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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为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开创了新起点。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五四”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性质，应当区别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与汉儒、宋儒。
○“五四”时期中国“道统”的终断，是指儒学的正统一尊地位、立国治国总原则、人生唯一最高指导原则的终结，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终断，更不是中国文化的终断。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以及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五四”时期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待东西方文化上的形式主义和绝对化偏向，作为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主持人：马宝珠（本刊主编）
特邀学者：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五四”运动距今已77个年头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影响与意义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人们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反传统等问题不免产生疑惑。今天，请几位先生就应当怎样评估“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耿云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把“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大家知道，“五四”前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没能实现建立共和政治的目标，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军阀纷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先进分子痛感“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们渴望“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欲达此目的，“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这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是提到全中国人面前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一场以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为宗旨的运动，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彭明：“五四”运动既是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又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作为文化启蒙，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 它的创办人是当时的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宣言中，他首先打出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他认为两者应该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它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这是因为没有思想上的革命，反对共和的旧思想还相当顽固。因此，不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主持人：民主与科学为什么成为“五四”时期的旗帜？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它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彭明：民主和科学，是陈独秀从西方请来的。民主被称为德先生（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的本意是要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给辛亥革命进行一次文化思想上的补课。当时的中国，随着袁世凯、段祺瑞的日益反动，孔教会、孔道会林立，孔教与礼法等封建思想束缚、影响着人们。这不利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真正确立。所以，“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才打出了“民主与科学”旗帜。
王桧林：民主思想是“五四”运动勃发的主要动力，但民主的内涵和演变还需要考察。民主一词当时多数文章中叫平民主义（李大钊就是这样说的），它的内涵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各个方面。政治平等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要求；经济平等是反对剥削，实行公平分配；社会平等是反对社会阶级压迫，如此等等。其实后两项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内容。按当时人们的理解，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相通的。李大钊所写关于平民主义的文章就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民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有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演变。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考虑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后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科学是“五四”时期两大中心口号之一。起初说科学主要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所谓声、光、化、电、博物等）及其研究方法（如演绎、归纳、形式逻辑等）。在“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不能说科学派与玄学派谁胜谁负，但通过争论科学派宣传了人生观不能离开科学法则的思想。这是科学内涵及所起作用的一种扩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社会问题，这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科学内含和范围的又一种扩大。这些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耿云志：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竖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进步。譬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学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高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有这些，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分不开的。再来看一下政治生活的变化：在困惑中苦苦探索的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五四”前渴望得到新理论，开创新局面。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孙中山以新的活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革命的影响，终于推动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提出新三民主义，重新开始其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在科学与民主精神影响下，造成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一部分受新文化运动陶洗的进步青年，接受了它，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诚然，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但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决定性力量。新文化运动为国民党改组提供了大批的新生力量。这也是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条件。
彭明：回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登上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干部条件。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此，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五四”运动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主持人：破旧立新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五四”运动中明确破除的部分即它反传统的一面，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它是否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否破坏了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
彭明：我认为，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两个误区中走出来：一是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二是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儒家文化在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统文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两家都曾被称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其他各家仍然在发展着。最近看到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介绍了95部书，其中称得上儒家的书仅有20多部，不到四分之一，这说明儒家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另外，儒家学派的创立人孔夫子和以后的汉儒、宋儒也是有区别的。后者虽然也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其学说已被演绎和改造过了，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哲学史专家把孔学和孔教加以区别，是很有见地的。当着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孔教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呢？第一，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相反，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反倒非常推崇。第二，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并不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认为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哲人”，但不是“万世师表”。陈独秀说：孔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因此，把“五四”视为彻底反传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王桧林：这个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发表了许多意见，但仍然值得讨论。我认为，所谓断裂主要是儒家道统（即中国道统）的终断。过去的中国有两个“统”，一个是政统，即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这个“统”在辛亥革命时就结束了；再一个是“道统”，即儒家思想传统，这个“统”在“五四”时期被彻底打断了。这个道统的终断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是好事，不是坏事。不打破这个桎梏人心的老教条，就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出现色彩缤纷的新文化。所谓中国“道统”的终断，是指儒学的正统一尊地位的终结，是指它作为立国治国总原则的终结，是指它作为人生唯一最高指导原则的终结，但这决不是儒家思想的终断，更不是中国文化的终断。经过“五四”运动（“五四”以前已经开始），“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标准被推翻了，“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的教条被否定了。这个思想史上的变化，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如果“断裂”指的是上面的事实，那么这种“断裂”是应该肯定的。
耿云志：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知识界中个别分子，有过当的言论或过当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和纠正，那完全可以理解。但把整个运动归结为“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那是没有根据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找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途径，并在许多方面有积极创获。这不是割裂传统文化，恰恰是在发展民族文化。
主持人：如何评价“五四”精神？哪些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彭明：“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它只反日，而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只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几个人，而不是反对整个封建军阀政府。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由于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当然主要是反对侵占山东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当巴黎和会做出无理决定使日占山东合法化时，运动的矛头就不仅指日，而且也对着操纵巴黎和会的所有帝国主义者了。五月四日当天提出的两大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很可以说明这次运动的性质。“国贼”开始是指曹、章、陆，但当这三个人被罢免后，陈独秀在6月11日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 就进一步提出“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问题；7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也有工界代表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的问题。所谓“彻底地”是指誓不妥协、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的精神，并非是说“五四”当年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真正伟大的群众运动。“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罕见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上面谈到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以及此后在新民主主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主持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存在着主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请就此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王桧林：“五四”运动时期，在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的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思想家（他们不是守旧的顽固派）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他们主张保存中国传统、发扬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思想。这就是现在学术界熟知的所谓“新儒家”。还有一部分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判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极大危害的思潮的影响，提倡用中国精神文明救治西方物质文明的偏颇。所谓中国精神文明主要是儒家思想。“五四”时期主张保存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它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成就。
主持人：“五四”时期在思想认识以及做法上是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果存在，应如何看待？吸取哪些教训？
王桧林：事物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往往是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破除旧的落后的传统，特别是中国的“道统”，是需要极大的决心勇气和思想文化动力、政治动力的。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这样的深刻变动是极为少见的。但是，当人们勇猛地冲决罗网与旧势力战斗的时候，主观精神状态和客观环境往往不允许他们从容四顾、多方品评、心平气和地思考。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批判旧传统的同时把好东西也抛弃了，并且往往还是怀着极大的鄙视心情的。另一种是把坏的东西当成好的保留下来，或者虽坏而不知其坏，把它放过了，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传统中保留下来的起坏作用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学术研究上绝对主义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把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著作，几乎一概定为非科学的反科学的。这种情况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学术界。这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那种形式主义的表现。总的来说，“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和学术是一种辩证发展的状况，即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缺点是当时两种思想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没有形成同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彭明：我认为，“五四”运动中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的偏向。“五四”后，形式主义向两个方向发展：一部分人走向“全盘西化”；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不好的人，又使其教条化，继“老八股”、“洋八股”后又出现“党八股”，以至在十年内战中多次出现“左”倾盲动。直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整顿三风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才较好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此之后，中国人民不仅迅速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且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耿云志：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出现某些流弊是不可避免的。运动过后加以检讨和批评是需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正象我们看待许多事物一样，对该事物是肯定，还是否定，必须分析其主要方面，本质方面。即使今天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是我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为国家民族的进步开创出一个新起点。没有那一场运动，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我们是沿着“五四”新文化的路走过来，才取得今天的进步。当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是“五四”时代的领袖们所无法预计到的，诸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现代化高科技条件下，如何调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心灵与肉体之关系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发挥创造精神去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超越“五四”，但这种超越是向前迈进，而不是向后翻筋斗，跳回到“五四”以前的旧传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