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批评家论文,为例论文,文体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1—0032—07
七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国维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但丁式人物”：他先是用《红楼梦评论》开启现代文论，随后用《人间词话》终结古代文论①。现在看来，所谓“终结”、“开启”之说有笼统乃至简单之弊。王国维之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虽然在文学思想、批评意识、理论术语乃至著述体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现代西学特征，但是，就批评文体的三大层面（体裁、语体和风格）而言，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书写或隐或显地葆有古典体貌、体制和韵味。且不说鲁迅杂文批评的卓吾体貌、钱钟书谈艺管锥的诗话体制以及周作人小品文批评的晚明韵味，单就三、四十年代京派批评家的理论实践而言，就有着显明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还有沈从文那些可与《边城》和《湘行散记》相比美的评论文字，均不同程度地承续了中国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文体传统。本文以李长之、沈从文、李健吾这三位京派批评家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为个案，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以期在批评文体的特定层面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经典性文本和可行性路径。
一、李长之的“传记式批评”
李长之（1910—1978），初名李长植，山东利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造诣尤深。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那就是“传记式批评”。 李长之先后对十多位古今作家作传记批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鲁迅批判》等。
李长之为什么要提倡并实践“传记式批评”？他的理论动机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不满。李长之有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理论不发达之故》的文章，专门挑传统文论的毛病，他说古代文论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文论家缺乏著述的习惯、兴趣和方法：
在过去，中国人缺乏著述的习惯，缺乏著述的兴趣，缺乏著述的方法。假若冯浩不把他对于李商隐的研究填入小注里去，他可写一部很好的李商隐评传，恐怕不让于毕尔绍夫斯基的歌德传吧。假若金圣叹不把他的欣赏分割到“批”里去，他可写一部好好的批评论文集，谁敢说他的书不能写的像培忒的文艺复兴？这都关系著述的方法。②
显然，这里的所谓“著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因为中国传统文论并不缺乏这种热情和方法。李长之所说的“著述”是指西学意义上的或者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李长之用西方学术的“著述”标准，衡量中国的传统文论，甚至将中国文论称之为“荒芜、破碎”的不发达的文学批评，是“即兴式的、冬烘式的”文学批评方法。李长之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严格、精确、体系和深入”的文学批评③。而他的“传记式批评”，就是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所尝试建立的一种完备的著述体系。
其实，李长之的文学家传记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传记有着相似或相通之处，二者都属于史传体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而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史传体批评。《史记·太史公自序》在提出“发愤著书”的理论之后，逐一概述《史记》每一篇传记的书写动机及要义，如“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又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旨讽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④。我们看司马迁的这两篇传记，基本上是围绕着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创作经历、创作心理、作品选录及评点等）展开的，而且篇末的“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的文学批评思想的直接呈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最早的文学家评传，属于史传体批评。到了后汉的班固，在他的《汉书》中，除了继承司马迁的传统为文学家立传（如《司马迁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等）之外，还新增了《艺文志》、《礼乐志》这样一类带有文学批评性质的文体样式。两汉之后，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有像《史记》和《汉书》这样的传记体批评。于是，我们从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中，看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为了学习和仿效西方先进的“著述”体例，也为了克服中国传统文论的即兴式、片断式之弊端，李长之尝试用传记式批评，尝试撰写传记体的批评文字。然而，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其撰写思路和核心内容与司马迁所开创的史传体批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是对传主创作经历、创作心理的叙述，同样是对传主作品的品评，同样是在评传中呈现著者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李长之开始从事他的传记体著述时，他恰恰又回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史传体批评传统，或者说他无意中采用了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家评传的言说方式。也就是说，在批评文体的选择上，李长之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
当然，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与《史记》、《汉书》所开创的古代文论的史传体批评有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李长之有着自觉的批评意识，或者说有着自觉的批评文体意识，他是自觉地选用传记这种文体从事文学批评。而二十四史的撰著者是在写史书，或者说他们是在史书的撰写过程中顺带涉及作家评论和文学批评。其次，李长之的传记式批评都是一部部独立成篇的文本，一部传记就是一个独立的批评文本。而中国古代的史传体批评，是庞大史书中的一些很小的部分，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些文学批评片断。而正是在二者的差异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作为20世纪的一种批评现象或者说一个典型个案，事实上是对西方“著述”体例和中国“史传”传统的一种折中和结合，是李长之游走于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学术创获。
司马迁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创造性地吸纳和转换司马迁的传统，以史学精神和叙事话语，整合出现代文学批评的一家之言。以《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为例，该著标举传主的“浪漫的自然主义”，这在现代的司马迁研究中是“一家之言”，而这一独创性批评思想又是通过叙述的方式追溯、总结并传达出来的。李长之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追叙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文化渊源及时代语境：叙述楚文化在西汉的胜利，叙述齐学对西汉学术文化的浸润，叙述汉武帝时代的异国情调和经济实力，叙述这个时代种种色色的浪漫人物……。作为叙事者的李长之，兼具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他既要写下“实然”的史实，又要写出“应然”的理想，这样才能成其一家之言。李长之说：“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⑤ 而这种对理想的书写，又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积极肯定的基础上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肯定道家的“势”，但又提出因“势”而不“弃世”。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李长之说：“道教的兴趣，无疑是由一种本位文化的意味在内，所以它处处和佛对抗，我觉得它之最合乎中国人的口味者，乃在其肯定生活。道教非常现世，非常功利，有浓厚的人间味，有浓厚的原始味。我说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⑥ 在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中，传主（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现实遭遇与精神世界，也就是“实然”的史实与“应然”的理想在李长之的叙述文字中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古典史学精神在李长之传记体批评中的复活，还表现在他的著述既有一种现代性的人文关怀，也有一种深沉的情感体验。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指出：“李长之所看重的是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吟咏，把创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生命’，把生命的‘人格形相’写下来。”⑦
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用作家逸事与作品互见的方式来阐释作家的人格与艺术风格。这种方法同样与古代文论的史传体批评有关。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⑧，李长之的批评也是如此。他采用论其逸事的方式，使后人观其行事，他说：“因了这作家的一点一滴的表现，由之而理解到广大的一群，在某一时代上是演奏了如何的步调，观察那得失成败，会给现代人类一个极其有益的借镜。”⑨ 他的《孔子的故事》，写孔子的寂寞，写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怀抱，写孔子的出走，孔子最后的歌声。他的《陶渊明传论》，写陶渊明身边的人如陶侃和桓玄等对他的影响，以此来塑造陶渊明的个性，并解释他“归去来兮”的缘由。他的《韩愈》，写退之为贪看风景而登临绝顶，到了山顶下不来了竟放声大哭，甚至给家人写下遗书……读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我们总能想起太史公当年写屈原贾谊时的“想见其为人”。写逸事，写场景，写情感，写人格等等，这些都是古典批评文体的叙事传统。
二、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批评家。这种作家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是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批评文体不可避免地具有诗性特征。另一方面，沈从文毕竟生活在现代，年轻时代就从遥远的湘西来到北京，后来到过上海、武汉等地，编过现代刊物，还做过大学教师。这些经历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学影响，受到现代思想的熏染。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与李长之一样，是游走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文体，与李长之选择传记体批评一样，其直接缘由均可归结为现代西学的影响。从字面上看，所谓“印象式批评”是一个舶来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式批评兴盛于欧美诸国，其代表人物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叙述了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笛师们的争论》）法朗士又讲：“很坦白地说，批评家应该声明：各位先生，我将借着莎士比亚、借着拉辛来谈我自己。”关于印象式批评最权威的定义出自著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试图用文字描述特定的作品或段落的能被感觉到的品质，表达作品从批评家那里直接得到的反应（或印象）。”⑩ 简单地说，印象式批评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主观批评，它与客观批评、科学批评是相对的，或者说是对科学批评或规范化批评的一种反拨。印象式批评又是一种作家批评，它看重的是“印象的复述”，这一特征由直觉感悟、整体把握、描述传达、比较定位等多种层次构成，其中无一例外地烙上“作家”的身份印记。
上面所讲到的印象式批评的主要特征，诸如作家批评、主观批评、批评家的灵魂在杰出作品中的探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古代诗性文论的特征。首先，就批评主体而言，古代文论有“诗必与诗人评之”(11) 之说，诗人评诗、文章家论文、戏曲家品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普遍现象。其次，就批评家的书写动机而言，他们写作批评文本与他们创作文学作品，其心理动机并没有质的区别，大体上都是缘于情，都是为情而造文，都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比如司马迁的传记体批评、司空图等唐代文论家的以诗论诗、李贽金圣叹李渔的小说戏曲评点等等，都有明显的主观批评的特点。再次，就批评文体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等批评文本，其主要特征就是批评家描述自己关于批评对象（作品）的主观印象，也就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表达作品从批评家那里直接得到的反应（或印象）”。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从表面上看是学习西方的批评方法，而实质上依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诗性言说方式的继承。沈从文和李长之一样，其“西行”之路实为“东归”之途。
沈从文“东归”式的印象批评，实为古典批评文体的复活，这一点从他的《沫沫集》中可以看出。《沫沫集》初版于1931年，是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所评论的对象均为他那个时代的著名作家及作品，比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徐志摩、冰心、废名、施蛰存、冯文炳等等。《沫沫集》的评论文章，总是用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描绘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总体印象。下面略举四例：
论周作人：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
论落华生的散文：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论落华生》）
论朱湘的诗：
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论朱湘的诗》）
论闻一多的《死水》：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的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生活厌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论闻一多的〈死水〉》）(12)
从上述四个例子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批评策略是“复述印象”：用文学性很强、诗性很浓的文字，原汁原味地描述出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体验和印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世说新语》的“品藻”“识鉴”到钟嵘《诗品》的味诗品诗，从唐宋以降的诗话词话到明清以降的小说戏曲评点，文字或短或长，风格或俗或雅，情感或浓或淡，意蕴或显或隐，而“复述印象”的批评方式和话语特色则大体相似。就复述印象而言，沈从文的批评文字颇得古典批评文体之神韵，不同之处只是将古代汉语变成了现代汉语。
沈从文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中强调：“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像篇文章。”(13) 我的理解，沈从文所说的“像篇文章”意谓要像一篇文学作品，要有文学性，要有诗意。这一要求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古代批评文体同时也是文学文体，如论诗诗、论文赋，还有用骈体文写成的《文心雕龙》等等。而现代文学批评有了“文学”与“批评”的分工，所以沈从文要特别地提出来，特别地强调出来。前面引述的四段文字，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学散文，或者说，沈从文是用文学性极强的文字，描述他对于批评对象的体验和印象。
印象式批评并不对作品作高下评判，也不是只给读者交代一个结论。沈从文在《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中指出：“一首诗，告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与姿态，具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是那么细碎又是那么整个的美……”(14) 因此，沈从文所描述的印象，既有集合的整体的，又有细碎的片断的。前面谈到沈从文对朱湘诗的整体印象，下面我们来看看沈从文关于朱湘诗的片断印象。他指出朱湘“能以清明的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15)。老子说，涤除玄览。“无渣滓的心”是虚静之心，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故能对大千世界的种种“境”与“动”作纯粹的审美观照；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清明的无邪的眼”是无嗜欲而有天机的，故能发现平常人所发现不了的美。于是，沈从文发现了朱湘《采莲曲》的东方之美：“那种平静的愿望，诉之于平静的调子中”，“一切东方的静的美丽”(16)。沈从文还发现了周氏兄弟的“中年人”之美以及这种“中年人”的共性与个性之美。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指出周氏兄弟的相同之处：“同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而周氏兄弟的这种“中年人”的共性与年轻的徐志摩大不一样：徐志摩的创作是以一颗青春的心“对于现世光色的敏感，与对于文字性能的敏感”。另一方面，同为“中年人”的周氏兄弟又有着各自的个性特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17) 沈从文的这些批评文字虽然未作判断和推理，给予我们的理论信息却是既丰富生动又准确深刻的。
三、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笔名刘西渭，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还是批评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和西洋文学系，三十年代初赴巴黎研究法国文学。李健吾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戏剧等，他以翻译法国作家福楼拜、莫里哀、司汤达尔的作品最为著名，他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36年的《咀华集》和出版于1942年的《咀华二集》。司马长风认为李健吾是三十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合中西，但更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18)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也将其列为重要一家。
李健吾有着极高的西方文学及文学理论造诣，同时又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后者奠定了他对平静、典雅与趣味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他与沈从文一样，一支笔既写文学作品又写文学批评。因此，西学与中学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李健吾来得更为容易更为得心应手。我们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批评界，其主导趋势是打破传统而不是利用和发展传统，所以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又和李长之一样，是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具体而言，又是与沈从文一样，借鉴法国印象派的批评方法及批评文体。当然，在李健吾这里，还有一位西方的“导师”，那就是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
前面在介绍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时已经指出，西方的印象派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传统的诗性批评有相似或相通之处。而李健吾无意之中使中国传统的直觉感悟式批评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实现了理论对接。借用严羽《沧浪诗话》的话说，李健吾的批评有别才别趣。比如，他对印象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法国批评家布雷地耶的比较：一个不想做批评家，却是在真正地鉴赏；另一个想做批评家，却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也就是严羽说的“多读书，多穷理”；一个根据人生，也就是严羽说的“非关书也，非关理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首先属于生命，属于生命体。“文体”之“体”，从词源学层面考察和追溯，其最初释义就是人的生命体之总属。因此，李健吾这种与生命体相关的随笔体批评，必然是鉴赏的、美文的，是品味的、识鉴的。如果将批评主体称之为“心”，将批评对象称之为“物”，那么李健吾的批评文本经由“心物赠答”而臻“心物一体”。这是古典批评文体的最高境界，也是严羽《沧浪诗话》所极力推崇的兴趣、入神、透彻玲珑、第一义之悟。
《咀华集·〈爱情的三部曲〉》写到：
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19)
那么，什么是“鉴赏的”？“不判断，不铺叙，而在了解，在感觉。他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把这些境界变做自己的。”(20) 李健吾还认为，一位批评者“他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21)。正是因为这种鉴赏的心态，李健吾的批评文字特别美，如他的语言：
但是，读者，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埋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可分开吗？(22)
读这一段文字，我们自然地想到钟嵘的《诗品序》，想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或者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既可以读作文学批评，也可以读作文学散文。
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不仅优美，而且精练准确：
《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23)
读这一段文字，又使我们想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对嵇康、阮籍的评价：“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来评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这也是传统文论惯用的方式：一言以蔽之。《咀华》二集中的文章都很短，最短的只有几百字，最长的也不过四、五千字，真正是言简意赅、意在言外。温儒敏指出，李健吾的语言方式“显然吸收了我国传统批评语言表达的特点：不重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通过形象、象征、类比等直观的语言方式去引发读者的直觉性思维，由‘得意忘言’之途去体悟、把握审美内容”(24)。李健吾对批评对象之风格、意境的评析和把握，通常是从整体审美感受入手，他更多的是与读者一起体验和品味作品，而不是对作品下断语、作判断。因此在语言方式上，他实际上是回归了传统，将自己对作品的透彻玲珑之悟表现为一种言外之意。
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是评点式的：点评沈从文的《边城》“是热情的，然而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点评蹇先艾的小说是“凄清”的，点评萧乾小说“忧郁”而“美丽”，点评曹禺的《雷雨》“伟大”而“罗曼蒂克”，点评李广田的散文“素朴和绚丽”，点评何其芳的散文“凸凹，深致，隽美”等等(25)。使用描述式而非判断式的评点语言来传达批评对象之神情和韵味，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传统。李健吾随笔体批评对古典批评文体的复活，还有一点就是隐喻性言说。如对萧乾《篱下集》的品评：“《篱下集》好比乡村一家新张的店铺，前面沈从文先生的《题记》正是酒旗子一类名实相副的物什。我这落魄的下第才子，有的是牢骚，有的是无聊，然而不为了饮，却为了品。所以不顾酒保无声的殷勤，先要欣赏一眼竿头迎风飘飘的布招子。”(26) 多年之后，我们或许会遗忘李健吾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但“乡村新开张的店铺”和“迎风飘飘的酒旗子”这两个比隐，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忘记的。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隐喻式言说的魅力所在。
尤为可贵的是，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还有一种较强的现实感，《咀华集·〈答巴金先生的自白〉》指出：“有的书评家只是一种寄生虫，有的只是一种应声虫。有的更坏，只是一种空口白嚼的木头虫。”又说，“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浓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27) 反观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寄生虫”、“应声虫”、“木头虫”以及“被老板收买的书评”还少吗？所以，李健吾对批评“尊严”的呼唤，对批评家独立人格艺术精神的呼唤，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京派批评家，无论是李长之以传记体写人格、沈从文以印象体写真情，还是李健吾以随笔体写人和艺术的尊严，他们重视批评的人格化，重视批评的艺术精神，都是古典批评文体的人文传统在现代文学批评书写中的复活。
收稿日期：2007—0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文论之批评文体研究》（批准号07JA751004）
注释：
① 李建中：《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98—102页。
②③ 李长之：《苦雾集》，见《李长之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3、151—153页。
④ 司马迁：《史记》（排印本）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4、3317页。
⑤⑨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1、183页。
⑥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⑦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⑧ 司马迁：《史记》（排印本）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6页。
⑩ 转引自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11) 刘克庄：《跋刘澜诗集》，《后村先生大集》卷109，《四部丛刊》本。
(1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96、103、113、146页。
(13) 沈从文：《〈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第35页。
(14)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第151页。
(15)(16)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第113、118、124页。
(17)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8)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
(19)(21)(22)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37页。
(20) 李健吾：《自我和风格》，《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4页。
(23)(26)(27)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第26、36、15—16页。
(24) 温儒敏：《批评作为渡河之筏捕鱼之筌——论李健吾的随笔性批评文体》，《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77—80页。
(25)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第26、50、46、48、5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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