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共产党员论文,修养论文,理论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对党的建设的重要贡献。它集中体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3篇著作中。其中《论修养》1939年在延安出版单行本，以后多次再版，其他两篇则收入1991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一书，公开问世不久。因此，就社会影响和研究深度而言，后两篇远不及《论修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是围绕着《论修养》这篇著作进行的。后两篇著作公开发表以后，研究者的视野有所拓展。本文就这一理论的研究历史及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历史的回顾
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与《论修养》一书的出版同步开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下半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期间，伴随着《论修养》3次出版，形成3次全党学习热潮。这3次热潮的共同特点是：以配合政治形势需要对全党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直接目的，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同时，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准备了必要的骨干力量和理论基础。
有论者指出，第一次全党学习热潮形成于《论修养》首次出版的三四年内。1939年11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论修养》单行本后，各抗日根据地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基本教材争相翻印，成为根据地党员必读书籍之一。1942年，中共中央又把它列为全党整风必读文献之一，收入《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在这次学习热潮中，《论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一起，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武器。其结果是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统一。第二次全党学习热潮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两三年内。1949年8月，解放社出版了作者修订第1版，到1952年，全国共发行近70万册。这次学习热潮是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面临从在野到执政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兴起的，它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一起，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有力地推动了1950年在全党进行的以整顿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为主要目的的整风和1951年开始的整党。这次学习热潮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打开工作新局面，促进大批新党员健康成长起了积极作用。第三次学习热潮形成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调整期间。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民经济失调及党自身建设违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特别重申“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对于纠正执政党的重大失误具有重要意义。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论修养》的修订第2版。到当年底，该书在全国发行近500万册，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与社会上方兴未艾的学习雷锋热潮相呼应，在全社会造就出一种人人追求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了良好的党内环境和社会环境[①a]。
第二阶段，从1979年初至今，是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阶段。1979年2月至1983年底，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性质，并出现学习和研究高潮。1986年以后，随着《刘少奇选集》下卷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的出版及有关理论文献系统公布于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逐步走上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轨道。
继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宣传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宣传理论战线的根本任务。会后不久，王剑秋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上发表《重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文章否定了强加给这一理论的“反毛泽东思想”、“宣扬党内和平论”、“宣扬私字经”、“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4大罪名，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充分论证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好书”，并倡议学术界展开讨论。此后，又有不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提出相似的看法。这时，中共中央虽然还没有正式下发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但是，这些动态表明，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恢复名誉已经具备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号召全党学习《论修养》一书。随即，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该书。此后，全国掀起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拨乱反正的高潮。据统计，到1982年，报刊上共发表有关文章170多篇。其中，一些老同志撰写的较有分量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邓力群的《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吴黎平的《正气磅礴、大义凛然——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三的《我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点体会》、魏克明的《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恢复名誉》等。1981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全文收入《论修养》。1982年1月，新华社在《〈刘少奇选集〉上卷介绍》中指出，《论修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②a]，肯定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历史地位。
综观当时有关研究文章，基本推倒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论修养》的罪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共产党员要不要讲修养？回答是肯定的。论者一致认为，“修养”与“修正主义”不是同义词。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阐述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在政治、思想、道德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学习与实践所应达到的水平。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十分重视自身修养的同时，也要求所有的革命者都要进行自觉修养。同样，刘少奇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行党性修养锻炼，无可指责。
2.《论修养》是否“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否定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杀手锏”，论者一致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作历史的客观分析，不能武断。一些论者指出，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的革命手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革命的手段是人民战争。如果因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时期该做的事情，而可以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成立的话，那么，照此逻辑去评价与《论修养》同时期产生的其他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应当问罪的恐怕绝不止《论修养》一篇。
3.《论修养》是否反对毛泽东思想？许多论者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温两个历史事实：一个是毛泽东在《论修养》诞生之初，曾经盛赞它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力荐全党研读；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准确的概念，是在《论修养》诞生6年以后的中共七大上才正式提出。如果无视这两个事实，仅仅依据刘少奇在1962年修订时没有加进这一概念，而指责《论修养》反对毛泽东思想，那么，“批判者”的立论动机，显而易见是“欲加之罪”。此外，研究者们还对《论修养》是否宣扬了“党内和平论”、“唯心主义修身养性论”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以及是否“提倡奴隶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分析，一致得出否定的结论[①b]。
重评《论修养》产生了两个积极效果：一是拨乱反正，在党建理论方面肃清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恢复了刘少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辉形象；二是为深入研究刘少奇的党建思想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重评过程中梳理出的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思想脉络、重要观点及其与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互补关系。因此可以说，重新评价是深入研究的准备。这种准备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1986年以后，对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声势不如80年代初期那样大，但是研究力度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减少，阐释性文章减少，理论探讨性文章增多，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所争论。
《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一书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作了系统概括，虽然这种概括主要是阐释性的，但是因为它把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置于刘少奇思想理论体系中加以系统考察，反映了系统研究这一理论的意向和趋势。《刘少奇的思想概述》一书从3个方面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作了概括论述，引入比较研究法，提出“刘少奇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观点，表明这一专题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在深化。《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有专章论述“毛泽东、刘少奇党建思想的比较分析”，使这一理论的研究层次较之前述两本专著有一定深化。
此外，这一期间还开辟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两个新视角。一个是张宝山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要版本略考》[②b]一文中系统阐述《论修养》重要版本的演变过程，其中披露了一些未曾公布过的材料；另一个是贾晓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③b]中对两者关系作了探讨，有些观点颇有新意和见地。
1986年以后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一定深度，代表了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不少论者认为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2.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包括具有正确的公私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3.组织纪律修养，指能够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之间的关系；4.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业务工作。也有一些论者把这一理论概括为3个方面的内容：1.世界观修养；2.党性修养；3.道德品质修养。还有一些论者认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比较看，笔者倾向于第3种观点，因为它不仅能够突出这一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创造性，明确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也符合刘少奇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体系构成的设想。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第一次作共产党员修养讲演时明确说过：拟从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两个方面分别阐述这一理论。此外，笔者认为，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还应包括新中国建立后他提出的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新时期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等执政党建设的有关内容。
（二）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关系。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在基本原理方面“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它鲜明的“独创性”[①c]。有不少研究者使用了“刘少奇在党的学说史上首创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提法。关于它的“独创性”，一般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阐述马列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思想建设的内容，而是在重申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重点阐述党员加强主观世界改造的必要性及其途径，突破了马克思、列宁比较注重论述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填补了马列主义党建学说思想建设一个方面的空白。第二，它丰富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关于思想建设的内容。有论者指出：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创的，但是他毕竟没有就此“写过专著，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也只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专门著书立说，集中对此作出系统、全面阐述的，则首推刘少奇。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刘少奇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进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从而使“堪称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典范”的毛泽东党建思想更加增色[②c]。
（三）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哲学意义。
近年来有些学者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作贡献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理论，有关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的较好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它从重视认识主体的修养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出了贡献。指出：如果说《实践论》解决了认识的来源、途径、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的标准的话，那么，《论修养》则解决了认识主体的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前者教导人们要取得正确认识必须参加实践；后者告诫人们，身在实践之中，要达到正确的认识，还须加强主体本身的修养。两条思路互补，完整地表达一个思想，那就是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③c]。
有些研究者称《论修养》一文，是刘少奇的“伦理学名著”。这种观点主要着眼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中的道德修养内容，认为它们从“建立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①d]。有些研究者指出，刘少奇是党的历史上首位“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问题”[②d]的领导者，他在道德修养理论方面，集中阐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在道德修养实践方面着重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党内同志关系的道德调适规则。还有些研究者指出，刘少奇所阐述的道德修养理论，不仅对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新人的最好教材之一。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的观点，因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到底该用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不仅仅只是需要由政治家们回答的问题，它同时也是需要由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研究者共同回答的问题。
（四）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自我修养”或“修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它决不是封建上层统治者的专利品，而是深植于广大知识分子中间，以至流行于民间的文化现象，历经千年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民族性格被沿袭下来。刘少奇把“修养”作为共产党员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说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这一文化现象。第二，刘少奇不是被动地抄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养理论，而是有目的地择取有益的古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其作出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解释，对共产党员修养的指导思想、目的、实现途径和手段作了异于传统修养理论的全新论述。从这个意义来说，刘少奇创立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只是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修养理论中的某些语言和形式，内容则根本不同。他使中国传统的修养理论实现了古为今用的阶级立场转变。第三，刘少奇改造传统修养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引入了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活动，使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使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摒弃了传统自我修养理论中的唯心主义成分。
（五）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主要著作版本的沿革。
本文开头提到的集中体现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3篇著作，出版过多种版本。其中若干重要版本之间的演变关系，反映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近年来有专门从事刘少奇研究的同志开始涉足这一领域。虽然发表的成果很少，但是其中的信息量是比较大的，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③d]。据考证，有关的3篇著作，共有7个正式版本，它们或根据手稿、或根据作者修订稿、或根据中共中央审定稿刊印，是研究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基本依据。此外，还有几十种错讹颇多、多为节录的翻印本，目前尚没有人对它们作逐一校勘。从总体上看，对共产党员修养理论著作版本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三、对今后研究工作的思考
首先，要加强比较研究。
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已有的研究文章中，系统研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异同得失的文章还不多见，应该开展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既要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又要研究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在理论上明确其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其次，要加强现实意义的研究。
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同时又对革命实践产生过强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以往的研究中，对其实践意义的研究有重历史轻现实的倾向。众所周知，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核心是党性锻炼。其中，关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党与群众建立很好关系”的思想、“党员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思想，在党的建设面临严峻形势的今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此外，这一理论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对于规范社会主义道德水准，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加强这一理论对于执政党建设指导意义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a]纪万春：《真理的火焰不可扑灭——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三次发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②a]1982年1月6日《人民日报》。
[①b]晋铃：《学术界重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3期。
[②b]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③b]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1期。
[①c]198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②c]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401页。
[③c]王成竹：《重视认识主体的修养——〈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1980年7月17日《光明日报》。
[①d]吴月堂、黄祖琳、陈建中：《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5、234页。
[②d]同上，第261页。
[③d]见《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第232～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