾向发生根本逆转的外因，并且这种文化入侵在美苏对峙的过程中始终在场。可以说，与苏联国内激情高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同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加紧实施对苏联文化核心分子式、渗透式入侵的国际战略。所谓文化核心是指能够表征民族国家精神、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等，“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合，包括大量象征和形象、传统和成见、许多世纪的知识和经验。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志’”[6]。由历史积淀而来的文化核心能够为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提供有效的文化支撑，西方国家深谙意识操纵的原理与方法，只要一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文化核心保持稳定和连贯，那么代表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领导的稳固就是可能的、现实的。相反，对文化核心的肢解与破坏就成为解构和消解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隐蔽路径。但是，由于文化核心具有内在的超稳定结构，不容易发生急剧转变，所以侵略国对目标国文化核心的入侵就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点滴渗透和长期为战。
如果说苏联早期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的话，那么，苏联中后期的社会改革尤其从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开始倒退，专断集权与官僚特权、民生问题严重，知识分子的改革建议和政治热情受到政治集团的极力抑制，他们逐渐失去对社会改革的信任与信心。到了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苏联改革更是遭遇“历史拐点”，“人道主义”作为社会改革的总路线被高高举起，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压抑犹如决堤的洪水，释放出强大的破坏性力量，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态度呈现出扭曲与非理性特征。
其次，西方国家设立各种激进组织，协助“持不同政见者”创办“非正式”出版物，资助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表反动言论并偷运到西方刊印发行。在“民主化”“公开性”口号的推动下，数以万计的“非正式组织”涌现出来。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下，它们不仅有纲领、有组织，而且还通过笼络反共知识分子、创办非正式出版刊物达到蚕食苏共舆论阵地的目的。例如，“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创办《公开性》，鼓吹“公开无限制，批评无禁区”的社会批判，以野蛮的、粗俗的、赤裸裸的谎言扭曲历史，严重加剧社会动荡。面对苏联舆论界对苏联历史的诋毁与污蔑，美国学者米克尔·达维多就曾感叹苏联知识分子一度将国家涂染成为阴暗的色调，这种现象是美国历史所未曾有的。米克尔·达维多直言，如果说以往对苏联历史的歪曲主要是国外势力蓄意制造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则主要是苏联知识界与报刊杂志主动的作为。尽管西方学者的这种判断有推卸罪责之嫌，但可以洞察到苏联解体过程中媒体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安插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
在苏联走向解体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的集体转向是国内、国外力量交织共生的结果。国内因素在于苏联社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人道主义”改革实践，国外因素在于西方国家蓄谋已久的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内、国外力量的交错影响下，苏联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方向发生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集体逆转，对整个社会的思想瓦解和政权覆灭具有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
1987年11月，苏联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高调复兴抽象人道主义哲学，宣称“人是改革的中心” “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 “人类的生存价值高于一切”。在苏共倡导“人道主义”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坚持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相当活跃。来自经济学、哲学、法学等领域的“行家里手”凭借较高的社会威望，异口同声地污蔑苏联体制为“极权官僚式社会主义”。其中，雅科夫列夫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就很快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军师”。他推崇资本主义，同时又深谙苏联人民的思维惯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会立即消逝，所以他主张苏联要发展“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企图掩盖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在雅科夫列夫看来，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要“走这样一条路从表面上看来是真心诚意的、道德上是纯洁无瑕的，但在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这条路有同自我欣赏混杂在一起的利己的味道。应该讲策略，对有些事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但这样却能达到在‘纯洁’的斗争中是不可达到的目的”[3]。由此可以断言，苏共所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质上是修正主义的别名，目标是要彻底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政治秩序、思想基础，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良好的气候条件占有绝对优势，而空气的清新、洁净，是吸引外来游客的硬件。各类旅游开发者往往只注重于眼前利益，垃圾随便乱扔，有害气体乱排乱放，排泄物私自排向河流湖泊中，花草树木乱砍滥发，导致整体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污染的味道。外地游客来了一次，肯定不想再来第二次。
通过近三天认真细致的审核，专家组认为，泸天化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工艺严谨，产品质量可靠，尿素、螯合钾锌等增值尿素生产全过程均对有害物质实施了有效控制，符合HQC《环保生态肥料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并对产品进行了抽样封存，将样品寄到四川省危险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产品各项重金属及缩二脲指标合格，符合国家环保生态肥料产品的标准和要求，将授予泸天化“国家环保生态肥料产品认证企业”称号。
然而，苏共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引发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抵制。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安娜列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在信中，这位普通的女党员知识分子表达了对苏联社会非理性狂潮的担忧，主张坚持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群众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可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态度强硬、坚决打压，不允许任何怀疑和妨碍“改革”的声音出现。即便安娜列耶娃坚持原则的呼吁是出于道德真诚和科学精神，但还是被裁定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安娜列耶娃本人也被污蔑为异端分子、“斯大林主义者”。安娜列耶娃事件之后，迫于政治压力，知识分子捍卫真理的声音越来越弱，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文化领域充斥着刻薄、偏激与怨恨，马克思主义成为嘲讽的对象，那些曾经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逆变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
苏联社会逐渐“变质”的改革实践使苏联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诱发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的迷失与混乱，严重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精神，也严重伤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在这个过程中“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5]。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是诱发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迷失的主导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苏联知识分子尤其西化派知识精英事实上成为了苏联社会走向衰落的“吹鼓手”与“先锋队”，成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二 、西方国家对苏联文化核心的分子式入侵 ：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在场逻辑
首先进行课文内容介绍，比如第一课的内容是关于日语在世界上的位置，即被接受和运用的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日语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认为日语当中有些词汇已经成为通用的词汇，日本文化在世界上比较受欢迎。在亚洲地区，学习日语的人数在增加。但是要成为地区性的通用语言，还需要改革和努力。除了国内保守观念的改变，来自外部的力量也许更是促进日语变革的动力。只有这样日语才有可能成为地区性的通用语言。
在美苏对峙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实施“超越遏制战略”，以“团结一致”“和平竞赛”为幌子，试图通过贷款、贸易、文化等各种非军事力量，实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靠拢、转化。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成为西方国家实施文化入侵战略的重点目标人群，而新闻媒体、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则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舆论阵地。
苏共“人道主义”改革成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走向分化与多元的逻辑起点。同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的分化与多元又起到为苏共“人道主义”改革廓清思想障碍的作用。伴随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三个革命性倡议的问世，苏联知识界旋即活跃起来，“填补历史空白点”迅速演化成为揭露历史黑暗面的非理性狂潮，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甚至违背科学求真精神，任意抹黑苏俄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制度。1988年,苏联哲学博士齐普科将历史反思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在《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文章中讲到，“改革使我们恢复了曾经失去的现实感和对自己力量的相信。我们具备过像样生活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现已从给真理‘恢复名誉’出发开始书写自己新的历史，我们就应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再不能撒谎作假和杜撰神话了”[4]。同年，苏联出版了汇集知识界名流的作品集《别无选择》，风靡一时，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
罗四强把阿里带到阿东跟前时，阿东正捧着母亲的骨灰坛沉痛地朝汽车停泊处行走。火葬场的仪仗队吹打着乐器跟在他的身后。乐队后面则是一群悼念的人们。音乐在火葬场上空回旋。旋律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再次，文学艺术领域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灾区。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利用了文学艺术夸张和虚构的表现手法，以此作为蛊惑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突破口。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在其《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提出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通过文学艺术来颠覆人们的价值观念、宣扬错误的政治理念，使卑鄙“神圣化”、使理想“庸俗化”。对于苏联社会上曾经流行的“解冻文学”“回归文学”等批判主义文学思潮，西方国家则表现出罕见的热情，不断对苏联当局施加压力，鼓励和支持那些具有自由化倾向、攻击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家，通过秘密渠道帮助他们出版被禁作品。例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被禁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境外广为传播并且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被偷运到西方并于20世纪80年代“回归”苏联，《新世界》杂志于1989年刊登这部作品后发行量猛增。苏联社会到处充斥着否定历史、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种现象再现了恩格斯对斐迪南·拉萨尔作品《济金根》的评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8]。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苏联而言，文学作品被视为“生活教科书”，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但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精心策划政治阴谋，将苏联文学艺术领域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引向不自觉的毁灭之路，其中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亲资反社”的政治倾向。
肇始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哲学武器，倡导人的高贵和尊严，其批判的是抬高神、贬低人的“神本主义”。因而，“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确立并巩固以后，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价值标签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逐渐逆变成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极力推崇的超阶级思想体系，此时的“人道主义”丧失革命性并且蜕变成为遮蔽劳资矛盾、掩盖阶级属性的虚假意识形态。
首先，西方国家专门建立了针对苏东国家进行舆论宣传攻势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无论是议程设置，还是报道频率，这些广播电台都严格管控、周密部署，它们以制造混乱、颠覆苏东国家政权为己任，大肆宣扬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已经结束，广泛地进行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和生活价值观的宣传，利用大众传媒诋毁和丑化苏联领袖人物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建设，利用苏东战乱局势煽动宗教与民族复仇情绪。对此舆论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但没有建立思想“防火墙”，反而放任和鼓励报刊界、文艺界人士与西方世界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7]
最后，通过学术交往和思想交流，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号称“反共斗士”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别有深意地讲到：“他们无法把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就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里去”[9]。西方国家以知识精英为演变对象，采取广泛接触的文化外交政策，通过资助访学和重点培训，在不断扩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中渗透与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金资助下，设立各种学术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如福特基金会、国际科学研究和交流理事会、革命与和平研究会、文化自由大会、兰德公司等，这些机构以学术创新的名义源源不断地向苏联知识界输送西方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自由化改革就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学渗透的产物，改革中大显身手的盖达尔、囚拜斯等都是哈耶克的得意门生，也是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说进行正义性解读的理论急先锋。
总之，西方国家在美苏所谓的“和平竞赛”中，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知识分子在文化交流中的媒介作用，加剧错误思潮在苏联社会愈演愈烈，放纵和支持苏联知识分子在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
三 、思想文化走向瓦解 ：苏联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的必然逻辑
俄罗斯民族的辉煌与苦难都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正如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维·马斯拉科夫所言：“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10]。在苏联社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对于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具有直接且强烈的影响。如果说苏联“改革”前由于体制弊端和特权腐败现象的暴露引发了社会不满心理和知识分子批判倾向的话，那么伴随苏联“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改革的推进，知识分子在这场激进的政治变革中逐渐迷失方向，发生了意识形态立场的扭曲。苏联知识界、舆论界暴露出知识分子抽象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这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占领舆论阵地。
在苏共二十七大以后，经济领域“自由化”、政治领域“民主化”、思想领域“公开性”走向极端，苏联知识分子引领社会舆论走向偏激，各种小说、文章和回忆录等文学体裁以夸张手法或者“纪实文学”的方式披露所谓不为人知的“事实”，真实的历史与文学虚构和历史编纂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毫无二致的是这些文化现象几乎共同指向斯大林的“罪行”，并且将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归咎于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中，流露出对十月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鞭笞与否定，对领袖人物的肆意污蔑与抹黑，对苏联苦难历史的庸俗嘲讽。苏联社会汹涌而来的历史“真相”强烈吸引着广大社会成员的政治热情，使得他们在泛滥成灾的蛊惑与谎言中歪曲地认识历史。如此以来，不仅共产主义理想面临边缘化的命运，而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冲突中，社会成员的精神信念不可能一下子确立起来。尤其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对苏共丧失信任，思想武装被解除，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激进与颓废并存的精神状态。苏联整个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情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对苏联十月革命的鄙视与疏远，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厌恶与反感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广泛流行。
一向被认为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苏联知识分子事实上却“在群众中进行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分子所主张和支持的多党制、民主化、自由化不但没有拯救苏联陷入停滞的发展困境，反而愈发加剧了苏联社会的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和民族分裂。面对苏联解体的残酷现实，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政治狂热之后开始反思甚至忏悔，曾经支持“改革”的女诗人德鲁宁娜以死明志，表示不愿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具有强烈反斯大林倾向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者雷巴科夫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苏联的毁灭。那些曾经拥护“改革”、为“改革”制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为瓦解苏联民众思想防线的推动力量，“这一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而仅仅是充当了苏共的‘反对派’角色，成为攻击和摧毁从‘官僚制度’、斯大林体制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社会力量”[12]。受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扭曲的影响，苏联普通民众也丧失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根基与精神感召，整个社会充斥着背叛流行病。“1985年以后的广泛的流行病：反爱国主义、自我侮辱、失败主义、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对西方国家人民的嫉妒、仿效一切西方的事物——特别是对西方的两面派和直接背叛的恶习的效仿，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不曾允许的。”[13]结果，一个具有光辉革命历史的国家在政权顷刻覆灭之际竟然没有出现丝毫的抵抗，以“静悄悄的革命”方式和平地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倒退与复归。
苏联解体的沉痛历史教训表明，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力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不是纯粹个人思想领域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实践问题。知识分子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偏离与背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演变成为瓦解和分化社会的精神力量。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爱国责任都无法悬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时代课题。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自觉保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立场的理性选择；在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过程中，自觉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3]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49.
[4] A·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J].池超波，伊丛，译.哲学译丛,1989(5) ：45.
[5]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剖析知识分子抛弃苏联的一个历史原因[J].俄罗斯研究,2003(2)：33.
[6] 谢·卡拉-穆而扎.论意识操纵：上[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9.
[7] 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6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4.
[9] 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7.
[10]文池.在北大听讲座(第八辑)：俄罗斯文化之旅[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179.
[11]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47.
[12]陆南泉.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92.
[13]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M].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5.
On the Logical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Former Soviet Union
ZHU Peili
(School of Marxism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0,China )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viet Union’s disintegration, the collective shift of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is the interweaving resul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ism” reform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s the entering logic on the shift of Soviet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The molecular invasion into Soviet core cultur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s the on-the-spot logic on the shift of Soviet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s the inevitable logic on the shift of Soviet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The historical lesson of the Soviet Union’s disintegration shows that the intellectuals’ betrayal and deviation from the state-dominated ideology may evolve into the spiritual force that divides and demoralizes the socie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 :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position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9)02-00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S031)；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2019-cx-026)；新乡医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与成果奖培育团队(2017003)。
收稿日期： 2018-06-22
作者简介： 朱培丽，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
DOI: 10.16297/j.nuaass.201902002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意识形态立场论文; 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