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社会性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
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仅次于此的就是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即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强化执政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位重要的任务，即中共中央“十六条”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中的后两项任务。这方面内容，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知识分子与领导层、与工农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党内主导的思想是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在政治方面，并未予以信任。党政领导，特别是地方和基层领导，通常是在强调经济建设时，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着重对知识分子进行审查、批判和改造。基本的事实是，批评领导人往往要冒严重的政治危险，而批判或伤害知识分子则很少承担实际责任。现实助长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宁左勿右”的认识和作法。就整体而言，领导层基本能够，甚至乐于接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错误估计，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作法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
在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政权的战略思考当中，知识分子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重视反对拉科西那样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警惕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敌对势力。官僚主义造成人民的不满，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则足以使人民群众的不满发展成颠覆政权的政治力量。至少从1957年以后，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交织出现。1957年春夏，政治风向由重点整顿党内官僚主义开始，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主要在党外，多为知识分子）告终；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斗“党内走资派”，二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所向，不外这两者。
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中远非同舟共济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和矛盾状态，耐人寻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三个月，1966年5月至7月，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而知识分子则是被批评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当时，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少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这段时间，党政各级主要领导人主持了对大批知识分子和部分文教界领导（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揭发、批判和斗争[1]，很多人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积极性。与地方和基层领导的态度相关，一批工农兵模范人物、先进分子也被发动起来进行大批判。运动的态势近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时，领导层大多没有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未发生严重的对抗，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领导“文化”的革命。联系长期以来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以及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同年8月至9月，大批知识分子和文教界领导人受到红卫兵的粗暴凌辱和残酷伤害，却很少得到领导方面即当权派的有效保护。此时，大部分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虽然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可以影响多数派群众，但已经感到了政治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指责很多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少数派学生也向党政领导挑战。在风云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不少领导人力图跟上形势，摆脱被动，而不愿为保护政治上不那么可靠的知识分子承担风险。
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运动的方向，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当权派”，由此，当权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而众多知识分子却得以暂时逃避巨大的政治压迫，不少人还得到了“革命群众”的名分。其中一些人“逍遥”于运动之外，很多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则变被动为主动，参加了群众组织，批判斗争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冷落、压抑或者伤害过他们的当权派。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也一度被搁置一旁。当然，文教界领导人的处境因其当权派身分而依然如故。
知识分子处境的相对宽松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调整政策，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斗争目标——党内“走资派”的暂时结果。在当权派的阻力被冲垮，批斗“走资派”形成大气候以后，从1967年夏季起，再度强调批判学术权威，只是其地位次于对“走资派”的批判。1968年以后，在逐步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辜地扣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政治帽子。同年夏秋，批判的矛头扩大到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但已经令毛泽东失望的红卫兵大学生，也成了“从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2]。1966年发动群众时还曾见诸报端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小将”之类赞誉消失了，代之以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宣传。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被丑化，知识分子从此自嘲为“臭老九”。
笼统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批评主要是1968年夏季以后，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与派遣工人群众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及文化单位的行动同时进行的。显然，作出这一决策和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社会性矛盾有关。长期以来，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差异和隔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在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时，工人群众往往是可资调用的社会力量。1957年反击右派的一篇重头文章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1968年姚文元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新战略部署的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3]，二者的历史作用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两篇文章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从这以后，不仅少数“学术权威”，而且为数众多的一般知识分子，也与被打击的领导干部的命运开始接近。他们在“牛棚”，在五七干校，有了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共识。进入70年代，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群体，逐渐在厌恶“四人帮”、反感“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上，途殊认同。
二、群众运动与社会矛盾
“文化大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群众运动相比，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而是由毛泽东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政各级领导者发难，斗争其中所谓走资派。可以说它是一场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的造反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群众曾经表现出高涨的政治激情，追究其原由，固然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随大流心理或者担心落后被整的恐惧，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存在矛盾。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1967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有这样一段谈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4]毛泽东在这里触及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干群矛盾的长期存在；第二，这一矛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激化，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毛泽东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但这两点确实是分析群众造反行动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植根于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积郁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
毛泽东从领导干部作风，进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解释并力图解决这一矛盾。1957年，他发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反对执政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60年代中苏论战，中共中央曾提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由党政领导干部当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以高额收入和各种特权，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5]。苏联与中国社会模式的相似性必然使人们联想到中国，或者反过来说，正是中国的现实影响着人们对苏联问题的看法。1964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6]。此后，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但是1965年1月，中共中央在“二十三条”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反复使用的关键词语。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有关社会矛盾作了这样的表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7]对社会矛盾的这种分析为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提供了武器，曾经吸引和鼓动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群众。
毛泽东在理论上把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纳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框架；在实际上，将其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相应地，崇拜毛泽东的群众也把反对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压迫、铲除官僚特权、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的斗争。这一点在当时群众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反映。例如一篇北京市中学生的文章写道：“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与特权人物之流的惊心动魄的阶级矛盾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特权人物，他们的社会基础及卫道士联动之流——构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殊死的搏斗，构成了这次文化革命的矛盾双方。”[8]今天看来，敢于正视而不是回避社会矛盾是毛泽东的不同凡响之处，然而他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不足为训，并且足以造成动乱的。
毛泽东在前述1967年视察讲话中提到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问题，是造成群众与领导干部矛盾激化和严重对立的直接原因。在1966年6月开始的大约4个月中，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直接领导或间接控制运动。在此期间，除了打击文教界领导人外，还打击和伤害了一批普通群众，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恐惧[9]。同年10月，毛泽东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要求为那些在初期运动中被打击和伤害的群众平反，恢复名誉，群众中被压抑的不满和愤怒得以爆发。前4个月被激化的矛盾如同烈火，随着政治风向的逆转，反过来烧到了领导者身上。由于“资反路线”是通过党政组织体系贯彻的，因此几乎全部党政领导人都被批判为犯了路线错误，批判“资反路线”也就突出地表现为群众“矛头向上”批判领导的强大风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看似纠正错误，实际上是以一种“左”的的错误代替另一种“左”的错误，把运动引向全面冲击党政领导体系，导致全面的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这类现象并不罕见。
对比1957年和1966年的政治运动，颇具启发意义。1957年整风鸣放中群众的激烈批评，激发了领导人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扩大打击面的强烈冲动；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初4个月有领导地在群众中“横扫牛鬼蛇神”，造就了群众造反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1957年和1966年运动结构类似而方向相反，当权派与批评当权派的群众，作为动力或对象的角色顺序颠倒而逻辑相似。
批判“资反路线”对发动群众参与党内斗争的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由此真正获得了向“走资派”进攻的现实社会力量。不满现状的学生、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中结成冲击当权派、揪斗“走资派”的联合阵线。他们真心相信，是毛泽东把他们从当权派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又一次成了被压迫者的“大救星”，从而，毛泽东的路线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了。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叫作“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然而，在激烈的干群冲突中，支持群众造反必然招致领导干部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赢得群众的广泛响应，则势必招致领导层的反抗。对很多党政领导人来说，运动从批判“资反”路线，才真正变得不可容忍。事实上，只是在运动的格局变成群众斗领导以后，在领导层才出现了明显的抗争。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打击文化教育界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时，党政领导中除了劝告红卫兵不要违反党的政策之外，很少尖锐的批评[10]。10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越来越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冲击。11月叶剑英等老帅起而批评，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二月抗争”中所猛烈抨击的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不要党委的领导、夺权、冲击解放军等问题都是批判“资反路线”的直接产物[11]。“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的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又是调动亿万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虽然与政治矛盾相比，社会矛盾是次要的，但是它给“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印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社会矛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处于初期阶段。“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于党内斗争，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7年，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0年。旧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影响尚未退去，人们对新制度、新矛盾的体验和认识刚刚开始。1966年，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不久，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和改善，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
其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退一步说，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群众除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很难找到其他思想武器。因而，不论当时群众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他们，包括造反派，在思想上都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可悲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上上下下盛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崇拜。但是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对运动的不尽一致的期待。运动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运动冲击他人时，许多人很坚定，很积极，很“革命”，或者尚能跟着走，并不怀疑运动方向的正确性，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或者危及自己所属的群体，才产生了不理解、苦闷、怀疑及至不满和抗争。考察分析人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不同问题上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差异，有助于理解和辨别平时隐现的社会差别和矛盾，以及不同群体的真实利益所在。
社会矛盾毕竟不同于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实际运动中必须十分审慎，防止“政治革命”变为社会革命。他们一方面放手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一些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批判群众中的“极左思潮”，以保证中央战略部署的实现和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等等。当时被批判的“极左思潮”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把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当作官僚阶级予以否定，并号召社会革命[12]。
历史唯物主义一向注重考察政治运动的社会根源，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席卷全国，有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更应当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对群众为什么曾经以高昂的激情参加运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从考察介入“文化大革命”较深的社会群体：领导干部、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入手，试图说明社会性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存在和作用。相信这方面的努力会推动“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最终有利于总结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注释：
[1] 在1966年6至7月，经中央或地方党委批准，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知名学者、文学艺术家周谷城、罗尔纲、贺绿汀、秦牧等。见此间各地报刊。
[2] 见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9月1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以及同年7月至9月发表的有关文章。
[3] 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57年6月10日、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4]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7——9月）。
[5]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6] 转引自谭宗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批判》，见谭宗级、郑谦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7]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8] “赤潮”：《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新四中》报，1967年5月17日。
[9]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6年8月10日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中南组会议上说：6月至7月下旬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另外，1966年8至9月，很多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打击、迫害了一批群众，例如北京六中等学校红卫兵私设劳改队，关押、残害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本校师生及其他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中，北京六中劳改队被解散，被当作“资反路线”迫害群众的典型。见（北京）六中遵义兵团：《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2月。
[10] 见1966年8至9月中央领导人接见群众时的讲话，参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
[11] “二月抗争”的记录，见宋琼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刊载于1979年2月26日《解放军报》。
[12] 《中国向何处去？》（长沙，1968年1月6日），见（广州）工革联印刷系统委员会《广印红旗》编辑部：《广印红旗》，196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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