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澳门人口问题札记三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札记论文,明清论文,人口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6-0144-07
人口是反映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指标。研究澳门历史，人口问题自然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十余年来，研究澳门人口史的专门论著已有不少，如1994年郑天祥、黄就顺等人所著的《澳门人口》①一书；1998年葡人学者古万年、戴敏丽所著的《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②2005年暨南大学朱俊芳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澳门人口研究》③等。正所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上述论著，随着史料日渐拓展和丰富，研究深度也逐步增加，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各种数据歧出不一。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人口问题，因史料的稀缺和认识的角度存在差异，迄今为止，依然缺乏统一的认识，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给进一步推进澳门史研究带来不少困扰。
的确，从文献史料的记载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外观察家提及的澳门人口数字千差万别，中外记述的抵牾矛盾之处，亦比比皆是。其史料来源，除了一些调查明确、统计细致、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官方档案文书外，大多系由私人游记或文集笔记中辑出。对于后者，有些是著者走马观花或者道听途说，只是说了其大概；有些是长期居留澳门，目击身历，所言真确切实。另外也有一些记录者，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为呼应自己的阐述论说的问题，存在故意夸大或者缩小澳门人口数字的情况。就比如明末的粤东地方官员或士人出于策略考虑，意在强调澳葡之威胁时，其数字常常能惊人耳目；早期来华传教士在谈及教徒人数时，所提供的数据也时有夸大虚饰之嫌。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
对于这些错综繁复的澳门人口史料的使用，我们既不能不分青红、照单全收，也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化，史料的甄别辨伪应审慎而周全，尤其要注意不同时期的中西人物在记述澳门人口时，各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和关注点。否则，研究者在择取史料时，易于出现郢书燕说的瑕疵，导致澳门的人口数据统计失真，背离史实。以往澳门史研究中涉及人口方面的著述，多缺乏必要和系统的辩证，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澳门人口问题研究中出现的种种误区予以辩证清理。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谈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认识，以就正于方家。
一、澳门开埠初期值得注意的葡人“已婚者”
研究早期澳门人口问题，尤其是开埠初期，数据来源大多得自于西人记载，其中又以葡文材料居多。由于缺乏对早期来华葡人的社会制度及其殖民政策的了解，以至于在史料使用上出现了不少混乱和歧义。这里要提及的就是“已婚者”的概念问题。
“已婚者”是解决早期澳门人口史疑难问题的关键点。早期葡文史料中出现的“已婚者”，葡语为“casados（复数）”。该词系由“casa”衍生而来，语源为拉丁语，即“房子或家”的意思。④“已婚者”是葡萄牙人东来殖民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在16世纪，有关文献对东来殖民的葡萄牙人的构成记载，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已婚者、单身者(soldades)、官员(oficiais)、教士(religiosos)、军人(solteiros)等。已婚者有时也被称之为居民(moradores)或者殖民者(colonos)[1]。换句话说，已婚者即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定居者，是当地社会的主体，但是，它只是殖民地人口的一部分，并不能用来表示某一殖民地的总人口。
这里试举一些依据原始史料而来的例子，以见其中一斑。
据文德泉《十六世纪的澳门》记载：在1562年，吉尔万尼介绍澳门时称，葡萄牙已婚者在这里接近800人。[2]
据文德泉《澳门开端》记载：在1563年，泰玛诺神父记录的澳门情况，在这个港口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在不同的港口奔走，但真正的葡萄牙居民只有500人。[3]36是年，又据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载：澳门天主教徒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至少有8位耶稣会士，基督徒增至约5 000人，内中有900葡国已婚者及许多本地教民。[4]
在1564年，在澳门，除了从各地涌入的其他人之外，有500名葡萄牙常住者(contínuo)。[5]
1623年11月27日，根据澳门议事会书记官雷戈(Diogo Caldeira do Rego)所记，就居民的人数而言，这里是东方最多的居留地之一，已有400多名葡萄牙已婚者，其中包括一些绅士和许多贵族。还有许多当地的和外来的已婚者，以及许多因这里与东方许多其他地方开展大量的贸易而往返不断、或在澳门居住多年的其他国家的人。[3]40
1625年，在澳门总督写于当年的一封信中云：“目前在陆地上定居的葡萄牙人近800名”[6]。
1635年，印度省首席编年史作者安东尼奥·勃卡罗这样写道：“它是东方最著名的城市……通婚的人数最多……850个葡萄牙已婚者，他们的儿女比东方任何人都强壮得多；每个人拥有六个左右能使用武器的奴隶，其中最优秀的要数黑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这些葡萄牙已婚者外，该市还有数目差不多的中国人与基督徒所生的土生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此外，本市还有许多葡萄牙水手和工匠，他们当中大部分在王国结了婚，还有约150名航行于日本、马尼拉和交趾支那的单身者。”⑤
1640年，在澳门的葡萄牙已婚者约有600人。当地出生的人，包括已婚男子和士兵，有500多人。奴隶人数约为5000人。华人约有20000人。[7]
1646年，新任澳门总督多塞(D.Diogo Coutinho Docém)在11月12日称，以前的460名葡萄牙已婚者中，亡故了三分之一，剩下来的三分之一中，又有三分之一是老人。[8]
1669年，澳门有300到320名已婚者[9]32。
从上述材料的记载来看，可见“已婚者”是澳门人口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外学者较早注意到葡人“已婚者”问题，在涉及澳门开埠初期人口问题的论述中，都会或多或少的予以必要的说明。比如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在1583年，澳门“除了妇女、奴隶和数百名被买来的中国儿童外，澳门有900名葡萄牙人，另外还有许多来自葡属亚洲的人。”[10]36再如澳门史专家博克塞在《十六—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云：“已婚的葡萄牙男子户主的人数1601年达400人，1635年850人，1640年600人。如果我们以每户平均五人的系数来计算的话，那么数字就相当于2000至4250人。”[11]对“已婚者”问题给予了清晰明白的界定和表述。总之，他们的论述都着意明确已婚者并非当时澳门人口的总数。尽管大多西方学者对此问题有所认识，但令人遗憾的是，古万年、戴敏丽所著的《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依然直接将葡人已婚者作为当时澳门的总人口来认定。
在中国学者方面，因为语言转译或认识不足，研究澳门开埠初期的人口问题时，大多没有注意到葡萄牙人东来殖民过程中的“已婚者”问题，甚至不存在什么“已婚者”的概念，常常出现较大的失误。本文中所提及的相关人口论著，即是如此。关于已婚者的问题，较早是汤开建教授在《明代澳门地区华人居住地钩沉》一文中，出于相关研究人口波动幅度过大而产生疑惑，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初步思考，指其为纯正的葡萄牙人，比较接近历史实相。[12]最终对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葡语专家李长森教授在《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一书中对“已婚者”所作的辩证。指出“已婚者”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在葡萄牙东来殖民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已婚者是指在东方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或其他职业者。因此，是人口统计特别是常住人口统计的主要依据。“已婚者”与葡萄牙的东方殖民政策——“男性嫁接”有关，允许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实现葡萄牙人与东方的结合”。已婚者往往代表“一家之主”，是真正意义上的葡萄牙移民及其自立门户的后裔，并且在各殖民点占据主导地位，构成该地区葡裔人口的基础。⑥
总体而言，“已婚者”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口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丁”，倒是有些许类似。比如妇女、儿童等等不计入人口统计数据之中，载入户册的人丁数并非是人口总数。“已婚者”也有点儿类似西方城邦时期的自由民。“已婚者”享有一些特权。比如不用服兵役，在市政的某些方面免税。只有已婚者才能担任殖民地的公职。“已婚者”的一个最明显特征是可以穿戴披风或斗篷，单身者则有所限制。[13]在澳门的已婚者，不仅操控着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贸易交涉和政治联系，并且还是议事会的主要成员。[9]31
汤开建教授在为李长森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开埠人口数字的失误，引发的是有关早期澳门史一系列研究的误区。这种失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类著作中。”李长森博士“对已婚者概念的分析及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的考订，是他对澳门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应引起所有治澳门史学者的重视。”[14]不敢掠人之美，关于“已婚者”的详细考辨，还请参考该书。
二、何谓“澳门”？——范围和视角问题
统计一地的人口，首当其冲的是要明确该地所指的范围。关于“澳门”的范围界定，我们常常存在着以今律古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在明清时期，所谓的“澳门”，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或不同视角，对其所指范围的认识各不相同。因此，“何谓澳门”乃是问题的关键。各类史料中记载的相关人口数据，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必须判定不同时期的中外记载者所以为的澳门范围，如若不然，文献史料上所附载的人口数据之利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澳门开埠初期，葡人租居的“阿妈港”，其所指范围并未有明确记载。从早期澳门的一些异名，如濠镜澳、香山澳等等，亦可见当时所谓的澳门范围是模糊不清的。学界至今仍有争论，即是对此问题的典型反映。起初的澳门，大约是混指的，原因可能是还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建有城墙之类的分界。其后，莲花茎上的关闸设立，守护澳门的城垣、炮台逐渐筑成，所谓的澳门，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所指。因此，准确认识中外文献中所记的澳门范围，关闸和城墙是两个关键点。
关闸之兴建，是在万历二年(1574)，时设官守之。每逢一、六日开关，给米若干石，每月六启闭。⑦《崇德堂稿》云：“澳之南与东若西通海洋，惟北行陆路五里许，有关闸为界。其势雄踞沙堤，翼以蠔墙，横亘约百许丈，界断海岸。前明著令，每月中六启闭。设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各一员，盘诘稽查，夷人出，汉人入，皆不得擅行。”⑧
关于澳门的城墙最早建设，据林发钦博士考证，系在1568年，澳门葡人为抵御海盗曾一本的侵犯，在16天的时间内建成了一道两边没有合拢的土坯围墙。[15]这段土墙并未保留太长时间。在1598年来澳的意大利人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记述他所见到的澳门时称：“澳门是一座小城，既无城墙，又无城堡，只有一些葡萄牙人的房屋。”[16]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为防范荷兰人袭击澳门，澳门葡人开始“私筑城垣”，明廷派官兵诘问，辄被抗杀。⑨四十一年，刑科给事中郭尚宾上《防澳防黎疏》称：“原止搭茅暂住，后容其筑庐而处”。“既已室庐完固，复容其增缮周垣，加以铳台，隐然敌国”，实为明廷处理澳门问题之失。⑩
同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发布《海道禁约》，禁擅自兴作。“凡澳中彝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定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11)四十八年，澳门葡人在获知荷兰人即将进犯澳门的消息后，即由议事会向明朝政府求援，“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墉垣。”海道副使徐如珂不以为意，遂使澳垣得以“日筑百丈”。(12)天启二年(1622)，澳门葡人击败了来犯的荷兰人。为防备其再度来袭，1623年，澳门葡人决议继续修缮澳门城垣。为此，议事会通过行贿等手段，获得粤东地方默许。“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几大段十八拃宽、三十五拃高的长墙，上面有堡垒、雉堞等等，这样一来，澳门的陆地部分就几乎全都围起来了。”[17]同年来澳的总督马士加路也，开始兴建大三巴炮台，并将没有合拢的城墙合拢。然而，指向内地的炮口，使得粤东地方感到难以容忍，遂谕令拆除。(13)后经往来交涉，据受到重贿的两广总督何土晋云：“外夷畏服，愿自毁其城，出留滨海一面以御红夷”(14)。澳门城沿海边和西边的一些城墙得以保留。[18]大概在明末清初，澳城被隳部分又渐渐有所规复，至乾隆时成书的《澳门纪略》中说：“今城固而庳。”(15)
因此，所谓的澳门，就澳门半岛来说，万历初中方所建的关闸似乎是最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就澳城而言，1623年葡人所筑城垣的围拢、堡垒的建成，乃使其名实相符。如此一来，在鸦片战争以前（其后的澳门范围渐扩及氹仔和路环）的澳门范围就出现了两种视角：一是关闸以内，即澳门半岛；一是城墙以内，即所谓的澳城、澳门市等说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相关人口史料的记载就有了明显的分野，尤其在清初迁海复界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中方官员士绅的认识，皆以澳城为澳门。
比如，康熙五十六年，两广总督杨琳巡查澳门，谕令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不许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盖造房屋”。“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馀口。奴才细访实有万馀口，俱仰藉天朝衣食。”(16)
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称，西洋人男妇共3567名口，附近民人在澳居住生理，共男妇2524名口。(17)
乾隆十一年，两广总督策楞奏报，在澳番人共420余家，男妇3400余名口，而民人之附居澳地者，户口也约略相当，俱僦屋以居，在彼营工贸易。随后查明“住澳佣趁者，计有850余家”，内2500余名男妇奉教者。(18)
嘉庆十四年，暂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韩崶到澳门视察之后奏报：“全澳东西约四五里，南北半之，东南西三面滨海，惟北面陆路可通县城。”“其大西洋近年生齿日繁，大小男妇约计共有三千余名口；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计三千一百余名口”。(19)
道光十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派员赴澳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1772户，男女7033丁口，西洋葡人720户，男女5612口，英国人僦居者57户。(20)
其次，葡人的记述，一般将关闸视为界限。
如1783年的《王室制诰——内阁大臣给葡印总督索萨之指示》中称：众多的中国家庭在那里落脚，并占据了所有作坊，人数超过了华人天主教徒及葡国人三至四倍之多，并使后者陷入衰败及贫困之中。(21)
18世纪末，据《历史上的澳门》所引材料称，当时澳门的人口达12000人，其中华人有8000人之多。25年后，澳门人口翻了将近一番，有22500人，其中华人18 000人。[19]169
1822年，据载澳门有4315名基督徒，其中2071名是妇女，有537名男女奴隶和约8000名中国人。[20]
其他外人之记载，大多的认识是将关闸以内的澳门半岛视为澳门。
如1787年，法国人J.F.G.de la Perouse来到澳门，并在澳门待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提及整个澳门人口约有20000人，100名出生在葡萄牙的人，2000混血或葡印人和许多Caffre奴隶，其余为中国人。(22)
1793年，据路过澳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记载，澳门共有120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21]
1822年，据英文报刊《广州纪事报》的统计，澳门的外国人数为4379人，中国男子和妇女约有45000人。[22]一名美国人的著作里提到在1830年，澳门的外国人人数4628，华人人数大约30000。[23]
1835年，搭乘孔雀号来澳的美国人Ruschenberger记述，当时澳门人口估计有25000人，华人大约为20000人，其中葡人有4804人。[24]
据美国人亨特的《旧中国杂记》记载：“到1848年为止，澳门一直是在葡萄牙和中国共同管理之下，葡萄牙人约有6000人，中国人约有5.5万人。”[25]
还有一些熟知澳门情形的一些外国人，是将中葡共管的澳城视为澳门。
如1798年，英国商船监货人Ebenezer Tounsend,Jr.White写于澳门的日记中谈及：这里大约有12间教堂，居民最多大约4000人。[26]
在澳多年的瑞典人龙斯泰在《早期澳门史》中云：“最近15年（至1834年），澳门贸易停滞不前，迫使许多中国人到别处求职谋生，人口因此不再那么稠密，但我们仍可推测，（包括娘妈角炮台附近的一个村庄、望夏郊外的三个村庄的居民，以及那些在河面船艇上的居民在内）中国人的数目达到30000人左右，或是比葡萄牙臣民实际上至少多六倍。”[10]42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澳门的范围和视角问题，在澳门人口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易于忽视的人群——浮家泛宅的疍民
在考查明清时期澳门人口的升降时，疍民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易于忽略的一个群体。所谓的疍（蜑或蛋）民，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蛋也。”《嘉靖广东通志》云：“疍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23)疍民列在四民之外，粤民视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在粤东地方，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疍民除业渔外，多有以运货载人为生理者。作为中外贸易都会的澳门，一直是疍民麇集汇聚之区。因此，明清时期的疍民是澳门人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的疍民，在清初迁海时，被“悉徙内地”。(24)其后，海禁弛，疍民复归旧业。雍正七年(1729)，上谕以“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著广东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蜑户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蜑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凡无力之蜑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25)由是，有关澳门疍民的史料记载逐渐多了起来。
疍民本是浮家泛宅，居无定所。尽管有此上谕，澳门疍民上岸依然经常遭受阻力，无力疍民更难以上岸，加之疍民顾及自身生计习惯，常常随着周边环境变化迁移，类似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聚散无常，是澳门人口数据中变化较大和较难统计的一个群体。
如在嘉庆十七年，澳门同知马滮因新安渔船多有匪徒混迹其间，经饬差查拿驱逐，各船暂时驶散。后查有余天仓等四家，自嘉庆六年混入澳内居住，置有室家，姑念为日已久，免其押迁，以后不许此项渔船再登澳内居住，更防已散各船因有余天仓等四家在澳，勾留牵引，复来窥伺。除出示再行禁逐，并谕地保按月查报外，合即札饬。札到该夷目，即便遵照，传谕澳内各夷人，毋许将房屋赁与此项渔船人等居住。(26)
嘉庆末年，澳门绅士赵允菁等人呈报：“河下寮居，日搭日密，时防引火，即不能尽行拆毁，请将逼退官署、民居者，略行疏通，以后更不许添搭。”(27)
道光八年，议事会唩嚟哆因西洋船只来澳堆贮货物之澳内码头，被蛋户船艇湾泊，搭盖寮篷阻塞，禀请香山县丞押拆驱逐。(28)
道光十四年，香山知县田溥出示严禁民人蛋户在关前、果栏等处搭盖篷寮。(29)
1885年，澳门政府下令拆除新桥水涌上用木桩支起的蛋民棚屋，在三个月内所有棚屋居民搬走，但大部分人都不在乎这一命令，甚至还有人向政府进行抗议。最后，政府不得不动用巡捕强行拆除，才将近2000人迁走。(30)
1888年4月，因澳门新桥坊红花里、千日红里两围华人堆积，移蛋家艇于岸上居住，于洁净之事，大有干碍。且多是匪人居住，而巡捕难于稽查，遂使该处成为贼巢，澳门政府限30日内，将澳门新桥坊之红花里、千日红里两围内所有住家之蛋家艇一概拆迁。倘其中见有十分坏烂不堪水面用者，则用火焚毁，并将该两围之围墙拆去。［27］5月30日，又规定凡有在本澳内外所属地方（包括氹仔、过路湾），不论何处，将蛋家艇移在陆地居住者，限15日内，尽行搬迁，并不准搭盖葵寮。[28]
类似史料记载反映了蛋民遭受歧视，上岸较难的一面，但也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澳门蛋民上岸住居的人数日渐增多。
澳门疍民流动性较大，常常是因政治或经济环境变化而迁徙离澳。即如香港的开埠；1849年两广总督徐广缙以商制夷，将澳门的福潮、嘉应各栈商迁往黄埔。诸如此类之政治事件，都曾导致澳门疍民的迁徙。经济方面的原因，如在光绪二十三年间，因澳门盐价腾贵，澳门渔户皆欲将鲜鱼装往香港腌制，据云多有去而之他者。向来渔船计有七百只，今则实存四百三十只，业渔人数约祗五千名。盖谓澳地盐价昂贵，群以香港为利薮也。(31)
总而言之，浮家泛宅的澳门蛋民人口有较大波动性。试举数例：
1867年6月14日，据澳门统计厅报告，本年澳门共有华人71842人，其中陆上人口有56 252人，水上人口（即疍民）有15590人。(32)
1871年，澳门总人口为71730人，其中陆上人口有61670人，水上人口有10060人。(33)
1873年，澳门遭受罕见风灾，据事后统计，整个澳门约有5000人死亡，2000艘渔船、货船沉没，[19]263毫无疑问，死难者中的大多数应为船上疍民。
1878年12月13日，澳门人口普查，包括所有国籍的在澳门、氹仔、路环居住人口为68086人，其中陆上人口为57143人，水上人口为10943人。[29]
1910年，澳门及离岛居民总数为74866人，合计比于上次所调查者少去三千余名。澳门人口为66499人，其中49379居住于陆地（3526葡萄牙人，62732华人，余为其他国籍外国人），另有17120人居住于船只内。离岛居民总数为8 367人，其中6 446居住于陆地（70名葡萄牙人，7名外国人，余为华人），另有1921人居住于船只内。此次海上之人独有加增，可见船只来澳之多。(34)
正因为澳门疍民流动性较大，统计较难，而明清时期相关的人口数据较少，澳门的疍民群体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于某些时期澳门人口出现波动，而又无从解释时，切实将疍民纳入考量范围，相信会有不少助益。
收稿日期：2009-09-17
注释：
①郑天祥，黄就顺等：《澳门人口》，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该书论述了澳门人口的几个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主要在于近现代，对明末清初的澳门人口仅作了一个简单的概述。
②［葡］古万年，戴敏丽(CUSTóDIO N.P.S.CóNIME MARIAFERNANDA BRAGANCA TEIXEIRA)：《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版。就人口部分而言，该书以图表形式列举了1555年至1996年间有文献记载的51个年份的澳门人口数量及人口构成，并对部分年份的澳门人口进行量化分析，试图归纳出各个时期澳门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
③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1840年前）澳门人口的发展史：澳门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原因、澳门人口的结构、澳门华人的居住和职业状况，以及澳门外籍人口的种族构成与职业等问题。
④“已婚者(casado)”，如若翻译为“有家室的”，更能准确表达该词的含义。
⑤［葡］安东尼奥·勃卡罗(ANTóNIO BOCARRO)：《印度历史上的13世纪》，里斯本科学院，1876。转引自莱萨(ALMERINDO LESSA)：《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文化杂志》，1994年第20期。
⑥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60页。在SOUZA G B的英文著述中，葡语casados被释为married settlers或mayried householders，见SOUZA G B,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London,1986，p.xi,p.14.
⑦（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版；（清）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三十七《驭夷》二：道光间刊本。
⑧（清）王植：《崇德堂稿》卷二《香山险要说——复抚都堂王》：续修四库全书本。
⑨《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⑩（明）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一《防澳防黎疏》：岭南遗书本。
(11)（清）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中山图书馆藏抄本。
(12)（清）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附《澳门》：清道光七年刊本。
(13)《明清史料》第二编第七本《澳夷筑墙残稿》，第614页；［葡］莱萨(Almerindo Lessa)：《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文化杂志》1994年第20期。
(14)《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天启五年四月丙戌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15)（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版。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68条《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查澳门谕令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及沿海一带情形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同上，第99条《两广总督孔毓珣题报清查澳门西洋人数并请限定洋船数目本》。
(18)同上，第158条《两广总督策楞等奏明查封澳门进教寺不许内地民人入教折》。
(19)同上，第482条《广东巡抚韩崶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
(20)（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之《使粤奏稿》卷六《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1)吴志良：《生存之道》，附录五《王室制诰》之《内阁大臣给葡印总督索萨之指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版，第390页。
(22)Pérouse's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Scots Magazine,Or,General Repository of Literature,History,and Politics,Printed by Alex Chapman and for James Watson,1799.Vol.61,p.303.
(2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蜑蛮》；（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杂蛮》，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明嘉靖本，1997年版。
(24)（清）樊封：《南海百咏续篇》，宜民市条：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5)《清世宗雍正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甲谕广东督抚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
(26)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824条《澳门同知马滮为饬禁止新安渔户入澳居住事行理事官札（嘉庆十七年七月初七日，1812.8·13）》，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
(27)同上，第1504条《澳门绅士赵允菁等为联恳饬禁永防火患事呈香山县丞禀抄件（约嘉庆二十五年，1820）》。
(28)同上，第858条《署香山县丞冯为禁蛋户船艇篷寮阻塞马头示（道光八年五月二十日，1828·7·1）》。
(29)同上，第860条《香山知县田溥为严禁关前果栏等处搭盖篷寮示（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1834.12·2）》。
(30)1886年2月1日《澳门卫生司1885年报告》，转引自阿丰索(JOS
DA CONCEI
O AFONSO)：《澳门的绿色革命：19世纪80年代》，《文化杂志》1998年第36-37期。
(31)莫世祥，虞和平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光绪二十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二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澳门基金会，1998年。
(32)澳门统计厅报告，关于殖民地的中国籍人口，转引自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附表，第45页。
(33)1873年政府宪报，总办公厅，省宪报第76页，转引自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附表，第45页。
(34)《华字日报》1911年7月10日，澳门户口；咩路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施政报告》，澳门，1911年；［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