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社会和历史的辩证法；不存在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因为自然归根到底也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参见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以往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自然界和物质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社会和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物质世界辩证法的推广和运用。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莫衷一是。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基础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种观点“悬置”起来，回到马克思去。
诚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谈到过他们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的结果；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性质的一般理解，即是唯物还是唯心，而在于这个比喻性的说法：“颠倒”。正是在对“颠倒”的不同理解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是什么的全部分歧。那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究竟“颠倒”了什么呢？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近代哲学的发展
希腊世界的衰落，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基本精神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它的观念是灵魂和肉体的不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分裂隔绝，互不相涉。一方面，体现为上帝的纯粹精神或纯粹灵魂要求绝对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人的感性肉体或感性物质则绝对地被放逐。但在现实的世界中，感性肉体或物质的存在决不因为纯粹精神或灵魂的“视而不见”而消失。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事实，感性肉体或物质从未停止过向纯粹精神或灵魂要求自身生存权利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近代结果就是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以人性反抗神性，以理性对抗信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近代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首先面对的是众多的分裂：灵魂和肉体、善与恶、自由和必然、思维和存在……；其次是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它的主导原则也有两个：A、统一性原则。 即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B、理性和自我意识的原则。 即这个统一不再是在神或者上帝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在理性或者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统一。（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近代哲学无疑是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肇始的。他以“我思”这个不可怀疑的事实作为出发点，确立了思维和存在的平等地位。笛卡尔的问题是虽然物体和心灵同归属于上帝，但它们之间却是互不相涉的，属于迥然不同的实体。笛卡尔的哲学是一种二元论。首先试图清除笛卡尔学说中二元论因素的哲学家是英国的经验论者洛克。他的办法是取消心灵的能动性，把心灵看成是一块没有任何内容的“白板”，一切观念都是外部事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这样他就用存在把思维统一起来了。但是观念中无疑存在着一些不能完全划归于外部事物的存在的东西，于是洛克又把“内省”作为知识的另一来源，造成了他的哲学的折中主义倾向。
彻底发挥了存在原则的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他们看到了洛克哲学中的内在矛盾，于是决定干脆取消思维，取消心灵。他们站在当时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进一步把存在抽象为物质或物质的结构，从而达到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透过自然科学的眼光看，思维只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而观念则是外界感觉印象在脑子这个内部器官中所引起的运动和变化。不难看到在这样的哲学中，主体性、能动性完全沉没到物质的黑洞中去了。
因此，洛克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把物质作为基础，作为中介，在存在的立场上把思维和存在、把物质和精神统一起来。但在这样做时，他们忽视了思维和精神的内在独立性，用物质的存在吞并了精神的存在。
德国古典哲学则试图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解决笛卡尔的问题。这就是用思维和精神的能动性、主体性作为基础来完成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的统一。首先是康德放弃了那种在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中寻找知识的企图，而把“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1页）。因此，在康德那里， 知识是纯粹思维先天地运用范畴对表象杂多进行整理的结果，对象的实在性，其本质上就是意识、主体自我的实在性。但是，康德哲学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二元分裂的命运。在他的哲学中，对象被割裂为现象和物自体，自我意识则被割裂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针对康德的二元论，费希特提出用绝对自我去统摄一切，把对象、内容看成是由自我设定的非我。这样似乎就可以避免二元论。但费希特的自我是纯形式的，他虽然设定了客体，但客体和自我却是无限对待的，自我最后仅留下了一个抽象的主观精神。因此，德国唯心论突出地发挥了主体、自我意识、活动的原则。然而这样做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用思维吞并了存在。
黑格尔开辟了一条统一思维和存在的新思路。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在此，黑格尔竭力用不是取消矛盾的方法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实体和主体辩证法的产生。一方面，自我和对象首先是对立的，是自身独立的；另一方面，这个表现为对象的实体其实就是意识的主体。同样，这个自身反思的主体也就是意识对象的实体，所以自我和对象又是相互的。它们处于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中。然而，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把意识和意识的对象都归结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活动性，从而在更精致的形式下复活了神正论，并又退回到了用思维吞并存在的立场。
列宁一语中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 页）这是因为黑格尔的那个神、上帝或绝对精神虽然和康德、费希特有共同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立场，但它既有别于康德的那种静态的、逻辑的原则，也有别于费希特的那种抽象的主观精神。它是主客体的相互安置、相互扬弃的创造性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实体和主体从潜在变成了现实。因此，神、上帝、绝对精神虽然其表现形式是泛逻辑图式主义的，但却揭示了社会和历史的运动。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但是马克思还不能直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发展出他的辩证法来，这中间还有一段费尔巴哈的思想隧道需要马克思去穿过。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那死去的神学精神。绝对精神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页）。另外，如果承认主—客结构，承认主词—宾词的矛盾，就不应该再用一方去取消另一方。不应用物质统一精神，也不应用精神统一物质。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应该是主体，是人。这是因为，一方面人首先是物质性的、肉体性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美学的或艺术的、宗教的或道德的、哲学的或科学的官能”（《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4页）。因此， 正是在人这个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体的身上，思维与存在达到了统一，灵魂和肉体达到了和解，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方面对客体理解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世界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对主体的理解又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所以当费尔巴哈谈到自然界时，他指的自然界是那种地质学意义上的纯粹的自然界；而当他谈到人时，他指的人是那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自身”。历史和社会，以及现实的历史的人通通在他的视野之外。这样的哲学无疑是他那乡间孤寂生活的反映，而黑格尔的那种主客体之间相互创造的、扬弃的辩证法也就被抛到一边去了。
二、实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
最后的合题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只能求助二重性的直观。而全部的问题在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 页）“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上书，第48页）“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书，第19页）。无疑，正是在劳动、创造性的活动中，自然才脱离了与人相对立的特征，为人们所改造、所理解，成为属人的存在；它才从那种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却是在潜在的状态中成为现实的自然界，变成了我们每日能赖以生存的，作为劳动对象、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的丰富多彩的自然界。
因此，一方面实践、劳动是思维和观念的基础。“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同上书，第43、49页）
所以，在德国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线索：把实体和主体统一起来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肉体和灵魂统一起来的费尔巴哈的人——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和实践。因此，可以说从黑格尔起，哲学就试图在肉体和灵魂、实体和主体、思维和存在之间，在不放弃另一方的前提下，用一种新的中介来把它们统一起来。
但是真正把思维和存在两个方面都作为客观的环节保留下来的，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作为中介的劳动和实践中，首先是主体指向对象、物和自然界，实施对象化的活动；其次又是对象、物和自然界趋向主体，实施属人的活动。因而劳动和实践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界的运动，也不是生物界的活动，而是一种客观合规律性与主观合目的性的统一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的双向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维和存在既是自为的，又是为他的，最后在劳动和实践中，它们被整合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
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一方面诉诸“物质实践”、“劳动”和“生产”，从而和一切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由于实践、劳动又是一个合目的的生活过程，主体的力量、能动性的力量也被自觉地整合于其中，从而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有目的、有计划的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的确“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使之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回旋，但这种“颠倒”，不是把辩证法简单的“颠倒”在物质，即那种直观的自然（费尔巴哈）或抽象的自然（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颠倒”在作为思维和存在、人和自然的统一体的劳动与实践的基础上。
而以往哲学教科书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错误地理解“颠倒”的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单纯地看成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而不是人与自然、思维和存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辩证法，从而倒退到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新的教条。然而对于经历了费尔巴哈“现实的人”的思想洗礼的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再也不是那种与人、思维和主体毫不相关的物质规律了，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否定、相互创造和相互适应。因此，劳动和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的基础，而辩证法也正是作为物质实践和劳动生产的本质结构时，才获得了它的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疑首先是能动的和创造的辩证法。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和劳动中，一方面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使自然成为人的“作品”和“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使抽象的、纯粹的自然成为属人的自然；同时另一方面在改造无机界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了主体，实现了自身现实的、社会的全部感觉和对象的全部知识。因此，正是包含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包含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劳动过程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是现实地展开思维和观念的前进运动的辩证法。诚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任何思想和观念都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 它首先要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地革新自身；其次它还要“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成为物质性的力量， 不断地使对立着的思想和现实达到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无疑一方面终结了历史上关于思维和观念的唯心主义的神话，揭示了思维和观念的现实基础：人们的历史的实际生活过程；另一方面，还把辩证法运用于自身，结束了教条主义的时代。所以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那种把辩证法体系化的企图，也反对那些关于辩证法究竟有几大规律、几对范畴的经院哲学的争论。“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 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这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现存制度，即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又决定了列宁和毛泽东更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核心的地位。因此，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黑格尔残余”的问题。以往哲学教科书由于先验地把对立统一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于是无法解释出现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提法：“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只好把这种提法斥之为黑格尔的残余。但这样做使他们陷入了困窘：一方面他们肯定地认为所谓马恩早期的著作是不成熟的，是过渡时期的，否认其中的合理思想；另一方面又肯定地认为所谓马恩成熟时期的著作是完全正确的，但却又指出其中有黑格尔思想的残余。由此可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同社会、同历史割裂开来，抽象地谈论体系、核心，将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和谬误。同样，不通过对现存事物的改造，不消灭形而上学赖以产生的分散的、狭隘的、自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无论怎样强迫人们学习辩证法、改造世界观，人们仍会背弃辩证法，投向形而上学的怀抱。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还是揭示出了自然界的发展历程的辩证法。正是在劳动和实践中，自然界敞开了它的秘密。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劳动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自然只能被看成是神或上帝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大生产，提高了效率，但分工却尖锐化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又只能被看成是孤立的、与人分离的形而上学实体；只有当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时，僵死的和固定的分工被打碎时，自然才能被看成是“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同上书，第454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全部历史都已经揭示出，在自然的对象中实际存在着辩证的运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把自然看成是不可知的、僵死的，是和人相对立的外物，这只会重新退回到旧哲学物质与意识相分裂、相敌对的立场上去。离开了人的自然当然是不可知的。但是离开了自然的人又是什么呢？那只能是上帝和神。当然，如果采取相反的立场，回到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意“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的霍布斯的观点（同上书，第384页）， 这就取消了近代哲学的最伟大的成果：辩证法。因为，尽管霍布斯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他还是把辩证法降低到了相互作用的水平上。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相互作用只到达了辩证法的门槛。如果一切都被归结为物质的运动，归结为物质纯粹的必然性，那么，从何得到自由意志？
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法社会的、历史的方面，无疑有其合法的根据；而以往哲学教科书强调辩证法普遍的方面，也有其正确的理由。然而由于他们根本上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基础，不懂得实践、劳动，因此，虽然其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都回到了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僵死的、抽象的二元对立的神话。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页）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是历史不断迈向未来的、自由的和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18页）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的扩张，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又必然产生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打碎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冲破了民族的藩篱，建立了世界市场，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因此它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但也是这种集中性、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大规模生产，打开了无产阶级的眼界，使它们明白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使命。他们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却异在于他们。所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辩证法成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但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存在的条件，最终消灭自己。历史将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书，第273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一切关于自由和必然的神话和臆想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的生产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是人们又利用这些物质条件、生产力的结果打破它们的束缚，从而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于是人类的自由被而且只能被理解为意识到了的、摆脱了盲目性的必然，而辩证法也在全部的社会历史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现实的表达。
所以，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实践的、劳动的辩证法。它把主体性和对象性、能动性和客观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用自然吞噬掉人，也不是用人掩盖掉自然；不是精神在一边，而物质在另外一边。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自然失去了抽象的性质而成为属人的自然，而人失去了抽象的性质而成为现实的人。社会、历史、知识、真理、审美等人类的一切生活形态都根源于这个实践的、劳动的辩证过程，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解释的原则。因此，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劳动辩证法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退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立场上去。正如列宁所说的：“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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