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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十六年,是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的今天,我们应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就是在改革和建设中逐步重视了领导决策的现代化问题。软科学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进程中起了智力支持的作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软科学以决策研究为核心、以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为己任以及为各级各类决策服务的时代特征,使我们认识到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作用。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软科学摆脱了传统学科的纯学术研究而成为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助手。软科学研究不仅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且已经提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决策者的面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正为软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也使软科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软科学在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犹如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正在茁壮地成长。
在中国以外的当今世界上,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科技成果不仅直接应用于生产并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使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观发生了变化。日益复杂地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尤其是错综复杂且多变的经济、社会现象,需要人们从宏观上观察和分析,需要人们鉴别和作出准确的判断并作出科学的决策。软科学在此情况下应而生,它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优势解决着人们最为烦恼、也最为重要的决策问题。它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有收效。它的学术地位和社会效用已得到了国际范围的承认。
然而,由于软科学应用性强的特点,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软科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忽视了对它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抽象。这就导致了理论不足实践有余的现象,从而影响着软科学的进一发展。我们编写的《现代软科学》、《新智囊论》和《软科学大辞典》正是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内外近百名学者建立软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一个初步的尝试。这三部著作在总体结构上分为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但我们又力图三者并重而不偏废,力图体现既有较高学术价值、又能适应当前软科学研究需要的指导思想。更确切些说,我们旨在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出发,密切结合开放改革的实际,概括、总结、整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创新,较系统而全面地提供软科学知识、方法和应用范例,为软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资料。
软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虽在内涵与外延上还不很肯定,但我们认为它还是有一个较稳定的研究内核,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创立和完善它的理论方法体系。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软科学研究就在以下三点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软科学是一门以决策研究为核心的高度综合的新兴学科
软科学具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在当今世界上、经济、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多变,要对它们从宏观上作出科学的决策,就绝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这就需要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需要各类专家的协同作战。
软科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来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软科学技术,还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社会系统工程,还是一组以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为对象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群?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软科学是一门于六七十年代才兴盛起来的、高度综合的、以决策研究为核心的新兴学科。软科学一词,从计算机的“软件”概念派生发而来,二者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通性。正如计算机软件的作用在于通过程序设计使计算机以双特定方式工作一样,软科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工作设计使既有工作条件为实现特定目的服务;正如计算机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有效地提高计算机工作效率一样,软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所提出的工作设计能否使既有条件为实现特定目的发挥最佳效益。软科学正是以它利用既有条件争取最好效益的特殊作用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软科学又不像计算机科学那样属于自然科学,也不是以“硬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软的”——社会问题,而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发展、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亟需解决的必然产物。软科学有一个较稳定的研究内核,即主要运用(包括创立和完善)决策理论、系统分析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研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等领域协调发展中的战略、规划、政策、体制、管理等决策和应用问题;从研究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和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为解决这些问题、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优化方案。
由上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划分是否软科学的最重要标准应是看是否与决策研究有关,应是看是否为决策服务。离开了决策研究,就可能把一切有关咨询、管理的活动归结为软科学,使软科学成为无处不在、包揽一切的““软”且“杂”的“大科学”:离开了为决策服务,就可能使软科学钻进学究式研究的象牙塔,从而失去面向实际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软科学不可能是某一门学科的运用和发展,它以决策研究为核心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应用中不断完善自身。它以此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主要功能,并以此具有无可争议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高度综合性。它也以此确定了的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景,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需要决策!但它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决策学,而是运用决策理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去从事决策研究并试图解决一切重大决策问题的科学!
二、软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为指导
软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系统论和系统科学,这大致已为大家所接受。但说软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或换言之,软科学研究需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可能有争议了,就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19世纪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能与现代系统论及系统科学争雄吗?马克思主义真的能指导软科学研究吗?
其实,即使是作为本世纪新理论的系统论和系统科学,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联系。它们的原理及其应用正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体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的丰富和发展。事实上,科学的系统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创立的。这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世界整体联系的思想和他们关于整体性联系的系统思想中。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的辩证系统观也在他们的社会历史观上作了卓有成效的运用。他们认为社会“就是一切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把社会看成是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他们在考察人的本质时,舍充传统的从部分求整体的方法,而是从整体——社会到部分——人,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他们运用系统思想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从而也使自己的系统思想发展为社会系统观。
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社会系统观主要反映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上。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分析、批判的整体对象,但又重视研究整体内部的相互联系,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时,就把社会看做处在经济发展中的活的肌体,并根据此研究该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问世的《资本论》中阐发的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中不仅可以看到现代系统论及系统方法的几个基本原则的体现和运用,而且可以证明马克思无疑是系统论的思想奠基人。马克思虽没有专门对系统性原则进行过方法论研究,但是他却对世界上最复杂地系统——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现象及其最重要的原则进行系统研究的实用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包括贝塔朗菲在内的外国学者所承认,他们称马克思是“一位早期的系统记者”,称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的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富有成果的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的先声”,称马克思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
三、软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既然软科学是从事决策研究的,那么它对社会的发展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就可能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软科学研究既不可是学究式的纯学术研究,也不应是决策部门的秘书班子和工具,而是应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不讲求本部门、本地方的利害得失,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的学风,按科学精神办事,用自己的软科学研究成果造福于国家和人民。这就有可能防止和杜绝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软科学研究的弊病,即研究者往往受到一定私人集团利益的制约,失去其客观性的科学性,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软科学的重要性也说明软科学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我们软科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勇于开拓,大胆前进。但同时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面向经济建设,面向改革和开放的实际,自觉地为现代化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服务。只有这样,才会使软科学达到自己的目的,才会使科学充满勃勃生机,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