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与史学研究主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主体论文,人文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精神是各个学科领域都应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学科内容和性质，又决定 了文史哲等学科与这一问题的关系尤为密切。在科学与人文的张力未见缓解的今天，从 不同角度彰显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并非矫情之举。然而，据笔者所见，史学界对此的探 讨，似乎不能尽如人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出现了不应有的迟钝或漠然。表现为见于重 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偏少，在一些颇具影响的相关笔谈和学术讨论中，史家应者寥 寥等。有鉴于此，史学界应该认真思考：史学在人文精神这一事关人类健康、全面和自 由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才能够不至于辱没 学科使命?
一、人文关怀：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人文精神的含义，学术界迄今尚无统一界说。笔者倾向于这种表述：所谓人文精 神，是人文主义学者或人文群体，在其文化学术研究中所表达的一种与正统宗教神学相 颉颃的世俗人文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精神，是各种人文观念和含摄于各种人文制度中的 精神特质。(注：万俊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浙江社会科学 》1998年第1期。)“人文精神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化成天下的生命大智慧。这种生命的大 智慧，是文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基石。”(注：欧阳友权：《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 》，《光明日报》1999年3月8日。)如此阐释，充分肯定了人文精神与神道、宗教相对 立的人的理性觉醒和人性、人道的意义。
按诸上述理解，中国史学中无疑浸透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从史学初兴到其发展成熟， 在历史观念上有一个基本趋势，即逐步摆脱“天命”决定人事的思想束缚，从人事的角 度审视社会现象和自身命运。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他们立足于现实社会，力戒宗教玄谈 ，但始终在终极意义上关心道德人格的完善。《春秋》之作，“微而显，志而晦，婉而 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注：吴汝纶评译：《左传》，卷八《成公十四年 》。)司马迁撰《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班固：《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5页。)所谓“究天人之际” ，主要体现在该书区分天人，关注人事，反对祈神拜天，强调成败在人等方面。刘知几 认为，上乘的史学著作应该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注：浦起龙：《辨职》，《史 通通释》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 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版，第9608页。)诸 如此类，无不洋溢着深切的人文情怀。
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任何时代的史家，都应根据社会需求，深入发掘和重新阐释浩瀚 史库中的人文精神资源，用以资鉴社会，指导人生。而在社会巨变时期，史学弘扬人文 之功能更需大力彰显。在这方面，一些前辈史家曾为我们率先垂范，如章太炎努力发掘 蕴于历史文化中的“国粹”，借以保存国性；钱穆继承和发扬孔子《春秋》传统，在史 学领域创建现代新儒学，在发掘人文精神方面独辟蹊径等。
史学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修养，可以为人生定位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它将人类累代的 人生思考和成败得失呈现给世人，为其提炼新的人文精神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史 学在人文关怀方面，的确有其独到的优势，比如在价值变迁的研究方面，就仍有亟待开 发的潜力。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迁脉络、原因及其成败得失，是当今史学应该热切关注 的重大课题。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动 ，从羞于言利到殖财求富，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迷信权威到个性解放，从道德理 想主义到道德现实主义……种种变迁，扑朔迷离。其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更有发 人深思的教训，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人文精神建设资源。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原有的社会道德、理想追求与多样化的现实 生活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改革实践的深化使人们渐渐意识到，一味压抑或简单否弃某 些世俗价值的追求，无助于解决迭次出现的价值危机和价值冲突。近代先哲们关于价值 问题的充满睿智的思考启示我们：立足社会现实，关切人生问题，参酌古今、融汇中外 ，建立适合复杂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新型价值体系，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问题渐次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哲学与史学的分 野过于明确，无论是哲学界，抑或是史学界，都很少有人从两者整合的角度对其进行深 入探索。而史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或可为缓解现实社会中的价 值危机和冲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提供必要的历史的借鉴。
二、着力不足：缘自史学研究中的认识局限
在当今的人文精神探索和构建中，史学的反应不够敏锐，热情不够高昂，以致着力不 足，精品无多。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史学研究中的某些认识局限。具体表现在：
1.学科意识过于偏狭，史学视域不够开阔。
多年以来，学术界虽然倡导多学科的交叉与融通，但由于传统习惯、知识结构、操作 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文史哲经等人文社会科学间的学科界限，依然比较森严。笔者以为 ，虽然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方法和观照视角，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 惟其如此，才使学科分野成为必要)，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理应作为多学科共同 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以相互融通，以便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的优 势，多维多面地促进共性问题的探讨。今天，如果依然有人认为史学研究价值、意义等 关涉人文精神的问题，属于学科僭越行为，那么无论史学，抑或其他学科，都将因前路 日窄而徘徊不前。
史家对哲学和史学性质的决然区分，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了对某些带有形而上性 质问题的关注。如果简单地将哲学与史学的学科特性分别认定为形上思辨和史实的推考 、论析，那么，两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虽然存在，但有些共性问题很难在同一时空层面上 展开讨论。在此需要明确两点认识：一是必须保持不同学科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 特色；二是各个学科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尤其在某些共性问题上，更应捐弃此疆彼界之 见，各据所长，共同索解。事实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人类面临的一切当代问题 亦应为史家心所系之。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人为地趋避或慕尚某些问题，必将日益弱 化史学的活力。
2.经世认识含混不清，学术、功用两难兼顾。
关于史学经世或曰史学干预现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着力之点并不相同。封建社 会，史学的目的是资鉴当道，其铺叙内容重在统治之术和道德教化，缺点一是远离民众 ，因而，梁启超讥之为帝王家谱；二是泛道德主义，道德评价标准高于或替代一切其他 标准。近代以降，史学的目光开始下移，但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路重在反映如火如荼 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一路渐次关注社会文化史研究，旨在陶冶国性与民德。后者如梁启 超、章太炎、陈垣、陈寅恪、胡适等，都以大家手笔，从不同方面拓展了史学经世的新 路径。这种经世方式，虽然方式间接，见效缓慢，但在承平时期，优势仍在。从新中国 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史学高标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史学的经 世致用功能。但因过于急功近利，唯效用是从，故而无视规范，强史就我，以致威信受 损、学术蒙尘。
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在对其自身曾经胶着于政治的反思中，重新找寻自己的理想位置 ，以致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处理上颇费心智，从研究范围的拓展，到理论、方法和运作 方式的探索，往往不乏妙言高论。为了保持自己的相对超然立场，史家在研究选题的确 定上，首先考虑自身使命与学科规范，避免亦步亦趋地去迎合时流。这种趋向应该说是 学术进步与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其负面影响则是，部分史家对一些热点而敏感 的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热情。保持学术独立，顾及学科尊严，珍视自身价值，拒做现实 附庸，是史家起码的学术操守。但是，如果因此而疏离了现实社会，在诸如人文精神此 类牵动世道人心的重大问题上当言不言或声音微弱，那么，所谓保持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则未免买椟还珠，或者说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文精神，但任何时期的人文精神，都是在历史延续基 础之上的不断更新和超越，而非割裂传统，重新创造。从这一角度而言，人文精神是史 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在科学与经济的张力无限膨胀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亟 需加强，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任重道远。与此相应，史学经世致用的重心应当转向 发掘人文精神、启迪人生智慧。如此转变，可使史学既肩负社会责任，又不失学术品位 ，学术性与功用性兼而得之。应该强调的是，这需要史家高绝精湛的学术造诣和货真价 实的学术成果，绝非趋附时尚、游谈无根者流所能为之。
三、转变观念：强化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为了保障史学的科学性，史家在研究活动中往往力求臻于“无我”之境界。这种努力 虽然有其价值，但“无我”二字当作何解，似有重新探讨之必要。如果这里的“无我” 是指在研究实践中，摒弃主观的臆断、成见或偏见，决不作伪、鄙弃矫饰，则属学科规 范，理应矢志持守；如果是指捐除研究者的真知灼见、价值判断和基于史实的睿智体悟 ，弱化主体意识，止于史迹勾勒，则属观念迂滞，亟应设法改变。史学如欲在人文精神 建设中有所建树，所应着力者，虽非止于一端，但我认为，在打破某些认识局限的同时 ，转变“述而不作”观念，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把深邃的人文思想和高远的人生理想 融入史著之中，应属当务之急。略而言之，可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1.提倡多层面基础上的思辨性研究。
史学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绝不能凭空臆想、空穴来风，而应尊重史实、刻意求真，必 须将思辨性研究建立在多层面的、扎实可靠的研究基础之上。所谓多层面，是指力避视 野局促，一叶障目，任何问题，都应从内外上下前后左右多视角地进行细致考察。诚如 梁启超所言：“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 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算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 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 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 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注：王德峰编：《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历史真相 ，并在此基础上发现真意义和真价值。所谓思辨性，从内容方面而言，是指在选题上， 改变将史学定位于描述性学科的观念，除了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之外，尚需关注那些 抽象的“形而上”问题，如道德理想、终极关怀等，而不能简单地将那些关涉思辨性的 问题弃置于史学研究的视域之外。从方法方面而言，是指改变将史学片面理解为“实证 性研究”的观念，在订正史料、陈明原委、理清因果之后，尚需进行理论提升，从哲学 层面阐释史实文本的意义。今天，人们对这种诉求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原因之一是担忧 消解史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丧失史学的客观独立性。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不可 能不渗入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而且，疏于思辨和止于描述，并不能保证其客观独立性 。
2.借鉴解释学等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当然也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统计的、实证的 和逻辑推导的方法，但诸如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反思与顿悟直觉等方法，或许更 为贴近其学科性质。因为，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史学研究活动不可能完全排斥研究主 体的精神体验、心性领悟和生活积累。它既是一种分析说明的科学，也是一种理解和体 验的科学。
解释学方法的运用，可以较为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意识，为此，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傅伟 勋先生创造的诠释理论。按照景海峰先生的绍述，傅氏理论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 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 (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 现，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尽量客观忠实地 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层次，考 究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这一层面已跳出文本本身，而 进入所谓“历史意识”的领域。通过对种种思想史的理路线索的清理，对思想承继的思 维关联性的多面探讨，对诠释性文本本身历程的考索，来了解原典和原思想家种种可能 的思想蕴涵。第四是“当谓”层次，追究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或诠释者应当为 原思想家说出什么)。诠释者的洞见和诠释的力度已完全穿透了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 而掘发出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豁显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 第五是“必谓”层次，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 的思想课题，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此一层面最能体现诠释学的创造性，由不断 追问的思维历程之中最终形成自我转化，即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从 诠释学家升进成为创造性的思想家。以上5个层次，既具区别功能，又有相互连贯性； 既可以视需要从不同的层次切入，又可以5个层次同时把握。(注：景海峰：《解释学与 中国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7期。)
笔者以为，这种方法，当可有条件地运用于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它定然有益于精神 、观念、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从而贡献于人文精神建设。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实事求 是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史家每以“让史实自身去说明问题”相标尚。应该说，这一 原则的正确性是铁定不移的，但如何理解，尚需讨论。对于历史资料这种文本，是否可 以用解释学的方法去解释，从而发掘其新意义?所谓创造性解释，是否有悖于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依笔者之见，前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后者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就前者而言 ，近代以来的史学，趋向于反对堆砌史料，提倡发掘寓于史料中的规则和意义，这虽不 同于解释学的方法，但两者似有相契相通之处。可以预见，解释学的方法，可以从根本 上弥补史学拘泥于描述的缺陷，从而焕发其勃然生机。就后者而言，问题比较复杂，需 作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唯物史观反对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论，反 对脱离史料的主观臆断和有违科学原则的望文生义，但并不反对在大量占有和正确分析 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史家的主观能动性，阐释和发掘蕴于历史文本中的新意义。据 此而言，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不与唯物史观相互牴牾。
3.陶冶史家的知性、悟性和善性。
弘扬人文精神，需要史家主体意识的渗入或曰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此，不但要 陶冶其知性，而且需陶冶其悟性和善性。所谓知性，是就史学的常规技术而言的，是指 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训练和经验积累。近年以来，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兴味渐趋 于理论模式，但存在的问题，一是消化不良以致在运用理论于具体研究时，方枘圆凿； 一是忽视史学的基本规范，生疏了史学技术，以致某些所谓交叉研究成果画虎类犬。问 题虽然存在，但探索难能可贵，切不可因噎废食。所谓悟性，是指鉴于史学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的特性，史家在研究实践中尚需用心灵去体悟研究对象。因为，正如刘鸿武所言 ：“人文科学总是力图透过客观事实的世界，去构造一个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这 个理想世界当然不是随意编造的乌托邦幻想，不是完全离开客观物质世界和经验事实的 主观臆想。它立足于现实但却又具有它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是一种情感与理性互动的产 物。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不仅要运用事实、原因、规律等概念，但更多的是使 用意义、价值、理想、意志、情感、人性、人格、善恶、美丑等概念，去理解体验人类 的精神生活、宗教信仰和文化世界的。”(注：刘鸿武：《人文科学：一个精神与意义 的世界》，《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虽然与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相比，史 学的实证特征更为明显，但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一，体悟对象同样必要。这就 要求史家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智慧，始终保持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敏锐觉察。所 谓善性，是指史家深切关怀人类的精神境界和未来命运，立足于当下而又不断超拔，不 懈追求至善理想，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参考性目标和方向。
总之，人文精神是史学研究中不容轻忽的重要问题。当今史家亟应以其强烈的使命感 ，充分发挥史学实证研究的特长，并着力挖掘其弘扬人文精神的潜力，冲破自设樊篱的 认识局限，强化主体意识，注重理论创新，鉴用它山之石，提高思辨能力，在常在常新 的人文精神建设中发挥其无以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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