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假定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分析，都需要一种有关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行为假定，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只有通过对经济活动当事人基本特征的了解与把握，才能对由此演绎出的各种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人认为“经济人”假定是“社会科学工作中最有效的工具”，将其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这一基本原理的”。本文将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看一看这种“流行”说法是否正确。
一、什么是“经济人”假定
“经济人”假定最初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表述。在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成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逐渐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亚当·斯密在理论上对这种情况作了阐述。他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在此之后，英国哲学家边沁首先使用了“功利原则”这一概念，他在给功利原则下定义时指出，所谓功利原则，就是“赞成或不赞成任何一种行为，其根据都在于这一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利益当事人的幸福”。（注：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1页，牛津1823 年英文版）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则在功利原则的基础上第一个使用了“功利主义”概念（utilicarianism），他的解释是：“承认功用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是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注：约翰·穆勒：《功利主义》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三位学者说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对于人的行为的假定却基本一致：一是假定人们的行为都具有自利动机，二是假定人们都能够通过计算判断自己是否能够获利，即“理性”。这已经基本上概括了“经济人”的内涵。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对其进行了更精确的表述，其标准说法是：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暗含着两个关于人的行为假定：利己性和理性，所以，其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是，经济行为者会在利己心的驱使下，在各种约束条件限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近年来的西方经济学界，“经济人”假定遭到了来自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社会人、人类行为实验及“X 效率”等多方面的尖锐批评。因此，西方学者不得不对“经济人”进行某些改动。例如，将“完全信息”改为“不完全信息”，将“完全理性”改为“有限理性”，将“利益最大化”改为“目标函数最大化”等等。然而，在“利己性”这一点上，则几乎丝毫没有改动。西方学者认为，即便是那些崇高的情感和利他主义行为，归根到底也源于自利动机。这表明，利己性才是“经济人”概念真正的核心和精髓。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经济人”具有利己性已成为永恒的“公理”。
二、“经济人”是否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
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经济人”假定，尤其是其中利己性的假定，是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固有的本性，即“经济人”假定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乍一看来，这似乎正确，因为现实中的自利行为确实很普遍。但是，如果事实的本质和表象完全一样，那么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仅仅依靠对现实的“经验观察”，是不足以得出“经济人”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结论的。我们必须透过表象，对此假定进行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
首先必须明确，人是不是具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本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有重大区别。针对西方学者关于人性永恒不变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个人，实际上属于一定社会形式”。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这段经典论述出发，可以引申出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人们出于动物性本能而具有的那些自然属性，如饥餐渴饮等，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一样的。从自然属性角度看，人们的行为是功利性的。
第二，尽管如此，由于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所以，不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属性，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则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并随社会形式变化而变化的。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是不存在的。
第三，不同的社会形式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人们功利性行为的表现也就不同。如果采取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就是集体功利主义者；如果采取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就是个人功利主义者（实际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经济人”）。
上述论断是否适合于“经济人”？我认为是适合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人”本身就是依存于一定社会形式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以“经济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要素，如“诚实交易”、“理性计算”、“以获利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等等，在西方社会中还基本不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才最终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经济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关系通过物质生产关系和精神生产这两种机制的合力，造就了“经济人”。
在物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处于毫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地位。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获取利润，不断追求资本价值增殖。这是产生“经济人”的物质基础。
在精神生产方面，要使资本价值增殖，就必须得有人格化的资本，即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家。但是，这一“精神”并不局限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精神生产，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推广到了全社会。由于资产者掌握着物质、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经济人观念最终战胜了其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这种“精神”已成为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一种伦理，一种责任感。这样来看，“经济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塑造”而成的。它仅仅能依附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
三、西方社会对“经济人”的塑造
自从“经济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诞生的那一天起，资产者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塑造。当西方在全世界建立和开拓殖民统治的时候，殖民者除了要在殖民地建立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总不会忘记还建立哥特式的尖顶教堂，向殖民地人民传遍基督文明的“福章”。时至今日，西方资产者对“经济人”的塑造机制日趋成熟。
首先，在物质生产方面，西方国家仗恃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产业高度化，一方面实现了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从外围发展中国家获取转移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为了维护社会正常运转，资产者把高额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改善工人生活、增加社会福利。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这一手法虽然没有消除工人的被剥削地位，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广泛传播。
其次，在精神生产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利用学校和教会这两个传统手段向青年一代“灌输思想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准则与信念”以外，还更多地利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资产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电子计算机安装量占世界的87.1%，西方五大通讯社提供的报道占全世界的98%。（注：王家福：《市场经济效应下的世界精神战线》、《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4 期。）而且，这些传播媒介的集中程度特别高，基本上垄断于大资产阶级权势集团手中。出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必须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传播的内容上看出来，因为那里面充斥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者的情调。现代资产阶级所要塑造的“经济人”既追求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又要在不违犯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具有“博爱、奉献”精神和社会认同感，同时又不丧失其固有的利己性。可见，尽管现代资产者手法变换、花样翻新，但其初衷却不曾更改——那就是要塑造“经济人”。
四、“经济人”的普遍化对公有制经济的危害
有人认为，将“经济人”假定运用于我国，是为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前提。这种观点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实际上，如果我国公民全都按“经济人”的方式行事，那么就将对我国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危害。
1.在微观经济方面，公有产权，特别是国有产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产权的完整性、不可分割性。国有产权只能属于全体人民，不能量化、分割到每个自然人手中。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任何一个层次上的经济当事人均不能作为以自然人身份存在的所有者，只能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或代理人。由此作出的重要推论是，这些所有者代表必须采取集体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即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如果他们全都变成了“经济人”，采取个人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那将是一场灾难。须知，“经济人”对于不是自己所有的财产，是从来不会发自内心地关心其保值增值的。相反，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搭便车”，按机会主义方式行动。政府主管部门可以盲目决策，厂长经理可以虚报盈亏、以权谋私，普通职工可以偷懒耍滑、窝工怠工。而所有这一切，从“经济人”的角度看都是理性行为。如此国有企业定会变成中饱私囊的工具，职工劳动积极性必然下降，企业效益必然滑坡。
2.在宏观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了分权。这本来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好事，但是，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政府行为是不可能不对国有企业发生重要影响的。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不按集体功利主义价值观行事，而是按“经济人”价值观行动，那么，他们就会为了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凭借手中权利对国有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显而易见，这种“经济人”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具有严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他们会拼命争投资、上项目，纷纷投资那些周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产业部门，并动用宏观调控手段与中央宏观调控对抗。其后果将是经济增长粗放、产业结构失衡、宏观经济失控。这一切行为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也是理性的，然而，这种“理性”行为却要严重损害我国宏观经济。
可见，“经济人”的普遍化不仅不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而且会对我国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危害。
五、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行为假定初探
很明显，“经济人”不能充当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行为假定。然而，经济分析中是不能没有人的行为假定的。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经济人”呢？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行为假定应是“集体功利主义者”。
集体功利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与“经济人”有重大区别。“经济人”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功利主义，它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天性是趋乐避苦的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为出发点。虽然“经济人”假定也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但由于其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强调这一统一的基础在于个人利益，因而最终走向利己主义。集体功利主义则建筑在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历史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上，既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又强调这种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集体利益，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性。集体功利主义者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行为将有益于社会和集体，把它作为主要动机，同时也不排斥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也将获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注：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168页，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毛泽东曾有一段最经典的论述。他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集体功利主义者的行为动机并未违反趋利避害的原则，只不过他们追求的是集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个人狭隘的眼前利益。
显然，集体功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必须通过后天培养才能达到。本文粗略地提出以下途径：
1.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不间断的思想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同时，应发挥国有传播媒介主渠道的作用，适当控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
2.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力图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同时应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取缔社会中存在的非法收入、不规范收入。
3.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设计并完善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用高效率的监督、约束机制促使政府官员按集体功利主义方式行动。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分析中人的行为假定是从现实中抽象出的公理性事物，无需刻意塑造。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人们实际具有的意识并不等于他们在逻辑上应该具有的意识，即使我国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按“经济人”方式行事，但是，这种行为方式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人民大众。这就说明人们的心态是不正常的，他们因为目光短浅而接受了对自己有害的意识形态。这个时候，就需要对人们的意识进行“正常化”的塑造，使他们重新具有对自己有利的意识。其次，西方资产者在理论中说“经济人”是公理，而在现实中，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花大本钱塑造“经济人”。本文的分析表明，研究如何塑造经济分析中的行为假定，与研究如何从这一假定推导出严格的理论体系，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要研究如何塑造“集体功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