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 （2000）02－0026－04
自从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均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本文仅就全球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作些探讨。
一
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后，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而工业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化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和技术，并与该国最富有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找到一条捷径。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必然出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升级；另一种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即发达国家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这一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引进资本、技术，加快本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从战后来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大约是在60年代初，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致力于利用科技新成果发展收益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就较好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建立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国际市场，迅速扩大了出口贸易，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积累。第二次高潮出现在70年代，由于两次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使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又再一次调整产业结构，把一部分大量消耗能源和矿产资源、污染环境较为严重的重化工业部门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韩国和台湾又抓住时机发展了汽车、造船、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进入8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产业转移高潮，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它们再一次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上，除继续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并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入90年代，这种转移仍然方兴未艾，促使了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80年代的25%，上升到1992年的32%，1996年达37%。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战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事资本积累的国家。1987年世界银行从贸易战略角度对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与增长结果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坚定外向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最高，一般外向型次之，一般内向型和坚定内向型较差。比较典型的是东南亚，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它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较早地踏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有资料显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作为亚洲开放较早的国家，积极利用外资，在其实施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巨额的外资注入，也就没有今日韩国的经济成就。韩国是以借款方式利用外资较为成功的国家。从1962～1991年，韩国共引进外国资金867.36亿美元，其中借款额达797.0亿美元，约占91.9%。通过大量引进外资， 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明显提高了韩国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据统计，“一·五”时期的投资率由6.1%提高到15.1%，“二·五”时期由13.1 %提高到26.4%，“三·五”时期由18.2%提高到27.8%，“四·五”时期由23.9%提高到35.5%。迅速提高的投资率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62年到1982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2%，其中， 靠外资实现的增长达40%，70年代甚至超过50%。此外，外资的引进对于带动韩国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同样是通过开放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据统计，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印尼8%，泰国7.2%，马来西亚7.4%，新加坡10.1%。进入80 年代，受整个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其增长速度仍高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80～1987年，印尼3.6%，泰国5.6%，马来西亚4.5%，新加坡5.4%。
巴西，也是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国内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194.5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2992.3亿美元，共增加14倍。巴西国内有关人士认为，巴西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利用外资，他们认为，如果不利用外资，每年只能增长4%～5%，而利用外资，每年可多增长2.5%～3%。
总之，80年代以来，许多亚洲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由于积极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里，持续保持了7～8%的高速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二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不相同的，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也许没有回报）。
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据1997年9 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统计，1965年，世界上七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当时最贫困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到了1995年，这一差距已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 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 到1995年底，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达到13亿，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透露，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3 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造成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虽然几乎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绝非利益均沾，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者的发达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必然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诸如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价格制定等方面均具有主导权，也就导致它们在与处于相对劣势、作为劳动力资源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况且，从本质上看，经济全球化过程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经济是实力经济，市场的竞争是实力的竞争，竞争在创造效率的同时，也残酷地在优胜劣汰。显然，在这场全球性的实力较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当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发达国家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当发展中国家将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雄厚实力，难免要在这场全球化的较量中付出很高的代价。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更主要表现在信息的占有上。据1999年1月6日联合国技经贸易信息新闻提供的信息：到1998年底，全世界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 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户，仅占全部用户的7.8%， 而发达国家的用户确有1.2亿，占92.2%。在发达国家，每6.8人就有一名因特网用户，而发展中国家每440人中才有一名用户。在美国，每15 名居民就拥有一台计算机，加拿大为24人，欧盟为55人，日本为91人。而在因特网发展最快的拉美，每1120人才有一台计算机，在非洲（南非除外），平均25.127人才有一台计算机。这组统计数字提醒人们，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信息社会，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已被排除在信息社会之外，这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的贫困——信息贫困。因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21世纪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新技术的使用，尤其是与其信息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方面如此大的差距，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正如萨克斯预言：“在一个未加改造的全球经济制度下，将会出现一个贫富悬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世界。”
这种两极分化不仅仅出现在南北国家之间，而且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它们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利益的多少也因国而异、差别较大。那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发展快的发展中国家，那些低收入的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低于较高收入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同西方大国历史文化渊源较近，经济技术往来较为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受益较大，它们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已大大拉开。如前面提到的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巴西等。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因得不到西方经济的“输血”，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实际上已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另一部分是处境不断恶化的传统穷国。有资料显示，50年前印度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大体相当，但眼下韩国的人均收入已是印度的8倍。尤其是进入80年代，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
三
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是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因此，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种种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动荡、失衡和危机。近年来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有风险的。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将要面临的风险远比发达国家大的多。其道理很简单，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历经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股市动荡、内幕交易、腐败、欺诈等等考验，早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经济的锤炼，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这一切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表现在较低的国民收入，短缺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还反映在市场制度的落后，正是这种制度方面的欠缺，使发展中国家在无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但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它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事，也不可能再花上数百年去建设较为成熟的、能与当代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然后再对外开放。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国内短缺的资本、技术等，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为了与国际接轨，在短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发达国家目前所有的市场形式、机制、制度，但由于这种“拿来”的东西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及制度保障，并与国内现存的体制、制度存在互不协调、脱节等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制度是极不成熟的，甚至是“夹生的”。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能给发展中国家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却不能同样快速地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等等。这就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选择：落后的现实要求它们尽可能地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不健全的国内体制、制度又极端脆弱，缺乏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既要尽可能地实行开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又要兼顾国内体制的承受能力，尽量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开放程度应与其市场化程度、体制、制度的完善成正比，因此，开放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来不及等到市场成熟，体制、制度完善就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与市场制度趋于完善、富有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危机、风险大部分将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近年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东南亚国家多为经济外向型国家，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国内制度的不完善又很容易被国际投资者利用。即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制度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投机家造成的。但这仅仅是外部原因，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内部条件，就不足以诱发现实的危机。虽然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绩骄人，但也潜伏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国内金融机构不健全，银行不良资产多等等。有资料显示，韩国、泰国在金融危机暴发前，银行总资产中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已分别高达14%和18%。此外，金融监管不力、监督法规不健全等等，均表现出东南亚金融制度的脆弱性。但与此同时，在国内金融制度存在种种隐患和弱点的情况下，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即参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但最终危机是发生在东南亚而不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虽然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较强。事实上， 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市场也是逐步开放的。 美国是1974年废除资本管制的；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是1979年；日本是1980年；法国、意大利是1990年；西班牙、葡萄牙是1992年。东南亚国家在国内金融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过急地开放资本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要大打折扣，也就是为国际金融投机造成了可乘之机。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汲取的深刻的教训。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对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综上所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经济全球化应采取理智的态度，任何夸大或否认经济全球化作用的态度都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的。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陷井”，显然又过于悲观。经济全球化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我们别无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这才是发展中国家的正确选择。
收稿日期：199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