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多大论文,寻租论文,成本论文,社会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多年前刚到中部地区某政府机关工作的笔者(之一)与即将退休的同事到沿海地区考察，听到这位同事感叹：“这里能干的人选择经商办企业，而内地能干的人都想在官场找饭吃，差距就在这里”。后来接触到关于寻租活动的经济分析，在感慨经济思想的普遍性和直观性的同时，不禁开始思考：这种因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其社会成本到底有多大呢? 寻租是纯粹的再分配活动，不具有生产性(Murphy et al.，1993)。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最聪明的大脑在高回报的诱导下从事寻租活动，而不是投身于需要创新人才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这种人才误配置对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Baumol(1990)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同时期的中国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当时英国有比较完善的财产和专利保护制度，创新和企业家活动能够获得高收益和回报，社会精英都被吸引到工商业领域。而此时中国的社会精英们都在期望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进入官僚系统获得巨额的回报(货币的或者非货币的)。当时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即便在下层官员面前也只能毕恭毕敬，若得罪了这些官员，其财富随时可能不保。在这样的社会中，游戏规则给予从事寻租活动极大的回报，而工商业等生产性活动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种人才误配置被认为是两国随后生活水平差距的根源。 当今世界寻租及其导致的人才误配置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被认为是腐败最严重的地区，①寻租活动的收益和吸引力远远超过正常的商业活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公共部门寻租也很严重，政治精英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社会陷入以两极分化和停滞为典型特征的“拉美陷阱”。除了非法的寻租活动以外，合法的再分配活动也在扭曲人才配置，其优厚的待遇吸引大量优秀的年轻人，使他们远离创造性的岗位。在中国，进入公务员序列或者国有垄断部门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即使在美国就读名校后进入华尔街也仍然是一些优秀年轻人的梦想。由于非法或合法的寻租活动并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导致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人们普遍认为由此导致的人才误配是当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陷入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对寻租活动盛行的原因及寻租导致人才误配置的机制展开正式的分析。Baumol(1990)指出人们选择从事什么职业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回报结构，即游戏规则。如果从事寻租活动的回报(货币或非货币的)更高，那么能力更高的人就会选择从事寻租活动。Murphy et al.(1991，1993)认为出于三个原因，寻租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寻租活动往往有一个较高的启动成本，不过一旦启动其边际成本将极低；寻租活动会自我创造新的寻租活动，因为进攻会带来防守的需求；寻租活动会在数量上自我加强，因为寻租活动越盛行，寻租的私人成本会越低。寻租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增性，使得社会中能力最高的人选择从事寻租活动，从而导致人才误配置。这些文献分析了寻租和人才误配置的理论机制，但没有尝试对人才误配置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②寻租导致的这种人才误配置到底是不是如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福利产生重大影响?最近，Hsieh et al.(2013)开始尝试测量美国消除因歧视导致的人才误配置带来的产出增加。他们发现，1964年94％的医生和律师都是白人男性，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2％，而且这一现象在其它对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也同时存在。如果认为不同人种和性别的人内在能力是一样的，那么在1964年就存在人才误配置。利用美国职业分布的数据，他们发现1960—2008年期间经济增长的15％—20％可以由人才配置的改进来解释。这一研究与Hsieh & Klenow(2009)测量资源误配置造成产出损失的方法一脉相承，激发了人们量化资源误配置的社会成本的兴趣。然而他们的方法需要详细的微观数据，这在寻租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具有异质性个体的OLG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企业家、寻租者和工人三种职业。个体的能力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回报最高的职业。与Acemoglu(1995)一样，本文不仅考虑了寻租者的货币回报，还考虑了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回报。本文证实寻租引起的人才误配置，其社会成本确实不容小视。在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比较正常区域内，这种社会成本大约相当于潜在产出的10％—20％；如果寻租的魅力大到将社会精英都吸引过去，社会成本将是灾难性的，总产出可能只有潜在产出的四分之一。 本文第二节是理论模型，第三节报告基本数值模拟结果，第四节进行反事实分析，讨论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无穷大的情形，第五节为敏感性分析，最后一节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 考虑一个两代人共存的世代交替(OLG)经济，在任意时期t存在两代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为了简化，不考虑人口增长。年轻人出生时获得天赋能力e[，i]，服从对数正态分布：lne[，i]～N(0，σ[2])。③年轻人根据自己选择的职业获得收入。老年人不工作，他们年轻时的储蓄形成当期资本(生产要素)。经济中有三种职业供年轻人选择OP=｛WK，RT，EP｝，分别是工人、寻租者和企业家。工人提供生产要素(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寻租者不创造任何价值，其收入纯粹来自于对既有产出的再分配。企业家提供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获得扣除其它生产要素回报(包括寻租者的攫取)之后的生产剩余，即利润。④年轻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终身效用最大的职业。 为了分离出寻租导致的社会成本，设定经济中唯一的扭曲来自于寻租。除此之外不存在摩擦，产出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都是充分竞争的。 1.职业及其收入 A.企业家 如果年轻人i选择做企业家，他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上雇佣资本
和劳动
进行生产，其生产函数为：
设企业的生产率等于企业家的能力，即
。其中α、β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满足α，β∈(0，1)，且α+β＜1，即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减。在这种设定之下，企业家能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可以获得生产剩余(利润)。企业家视工资w和资本雇佣成本R给定，选择劳动和资本雇佣量最大化利润
。其优化问题如下：
为寻租者攫取的产出份额。本文讨论的焦点是寻租从而人才误配置的产出损失幅度，因此对寻租的方式和租金的来源⑤作了简化处理。这里借鉴Murphy et al.(1991)，直接将租金设定为企业产出的份额
。本文没有具体引入政府。可以认为政府通过商品税获得财政收入，据此提供标准的和必要的公共服务。这样
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必要商品税之后⑥的额外攫取。寻租规模
的大小与政府规模、权力受制约程度有关。如果相对于提供正常的公共品而言政府规模过大、其权力受到的约束较弱，寻租活动就会更频繁，相应的
也会更大。 据式(2)可以解出企业的要素需求函数：
B.工人 如果年轻人选择做工人，其人力资本等于其天赋能力：
。其对应的工资收入为
。由于所有工人的工资收入之和占总收入的比重已被生产函数参数所限定，所以，人力资本与企业家能力的绝对大小并不影响工人工资和企业家利润的相对大小。只有个体间人力资本的相对大小才有意义。 作为企业家的收入与工人工资对能力有着不同的规模收益性质。据式(4)，
，在给定的参数约束
下，企业家能力具有报酬(利润收入)递增的性质。而工人工资与能力呈线性关系，即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在没有寻租活动的社会中，能力最高的年轻人会选择成为企业家，其余的个体则选择成为工人。 C.寻租者 寻租是纯粹的再分配活动。给定总租金份额，租金在寻租集团内部的不同分配规则会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寻租职业的决策，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人才误配置。借鉴Murphy et al.(1991)，本文也设租金收入对能力是报酬递增的。同时，由于寻租职位的稀缺性，人们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获得寻租职位。具体地，设定如下租金分配规则：
其中，
表示个体i的租金收入；TR表示整个社会可供分配的总租金；sc表示为了获得寻租职位需要支付的进入成本(每个个体相等)。进入成本是一种纯粹的资源浪费。γ为决定租金分配的参数，当γ=1时，租金分配与工资相似，不具有回报递增性；当γ＞1时，租金分配具有回报递增性。γ越大，租金在寻租者内部的分配越不平均，租金将集中到少数能力较高的人手中。本文中sc是内生的，它使得愿意成为寻租者的人数刚好等于寻租职位数。 2.职业选择与储蓄决策 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天赋能力，选择终身效用最大的职业和相应的消费、储蓄。做寻租者不仅有租金收入，还有很多非货币的职位效用，比如权利、声望、社会地位等。因此，本文给寻租者职位赋予一个大于1的非货币吸引力指数p。其经济含义是：寻租者1单位货币收入给其带来的效用是企业家(或工人)1单位货币收入(利润或工资)带来的效用的p倍。个体的优化问题如下：
年轻人先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职业，再根据相应的职业收入选择最优的消费和储蓄。个人的消费决策如下：
3.市场均衡 设折旧率为1，资本雇佣成本满足：R=r+1。均衡满足的条件包括资本市场出清、劳动市场出清，总租金收入等于总租金分配。 资本市场出清。上一期年轻人的储蓄等于本期社会的总资本，等于本期所有企业家雇佣的资本总量：
劳动市场出清。当期所有选择做工人的年轻人的人力资本总量等于本期所有企业家的劳动需求总量：
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本文的框架下，要素市场出清之后，产品市场自动出清。 本文与Murphy et al.(1991)模型的区别有如下几点： 第一，Murphy et al.(1991)分析经济增长，本文模型的目标是估计寻租导致的产出水平损失。 第二，为了表达租金分配对能力的报酬递增性，Murphy et al.(1991)设定了一个与企业生产函数类似的租金生产函数。正如本文前面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寻租活动更多地与政府权力大小及其受制约程度有关，因此设定租金生产函数的方式并不可取。而本文对于租金分配规则的设定就可以实现租金对能力的报酬递增性。 第三，本文的模型中寻租职位的个数是固定的，个体通过支付进入成本来竞争这些有限的职位，这更符合寻租特点。而Murphy et al.(1991)的模型中，寻租职位数是可变的。 第四，Murphy et al.(1991)的生产函数中只有人力资本一种投入要素，没有考虑资本投入。本文模型中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而资本来自于居民的储蓄，是内生决定的。本文后面的数值分析结果表明，人才误配置的产出损失会通过资本这一内生生产要素而被放大。因此本文的模型更加丰富，也更加符合现实。 三、数值模拟 以下对理论模型进行数据模拟，并进行反事实评估。很难得到总租金份额
和寻租者规模的数据。本文选择王小鲁(2013)估计的灰色收入来近似替代租金。王小鲁估算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占GDP的12％，本文也选取
=0.12。本文选择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近似替代寻租者规模。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2009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不包括中央财政供养的人口)为5392.6万人。⑦本文用地方财政供养人口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近似替代寻租者规模。2009年中国的总人口为133450万人，⑧由此计算出寻租者规模为4％。⑨ 本文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如下几类：个体能力分布参数、生产函数参数、效用函数参数和租金分配规则参数。 个体能力分布参数σ。个体能力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均值标准化为0，只需要校准标准差。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来校准这一参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13年基尼系数为0.473。⑩但是正如李实、罗楚亮(2011)所指出的，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存在对高收入人群(如企业家)的抽样偏差，可能低估了中国的基尼系数。利用福布斯和胡润财富排行榜以及高管薪酬数据，李实、罗楚亮(2011)重新估计的中国居民收人基尼系数为0.53。本文模型中计算的个体收入包括了企业家的利润收入，因而采用他们修正后的基尼系数来校准标准差，得到σ=0.64。 生产函数参数α、β。根据本文设定的生产函数，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Bai et al.(2006)估算中国劳动收入的份额为50％。本文也设定β=0.5。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中，知道了劳动收入份额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资本产出弹性。但规模报酬递减时却无法区分出资本的回报和企业家能力的回报。参照Buera et al.(2013)和Buera & Shin(2013)，本文利用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数据来校准α。利用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我们计算出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最大10％企业的劳动雇佣占比为58％。利用这一结果，我们得到α=0.32。 效用函数参数ρ、p。根据(9)式，储蓄率的表达式ρ/(1+ρ)。本文利用中国居民储蓄率来校准ρ。2003—2012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为0.35(11)，由此计算出ρ=0.54。效用函数中p表示个体对寻租职业的主观偏好程度，在基准模型中本文设定p=1。 租金分配规则参数γ。根据理论模型，参数γ将决定寻租者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全社会因竞争有限的寻租职位而浪费的进入成本。本文采用如下思路进行校准：选择γ使得在进入成本为零的情况下，选择成为寻租者的个体占总人口的4％。这样得到γ=3.2。如果个体会为竞争有限的寻租职位支付进入成本，那么γ值应该介于1和3.2之间。后文将对γ的取值做敏感性分析。 表1列示了基本模拟结果。在基本模拟中寻租者规模为总人口的4％，租金份额占总产出的12％。设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参数p=1，即寻租职位与其他职位的社会属性同质、收入完全等价，不存在社会地位、权利、声望、满足感等方面的差别。据表1，与没有寻租的潜在产出相比，寻租引致的人才误配置的产出损失约为其10％。这一结果对γ的取值不敏感。
γ取3.2时寻租者分布在能力谱的95.80—99.80分位上，经济中能力最高的群体依然是企业家。γ取1时租金分配更加平均，在总租金份额
和寻租职位数量给定的情况下，寻租活动对高能力者的吸引力下降，对低能力者的吸引力上升，使得寻租者分布向低能力一端移动，导致TFP增大，劳动供给L减少。同时，随着租金分配更加平均，寻租职位对更多的低能力者有了吸引力，对寻租职位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全社会为此付出的纯粹浪费(进入成本)从0增加到4.9％，导致资本的减少。这三方面的因素对总产出的贡献有正有负，综合起来相互抵消，因此几乎没有引起产出损失的变化。 注意到租金分配较平均时虽然总产出并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整个经济纯粹浪费了4.9％的产出，从而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会下降。我们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撇开公平性不说，仅从经济福利角度看，存在寻租的社会中阶层间流动性下降、甚至寻租职位的世袭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节省因竞争职位导致的无谓交易成本和资源损失，即节约了寻租的进入成本。 表2分析基本模拟结果对租金份额变化的敏感性。在计算表2时给定寻租者规模为4％，租金分配规则参数γ=3.2，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参数p=1。可以看到，随着租金份额的增大，产出损失也变得稍大。当租金份额为0.2时，产出为潜在产出的87.2％；租金份额增大到0.4，产出下降到潜在产出的80.6％。租金份额提高导致产出损失增大的原因在于，随着租金份额的提高(但寻租者规模不变)，寻租职位的货币性吸引力也增大，从而导致人才误配置加剧：部分能力较高的人(以前是企业家)转而成为寻租者，寻租者分布偏向高能力的一端，这导致TFP从0.941下降到0.899。而且，因个体间竞争寻租职位而浪费的进入成本(交易费用)也会提高(从0.029增加到0.103)，这导致资本减少(从0.922下降到0.824)，从而产出进一步下降。劳动供给的变化不明显。
表3讨论基本模拟结果对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的敏感性。前面假设p=1，寻租职位与非寻租职位的货币收入是等价的。然而现实中寻租职位往往附带的社会地位、权力等非货币因素，会使得即使货币收入相同，寻租职位的吸引力p也更大。在计算表3时其它参数不变，租金份额
=0.12、租金分配规则参数γ=3.2、寻租者规模为总人口的4％。可以看到随着p的增大，产出损失变得更大：当p增加到6，总产出损失增加了相当于潜在产出7.8％。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增大对产出损失的影响与租金份额提高对产出损失的影响机制相同。随着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增大，人才误配置加剧，寻租者能力分布从[95.80，99.80)移到[95.94，99.94)，导致TFP下降了相当于基准情形的4.2％。因个体间竞争寻租职位而浪费的进入成本(交易费用)也会提高到相当于潜在产出的2.6％，从而资本减少、产出进一步下降。劳动供给的变化仍然不明显。
四、反事实分析：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无穷大的情形 前面的分析中，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不足以吸引能力最高的群体，他们依然选择成为企业家。下面做一个有趣的反事实思想实验，考虑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无穷大时人才误配置的成本可以有多大。 假定社会倒退200年，精英们都期望通过科举考试一举获得寻租职位，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能够随意剥夺富商巨贾的万贯家财。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形下，与非货币性回报相比，寻租货币回报简直不值一提，即p趋于无穷大。或者进一步退回到丛林法则时代，精英们竞争的是能够以武力控制一切的军阀位置，p也会趋于无穷大。在这两种情形下，社会中能力最高的群体都会选择寻租职业，而不是生产性的企业活动。 表4设定租金份额
=0.12，租金分配规则参数γ=3.2。据表4，总产出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即使只有1％的寻租者，总产出下降了相当于潜在产出的47.2％；当寻租者规模提高到总人口的5％时，总产出只剩下潜在产出的31.7％。从表中可以看到导致如此灾难性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社会TFP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总资本K萎缩。TFP的极大下降会导致产出以及个体收入的极大收缩。据(9)式，个体的储蓄等于收入的一个固定份额。因此随着个体收入的急剧下降，个体的储蓄也会急剧减少。本文模型中用于生产的资本来自于上一期年轻人的储蓄，个体储蓄急剧下降使得社会的总资本也会急剧减少。这又会反过来导致社会的总产出下降。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表明，TFP的下降会通过资本这一要素放大产出损失，这说明将资本内生化是极其重要的。Murphy et al.(1991)并没有考虑这一机制。当然，加入寻租者阶层之后部分以前的工人会转而从事寻租活动，造成总劳动供给L的减少，但相对于TFP和资本的减少，人才误配置造成的劳动供给下降只是次要因素。从表4还可以看到，当寻租职位数量从1％增加到5％时，纯粹的交易成本浪费从总产出的4.4％减少到3.3％，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交易成本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表5和表6分别考虑租金份额和寻租集团内部租金分配规则的影响。两表中设定寻租职位数都为总人口的1％，表5中γ=3.2，表6中
=0.12。可以看出，租金份额和租金分配规则对产出损失的影响都很小，TFP和劳动供给L都不会变化，产出损失的变化完全来自资本的变化。有所不同的是，随着租金份额的增大，纯粹的交易成本浪费增加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人才误配置是本文模型中唯一的扭曲。即便在反事实的环境中，产出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也都设定为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寻租者也只以攫取相当于产出12％为限。这表明，即使不考虑产权保护脆弱、生产中断、垄断等文献中通常分析的导致传统社会产出低下的因素，单单是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社会中能力最高的群体选择成为寻租者，从而导致TFP极大下降——就足以解释传统社会的极度贫困。 五、敏感性分析 规模报酬系数u=α+β和能力分布标准差σ是本文的两个关键参数。以上参数校准建立在估计的租金份额
和寻租者规模之上，与真实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这会导致盯σ和u的校准出现偏差。前面选择u=0.82、σ=0.64。下面考虑u取0.77和0.87两个不同的值、σ取0.59和0.69两个不同的值，对两个关键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看上述结论对校准偏差是否稳健。 表7在不同的参数下，对表1、表2和表3的重新计算，以分析寻租职位非货币吸引力较小时的产出损失。为了节省空间，这里只列出了产出Y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个体能力分布标准差σ的不同取值，对产出损失的变化几乎没有影响。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系数的变化对产出损失的估计有一定影响。在u取更大的0.87时，估计的产出损失较小。这是因为在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较小时，能力最高的群体选择成为企业家，更大的规模报酬系数意味着企业的规模差距越大，资源越集中在能力最高的企业家手中，因此能力次高的群体选择成为寻租者导致的产出损失将越小。
表8是在不同的参数下对表4、表5和表6的重新计算，考察反事实分析的稳健性。这里也只列出了产出Y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在u取更小的0.77时，所有估计的产出损失都变小了。这是容易理解的。更小的规模报酬系数意味着企业的规模差距越小，单个企业家对社会总产出的贡献也就越小。因此，当固定规模的寻租者取代了之前的企业家时，产出的损失不会特别大。但是，即使如此，我们所估计到的产出损失依然是惊人的，比如在u取0.77时，1％的寻租者造成的产出损失依然高达37.4％。同时可以看到，更小的能力分布标准差，将导致产出损失的估计变小。这也容易理解。本文考察的核心机制是高能力的人选择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职业，从而导致人才的浪费和产出损失。如果个体能力分布的标准差更小，那么固定规模的高能力寻租者在能力加权的社会总人力资本中占的份额就越少，他们退出生产活动对总产出损失的影响也越少。不过即使在σ取较小的0.59时，产出损失依然是惊人的。 总之，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系数和能力分布的标准差的大小确实会影响寻租导致的社会总产出损失的估计，但不会颠覆本文的基本结论，即这种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不可小视。
六、总结性评论 寻租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将聪明的大脑吸引到纯粹的再分配活动中，而不是从事需要创新能力的生产性活动，形成了人才误配置。人们普遍相信寻租引起的人才误配置社会成本巨大。然而囿于缺乏数据，测量这种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面临很大的困难。其损失到底会达到多大的规模，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可靠的估计，这毕竟令人遗憾。本文尝试利用异质性个体的OLG模型，内生化人们的职业选择，运用校准和数值模拟的方法评估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本文证实寻租引起的人才误配置，其社会成本确实不容小视。在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比较正常区域内，这种社会成本大约相当于潜在产出的10％—20％；如果寻租的魅力大到将社会精英都吸引过去，社会成本将是灾难性的，总产出可能只有潜在产出的不足三分之一。 本文的结果表明，从损失的数量级上看，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确实可以成为理解经济史上各国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钥匙。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当时英国的私有财产保护、专利保护等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确实功不可没。企业家和创新活动的高收益和回报将社会精英吸引到研发和工商业领域，人才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改善让当时的英国经济率先起飞。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也可以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的钥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度贫困、拉丁美洲国家陷入“陷阱”，与其严重的腐败和社会精英们热衷于寻租携手而至，这并不是偶然的。寻租的极大收益吸引着代代年轻人，社会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循环。即使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和美国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必须警惕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陷阱”，中国公务员或者国有垄断部门、美国华尔街对年轻人的巨大吸引力可能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 摆脱“人才误配置陷阱”的突破口在于改变社会的激励结构，而其中的关键是游戏规则即制度安排。应该强化生产性导向的游戏规则，弱化寻租导向的游戏规则，让企业家和创新活动的收益大部分回归要素投入者。这包括更好地保护私人产权、缩减和限制寻租部门的规模，削减腐败和寻租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削弱寻租职位的吸引力，特别诸如优越的社会地位、特权等非货币收益。只有这样，社会中聪明的大脑才会选择从事做大蛋糕的工作，人才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才会有大幅改善的空间，从而大幅提升社会的产出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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