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支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点论文,新农村论文,县域经济论文,欠发达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县域经济是中部欠发达地区的“短板”
中部属欠发达地区，与东部相比，差距主要在于县域经济。中部六省包括晋、皖、赣、豫、鄂、湘，地处内陆腹地，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人口总数3.61亿人，占全国的28.1％，农村人口2.44亿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生产总值2.63万亿元，占全国的22.5％；在人均GDP方面，1980～2003年，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持续下降。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则下降到75％。中部地区2004年人均GDP只有东部的38％；在GDP总量递增方面，进入21世纪，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东快、西次、中部居后的局面，2001年东部经济增长10.5％，中部仅增长8.8％，2002年和2003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近10年来，我国中部与东部的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
中部之痛，首痛在“三农”，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部地区几乎全是农业大省，县域人口占78％以上，县域经济GDP占全部GDP的一半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虽然有较快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中部地区仅进入5个，而东部地区却有93个。中部地区入围全国百强县中最靠前的河南省巩义市，排名第四十九位；其次是湖南省长沙县，排名第六十五位；河南的偃师、山西的河津、湖北的仙桃均在90名以后。2005年第五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中部不仅不上升反而下降，只有4个，东部仍为93个；2007年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虽然，中部地区分布总数上升到11个，但与东部地区的85个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3年，中部六省县域人均GDP在4340～6310元之间，低于全国县域人均GDP 6770元的水平，相当于苏南一些县市的1/6～1/8。特别是中部地区还有相当一批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在国家级贫困县中，山西35个，河南31个，湖北25个，江西21个，湖南20个，安徽19个。近几年来，在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上，中部与东部也存在差距。2003年，全国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4.28％，东部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5.03％，而中部地区仅为12.84％。这种发展趋势若继续下去，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可见，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巨大，县域经济是中部欠发达地区的“短板”。
二、县域经济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点
1.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外经验。从发展县域经济工业化着手，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实践中已有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日本与韩国在工业化道路上首先选择的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工业化”战略，在具体发展模式上，也都采用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但日、韩两国成功摆脱了城乡二元困境。韩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与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新农村运动开始到1980年的10年间，政府投资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韩国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涉及农村各个领域。包括农村住房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障、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还有，韩国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由于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韩国在最近30多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30多年时间内，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始终在1∶0.8、1∶0.9，最低是1970年的1∶0.7。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1）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是国家工业化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农村的发展不是对城市发展的制约，而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推动；（2）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农村发展，农民素质提高，会进一步加快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花了30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工业化。在这30年间，日本政府从农村工业化计划、组织、政策法规和具体实施等方面自始至终持续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具体实施上可操作性强，政府对农村地区实行财政倾斜，为农村工业企业提供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在农业工业生产力布局上统筹规划，避免农村工业自发布局的盲目性。日本农村工业化对我们当前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启示还体现在：第一，日本政府将农村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城市工业化的延伸，不是独立于城市工业之外的工业体系，促进农村工业化就是促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家经济现代化，这种认识贯穿于所有的农村工业化政策中，从而提高农村工业化的地位，加大了对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力度。第二，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日本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自然环境保护法》、《废弃物清理法》、《防止农田污染法》等环境和资源的法律法规。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为日本这个受资源紧约束的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及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国外经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通过农村工业化，日、韩两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靠农村、农民自身是建设不起来的，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来建设，真正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厚实的产业支撑。追踪我国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可看出：“温州模式”的实质是一条欠发达地区人民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的工业化改革，改变自身落后命运，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日、韩两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可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崛起，工业化是必经阶段！目前，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工业化整体水平程度低，企业效益不好，故从全局来看，欠发达地区首先必须把工业搞好，努力提高企业效益，才能真正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和第一要务。而统筹城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终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五个统筹”中，城乡统筹发展是基础，是主要矛盾，而统筹城乡发展的结点在于县域。可见，县域经济的壮大与否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程度，而工业化程度又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壮大与否，因此，县域经济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支点！
三、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工业化路径
1.工业化战略：在优化城市存量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县域增量工业。以中部省会城市之一合肥市为例，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缓慢，主要是城市存量工业发展体制和结构上的原因。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加快合肥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合肥市城市存量工业。改革不能停留在承包、租赁或职工入股上，而是要产权转让和职工身份转换。（1）通过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千方百计对原有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改革，通过改革使之得以生存、巩固和发展或衍生出更多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2）通过改革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一方面，通过改革，盘活资产并进行重组，使优良资产向改革后的优势企业集中，进而促使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另一方面，借助改革规划投资规模和布局。（3）通过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以改革为契机，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管理创新。当前企业管理要在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上突破，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合肥市规模以下工业比重低，主要是县域工业落后的原因。
新形势下，合肥市县域工业化走“温州模式”的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的工业化改革道路不可取，因为这种模式适合于一国工业化前期阶段。现阶段，合肥县域工业化应走“苏南模式”的政府主导的市场取向的工业化改革道路。（1）合肥市应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通过新农村的新村规划和建设，集约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村耕地面积，在保证国家规定的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从而能够保证县域内各种工业园区的建设。（2）合肥市应将各种渠道的新农村建设资金统一起来，统一管理，集中投资，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一段时期内集中只做一件事。目前重点是将集中起来的资金进行“村村通水泥路”工程。要想富，先修路。县域内乡村水泥公路网建设，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的兴衰。
2.工业化范式：县域增量工业生态化。“范式”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科学首先在“范式”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当现有“范式”不足应付新的问题挑战时，科学陷入危机，最终导致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科学革命。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针对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全球化这两种全球化观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可以总结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该发展范式是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即是莱斯特·R·布朗（美）归纳的A模式；另一种是生态化经济范式。自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Haeckie）提出“生态学”概念以来，生态学的含义在近几十年来从生态学的生物学含义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产应用领域迅速渗透、扩展与泛化，出现了显著的“生态化”现象。生态化经济范式不仅强调生态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性，而且更强调产业、体制、管理、道德伦理等因素的生态化观念和系统协同。当前，合肥市在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十一五”规划下，借鉴韩国的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合肥市县域经济发展走工业生态化之路是必然选择。
目前，理论界和中部部分地区在比较东中部的差距后，认为高科技产业附加值高，必须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惟此方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笔者认为，产业结构演变和主导产业发展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产业结构是演进发展的而很难跨越式发展，要把工业性投资所占比率20％都不到的城市定位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无异于要一个自行车厂去制造奔驰汽车！以合肥市为例，合肥市与中部六个省其他省会城市的主要差距在于县域工业的差距。由于合肥市劳动力资源丰富，自然要素资源比较丰富，资源要素成本也比较低，只是资本要素匮乏，因此，合肥市在县域层面上加大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不仅可行而且其边际收益和社会效益远大于发展城市传统工业。总之，加大合肥县域内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催化城市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和体制转型，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产业生态化系统思想在宏观层面上的首先要求。而产业生态化在微观实践上要求合肥县域内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就是要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第二产业，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只要这种工业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节能环保，能够以需求为导向，不管重化工业与否，招商引进，大力发展，增加存量，先量变后质变！在此基础上，当存量足够大，规模效益递减出现时，合肥市才有实力和条件去转型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及竞争力高的、自主创新为主的、以现代服务业支撑的先进制造业！这一点，深圳和珠海的产业发展案例可以佐证。合肥市县域经济工业化的范式选择，从产业角度看，不仅微观层面的产业技术要求生态化，还需在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和体系上体现生态化。
3.政府“守夜人”：招商、安商、富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动和转移是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资本拥有及控制者自主决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保证资本投向县域，不仅要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政府“看得见的手”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功能。对于合肥来说，区位、自然资源优势是相对的，劳动力资源和优惠政策相差无几，所能比拼的剩下不多了，拼什么？主要就是拼看谁会招商，看谁会安商，看谁能富商。
综上所述，中部欠发达地区边缘化非一日所成，其崛起也绝非一时之功。中部既要抢抓机遇，趋势而上，又不可急躁冒进，违背规律。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如果能够做到政策持续性、产业生态化，永续利用资源，人和环境和谐，抓住县域结点，苦干加巧干，量变引起质变，那么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壮大之时就是欠发达地区崛起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