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与论述并重：中国语文读本的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本论文,论述论文,中国论文,语文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癸卯学制”产生之前，中国的教育不分学科，语文教育包括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所有用文字表述的东西，内容虽十分丰富，但按现代文体学知识归类，主要为论述与实用类文体，所以说，论述与实用并重是中国语文读本的传统。形成这种语文传统的主要原因不仅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分工的制约，更受语文教育的功利因素左右。
一、传统的语文读本
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分为两个学段：蒙学与大学。《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所谓蒙学指14岁以下的幼童阶段的启蒙教育。《易经》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学阶段的启蒙教育就有修养正道，以达圣功的“长远”目的。大学指蒙学教育之后，接受“四书五经”及“国学”的进一步教育。
1.从蒙学到儒家经典
蒙学的语文读本主要为《弟子规》《急就篇》《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经》《百家姓》《蒙求》《神童诗》《幼学琼林》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进行识字教育的同时，都会加入诸如哲学、历史、地理、天文、伦理、逻辑等综合知识，使蒙昧无知、幼稚茫然的幼童逐渐走入“至圣之功”的“正道”。
大学的语文读本主要为“四书五经”，既是科举考试的主体内容，也是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论述类文体，被誉为“初学入德之门也”。开篇即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其后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中庸》是秦汉时儒家作品，用论述类文体讨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理论，实际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识事物、处理事物的哲学观点，它把“中庸之道”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规范。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论语》也是论述类文体，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但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历来受到重视。《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孟子》也是论述类文体，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既吸收《论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不仅极力宣扬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还提出了“性善论”、“仁政”等哲学和政治思想，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论述类文集。
“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的合称。《周易》是上古占卜的书，散论式的文字也属于论述类文体，被列为儒家经典哲理书。《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属于实用类文体，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理论依据，极有实用价值。《诗经》是文学类文体，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礼记》是论述类文体，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仪礼，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了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教育等诸多方面。《春秋》记载和描述大量历史事实和传说，是言简意丰的实用类文体，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哲学价值和政治思想价值。
2.经典语文阅读选本
大学学段的语文教育不仅学习“四书五经”，也十分重视写作，逐渐形成经典的阅读与写作选本。
《楚辞》是中国传统的诗歌读本，是战国后期南方(主要是楚国)的民歌，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内涵丰富。
《昭明文选》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文读本，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语文阅读课本。它收集了从周代到梁朝七八百年间129位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多篇。《昭明文选》虽涉及到赋、骚、诗、颂、箴、论、铭、诔，赞、诏、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哀、篇、辞、序、碑、碣、状等文体，但按现代文体学分类，主要属于论述与实用类文体，内容则涉及到历史、音乐、军旅生活、地理风情、政治等，内容丰富、辞藻华丽，成为唐以后学子的必读之书，影响深远。
《古文观止》是清朝的一本阅读与写作读本，它打破了过去依照文体选文的限制，而改以时代为经、作家为纬进行选文和编排，全书虽选了两百多篇文章，有论说、序跋、赠序、书、杂记、碑志、典志、辞赋、骈文等等，但从现代文体学的角度分类，主要还是论述与实用类文体，内容则涉及到历史(如《郑伯克段于鄢》等)、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赞》等)，政治(如《过秦论》等)、地理风情、名胜古迹(如《滕王阁序》等)、儒家的统治思想(如《原道》等)等等，全面反映了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面貌，阅读这个选本能受到多方面知识的熏陶。
《唐诗三百首》是清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诗歌读本。全书以诗体为选排标准，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包含了唐诗中绝大部分的优秀诗歌，有写送别之情的，如王维《送别》；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王维《青溪》；有写军旅生活，表达广大战士的爱国精神的，如高适《燕歌行》；有写吊古思乡的，如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有写爱情的，如李商隐《无题》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诗人的思想、感情、认知、体验都融入诗歌之中，通过阅读传达给读者，对中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影响较大的阅读与写作读本还有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编的《文章轨范》，清代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等，这些读本的文体主要是实用与论述文体，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成为中国传统语文阅读与写作的重要读本。
中国二千多年的语文读本，无论是《千字文》还是“四书五经”，无论是《楚辞》还是《唐诗三百首》，无论是应试科考还是经典阅读，无不体现中国传统语文读本的特色：实用与论述并重。
二、语文传统的形成
中国传统语文读本形成论述与实用并重，文、史、哲不分，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分工的制约，更多的人被束缚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着同一种劳作，眼光和知识经验的积累毕竟有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触角”不能延伸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此外，语文教育密切联系政治，考试(科举考试)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选拔官吏，使语文教育的功利性太强。
1.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对传统语文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决定民族文化类型，所以地域环境成为制约和影响人类文化生成的主要因素。普列汉诺夫说：“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①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热能和水分，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使中国人一直局限于农耕文化的圈子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歌》)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决定了中国人务实勤劳、故步自封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先秦“六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育还有算术等自然科学的教育，唐代确立科举制后，只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应考者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儒家经典。儒家经典的背诵程度逐步成为明经录取的主要标准。初唐时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唐高宗永隆二年又加试杂文。杂文最初是指
箴、铭、论、表之类，至唐玄宗天宝时开始专用诗赋，并成为进士录取的主要标准，自然科学知识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所以就逐渐清除，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确立以后，“四书五经”成为考试的唯一内容，其他知识自然退出语文教育的课堂。
2.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制约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的发展源于生产工具的变革，人类社会历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青铜器的发明与创造，表明古人已由以采食为主的纯自然经济向以种植为主的农耕经济转变，教育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学校的产生。教育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孟子·滕文公上》里说夏、商、周“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成为传统语文教育的核心。
封建教育培养出了司马迁、杜甫、李白、“唐宋八大家”等文豪名流，也出现了张衡、徐光启等杰出的科学家以及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等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独树一帜并且与中国的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传道、授业、解惑”成为教师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和目的，“道”永远最权威，甚至凌驾于“文”之上(重道轻文)，语文教育重“立行为人”远远重于“立言为文”，轻重倒置使语文教育失去应有的意义，读书人仅仅需要用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为封建政治统治出谋划策、歌功颂德。
此外，文字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汉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凝聚了先贤造字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种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反映。学习汉字就是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这种文化。离开了这些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些字，让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无形中都受到除语言文字本身以外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文化的熏陶。李泽厚认为：“中国的书面语言(文字)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和保存，它本身有独立的起源，大概源出于结绳记事。所以六书中应以‘指事第一’为原则。它本为远古巫师——君主——贵族所掌握，神圣而神秘；其后由于传授经验、历史事实和祖先功业而与口头语言结合，但又始终和而不同，仍然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格。中国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汉字)而不是语言(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一大特征，它是‘太初有为’的直接记录和表现，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思想的基本面貌，极为重要。”②由于“书面语言”的独特性，导致传统语文教育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紧密联系，不可能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能是综合贯通、“文以载道”，所以，形成实用与论述并重的传统。
3.语文教育的功利性的指挥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始终与政治密切联系，依附政治，为政治统治服务，考试(科举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选拔官吏，以扩大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社会的官吏恰恰需要综合性的人才。县令需要掌管全县各个方面的事物，包括土地管理、户籍管理、司法管理、教育考试管理等等，所以，传统语文教育培养官吏时注重综合性教育，特别把礼仪、德行、律法融入语文教育，并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记载这类知识主要运用实用类文体，所以，语文教育侧重讲授实用类文体，不仅从中学习这些知识，也同时学会运用实用类文体表达这类知识。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官吏，读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成为官员，这样，教育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个人来说，教育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学而优则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从社会来看，教育是统治阶级牢牢掌握的用以治理国家、统治思想的工具。所以，儒家的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只有“明人伦”才能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便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崇高的道德要求只是为了“达”，为了有“平天下”的条件，道德和学问只是一种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所以，《大学》“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很清楚地表明“德”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有德便可以得人之心，得人之心而后才能有土有国，得了国便拥有了一切。一切教育都以能否很好地服务社会政治为标准，并为此制定出了一系列经过筛选的教育、选官和文化政策，从而使“载道”的论述类文体成为传统语文教育的“大宗”，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对现在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注释：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97页。
②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