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尔丹[1]2002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科学技术发达、生产力水平高、物质丰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主体异化现象，指出西方社会由于存在“物化”结构，人被“物”牢牢控制，从而丧失了主体意识，在“技术理性”的压抑下沦落为“单向度的人”，并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产生了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以此为前提，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对人的主体性予以深切关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本文分叁个部分进行阐述和论证。 第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首先，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总结了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提出了“物化”概念，认为“物化”是造成工人阶级意识危机、人性被扭曲的原因。要克服异化，就必须使无产阶级的自我主体意识得到觉醒。其次，二战后新科技浪潮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加深了人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对人的异化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技术理性对人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人的进一步异化，使人生活在“虚假需求”的满足当中，失去了自主性和革命意识，成为“单向度的人”。而萨特则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揭示了人的孤独、失落和由于彼此隔离不信任，使主体的自由被残忍剥夺的状况，呼吁克服异化，恢复人本身。最后，丹尼尔·贝尔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人的信仰危机，发生了重建精神崇拜和追求理想社会、永恒人性的强烈呐喊。 第二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评析。首先，阐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存在的局限进行了评价。其次，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资本主义异化的新特征，如现代资本主义以“物”为手段，通过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人的心理形成新的控制；技术理性向价值领域渗透后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异化向日常生活领域蔓延形成“总体异化”的新特征等，进一步补充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最后，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主体性批判上存在的缺陷，辩证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作出评价。 第叁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觉醒，人的独立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得到张扬，给社会增添了很多活力。但是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人的素质相对较低和“物化”意识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不良社会现象，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使主体性问题凸现出来，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批判理论的合理内容，重视主体的发展，培育主体意识，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主体性，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防止“物化”的蔓延，防止过度追逐利益，短期行为，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滕飞[2]2015年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幸福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其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它涉及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体的总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理想状态,也是当代中国梦的价值旨归,其反映着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也反映着个体精神上的快乐和情绪,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当前我国公民的幸福观在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趋于多元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使得幸福观及幸福观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个体有关幸福的道德认知、财富观念、生活方式与审美情操等各个方面对国民的精神生活质量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理性审视当前公民的幸福观状况并对其进行合理培养成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自从我国幸福观教育开展以来,存在着重视程度偏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深度及专业程度较弱、幸福观教育内容话语脱离现实生活世界、教育途径与方法单一等弱点,思想政治教育中幸福观教育的缺位导致了当前公民消极化的幸福观取向,幸福观教育正是以个体正确的幸福认知培育为目的的教育,它所培养的是能够创造幸福、发现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社会个人。幸福不仅仅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同时也是教育追求的终极价值,当代幸福观教育应当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使幸福观教育造福于个体和社会,用积极、科学的幸福观指导人生才有利于个体幸福生活与社会和谐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话语内容,以实现个体与社会幸福感受的实现为目标和教育效果的评价标准,对公民进行树立正确幸福认知的教育,培育当代公民感知幸福、体验幸福、把握幸福、创造幸福的认知水平、实践能力与心理状态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根本要旨就在于通过自由自主的劳动来创造幸福,并且个人幸福只有在对集体与社会的劳动与奉献中才能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向度,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实现,其摒除了禁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然主义、宗教主义幸福观的缺陷,把人类对幸福追求的梦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其作为一项具有层次性的理论内容,包括了政治意涵、生命承载、财富维度、道德对话、生态建构、审美旨向等方面,是包含了多维度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生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不仅是科学的、积极的幸福观,也是对近代消极幸福观的理论扬弃,是实现当代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来源,有着极大的科学性、合理性与现实性,必将成为当代幸福观教育最重要、最科学的内容话语和理论根基。积极心理学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西方心理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思潮与运动,它改变了科学主义心理学过分关注心理问题的失衡状态,其关注人类积极与美好品性、激发潜在的积极能量、关注个人的正向、最终使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研究视角和价值理念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着内在的契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是当代幸福观教育的时代诉求。在教育理念上,积极心理学启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实现从问题到优势、从规训到关爱的价值转换；在教育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实现从文本到现实、从概念到情感、从叙事到感染等叁个方面的方法论转向；在教育途径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从强化积极情绪、培育积极人格、建构积极制度、优化教育场域、设置幸福观教育课程、促进认知神经科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等方面入手,以切实提升当前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有效性；在效果评价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以幸福感受的发生为其效果实现的载体,并且借鉴幸福指数和幸福感测量量表作为量化幸福观教育效果和评价的方法。将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之中,脱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问题与矫治的消极教育手段与范式,真正让教育对象在幸福观教育中获得幸福的心理体验和感受,能够夯实教育对象的心理资本,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出路。本研究以幸福观教育为主题,同时融合哲学视域中的幸福观、心理学视域中的幸福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幸福观教育的问题域、理论视野、分析思维和概念工具等,从多学科多角度入手来具体展开幸福观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现状探讨、价值生成与理论资源、教育的话语内容、教育路径的选择、教育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积极的幸福观作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话语内容,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包括多重维度的系统性价值理论进行分析,全面阐释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内涵；厘清了幸福观与幸福感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幸福感作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目标和其效果评价的载体,借鉴当代积极心理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整合来提出提升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效性的实践路径,同时借鉴当代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马克思足以幸福观教育效果实现的载体及其量化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提供了分析工具。
蔡正丽[3]2017年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世界性文化研究的先河,取得了丰硕的文化理论成果,对文化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众多,思想深刻而丰富,本文无法面面俱到探讨这些思想家及其理论成果,而是选取在文化研究领域贡献突出、影响力大,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代表性思想家及其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主要包括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特瑞·伊格尔顿四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进行相对集中研究。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需要在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再展开细化研究。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背景和政治实践背景,审视其理论定位,梳理其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并没有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辩证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且造成理论落后于现实的局面。加之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促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再考察,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空间,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新路径,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策略。其次,在宏观把握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理论定位、理论视域的基础上,过渡到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思想,英国本土精英文化传统思想,特别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结合英国的现实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而逐渐生成。它经历了以"经验"为中心的文化主义阶段、以"意识形态问题"为核心的结构主义阶段、以"阶级谈判与抵抗"为主题的霸权理论文化研究范式、以强调"政治偶然性"为重心的接合理论文化研究范式等过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集中在对文化本质与各种文化形式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上。威廉斯和汤普森从唯物主义立场理解文化的意义,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被视为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霍尔在汲取语言学和结构学的理论资源基础上,从符号学视角理解文化内涵与价值,认为文化既是符号表征也是意指实践。伊格尔顿则进一步深化研究了文化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创造性地阐发了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及其生活功能、革命功能和政治功能,并认为这些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蕴具的重要启发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文化在全球流通与交流也相应地变得日益广泛和深化,这使得世界各国文化建设往往面对一些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诸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等所造成的伦理道德问题、审美问题、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文化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卓有成效地研究,特别是对文化主体性的阐发,为我们思考如何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质量提升结合起来,在具体文化建设过程中深入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文化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文化观、过分强调文化的能动性、日常性、生产性,则容易忽视对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及理想性文化的关注,这则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与反思的。
甄红菊[4]2016年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战后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赫赫盛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权力、阶级为视角重新阐释文化的内涵、功能与使命,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样态,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的阶级本质和抵抗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当代影响力。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以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将霍尔的文化理论置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历时性梳理,概括霍尔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探讨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这既是从思想史角度不断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又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为我国理论界回应文化发展重大问题、从全球视野审视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分为六大章节,主要内容是：第一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出场语境。霍尔的文化理论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的理论回应。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整体实现了文化转向,霍尔是这一文化转向的实践者。相比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尔的超越在于,他是把文化作为“透视镜”去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霍尔将对文化分析巧妙地融合进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分析中,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内在联系。第二章,霍尔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霍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决定关系为理论起点,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与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资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强化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定义,指出文化不仅是基于个体经验的生活方式,更是个体意识形态的阐释方式,这里是思想斗争的场域和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权力的空间。霍尔重视“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书斋、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现实指向。第叁章,霍尔文化理论探索的主要内容。霍尔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样态展开研究,从而发现了大众文化中的“异化”真相,并预测“大众”的抵抗就会在这一场域进行,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和微观政治的思想支撑。在大众文化研究中,他指出资本主义语境下大众文化可以被共享、但不可以被支配的本质；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他违背“社会共识”,站在被边缘化、妖魔化的群体立场上,把亚文化看作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抗争和逆向意识的表达；在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揭示出表面上中立的媒介机构作为“编码者”其实是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机构,但是大众作为“解码者”有可能采取对抗式解读方式颠覆或者消解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霸权效果,这里是一个抵抗的场域。霍尔对于族群文化和全球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更是体现了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和全球化的视野,他对表征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少数群体不仅给予了生存境遇的关注,同时又探讨他们的身份问题、认同问题等等文化之惑；他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后现代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分析,使“后现代文化”从后现代主义的后学思潮中解放出来。第四章,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霍尔从社会结构总体中考察文化的能动性,从社会历史过程总体考察文化的情境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同时,注重文化现象的历史场域分析、文化问题的个案剖析以及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归纳演绎法。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担当起文化研究总体的方法论,又结合文化的独特性创设出适合文化研究的具体方法。这一点,也使霍尔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第五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面临创新。首先,研究视角要突破传统教条主义的限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建构能够分析微观场域的具体性视角。霍尔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和阶级等立体化视角,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维度。其次,抵制文化研究的“反映论”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框架下探讨文化具体场域下的日常生活问题,在微观场域具体揭示了社会历史丰富内涵,形成微观视阈和宏观视阈相结合、社会诸领域内在融合的社会历史分析风格。不仅如此,霍尔的文化理论还同时回应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读和歪曲,他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致力于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一方面,通过揭示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要点的错误理解,还原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第六章,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在文化全球化这一语境下提出的,文化研究应当厘清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为我国这一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思考。在众多思潮争锋的今天,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释力和指导力?霍尔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使我们在全球化中吸取有益思想资源的同时,避免走入文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陷阱。同时,霍尔对于文化本质、功能的分析也能为我们文化强国之本土化路径提供可贵的启示。本文在研究内容中突出了以下特点：首先,突出了霍尔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中,他的文化学者、传播学者、语言学者、社会学者等“身份”都受到关注,并且相关学术成果也被译介过来,因而,基本都是从西方文论的视角对其文化理论进行了追溯。本文则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对他的“新左派”经历进行了回顾,剖析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基础,总结其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取向,评判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性发展,突出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其次,阐释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一是霍尔的文化研究内容,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文化这一视角,揭示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建构性,从而发现文化的物质力以及转化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延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的补充性研究,也是对经济主义或文化主义的纠偏。二是霍尔的文化研究方法,围绕一条主线,即以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辩证的方法论为原则,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具体化实现路径。霍尔对历史场域分析法的采纳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境特征,对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采纳架起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和案例研究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精神。叁是霍尔文化研究的视角,围绕一条主线,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建构文化研究的话语叙事方式。为此,本文提出,应突破经济主义的单一解读视角,建构生产、权力、意识形态、阶级等多视角的文化分析框架,从文化维度透视、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往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然而他的文化理论有没有当代性,有无可资借鉴的价值,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是鲜有回应的。本文以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现实为关照点,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性：一是霍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分析、对文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悖论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规律的认识,并避免走入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陷阱；二是霍尔对文化内涵、功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使我们更增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采用“述”“评”结合的方法,既注重理论的历时性分析,关注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概括理论演化的规律,又注重理论的共时性分析,揭示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和逻辑主线,避免写作的流水账风格,做到述中有评,夹叙夹议；研究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法,以霍尔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他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成果,并对它的总体文化成就做出概括,建构了霍尔文化研究的相对完整的景观；研究突出了对照分析法,论文虽然以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为主体,但也关涉马克思、威廉斯、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因而,研究通过将他们的文化理论的进行归纳、对照,概括总结霍尔对于这些思想资源的坚守、借鉴、移植和改造的不同态度,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论文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国内译介过来的霍尔的作品还不丰富,还有,本人对于霍尔原作的翻译水平有限,导致论题研究的难度增加,有的问题停留于表面,没有能够拓展和深入研究。这是本人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韩博[5]2016年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导致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兴起,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被学术界所关注,学者们试图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或学说中探索和发掘能够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关于生态伦理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理论的热点。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生态问题初步显现,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没有专门的着作对生态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但在马克思的诸多着作中都内含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实质就是生态伦理问题。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最早的多为西方学者,国内学术界更热衷于西方环境伦理和中国古代环境伦理的研究,所以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不够全面和系统。因此,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马克思的经典着作入手,从中探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解,以及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本文除绪论以外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本文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来源,即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所显现的生态问题着手分析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内在本性的作用下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同时也探讨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受到古代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影响,也吸取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第二部分本文详细的考察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经典着作和文本中梳理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研究的演进历程,在萌芽阶段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等文章中阐发了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初步理解,阐释了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与自然存在统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最初对生态公平公正原则的理解；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在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手稿》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包括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在随后的着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实践的作用；本文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化阶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自然和人的共同压榨,并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概念,阐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内容。第叁部分本文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内容的解读主要从自然观、实践观和社会历史观叁个方面。首先论述了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地位,并从对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分析详细的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以实践为出发点,考察了实践的内在要素和自然条件的重要作用,并深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科学技术维度如何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再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提出自然、人和社会的有机整体发展,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结合,并建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制度。第四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通过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归纳和总结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深入的理解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另外,在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本文总结和归纳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及理论成果,从新中国建立时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自然规律的高度重视,以及新时期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伦理观,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所突显的生态伦理内容,同时也阐述了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彰显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为当代中国发展给予了现实启示,从现实国情出发思考实际的生态问题,反思问题的根源所在,生态问题的消解应当着力于对人们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并以生态伦理的法治建设为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伦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融合,进而发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在实践中的现实价值。本文旨在系统的研究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希望从中探索和总结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来证实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动力,不仅促进了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师远志[6]2014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的学说以及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所形成的理论思潮,是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又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萌芽于恩格斯逝世之后,形成于青年卢卡奇之手,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获得发展,在法兰克福学派时代达到顶峰,经过了七十年代的消沉,在八十年代逐步复兴,苏东剧变之后重新获得的学界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与当代流行的思潮与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形成了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城市学派、第叁代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本文所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在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哲学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社会中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从逻辑上来讲,这一思潮自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便已终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逻辑意义上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消失,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终结意味着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端,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七十年代以来的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城市学派、第叁代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经济伦理思想则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观点与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时所形成的思想与观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内容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方面,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不自由”状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伦理思想所探讨的中心议题则围绕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展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不平等”状态。本文主要讨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不平等”的批判而形成的主张,并对其进行系统地总结分析,从而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文章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选题背景与缘由,以及文献的综述与分析；第二至五章分别介绍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叁代的代表人物与主要经济伦理思想。其中,第二章关注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基础性贡献；第叁章重点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第四章则聚焦于社会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空间的位置与城市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核心；第五章则重点介绍法兰克学派第叁代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公平正义的关注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伦理转向的表现。第六章则总结与归纳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伦理思想上的异同,并指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
吴亚南[7]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文中指出实践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特征的概念,从哲学层面讲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历史性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种对象化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能动性与受动性、限定性与超越性关系辩证统一的历史性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向和谐良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批评主体以文学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展开对话、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近现代中国国情、具体文艺活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生成与建构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内涵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拓展、深化和具体化的,最终表现出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思想内涵、形态特征。第一章围绕实践范畴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真正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思考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自身构成目的的行为,它是以行为自身为目的,主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实践的理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实践观,使人的实践与存在论问题联结了起来,将实践活动提升到人的存在论意义的高度。简言之,西方实践观的发展历史,既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它问题框架不断经历转换的复杂演变过程,即实践与存在、实践与自由、实践与理性、实践与理论、实践与主体,这些基本概念的问题演变历史。只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实践哲学那里才真正解开了实践的本质之谜,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变革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即实现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从理论的思维方式向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向；叁是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转换,即从实践的认识论到实践的生存论转向。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内涵可以从叁个维度来探讨,一是实践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活动,二是从辩证唯物论角度明确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优先性地位,叁是实践的价值维度,重视个体的伦理关怀。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哲学思维,是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其理论目标就是通过哲学的世界化、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把人从奴役的社会处境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重要阐发。第二章探讨马克思实践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质内涵的生成。从时间上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为一种作家本位的启蒙实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体现出重视无产阶级大众的过渡性实践思想特点,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初步确立。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形成了人民本位实践观,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体系的成熟。从话语逻辑的实践特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对阶级感情话语、革命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强调。在话语的形态表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突出实践指导意味的政策性话语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在历史的实践选择中形成了以人民本位实践观为代表的历史形态,而且在自身的理论逻辑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强调实践的认识论、关注实践主体问题、重视实践的政治伦理问题等叁个方面的理论形态特征。第叁章研究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认识论特征的关系。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接受和理解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当中来理解的,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这种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突出为中国革命服务的现实问题意识,关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革命实践的推动作用,重视文学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强调文学活动的主客体相互影响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将文学主体的问题重心放在为人民大众这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上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标志着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的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又集中表现在文艺观上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学批评模式。正是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旗帜下,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以实践为问题指向的理论形态结构,呈现出重视实践主体,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质,突出动态能动的生活实践观,以及彰显实践智慧的文艺政策批评等理论观点,并在艺术创作上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反映论批评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片面的地方。这样在实践认识论视野下,辩证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反映论批评模式的一种理论调整。可以说认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体系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存在经验化的倾向。通过反思反映论批评模式,建立以实践生存论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识论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第四章主要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当中的实践主体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体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求得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主体观,这个革命的实践主体观既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个性主体意识,又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发展了这一主体意识,建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集体性主体观。从启蒙主体到人民大众主体的构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主体观在中国的历史问题语境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内涵。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现实,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中国现实语境中,把握艺术生产主体的基本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主体应该仍然是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容的实践主体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一主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肯定。新实践美学将生存论观点引入实践的理解,拓展了实践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实践观内涵的认识,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内涵也具有重要启发。第五章主要从实践的政治伦理维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实践的政治伦理方面来看,政治伦理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有的价值尺度,它的基本内涵和终极关怀就是通过人的政治实践趋向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的有德性的圆满生活。由于中国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淡化了政治伦理本体层面的构建。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重视作家的思想改造、革命伦理意识、道德修养以及注重个体责任与人民性的价值尺度等方面,表现出它在政治伦理层面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同时也应客观看到,革命年代的战争文化思维又使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和终极关怀偏重于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极左政治的泛滥酿成政治对文学的绑架与利用,损害了文学的独立性和本有的审美超越性价值。今天我们从马克思实践观角度重审文学的政治维度,反思我们既有的理论传统、历史经验,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视域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价值,伸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价值本体的正义诉求和终极人文关怀。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学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伦理活动。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的前提,因此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具体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自身历史传统、其他文艺批评流派展开互动对话,从而超越了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观,构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实践观,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艺实践模式,最终在本体层面上通过对“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对话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为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价值视野。
胡咚[8]2015年在《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化社会中,以何种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解决现代人生问题、发展人生,过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成为当代大学生发展的重要论题。以此为缘由,研究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作为选题。“人生价值观教育”是研究的核心概念。我们将“人生价值观”理解为引导、评价人生的价值观。进而,将“人生价值观教育”理解为培养正确价值观以引导人生发展的教育,其本质在于培养人的价值主体能力和培养人的价值观,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创新”是研究的主线。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的两个出发点为理论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的实然要求。为此,第一章从理论上对人生价值观教育进行了审视,主要是突出了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的理论分析。第二章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础,以把握创新的现实基础与要求。主要分析了时代环境、教育对象特点,并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最终得出创新的核心问题指向。以解决创新问题为引导,第叁章分析了古今中外有关人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理论,为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教育”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第四、五、六章研究人生价值观的教育如何创新的问题。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价值要求与个体发展的价值需求是人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矛盾,是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的基本矛盾的反映。围绕主要矛盾,首先在第四章提出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调适的研究。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大学生人生价值观践行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作为目标调适的定位。这既体现了社会价值主导与个体价值需求的统一,遵循了教育的基本规律,与教育总目标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要求相一致,同时还突出了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目标预设的特殊性。以目标调适为引领,第五章研究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理念更新,分析探讨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社会适应性与个体适应性的同构、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的统一、认知与践行相互促进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理念；第六章研究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课程、实践、文化和网络途径的优化。这一部分“教育”创新的研究既有教育基本规律和主导内容的坚持,又有新发展,既是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教育实践的探讨,从而达到了继承发展以“创新”的研究目的。同时,前叁章的理论指导和借鉴的研究在第四、五、六章中得到了运用和贯穿,共同构成了整个“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研究”。最后,结语对研究的重要结论进行了总体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立足现代价值问题、诉求价值素质提升、指向精神生活优化。
黄海[9]2015年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不仅是高等学校,而且也是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一直以来,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就从未松懈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创新方案,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效却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之中,不但有教育体制方面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因素,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也同样面临着改革的困境。现行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存在着诸多不能适应新的教育需求的地方。在充分认识变化和冲突的世界,深刻理解教育主体自主需求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本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逻辑主线,从分析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和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入手,研究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二者融合的新维度,提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索中国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之路,或者说,探索中国大学生德育的通识教育转型之路,顺应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时代诉求,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大德育"的发展思路,理应成为今后中国高校德育发展的观念共识与理想之境。论文研究思路如下:第一,在综述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梳理了通识教育的谱系,探讨了通识教育兴起的动因,论证了中国通识教育的态势。第二,剖析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回溯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嬗变,分析审思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目标、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论证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旨归。第叁,探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辨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整体关系,指出了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关系现状与趋势,并从教育逻辑一致与教育功能互补的学理依据分析入手,提出了"融合关系"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应然选择。第四,探究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维度。揭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详细探讨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道德价值观教育,论证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的方法、内容和形式。最后,指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路径构想。从思想道德教育的个体心理机制、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调控机制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互动机制等层面,论证了大学生个体与社会思想道德教育耦合机制建构路径;从改革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方式、优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丰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路径: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模式、环境模式和互动模式等要素,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隐性路径。据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探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既要坚持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方法,又要结合时代特点,充分梳理和选择经过社会历史筛选与检验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典,不断吸收通识教育的经验成果,探究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新方法与新路径,推广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本文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理论探索,以期对解决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等具体实践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陶永生[10]2014年在《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批评流派迭彩纷呈，其支撑理论形态名目繁杂、花样迭现。倘若冥思苦想去罗列、“点赞”某一流派的不同批评家的集成观念，或是以某些批评家的复调和声甚或众声喧哗去“泡沫化”这一批评流派的理论张力和话语空间，倒不如收拢一下研究视野，锁定某一个体文论家本身的批评思想架构，聚焦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落脚在某一研究指向或某个理论原点，紧紧围绕该焦点条分缕析，以点带面，层层扩展，在厘清轴心概念的理论蕴涵或核心判断的逻辑依据的基本前提下，首先拉出共时性理论框架来，支好逻辑体系骨架，继而梳理出历时性整体脉络，形成纵横交错、阡陌交通而又井然有序的理解网络，从而达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整体研究目的。因此，本论文以新历史主义视域中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批评观为研究个案，结合格林布莱特的具象化批评实践活动，通过重点分析他的经典性论断和代表性论着，逐步演绎出其批评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从理论的源头上厘清与把握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其“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权力话语化”与“话语权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评范畴的文化品格、历史语境和政治内涵。与此同时，重估和重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对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主体重建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和历史观映鉴意义。本论文力图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以历史语境、文化塑造与政治解读为主轴的多种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着作和相关文本阐释典籍，从格林布莱特创立的新历史主义“新史学”观介入，在充分展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文化转向”复调景观的背景下，探究作为文化诗学批评核心理论的“文本阐释和意义生成”问题的诗性缘起、审美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格氏文化诗学的诗性本真蕴涵及文本阐释新进向，意在凸显格氏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密切关系，达成对人文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并给我们观照与评判当下人类的人文事象、人文事件及生存境遇提供另外一个“异在”视角与“他者”立场。首先粗线条勾勒一下本论文的整体架构，开篇在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缘起、论域范围、选题思路、传主学术经历、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以及基本概念和范畴界说作了粗线条的梳理和勾勒，并撮要描述了本论文的逻辑线索和理论框架。首章主要从宏观视角着重交代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学术渊源，其中主要包括方法论背景——方法论视野下与格尔兹“文化人类学”的同质异构性；认识论渊源——认识论视野下与伽达默尔、利科等“新阐释学”的内在互文性；价值论背景——价值论视野下与詹姆逊“政治诗学”的同源异流性。紧接着重点条分缕析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观的主要理论范畴，分别为：新历史主义视域；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批评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批评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批评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然后分叁个专章来详述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核心方面，一是较为全面、完整、详尽地阐述“文本阐释”论，主要蕴涵五个层面，分别为：文本阐释理论概说；“比较视域”本体；碎片的“历史文本”理解观；整体的“文化文本”解读观；诗性的“文学文本”阐释观。二是详述“自我塑型”论，也主要涵盖五个层面，分别为：文化阐释的发生学景观；“文本联合体”的文化表征和哲学表达；文化生产流通的“社会能量”转换论；“自我塑型”论的话语架构及诠释实践；跨文化境域中“公共文化镜像”的自我塑型。叁是概述“意识形态”论，分别从四个方面来展开：“文化解读”的“意义生成说”视域转换；语境化的“思辨的理解”作用力场；意识形态化的“凝视的理解”话语机制；权力结构的“隐喻性”表征形式。然后分四部分来进行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的范式研究，一是主要探究了文化诗学多元化的批评范式转换，分析了若干具象化的文本阐释实践样式，分别为：以文学文本阐释实践为主轴的多元化批评范式；“情结”文化批评范式的“知识论转向”；比较形象诗学视域中的“共鸣性文本”；最后是具体运用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观，落实到文化诗学境域中来析述文学意义的审美阐释实践模态，分别为：文学意义的理论蕴涵和认识论阐释语境；文学意义阐释的本体存在之维；文化诗学境域下中国文学批评观的主体性意识等。最后以结语收束全文，在粗略交代当下文论生态面临的整体形势和共同任务的总体格局下，简要概说了对格氏文化诗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整体性总体评判和多层面的多维追索，同时也对文化诗学批评观念史的各个历史分期作了终结性界说。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在此进程中不惟培育了更其浓烈的“问题意识”，预设了更多合模的“文本阐释”可能性，而且预留了更加宏阔的“理解”思维空间。接下来条分缕析一下本论文的学术创新点，撮要如下:本论文能够直面格林布莱特批评思想的庞杂性和摇摆性，尤其是其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远胜于文学批评观念的批评现实，主要采用从文学文本内部构造、各类文本间性与各批评形态之间等多层面和多维度进行整体比较、总体把握的综合研究方法。从“比较视域”本体切入，立足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学性和历史性两大“元范畴”问题，兼顾泛文化解读和意识形态化语境两个维度，深刻剖析了格氏倡导一种“新史学转向”视域下走向文化诗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聚焦于检视展开文本阐释和自我塑造的现实可行性。同时还着重指出了其切合斯时的文化现实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阐释”论、“自我塑型”论以及“意识形态”论等主要批评话语范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上这些方面均围绕着凸显格氏批评理论中的核心元素，即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观来展开。本论文在梳理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架构，立足于其理论的复杂性，细察与明辨其多部类“主体间性”的杂多关系和“交往”网络，并尽可能加以描述。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分别对应着描述格林布莱特整体学术思想时并驾齐驱的两个维度——史学的维度和诗学的维度。无论是把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时，还是单挑出一个来因时制宜各有所侧重，实际上都是试图把格氏的批评思想在文学批评理论的框架内整合起来。作为这种整合中心的诗学，其实也就是文学文本阐释研究。因为无论给格氏批评理论贴上怎样光怪陆离的标签，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并非是提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庞大理论大厦，而是他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分析方法与视角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贡献。以往每每论及格氏文化诗学的理论架构时，颇多偏重于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来阐发，落脚点定位在断裂的历史观和整体文化观两个层面上。而本论文则着重从破茧而出的文化诗学批评视角来理解与阐释，着力点落实在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四个理论原点上。更为重要的是，这四者又并非截然分立、孤立存在；相反这四者一以贯之在文本阐释的全过程，（或言之：贯穿在自我力量的形塑和自我造型的重塑过程中）同时又架构起了贯通四者的桥梁，那就是本论文一再凸显的思维范式与批评空间：自我造型的形塑流程。这样上述“多极”便构成了格氏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多元体系和多维世界。又鉴于新历史主义这一“新史学”批评观为格氏的文化诗学批评观准备了充沛的思想渊源和方法论依据，如何在准确、客观和明晰地界说两者的内在关联的逻辑前提下，重点突出文化诗学批评观的特异性和独到之处便变成了现实之需和理论之基。本论文不仅能够清晰地关注了这一重要事项，而且倾其所有打造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特有的主轴方面，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思辨性和学术原创性。本论文秉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阐释理念，首先采信“情境”式文学批评方法,即批评主体主动“沉降”到文化事象和文学文本典籍中,从文本“原始痕迹”和作家的“客我”批评视角来还原和注解那些“共鸣性”文化文本，进而“厚描”式粗笔勾勒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理论形态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外化表征为批评主体对作家和文本的本源认同和原创剔抉。然后，“转换一下说法，接着说”，揭示其大胆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疆界，将“文化解读与历史叙述”、“政治话语与权力结构”和“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等多重架构内在勾连起来，弥合无间地构塑成“想象的造型共同体”和“主客融合的文本联合体”的理论质素与实践特色。毕竟，一种批评理论能具有开拓性价值和意义，打开了一种文学文本的阐释思路，构建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与思维方式，抵达“片面的深刻”已属不易了。我们有着充沛的理由与依据来确信，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一旦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生态，势必助力于其自身批评实践的疆域扩展与理论完善，夯实在“立场自醒、理论自觉和价值自省”的思想基础之上,还将强力拉动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向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生态型批评”理想不断靠拢，从而保持一种涵养传统与吸纳新知“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批评态势。
参考文献：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及启示[D]. 东华尔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2].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D]. 滕飞. 东南大学. 2015
[3].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蔡正丽. 安徽大学. 2017
[4].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D]. 甄红菊. 山东大学. 2016
[5].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韩博. 辽宁大学. 2016
[6].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师远志. 武汉大学. 2014
[7].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D]. 吴亚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D]. 胡咚.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D]. 黄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5
[10].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思想研究[D]. 陶永生.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标签：哲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主体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