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动机——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中国论文,银行贷款论文,动机论文,计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贷款损失准备金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银行企业能够有效地预期信贷资产的损失风险。因而，如何定义和衡量贷款损失准备金与银行信贷资产损失风险，对于银行企业管理者、银行业监管者以及会计准则制定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敲响了银行风险管理的警钟，而建立完备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Board，2009)。 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也蕴含着贷款损失准备制度建立、实施与完善的过程。贷款损失准备是指银行为了覆盖信贷资产及其组合的预期损失而从银行收入中提取的一种风险拨备。就会计而言，银行需要通过计提减值准备以准确反映贷款价值；从监管角度看，银行需要维持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抵御预期损失。因此，贷款损失准备一直受到会计主管部门与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共同关注。根据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作用，可以将其划分为自由裁量和非自由裁量的部分。非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要求银行计提准备时要有效地覆盖预期的信贷损失风险，与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紧密相关；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则与银行经营者的行为动机有关，如利润平滑动机、资本管理动机、信号传递动机。现有贷款损失准备的学术研究也围绕这四大方面进行，但是国内外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特别是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研究较少，相关结果矛盾。而中国银行业具有一些独有特点，如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等。现有的研究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微观运行机制具有独特性，比如承担了宏观相机决策机制中的很多政策安排。中国银行业基于逆周期宏观政策的信贷规模调控与微观银行主体以基准利率定价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的逆周期效果，与西方银行市场化的信贷行为和利率定价机制有很大的区别(许志胜，2011)。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中表现的特征与差异，明确商业银行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实践中受到的干预和约束，为我国改革和完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明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损益表中最关键的会计应计选择，对于银行的盈余以及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具有重要的信息作用。贷款损失准备本身在当前的会计和银行实践中存有争议，银行的监管者强调银行经营的稳健，认为基于实际已发生损失的贷款损失准备模型放大了金融衰退时的下降螺旋，从而引发顺周期，他们要求贷款损失准备不仅要覆盖在资产负债表中很有可能已经发生的损失，还要覆盖在未来期间有可能发生的损失；会计研究者认为财务会计报告与金融监管的目标并不一致，给予贷款损失更大的酌量权，会导致更多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贷款损失准备的作用来看，一方面，贷款损失准备表征了银行贷款的质量，另一方面，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附属资本的组成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银行监管的主要工具。根据现有研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贷款质量因素 贷款损失准备是作为抵御信贷资产风险的缓冲垫而存在的，因而信贷资产质量应该是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重要决定因素。信贷资产质量越高，银行预期信贷资产发生的损失风险越小，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就越低。现有研究文献在度量信贷资产质量时，大多采用不良贷款与总资产的比率值。在贷款损失准备研究文献中，不良贷款比率都是解释变量之一，贷款损失准备与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间的相关性结果都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但是也有个别研究结果出现不显著的情形，如Packer和Zhu(2010)关于中国的贷款损失准备影响因素研究。 此外，信贷资产质量这一变量与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等级划分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孙天琦和杨岚(2005)就指出，银行在进行五级贷款分类时，若充分考虑了经济周期波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适当地进行逆周期分类管理，那么贷款损失的计提也必然能一定程度上克服其亲周期性特征。 (二)贷款损失准备的利润平滑动机 在会计处理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同时增加了银行营业利润的扣减项，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办法在会计准则里属于会计政策选择，这就为银行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天然的手段。商业银行使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逻辑基础是：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进行管理，即在银行经营形势好的时期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而在经营不好的时期计提较少的贷款损失准备。这将能降低银行报告盈余的波动性，“隐藏”其真实风险水平，从而改变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对其风险的感知与判断，最终降低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约束和市场参与者的市场约束。 理论上，当银行企业管理层基于利润平滑动机进行贷款损失准备操纵时，公司盈余与贷款损失准备金间应存在正向相关性。Greenawalt和Sinkey Jr(1988)、Collins等(1995)研究都发现了贷款损失准备与银行利润呈正向相关性，认为商业银行管理层存在利润平滑的目的。而Perez等(2008)以西班牙数据为样本研究贷款损失准备问题，发现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利润平滑的动机确实存在，对于工业化国家表现尤为强烈。 进一步，Ahmed等(1999)基于1986至1995年的113家银行控股公司的数据样本，研究探讨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最终目的，结果显示银行的资本管理动机显著，但利润平滑动机明显不足。Laeven(2003)在研究贷款损失准备的亲周期性时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呈现正相关性；但银行亏损虚拟变量和盈余的交互项却与贷款损失准备呈负向相关。这样的结论则告诉我们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出现负盈余时要比正盈余时计提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即此时贷款损失准备出现亲周期性，而银行利润平滑动机表现不明显。 国内关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较少。蔡逸轩(2009)在对中国14家上市公司2002-2008年间的数据样本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动因的实证分析时，认为贷款损失准备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者进行利润操纵、控制风险以及信号传递等行为的工具。鹿波和李昌琼(2009)认为银行经营者出于避税的目的倾向于计提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段军山等人(2011)以9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银行为样本，利用面板VAR模型对银行贷款行为、盈余管理以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此外，赵胜民(2012)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和市场约束进行研究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以上学者的研究都仅针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没有对非上市银行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由于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行为差异，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尚无法推及我国所有商业银行。 许友传、杨继光(2010)以我国所有商业银行为样本，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像以前学者研究的那样明显。作者由此认为我国银行业特有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环境及监管制度，并不存在迫使商业银行通过盈余平滑手段以降低当局监管约束及市场约束的机制。 (三)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信号传递动机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银行经营管理者有动机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其未来业绩表现良好的信号，信号传递可能是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因素之一。早期学者研究就发现，资本市场对贷款损失准备会计信息具有积极的反应，即资本市场看好计提了贷款损失准备的银行。此外Wahlen(1994)和Beaver和Engel(1996)论证了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与未来损失准备前利润、银行股票收益及银行市场价值都有着显著正向的相关性。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的披露，向市场传递出，银行不仅能够确保充足的准备金以抵御信贷资产风险，还能在不影响准备充足率的基础上继续盈利。但贷款损失准备信息传递出来的信号，同样也是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衡量，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对企业的评价。Beaver和Engel(1996)在研究资本市场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反应时，进一步将贷款损失准备划分为自由裁定的和非自由裁定的贷款损失准备，发现资本市场能有效识别两种因素并做出完全相反的表现。资本市场对自由裁定的贷款损失准备做出了正向的评价，而对非自由裁定的贷款损失准备做出了负向的评价。 国内关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信号传递动机研究相对来说依然较少。蔡逸轩(2009)选取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2-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存贷比率为信号传递动机的替代变量，构造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动因模型，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存在明显的信号传递动机。许友传(2011)在研究我国贷款损失准备后瞻性的逆周期效应时，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我国商业银行是后瞻性还是前瞻性的，都存在显著的信号传递动机。从以上学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信号传递动机研究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层都普遍看好其未来的业绩形势，这与我国银行业在投融资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有关。 (四)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资本管理动机 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宏观经济管控手段。从资本监管的角度来看，资本不仅能吸收资产的损失，同时保持充足的资本还能抑制企业因过度扩张而承担过大的风险。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的附属资本，属于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部分。当资本充足率较低时，可以通过计提高额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来提高未来资本充足率，低资本情况下计提高额贷款损失准备的行为与通过较高准备金缓冲区以抵御所消耗资本的意义是一致的。Kim和Kross(1998)以1985至1992年间193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总结说，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在资本监管实施前后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存在差异，即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增加了贷款核销额；而高资本充足率银行在资本监管准则实施后核销更多的信贷资产，却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上没有显现出较大的不同。Ahmed等(1999)以113家银行控股公司1986-1995年的数据为样本，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与资本充足率变量显著负相关。进一步，Bikker和Metzemakers(2005)以OECD国家的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提取1991-2001年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贷款损失准备与资本充足率变量显著负相关。上述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低资本充足率情况下银行会通过计提高额的贷款损失准备进行资本充足管理。 然而，也有许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与贷款损失准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Davis和Zhu(2009)，Craig等(2006)。李宇嘉和陆军(2008)通过使用VAR模型对日本银行1982-2005年间的数据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日本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短期内的资本水平、业绩水平及分红政策，没有增加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反而通过故意掩盖和低估信贷资产损失，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日本商业银行的这种短视行为，使得信贷资产损失风险大量并长期积累，严重冲击了银行长期的资本水平。 总体来看，研究我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资本管理动机的文献相对较少，许多学者在研究银行贷款损失行为时没有将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陆正华等(2009)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2001-2008为样本期间，从风险、资本结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与银行规模五个方面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财务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中，只有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银行资本充足变量才与贷款损失准备变量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Packer和Zhu(2012)以亚洲银行2000-2009年间年度报表中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与资本充足率呈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并实证分析发现中国银行同样存在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资本管理的行为。许友传(2011)对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下的资本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样本覆盖了2000-2008年间的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作者研究发现，当银行有意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满足法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会通过计提较高的贷款损失准备以增加附属资本的方式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是当银行不关心资本监管要求时，银行的资本调整行为就不会受到监管压力的影响。 国内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王小稳(2010)以我国12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不大。瞿光宇(2011)以中国上市银行2007-2011年季度数据为样本，并预期若银行进行资本管理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者要求，那么当资本充足率高了就会减少贷款损失准备，当资本充足率低了就会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然而作者得到的结果与预期相反，由此作者推断银行没有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资本管理，而是通过相互持有次级债弥补资本不足。作者进一步指出，银行进行资本套利行为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较大的阻碍。虽然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要比国际普遍要求标准高出许多，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及特有的公司治理，国有股份制银行独大的国情，当局者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效率尚未完全发挥。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贷款损失准备的四种计提动机均不同程度存在，但研究结果和解释不同，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 三、研究设计 (一)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结合文献综述中前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贷款损失准备决定因素研究的基本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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