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收敛——基于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力的考察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资源配置论文,地区论文,稀缺性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33—08
2003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复苏与国内投资及经济高增长，以能源与矿产为主的资源产品需求激增，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相关产品利润从生产环节向资源供给环节转移，这一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资源约束递增现象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原有格局。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一方面它增加了东部沿海资源短缺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与地区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资源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出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新趋势。文章以狭义资源（自然资源）视角，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的关系。同时以广义资源（各类经济变量）视域，讨论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变动主要是收敛现象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制造业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呈现重化工业特征，并且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虽然，这一轮经济增长与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政策启动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与条件明显不同，具有自主性与内生性。但是，资源约束（本节的资源一词泛指以能源矿产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国经济高增长对能源、矿产等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幅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与自给能力以及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其价格水平。
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首先源于国内资源短缺。从现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与人均可利用量来看，中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不足5％，铝土矿不足2％， 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人均值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2。200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与煤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55.4％。虽然资源储量等指标由于受资源勘探等因素影响，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但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相比，主要资源总储量与人均可采储量明显偏少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1]。
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依赖国际市场资源供给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这一先例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短缺不足同样可以通过国际市场供给来满足。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复杂化，国际市场能源、矿产等资源供给趋紧，价格上涨。与中小国家不同，由于规模效应，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对资源需求持续大幅增长，必然对国际市场资源供求状况与价格水平产生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成为煤炭、钢铁与铜等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与电力等的第二消费大国。中国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不仅使一些发达国家备感资源竞争的压力，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市场相关资源供求状况及其价格水平的风向标，甚至出现中国需求状况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联动效应[2]。
显然，尽管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能够更方便地从国际市场进口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国际市场可供交易的资源的即时有限性与竞争性，以及交易各方的价格博弈，使中国难以在保持国际市场供需均衡与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经济高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事实是，国际市场在中国需求不断扩大等因素影响下，能源、矿产等资源价格一路攀升，而且，进口数量与进口价格呈正相关，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同样面临着资源约束递增的现实（见表1）。
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粗放经营方式所带来的资源低效利用也加剧了资源短缺状况，并且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据有关专家分析，近年来，中国每创造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至4倍，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法国的7.7倍[3]。并且，能耗弹性系数呈扩大趋势。可见，资源消耗量大，投入产出比低，是中国资源低效利用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政府对此早已引起重视，并把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与当务之急。然而，由于多年来政府习惯于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目标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致使数量扩张与粗放经营成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增长特点。显然，发展战略与行为取向的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管理角色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博弈有可能造成资源有效利用机制的缺失。况且，中国投资与经济过高增长所创造的需求扩张，使粗放经营有利可图，原已短缺的资源的无序开发与低效利用于是成为普遍现象。
虽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与管理相对落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资源低效利用状况。但是，由此导致资源浪费加剧资源供给紧张，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诚然，资源低效利用的改进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潜在的资源供给，缓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压力。由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有赖于资源高效利用机制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面对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即时性，资源高效利用无疑具有渐进性与时滞性。因而，就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现实而言，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资源自给能力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其即期成效是有限的。
总之，自身资源短缺，国际经济复苏与大国需求效应所导致的国际市场资源供给趋紧及其价格上涨的制约，以及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资源低效利用，使中国经济高增长面临着资源约束与经济运行成本递增的局面（见表1）。
诚然，从理论上讲，资源价格上涨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通过商品价格的相应上涨最终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商品价格因受供求关系制约难以通过涨价来消化由资源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那么，厂商可以通过压缩其他成本的方式来消化。倘若其他成本均无法压缩，可能的选择不外厂商利润空间缩小，抑或无利可图而难以为继。显然，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产品利润的正态分布，即以资源供给、产品生产与商品销售各环节的供需平衡为基础的利润分配机制就难以实现。反馈到现实经济运行中，亦即原有的供应商、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利润分配格局会因此而改变，从而出现以供求关系与价格水平变动为导向的产品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利润转移现象。因而，在资源短缺以及产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追求经济高增长，那么，利润由产品制造环节向资源供应环节转移势在必然。显然，资源约束递增与利润转移会改变原有经济发展格局。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一方面国内资源短缺需要从国际市场高价进口相应的资源，同时，产能过度扩张导致产品供过于求而难免低价销售，从而使利润由产品生产国向资源供给国转移[4]。这对人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短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来说，并不是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国内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资源相对匮乏而中西部地区较为丰富，因而产品利润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尤其是资源产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收敛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总体上中国处于自然资源短缺与地域分布不均衡状况。东部沿海地区除了山东与辽宁外，能源与矿产资源贫乏，尤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为甚。中西部地区则资源相对丰富，资源富集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为了便于对比，本文以石油、煤炭、铁矿与铜矿四大主导资源2003至2004年的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列表说明（见表2）：
与之相比，石油储量分别为江苏：2305.2／2396.2万吨，广东：9.0／9.0万吨，浙江：0／0万吨。煤炭储量分别为江苏：25.8／24.2亿吨，广东：1.9／1.9亿吨，浙江：0.5／0.5亿吨。铁矿储量分别为江苏：2.4／2.3亿吨，广东：2.2／2.1亿吨，浙江：0.1／0.1亿吨，铜矿储量分别为广东：67.4／67.2万吨，浙江：9.5／12.2万吨，江苏：7.0／6.9万吨。由上可见，资源富集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自然资源储量相差悬殊，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明显。
当然，资源（本节的资源泛指广义资源）短缺与资源稀缺性，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不是单纯的资源数量变动而言的。因此，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既要从静态的角度看到资源存量状况，更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由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引致的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事实上，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抑制状态时，能源与矿产资源并不短缺。即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短缺。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使之成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主导性资源的资源配置力（率）优势，大量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广泛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低价资源，大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区域经济的率先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由于这些资源阶段性供过于求而面临竞争性贬值，资源重要程度与资源配置力（率）下降，既缺乏对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的吸纳能力，也难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可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实际上反映了地区资源禀赋、资源稀缺的结构性特点以及资源配置力的差异。易言之，现有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是由改革开放以来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的。同时，也可以把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理解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资源的流向与价值实现过程总是表现为以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力为导向的要素集聚与价值转移过程。亦即大量生产要素，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产品利润由上游资源产业（中西部地区）向下流制造业（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从而导致地区经济竞争力与经济绩效差异，以及区域经济离散。
当然，资源稀缺性是动态的，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资源稀缺性将会发生结构性变迁与稀缺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一方面稀缺资源所具有的高收益诱致市场供给增加，富余资源的低收益导致市场供给下降；另一方面稀缺资源的高价格会抑制市场需求，富余资源的低价格会刺激市场需求，供求关系变动的结果将导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资源稀缺程度变化与资源价值转移。由于地区资源禀赋不同，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还将导致资源稀缺的地域性转移。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资源稀缺程度变化与资源价值转移，会导致资源配置力（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变动趋势。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随着改革深入、市场扩大与经济发展，推动与支撑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的稀缺程度与配置力逐步下降，相反，以能源与矿产为主的资源产品由于上述国际经济复苏与国内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强劲需求，正在日益变得稀缺。正因为此，2003年以来以珠三角与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备受资源约束递增与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企业生产成本递增，经济效益下降，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力衰减。相反，中西部地区得益于资源产品需求强劲与价格大幅上涨，资源配置力递增，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产业景气度持续上升，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力逐步显现。这种变化可以从不同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中观察到（见表3）。
由表3可见，资源产品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呈离散状态，是近年来产业发展前景与产品价值变化的主要特点。就这种变化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经济绩效而言，它具有利润转移效应，亦即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资源高消耗的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资源产业在经济绩效上具有负相关性，它对地区经济收敛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具有正效应。
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还会改变人们对地区经济发展前景与产业景气状况的预期，导致社会资源流向更具资源配置力（率）的地区与产业，从而引起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变动。正因为此，近年来经济增长加快与自然资源约束递增的趋势，使大量资源涌向能源与矿产等资源富集地区，争相进行资源产业的开发与资源产品生产。其中，东部沿海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一方面受困于资源约束递增，制造业利润普遍下降；另一方面受资源产品高利润的驱使，纷纷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其中以市场敏感性见长的温州民间资金大规模投资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颇受社会关注。其实，温州“炒油团”与“炒煤团”的蜂起，正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以及资金流向与产业投资热点转移的明确信号。值得指出的是，不仅高品位低成本的资源开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低品位高成本的资源也因为资源价值上升而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对象。
这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不仅使稀缺资源区域分布状况发生相应变化；而且能够增强资源富集地区资源配置力与经济竞争力，吸引投资，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绩效，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引起区域经济关系变动。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理如图。
区域经济关系变动机理图
显然，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稀缺性递增以及资源配置力强化，使资源产业与产品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源，资源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与资源产品的高利润率将会推动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强化东中西部经济收敛趋势。近几年来资源富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GDP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就集中反映了这种趋势（见表4）。
山西是中国产煤大省，江西是中国的产铜大省，内蒙古的石油、煤炭、铁矿、铜矿的储量均位居国内前10位，资源综合优势十分明显。2003—2004年，内蒙古GDP增长位居全国第1，山西分别位居第4、第7，江西分别位居第8、第11。不仅高居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前3位，而且进入国内经济增长前列。可见，随着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配置力（率）递增与经济竞争力增强，使之呈现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产业发展前景。
引人关注的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备受资源约束递增压力的同时，资源相对丰富的山东与辽宁经济加快发展。尤其是山东，在保持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的制度、技术、资金与市场等资源配置力（率）优势的基础上，利用能源与矿产等资源配置力（率）递增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综合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2004年GDP增长位居全国第3（第1、2分别为内蒙古与天津），东部沿海地区第2。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前三季度，山东GDP13378.8亿元，同比增长15.3％。已形成GDP超越江苏，取代广东，位居国内首位的趋势。
耐人寻味的是，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综合优势排序分别为：江苏、广东、浙江。2005年前三季度，三省的GDP与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江苏GDP12471亿元，同比增长是14.3％；广东GDP13981.6亿元，同比增长12.3％；浙江GDP9016亿元，同比增长12.1％，上述三省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幅度排序一致。可见，无论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与矿产等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都位居前列，同时，经济发展呈现以资源综合优势相一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序列。这再次证明，由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所带来的地区资源配置力（率）变化，必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变动趋势。诚然，这种态势为时不久而难以断言，但是，它可以启迪我们以新的视角去审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梯度发展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与战略选择。针
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现实，以产业梯度转移与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
从实践的结果看，产业梯度转移进展相对缓慢，地区经济并没有出现收敛。笔者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转移产业在转出地已失去市场竞争力，需要通过地域转移来降低成本。（2）转移产业承接地的资源禀赋结构与转入产业相契合，能够发挥地区资源比较优势。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尚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一些地区主要由于土地与房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使商务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企业仍然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来消化商务成本上升的压力。加之外贸需求强劲使东部沿海地区依然保持着市场竞争优势。加之，在现阶段产业梯度转移会增加产品运输成本，并且弱化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增加信息搜寻、商务谈判等交易成本。因此，迄今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动力并不强劲，成效也不明显。再者，从国际上产业梯度转移的经验看，只有在地区经济发展落差悬殊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规模性产业梯度转移现象（如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时两者的人均GDP相差10—30倍），问题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难以承受这种过分悬殊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差及其时滞所带来的巨大负效应，实质上，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经济变动来说，是一种并行或者说等距离发展战略，它隐含着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前提，因此，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并没有也不会改变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发展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就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收敛。
就财政转移支付而言，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辅助手段，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也只是通过财力转移，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况且，中央财力的有限性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自生能力薄弱，使财政转移支付目前仍然停留在财政扶贫的水平上。当然，这并不是说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重要，而是指出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与能力只能是促进而不可能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不言而喻，近年来由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引致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与地区经济收敛的现象，多少出乎政府与学术界的预期，市场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不确定性魅力，并对区域经济变动的现有理论观点与现行政策取向提出新的挑战。
三、政策建议
目前，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约束递增已形成共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同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上诸多权威研究机构都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前景良好，资源约束递增不可避免。世界性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高潮因此方兴未艾。这意味着这一轮由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投资与经济高增长所引发的资源供给紧张与资源约束递增现象仍将持续。它对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变动的影响亦将持续。由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约束，如果投资规模膨胀导致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失衡，那么资源供给紧张所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将导致产品利润转移与经济绩效下降。因而，对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短缺的国家与地区而言，经济增长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并对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幅度进行必要的调控。同时，必须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逐步降低能牦标准，减轻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的依存度，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2）世界性资源短缺， 使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资源富集地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资源价值最大化要求，中西部地区在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资源产业的同时，要珍惜资源，做到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提升资源产品的附加值。并且以资源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从资源开发优势向产品制造优势延伸。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应适时适度提高资源税收幅度，抑制资源产业因受暴利驱动而导致的掠夺性开发。同时，尽快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与相关技术标准，形成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升资源产业的经济绩效与发展潜力，保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收稿日期：2006—05—26
注释：
① 资源配置力指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所具有的要素集聚能力，其能力由资源的重要性与稀缺程度决定。无论实体资源还是虚拟资源，都具有要素集聚功能，都能够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区别只在于形态不同与价值实现方式不同。笔者提出这一概念用以解释资源配置，分析资源禀赋、资源稀缺性、资源配置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变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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