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新调整——解析《英法防务合作协议》的另一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法论文,防务论文,英国论文,合作协议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47-08
修回日期：2012-03-03
2010年11月2日，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与来访的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在伦敦共同签署了两项有效期为50年的双边安全防务合作协议。这一协议前所未有地涉及英法在安全防务方面宽领域、深层次的大规模合作，将两国自二战以来的安全防务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后，在至今仍未停止的西方国家轰炸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英法联手表现突出，似乎也为这一协议提供了意味深长的注脚。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倾向于“唱衰”这一协议，但是只要我们用一种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并结合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嬗变的这一大背景来审视这一协议，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缘由和深意。本文试图通过对英法防务协议的内容分析，从英国对于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及其调整这一研究路径出发，结合时代背景，探讨英法签订防务合作协议的深层原因，英法在安全防务领域合作新进展的重要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期望能够对英国的未来相关政策走向得出一些现实启示。
一、英法防务合作迈入新阶段
英法两国此次在伦敦签订的协议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合作领域非常宽广。协议包含多个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英法两国在海陆空三军方面的全面合作，核设施核技术方面的经验共享，甚至还有网络安全的协议内容，大大突破以往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规模，可以说协议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泛尤为引人瞩目。[1]具体内容包括：两国共建一支远征军，规模约为一个旅(约5000～6000人)。这支远征军将应付各种高强度的任务，由陆海空三军的精锐部队组成。联合部队既展开民事行动，也承担军事任务，其中包括英国方面的皇家特别空勤团(SAS)、皇家海军特别舟艇团(SBS)和伞兵团，2011年起共同训练，训练后各自回国扎营，法国人做主帅；2020年起英法共用航空母舰，届时，英法至少要有一艘航母在海上巡弋，使英国能“腾出手来”，专心保卫福克兰群岛(英国称谓，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2015年起，英国在本土放弃核弹头测试，英法将在法国东部城市瓦尔杜克的法国核试验室展开研究，共享测试核弹头安全性的昂贵仪器，英国在本土奥尔德玛斯顿村已建好的核武器研究中心将主要用来研发新技术；英法共享更多情报、(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协力应对网络战；英法反恐协作将更加紧密，尤其是在有关英法海峡隧道的反恐工作上；英法将施压各自“兵工厂”，让它们合作研发未来的导弹和无人飞机；共同开展对于“空客A-400M”军用运输机的维护以及机组人员的训练等。[2]可以说，这一防务协议涵盖了英法两国安全防务领域内的各个方面，从军事力量的组合到军事科技的共同研发以及军事设备的共用，真正实现了多层面、宽领域的全面合作。
第二，合作深度前所未有。英法此次防务合作协议在有关核武器合作方面有了重大进展，英国的160枚“三叉戟”战略核导弹送往法国，由法国进行维护和保养；协调两国核潜艇的战略巡航任务。同时，两国共同研发新的核试验设施，并在2015年之前实现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共享。[3]而且，英国和法国还将分别在英国东南部和法国中东部建设一个核实验室，以帮助对于核武器储存的研究。[4]众所周知，核武器与核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维护其国防安全命脉的核心机密。英国与法国在这方面能够展开合作，无疑说明了英国领导人非凡的政治决心。同时，在有关航母、无人驾驶飞机以及潜艇等事关国家核心防务力量领域的深入合作，更加表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以及国内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
第三，英法此次防务合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览英法之间的防务合作协议全文，我们能够发现，英法之间本次防务合作的目的有三：其一，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以提高各自的防务能力和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并且在安全和防务领域扮演领袖角色；其二，双方共同致力于面对全球新形势下的安全和防务挑战；最后，英法两国希望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费不足问题，将防务领域中的投资利益最大化。[5]可见，本次英法之间的防务合作，确实是在国际格局变化发展的背景之下，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项举措。世界力量中心的转移、全球化时代下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以及2008年以来金融海啸的冲击，都影响着英法两国防务协议的内容。
因此，无论就规模还是深度而言，《英法防务合作协议》都表明英法两国已经超出了普通的防务合作层面而上升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它不仅将英法两国在防务领域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次防务合作无疑是半个世纪以来两国防务合作史上最大的一次，可以说，它开启了英法在防务合作领域的新纪元。
但是，一些媒体却倾向于唱衰这一协议，认为这一协议不过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两国希望能够节省军费，抱在一起“共同取暖”的权宜之计。[6]也有学者和媒体因为英国之前对于欧洲独立防务建设的暧昧态度，而并不看好英法防务合作的前景。自冷战结束后，法、德等欧陆大国深感没有独立防务能力的欧盟将只是一只“纸老虎”，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一直致力于建立欧盟共同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然而，由于英国希望维持其以北约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愿放弃象征着国家主权的防务自主，强调欧盟安全合作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英国一直游离于欧洲独立防务之外，对此持消极态度。例如，建立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申明将发展共同安全防务政策和建立“实际上的共同防务”，而英国却坚持声称欧洲防务只能作为北约的补充。布莱尔首相上台后英国的态度发生了较大改观，一度积极参与欧洲共同防务的建设(详见下文)，然而随着“9·11”事件的爆发以及英国追随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英国的态度出现反复。所以，舆论普遍对于英国对欧洲独立防务的政策持怀疑和观望态度，更相信这次的合作只是一种权宜。[7]正如伦敦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防务专家托马斯·瓦拉塞克(Tomas Valasek)所说，“法国和英国作为两个拥核国家，拥有全方位作战能力，但都面临军费紧缩的压力，还要努力保持‘欧洲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两国不想降低军事能力和地位，就只有合作”。
然而，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争夺霸权的战争，可谓积怨颇深。二战结束后，虽然英法同属于西方阵营，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多，尤其是在有关安全防务方面的分歧，更是世所瞩目；[8](7-9)同时两国对自己安全军事领域主权的坚守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2010年两国防务协定的签署，不是单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层面就能够完全解释。笔者认为，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这一研究路径出发，对于此次两国防务协议签订或许能够做出更加立体和全面的分析。
二、从布莱尔到卡梅伦：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
国际角色主要是一个外向型概念，受到国际体系、国家实力、国内环境以及国家对外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9](134)国际角色一经确定便会制约着该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①事实上，尽管始终具有安全防务优先、国家利益至上、追求大国地位的特点，英国在二战后对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一个最初定位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以适应国际格局变化的现实。笔者认为，卡梅伦政府加强与法国的安全防务合作，正是秉承英国对外关系中现实主义传统、调整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反映。
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和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一直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大国情结。[10](41)然而，二战结束后自身实力的衰落以及美、苏的强势崛起，都令英国的地位受到了削弱，成为战后三大国中弱小的一方。英国在战后初期本来寄希望于联合西欧来发展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与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两国进入了战后安全和防务合作的短暂“蜜月期”。然而冷战的快速到来，使英国在欧洲安全问题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宏伟计划”(Grand Plan)，转而依靠美国，“大西洋主义者”成为英国对自己国际角色的基本定位。此后，英国一直与美国维持着“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扮演着美国的“小伙伴”以及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纽带”的角色，[11](142)而由于跨大西洋联盟成了西欧的保护伞，英国与欧陆国家关系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因此，在战后初期英国确立的“三环外交”方针中，欧洲一直居于相对于美国和英联邦的次要位置，而英国与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也被纳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之中。但是，欧共体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一体化成果的逐步显现都提醒着英国领导人：如果失去了欧洲，英国将很可能失掉未来的世界。所以，尽管英欧关系一直存在问题，但是如何融入欧洲并在欧洲一体化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是英国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纽带”的角色也不复存在。梅杰(John Major)政府虽然希望能够改变英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局面，奈何却因受限于国内的普遍疑欧情绪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随着欧盟向“高级政治”领域发展，实力日益增强，令英国的国际角色日渐尴尬，英国传统上对于欧洲发挥平衡能力的作用也受到了削弱。[12](42)因此，进入后冷战时代，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调整在继承了之前特点的基础上，还表现出在美欧之间寻求平衡和坚持多边主义的特点，这反映在布莱尔执政之初，大力提倡英国要成为美欧之间的“桥梁”，并提出了“枢纽外交”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布莱尔对于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进行了一些重要调整。
布莱尔政府首先表现出积极深化英国与欧洲大陆关系的政治意愿。布莱尔在他成为首相之后第一次关于欧洲的重要演讲中就指出，他希望创造一个人民的欧洲，并且声称英国接受在欧洲成为建设性伙伴的目标。[13](93)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也声称“英国将希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13](93)同年11月布莱尔再次发表演说称：“我们必须结束近20年的孤立局面，并且成为欧洲的一个领导伙伴。”[13](93)可以说，积极融入欧盟并且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之一，成为布莱尔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目标，英国似乎在“站队”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即开始从以“大西洋主义”为主向兼顾欧美转变。
更为突出的是，英国对于欧洲事务，特别是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1998年上半年，英国在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就提出了支持欧盟建立独立军事能力的声明。[14](18)同年10月，布莱尔又在奥地利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号召欧盟各国在防务问题上实行更加严密和有效的合作。同年12月，英法共同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共同声明》即《圣马洛宣言》。当时，曾有评论指出：这个宣言在欧洲防务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诞生”，从此“两条路线结合在一起”。[15](62-63)应该说，布莱尔执政初期的政策，尚且能够在欧美之间找到平衡点，并没有偏废一方。
然而，布莱尔对于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的调整并不成功，关键问题在于这一定位具有一种结构性缺陷，即当美欧之间保持合作时，英国尚能维持自己的“桥梁”角色；而当美欧之间出现矛盾时，英国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或者继续艰难地维持在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者要选靠边站。对于布莱尔来说，他希望能够借助“美英特殊关系”来发挥对于美国的影响力，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诉求。[16](1-4)所以，当布莱尔面临选择时，他没有抛弃“美英特殊关系”，而是给予了美国大力的支持，这突出表现在英国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积极参加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而这也成为了布莱尔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英国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方面不仅在国内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民意压力，而且也令英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巨大损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英国参与领导全球的主张在过去10年受到了严重挑战，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一事损害了英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信誉”。[17](9)可见伊拉克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英美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失衡。伊拉克战争彻底的打破了布莱尔通过“影响美国来发挥英国影响力”的幻想。事实证明英国并没有能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反倒是英国对于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丧失了自己外交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令英国和美国之间本就不甚平衡的关系在2002-2005年间变得日益失衡。[18](67)可以说，布莱尔执政时期对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是矛盾、模糊和不明智的。因此，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四年后，面对国内国际双重压力的布莱尔被迫下台，可以说是对其关于英国国际角色定位出现重大偏差的一个惩罚。对这种偏差的反思，也成为了其继任者继续调整英国国际定位的一大动力。所以，在布朗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他便立即着手对英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力图重新定位英国的国际角色。[19](29)
第一，布朗上台之后，便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力图使英国从“英美特殊关系”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在2008年度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布朗再次反对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张国际合作。[20]布朗还指出，世界的力量中心正在转移，而在此挑战面前，英国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调整。[21]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重新定位“英美特殊关系”。布莱尔在任期间，将英国定位为美欧之间“桥梁”的基本前提就是：英国以盟友的身份影响美国，使它进一步拓宽议程。[22]事实证明这种前提早在2004年就已经宣告破产。②英国新的国际角色定位应该是基于全球性联合以及力量的空间转移。正如其外交大臣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所说，布莱尔时期的有关“桥梁”的定义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桥梁’的观念一直不是很恰当，我们有全球性的资产、全球性的语言、全球性的商业和非政府组织，还有全球性的网络资源”，应该扮演“全球枢纽”的角色，从而“在全球性的舞台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23]
第二，布朗政府的调整仍以维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为目标，强调利用英国的“全球性”资源，摆脱一味依赖美国的不利局面。其真正用意在于加强英国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为英国确定新的全球定位，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2009年11月16日，布朗在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再次对于这一目标进行了强调，进一步坚定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念。同时，布朗还希望英国能够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盟友的帮助，从而在全球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24]
而2010年5月英国大选后上台的卡梅伦保守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布朗政府对外关系的基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于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角色定位进行调整。相比较布朗时期的政策而言，卡梅伦政府无疑更加重视英国外交的灵活性和独立性。2010年3月10日，时任保守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的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在英国皇家三军防务与安全研究所阐述保守党的外交政策框架时就表示，英国需要独具本国特色的外交政策，既要加固与老盟友的关系，也要提升与新伙伴的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应该是一种“牢固但不盲从”的关系，英国作为美国的亲密朋友，有时候也有必要表达坦率意见。黑格同时指出，除欧洲和美国之外，英国需要增强和加深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和友谊。[19](31)可见，卡梅伦政府已经意识到英国应该实行有英国特色的外交政策，而不能一味充当美国的“小伙伴”，而应该按照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行事；[25]不但要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更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笔者认为，与布朗政府相比，卡梅伦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寻找新的国际角色定位的原因，除了对于布莱尔政府角色定位的进一步反思外，还受到国际格局嬗变的直接影响。
第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依然保持着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渐缩小，世界战略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26](9-11)美国目前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不光是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国际声誉和软实力也受到很大削弱。由于小布什政府企图将民主一词当作其地缘政治野心的掩饰，其效用大大缩水，这也导致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不再被视为一项能够弥补经济不足的优势。[27](4)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必须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针作出调整。反映在外交层面，美国的战略理念和外交政策都力图求新求变，以重振信心，恢复美国领导地位。在战略理念上，新政府强调“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为首的“金砖四国”高速发展，令世界力量对比发生着显著变化。以往“对任何国家而言，不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南非、印度，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它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28](54)的局面已经受到了挑战。
第三，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欧盟的高速发展以及一体化深度的日益加深，都令欧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的生效，欧盟内部整合取得重大进展，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之欧盟在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和规范性力量(a normative power)方面的突出表现，都令欧盟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作为英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对于英国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英国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离开欧盟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与欧盟的关系对于英国来讲正在变得日益重要。2010年6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撰写的《量力而行：反思英国在变化世界中的角色》一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当今世界趋势、英国的力量所在以及英国近中期外交政策选择。文章认为，英国需要在更趋多样化的世界中充分发挥英国自身的优势，持续扩大英国的合作伙伴网络，加深与合作伙伴的双边关系，[17](13，17)而与欧盟的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所以，面对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卡梅伦对于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进行调整，希望英国能够充分融入欧洲，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明智。而通过与欧盟核心之一的法国展开全面的防务合作，无疑可以令英国不但在实力上提升一个层次，而且还能够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次防务合作可以为英国在推动欧盟军事一体化方面打下一个坚实和良好的基础。相较于其他领域而言，英国在安全防务领域更容易对欧盟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29](602)所以，与法国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是英国进行国际角色调整的“大棋局”中重要的一步。
二战结束至今，英国一直没有放弃追逐大国地位的梦想，希望重拾昔日大英帝国的荣光。而冷战的结束令硬实力本就不足的英国在国际事务上日益困窘，影响力不断下降。事实证明，只有融入欧洲，才能够在欧洲棋局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通过欧洲来发挥英国的影响力，达到彰显英国大国地位的目的。③因此回归欧洲将是未来英国政府对本国国际角色定位调整的一大趋势。
三、英法防务合作的重要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英法防务合作协议》与英国的国际角色调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义重大。而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两个国家，英法之间的防务合作，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
第一，促进英国明确自身国际角色定位。如上所述，从二战结束至今，英国一直都在美、欧之间选择和徘徊，先后经历了“第三种力量”——“大西洋主义者”——“桥梁”——“全球枢纽”等多个不同的角色。[30](42-50)可以说，英国一直在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此次《英法防务合作协议》的签订，一方面明确了英国将要与欧洲合作的意图，表现出英国积极融入欧洲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会对英美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有关核设施以及核技术的合作，涉及英法两国最为核心的国防机密。而英国的核技术部分来自于美国，所以，一旦英法之间在合作过程中发生类似于技术泄露之类的事件，美国必定会对英国产生不满和猜疑，届时英美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何处去，确实耐人寻味。所以，本次防务合作协议的签订，能够帮助英国更加明确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到底是尽快融入欧洲还是继续紧抱着“英美特殊关系”不放，相信很快会有答案。
第二，英法防务合作体现出了英法相互妥协和彼此互信的良好结果。邻国之间的军事互信，历来是军事合作领域中的难点。有学者就曾指出“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之中，大国之间本身就具备了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彼此伤害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加之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而生存又是大国的首要目标，所以在相互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只能采取进攻性的手段”。[31](43,66)因此，英法两国此次能够在防务领域达成协议，本身就说明相互的高度信任以及渴望合作的迫切心情。
第三，英法之间的全面防务合作，将是欧盟独立防务深化的助推器。作为世界上军费预算第三和第四名的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联手对于欧盟独立防务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两国军队占欧盟的50%，军费开支则达到了45%，军事研发费用更是占到67%以上。所以，英法两国的防务合作为欧洲防务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好的国家之一，任何有关欧洲军事的讨论都不能缺少英国的参加，而英国对于欧洲防务态度的转变，扫除了欧盟独立防务建设的一大障碍。虽然英国目前依旧与美国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但是正如前文分析指出，英国国际角色的新调整已经起步，其融入欧洲、扮演欧洲领导者角色的意图已经明朗。而法国也同样希望能够在欧洲安全防务领域有所突破，因为只有这样欧盟才能成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32]可以说双方在推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建立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英法之间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欧盟的独立防务力量和体系将会不断壮大和成熟，而这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欧盟国家对于北约的军事依赖。虽然目前英法防务合作只是个案，但是如果成功，将会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对于欧盟其他国家会有很大影响。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很有可能争相效仿。届时，欧盟军事合作将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欧洲独立安全与防务将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欧洲一体化也将因为欧洲独立防务的加深而向前推进。
第四，对于国际格局的深刻影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战略发生改变，权力中心的逐渐东移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令国际权力结构多极化正在成为基本现实等几方面。[33]此次合作无疑将令英法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并且大大提升双方的综合竞争能力，帮助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发出更具影响力的声音。另一方面也能够大大提高欧盟的实力，欧盟若想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必不可少。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民事力量欧洲”(Civilian Power Europe)的概念。[34]2002年，又有学者明确阐述了欧盟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概念，并且概括了欧盟五项核心规范和四项次要规范。[35]但是，欧盟却迟迟没有发展出与自身经济实力和规范性力量相匹配的军事实力。“军事力量欧洲”的概念虽然常被提及并为诸多学者所重视，但却仍然是在民事力量的范畴之内运行的，而且欧盟的防御能力和核威慑力依然要受到北约制约。[36]这极大地限制了欧盟在世界棋局上发挥影响力的能力。而此次《英法防务合作协议》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欧盟军事力量的建设。对于欧盟独立防务建设的意义无疑是积极的。届时，欧盟将会在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软实力的基础上快速崛起为世界新的一极。而英国则能够凭借“世界新极——欧盟”的领导者之一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不过，在肯定该协议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正视英法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第一，美国态度的影响。角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角色转换时所遇到的压力大小，同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如何看待该国家所提出的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要求息息相关。[9](141)正如沃尔兹所言：体系的主要特征和功能是由国家间的力量分配和最主要的行为体而定的。[37](97-10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能否顺利地完成国际角色转换，英法之间的防务合作协议能否达到预期目的，都会受到美国态度的巨大影响。前文已经提到，美国很有可能对于英法两国在核领域方面的合作会有微词。同时英法之间的防务合作最终将走向何处，也是美国所关心的另一个重点。一旦英国在实现融入欧洲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影响到了美国利益，美国势必会对此进行干预和阻碍；而如果英国所扮演的国际角色最终不符合美国对于英国的角色期望，那么，英国的角色调整也将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届时，英国是否能够承受住压力仍未可知。
第二，英国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据国际关系学者霍尔斯蒂(K.J.Holsti)的论述，国家的国际角色观念主要是国家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受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影响。当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成为其国家政治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时，他们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感知就似乎给出更多的限制。[38](38-39)二战结束后，英国长期对欧洲一体化并不积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民众和政治家对于主权让渡的反对。优越的地理位置、辉煌的历史功绩、先进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制度都令英国对于国家主权极其看重。[39]如果英国希望进一步融入欧盟，那么对于主权让渡的反对和争议就有可能会成为一大阻碍。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该如何应对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个棘手问题。同时，英国的外交政策当中，疑欧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历史传统留下的创伤，令欧洲始终是英国外交政策上轻描淡写的一笔。[40]如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也是英国政府亟需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欧盟其他大国的意见。虽然《英法防务合作协议》是一个双边协议，但是，影响却绝不仅限于两国之间。传统上，欧洲一体化的核心是法德两国。尤其是德国，一直被看作是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在欧盟内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面对着英法防务合作，德国将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耐人寻味。一方面，德法轴心在历史和现实中对欧洲的团结与合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德国支持法国的立场，赞成发展更为独立的欧洲安全身份。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在欧洲出现英法联手抗德局面，德国主张建立德法英欧洲三角，并小心翼翼地平衡这种立场，使它不至于损害跨大西洋安全关系。[41]所以，德国的态度对于英法防务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欧洲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对于英国与法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以及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英法防务合作的前景。英法防务合作的顺利推行，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都离不开欧盟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以及整个欧洲的强势。
第四，决定实行防务合作之后，英法两国如何协调彼此的分歧。在“英法联军”建立之后，双方在战略部署、危机应对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分歧，如何解决这些分歧关系到英法防务合作的质量和前景。当有记者在英法宣布共用航母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卡梅伦询问是否会同意“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法国利益而战的时候，卡梅伦选择了避而不答，而萨科奇也是含糊其辞。[42]这就显示出英国与法国在共用航母问题上，还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英法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准备。
可以说，英法之间防务合作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果英法防务合作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对于英国而言，将失去一个融入欧洲和调整自身国际定位的有利时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注释：
①对外政策分析的角色理论是国际政治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0年，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把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之中，并认为，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围绕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的定位和再定位”而变化。同时，在角色理论中，国际角色是一个核心概念。研究者们甚至认为，国际角色“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去调和不同的分析层次并提供考量国际和国内变量相互作用的分析手段”，因此，国际角色是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这同时也是本文的理论依据之所在。具体可参见：K.J.Holsti.Toward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Case for Role Analysis[C]//Stephan G.walker.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hilippe G.Le Prester.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C]// Philippe G.Le Prester.Role Quest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
②2004年9月份，英国自由民主党在议会伤员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华莱士勋爵在一次题为“英国外交政策破产的”报告中提出批评，认为布莱尔关于英国在欧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的定位已经破产，因为支持该定位的前提——英国能够对美国施加特别影响——“苍白无力”已经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具体可参见：William Wallace.The Collapse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J].International Affairs,2005,Vol.81,No.1.
③1997年，在《大棋局》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就曾经指出：“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而从目前来看，英国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舞台并不是在“英美特殊关系”领域，而是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