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左翼新翼:属、起源与未来_新自由主义论文

拉丁美洲左翼新翼:属、起源与未来_新自由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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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5)06-103-(7)

       左翼力量与社会运动在拉美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新旧世纪之交,左翼政党在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纷纷上台执政。左翼的如此政治强势在拉美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地区从未出现这样众多的左翼政党与联盟同时执政的局面。因此,厘清当今拉美新左翼的类属与缘起,才能准确把握左翼运动的未来与发展趋势。

       一、拉美左翼运动的勃兴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拉美地区左翼与社会主义思潮迭起,左翼政党不断赢得选举的胜利。1998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左翼政党先后在15个拉美国家开始执政,左翼政权也因此成为拉美政坛的主流。然而,拉美左翼运动的勃兴以及左翼力量的崛起蕴含深刻的动因与历史必然性。

       1.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为左翼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以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原则,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金融改革。然而,这些改革不仅没有能够摆脱经济与金融危机,反而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1980年-200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2%,而拉美贫困人口在2005年占总人口的40.6%。①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改变拉美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还使阿根廷、秘鲁这样相对富裕的国家经济产生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经济的低迷和社会的不稳定引发了拉美民众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各国民众要求政府在加速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拉美民众对传统政党已失去信心,寄希望于左翼政党改变现状,而左翼力量适时提出一系列顺应民意的竞选纲领,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2.民粹主义的复兴为左翼执政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拉美军人执政的国家以不同方式“还政于民”。拉美的民主化进程结束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动荡,各国政局趋于稳定,多数国家也在此时确立了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为左翼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拉美的民粹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复兴,致力于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深受中下阶层的拥戴。拉美民粹主义倡导激进的社会改革与阶级合作,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调动了中下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积极性。民粹主义运动和选举制度的结合使拉美左翼力量成为真正的民众代言人。左翼政党也因而走到了拉美政治舞台的中央。

       3.左翼政府的显著成就增强了政党的实力

       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左翼政党开始在多国执政,左翼政府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不仅团结了国内各阶层民众,而且促进了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发展。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后,政治上发展“人民权力”,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致力于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经济上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人民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推行国有化;社会政策上关注中下阶层利益,并以消除贫困和加快社会发展作为政府的追求目标。

       左翼政府的发展经济与寻求社会公正的务实政策在拉美地区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左翼力量在拉美的迅速崛起,拉美左翼政党在地区以及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二、拉美左翼的类属解构

       当今拉美新型左翼政党与政府可谓林林总总,但就其内在属性而言,应当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佩特科夫(Teodoro Petkoff)称之为“改革左翼”(reformist left)和“波旁左翼”(bourbon left)②,而卡斯特内达(Jorge Castaneda)则称之为“正确左翼”(right left)和“错误左翼”(wrong left)③。如此分类固然有助于了解拉美左翼力量的基本属性。然而,正如一些学者评论,此种分类弱化了左翼运动的内涵,未免略显肤浅,因为拉美左翼政府在领导方式、组织机构与社会基础方面存在明显差异。④因此,从政党的内在本质与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考量,拉美新型左翼力量似乎应分为自由左翼(liberal left)与干预型左翼(interventionist left)。

       1.自由左翼的市场取向

       20世纪80年代,拉美传统左翼政党遭遇了市场化的巨大政治与经济压力,抛弃了多年倡导的国家干预政策,政治上逐渐向中间靠拢,倾向采取温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传统左翼政党未能执政的拉美国家,尽管左翼政党为争取中间选民失去了某些激进特征,但仍能得到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满的选民支持,能够通过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来阻止更加激进的新左翼运动在本国诞生与壮大。

       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自由左翼政府开放本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智利的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和拉各斯(Ricardo Lagos)政府降低关税,放松对资本的控制。乌拉圭的巴斯克斯(Tabare Vázquez)政府与美国签署双边投资协议,而巴西劳工党的卢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和罗塞夫(Dilma Rouseff)政府则不断提升外资开放程度,在对外贸易中维持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

       2.干预型左翼的调控特质

       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干预型左翼的激进社会运动主要出现在中左政党执政并推行市场化的国家。传统左翼向中间靠拢,为倡导国家干预的新型左翼运动留出政治空间。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抛弃了传统左翼,转而支持更加激进的新左翼力量。

       干预型左翼政府不断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政策虽然没有20世纪60-70年代那样激进,但普遍强化对自然资源和能源产业的控制。委内瑞拉政府迫使私有石油公司把多数产权出售给国家,并大幅提升政府的税收比例。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Evo Morales)政府强行接管外资的天然气公司,提高上缴国家的税收与各种费用。厄瓜多尔的科里亚(Rafael Correa)政府则颁布一项法令,把石油产业的国家利润分成比例由50%提高至99%。⑤除能源产业的国有化之外,干预型左翼政府还对电信、钢铁以及电力实行国有化,相继成立了航空和电信行业新的国有公司。

       纵观拉美近年的左翼力量,自由左翼和干预型左翼的政党组织架构不尽相同,自由左翼多由历史更悠久、制度化相对完善的政党组成,干预型左翼则多为流动不定、高度依赖领袖魅力的新党派。此外,自由左翼政府较多青睐先前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干预型左翼政府则倾向增加公共开支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三、拉美左翼缘起的动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新左翼政党在传统左翼执政并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中应运而生。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传统左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失去了左翼选民的支持,为更加激进的新左翼政党让渡出政治空间。然而,巴西和乌拉圭的左翼政党20世纪90年代未能上台执政,无需对市场化改革负责,更激进的政党缺乏政治生存土壤,传统左翼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1.学界现有观点与评析

       拉美左翼运动呈现两种主要类型的深层动因,学界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了各种诠释。卡斯特内达(Jorge Castaneda)认为,不同的历史起源衍生拉美两类迥异的左翼运动与政党。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演变而成以及成立于后卡斯特罗游击时代的左翼政党,都能从自身的失败以及苏联与古巴的境遇中吸取教训,实施政党的调整和改革。然而,产生于拉美民粹主义运动的左翼政党则较少受到世界左翼思潮和共产主义的影响,更加关注如何能在本国的选举中上台执政。⑥

       拉美政治运动的现实与卡斯特内达的分析恰好相反,传统的民粹主义政党与新左翼政党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联系。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与委内瑞拉的新左翼政党通常被视为民粹主义,但这些左翼党派却激烈批评和极力疏远国内的民粹主义政党。

       威兰德(Kurt Weyland)指出,自然资源收入的激增催生拉美两种类型的左翼政党。干预型左翼产生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的巨额收入损害了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其领导人与人民便会忽视市场的作用。巨额的自然资源收入使新自由主义政策黯然失色,促使激进主义挑战现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然而,在缺少巨额资源收入的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左翼政党在某种程度上被迫接受市场经济政策,竭力通过提高生产力、效率和竞争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⑦

       自然资源收入的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国际经济状况,也有助于解释石油收入颇丰的委内瑞拉为何抗拒市场化改革。然而,采用这一方法分析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新左翼政党略显牵强,因为相较于巴西、智利和乌拉圭,这两个拉美国家相对贫穷、自然资源的收入也极其有限。

       古斯塔沃(Gustavo A.Flores-Macias)则认为,国家政党体制的差异导致拉美产生两类不同的左翼政党。体制与制度化完备的左翼政党拥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更为重视在现行的法制框架之下进行政策决策,政党领袖通常在体制内产生。但是,较为激进的左翼政党更易在体制与机制不甚完善的国家取得政权,体制外的政治强人也较易攫取政党的领导权。⑧

       政党机制化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解释拉美两类左翼政党产生之源。安第斯山脉国家政党机制的瓦解为新左翼政党的出现扫清了障碍,南科恩地区(Southern Cone)政党制度的整合也为这一区域传统左翼政党的中间路线改革提供了动力。然而,政党制度化的缺失只能部分解释新型左翼政党产生的动因。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原有政党机制的瓦解先于新左翼政党的产生,只是这些激进左翼运动加速了政党去机制化的进程。因此,政党机制化无法充分诠释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拉美众多左翼政党为何趋于中间化以及支持国家采取市场经济的政策。

       2.政治与经济环境转换的宏观视角

       在拉美的政治进程中,无论巴西的劳工党(Workers' Party)与乌拉圭的广泛阵线(Broad Front),还是玻利维亚的革命左翼运动(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Left)、厄瓜多尔的民主左翼(Democratic Left)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运动(Movement Toward Socialism)等中左政党,一直倡导社会主义理念或至少也是赞成政府主导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

       20世纪80-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原则在全球失去了影响力,此时爆发的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拉美盛行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之路的弊端,多数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民众对国家干预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支持力度大为减弱。阿根廷的阿方欣政府(Raúl Alfonsín)、秘鲁的加西亚政府(Alan Garcia)、巴西的萨尔尼政府(José Sarney)与墨西哥的洛佩斯政府(José Lépez Portillo)先后采取了非常规的国家干预政策,但金融危机却进一步加深。因此,许多政客把矛头指向这种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批评这一模式导致巨额财政赤字、高额的外债以及无数低效的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的发展模式受到广泛的诟病。

       新自由主义因而成为90年代拉美地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削减政府开支与遏制通胀的传统措施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至1997年,拉美的通胀率从1991年的约200%下降到10.4%。贸易与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与国企私有化等结构性调整帮助拉美国家恢复了金融秩序,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工业的竞争力也大幅提升。1991-1997年,可谓是拉美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8%,而1981-1990年的年度增长率仅有1.0%。⑨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政治经济环境开始转换。自1998年,外资开始撤出,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尽管通货膨胀维持在低位,但经济也陷入停滞状态。1998-2003年,拉美地区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有1.3%,实际人均GDP不增反降,失业率在1991-1997年为6.7%,而1998-2002年却上升至8.5%。⑩

       拉美的经济困境使得处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认为国企私有化对国家有利的比例从1998年的46%下降至2003年的21%。(11)经济危机与日渐式微的新自由主义成就了拉美地区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

       3.干预型左翼崛起的成因考量

       干预型左翼运动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左翼执政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拉美国家。90年代末期,干预型左翼政党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崛起肇始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政党的不满,而传统左翼政党也为新型左翼政党的崛起让渡出政治空间。

       (1)“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

       玻利维亚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革命左翼运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干预型左翼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革命左翼运动的中间政策与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该党的发展,但新自由主义的幻灭却使之成为政党的负面资产。90年代末,玻利维亚与其它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1999-2003年,玻利维亚的人均GDP每年下降0.5%,城市失业率却从1997年的4.4%增加至2002年的8.7%。(12)民众对市场化政策的支持率从1998年的55%降低为2005年的25%。(13)经济危机以及政府的腐败与低效致使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显著降低。

       莫拉莱斯领导的激进左翼力量实现社会主义运动(Movement toward Socialism)在1998年取而代之,激烈抨击传统左翼政党和新自由主义政策。2005年的大选中,莫拉莱斯以5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并在2009年以更高的支持率连任。(14)2014年,莫拉莱斯又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任期至2020年,得票领先排名第二的候选人——玻利维亚水泥业富翁梅迪纳近40%。(15)

       (2)“主权祖国联盟”的执政

       厄瓜多尔罗德里格·布尔加(Rodrigo Borja)领导的民主左翼党在1988-1992年执政期间也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同样为更加激进的新左翼力量让出了政治空间。

       与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厄瓜多尔在90年代末也遭遇严重经济危机。1999-2003年间,厄瓜多尔每年的经济增速只有1.3%,人均GDP不增反降,城市失业率也从1995年的7.9%上升至1999-2000年的14%以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度显著下降,国企私有化的支持率从1998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3%。(16)传统政党无法解决厄瓜多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在2001年只有8%。(17)

       在2006年的大选中,政治新秀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与其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Alianza País)获取胜利。2005年,时任经济部长的科雷亚曾提出实施国家干预政策,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当时的政治体制。与莫拉莱斯一样,科雷亚获得了贫民、原住民、左翼力量以及对传统政党和现状不满的选民支持,在2009年和2013年以较大优势成功连任。

       (3)“第五共和国运动”的胜选

       委内瑞拉左翼领导人查韦斯的崛起也主要源于选民对新自由主义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政党的不满。当卡洛斯·佩雷斯政府(Carlos Andrés Pérez,1989-1993)实施市场化改革之时,左翼反对力量便在委内瑞拉出现。

       1993-1998年,委内瑞拉的经济年均增长1.3%,失业率却从6.6%增长至11.3%。1998年,支持私有化的比例高达59%,而在2005年降为44%。(18)在1998年的委内瑞拉大选中,查韦斯以一年前亲自创立的第五共和国运动(The Fifth Republic Movement)创始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作为政治新秀,查韦斯强烈批评委内瑞拉国内政局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赢得总统之位,并在随后几次的全民公决中获取胜利,连续执政至2013年3月5日辞世。

       4.自由左翼崛起的动因视角

       20世纪90年代,巴西和乌拉圭主要左翼政党趋于中间化。然而,与安第斯的邻国不同,巴西劳工党和乌拉圭广泛阵线没有能够上台执政,因而能够对新自由主义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政府提出批评,也阻止了更为激进的新左翼运动的崛起。智利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Chile)则在拉美国家中最早成功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无须担心激进左翼的挑战。

       (1)“劳工党”的首次执政

       巴西劳工党的调整深受巴西社会民主党(Brazil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与其领导人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影响。1994年,卡多佐担任伊特马尔·弗兰克(Itamar Franco)政府的财政部长,成功实施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稳定计划,并在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也因此从中左政党转型为中间型政党,其主要政策保障了巴西经济稳定增长。1994-1997年间,巴西经济的年增长率维持在3.9%。(19)

       1994年,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总统选举中败北,党内开始反思与改革。赞成中间化的力量逐渐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并在1995年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调整党纲与党的指导思想,中间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由于经济停滞,巴西的政治气候在1998年开始变化,卡多佐政府的市场化政策逐渐失去支持。1998-2002年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7%,人均GDP没有任何增长,而六个主要都市区域的失业率却从1997年的5.7%上升为2002年的11.7%。2002年,认为国企私有化对国家有利的比例从1998年的54%降至38%。(20)因此,劳工党和卢拉开始激烈批评卡多佐政府的经济政策,竭力争取支持卡多佐的选民。

       劳工党和卢拉在国内政治气候转变后仍继续坚持中间化的道路,主要缘于劳工党不会遭遇激进左翼的挑战,并与工会和各种社会组织紧密联系,中间化的政治代价相对较低。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卢拉领导的劳工党首次执政,并在2006年获得连任。作为卢拉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在2010年上台执政,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2014年10月,罗塞夫成功连任,劳工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得以延续。

       (2)“广泛阵线”的成功中间化

       20世纪90年代,乌拉圭的广泛阵线也逐渐趋于中间化。1984-2004年间,乌拉圭的两大传统政党科罗拉多党(Colorado Party)和国家党(National Party)轮流执政。两大党派在90年代实施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1991-1998年,乌拉圭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9%,而1981-1990年的经济增长却为零,通货膨胀也由1991年的81%降到1998年的8.6%。(21)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以及为了获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广泛阵线开始政党中间化的进程。赞成中间化的党内领导人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和丹尼洛·阿斯特里(Danilo Astori)强化了党内领导权,并与中间政党结成战略联盟。

       深受国际经济下行以及邻国阿根廷严重危机的影响,1999-2002年的乌拉圭经济年均萎缩4.9%,城市失业率从1998年的10.1%升至2002年的17%。(22)巴斯克斯领导的广泛阵线则继续奉行中间路线,主张继承新自由主义某些合理的市场化政策,提升乌拉圭的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广泛阵线不必担心国内激进左翼的挑战,深受传统左翼选民的坚定支持。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广泛阵线成功获得左翼和中间选民的支持,第一次在乌拉圭上台执政。

       (3)“社会主义党”的成功实践

       在奥卡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统治期间,智利社会主义党激烈批评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社会贫困与失业。1999年,中左联盟的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里卡多·拉各斯上台执政。然而,智利的经济就在这一年陷入衰退,国内生产总值缩水0.5%,失业率从1998年的6.4%上升至1999年的9.8%。(23)

       20世纪90年代,中左联盟始终处于执政地位。鉴于国内没有极左力量和社会运动的挑战,拉各斯领导的中左政府能够进行更加大胆的改革。1999年,智利遭遇经济危机,但却很快恢复,拉各斯以较高的民众支持率结束自己的总统任期。

       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米切尔·巴切莱特因此受益,承诺将延续拉各斯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拉各斯类似,巴切莱特遭遇中右翼候选人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nera)的有力竞争,在第二轮投票中仅以53.5%的得票率胜出。(24)2013年12月,巴切莱特作为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再次当选智利总统,继续推进中左联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四、拉美左翼的挑战与未来

       进入21世纪,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拉美左翼政府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不断赢得选举的胜利。然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反对派的威胁更加强劲,左翼内部和执政联盟的团结也面临考验。无论自由左翼还是干预型左翼政府,若欲继续执政,就需展现逆境与顺境中具有同样的执政能力。

       1.反对势力的威胁与挑战

       委内瑞拉左翼政府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的反对势力。反政府人士宣称,查韦斯与左翼的成功源自民粹主义宣传以及对国内政治的娴熟操控,并非进行了成功的社会改革或对财富实施了有效再分配。左翼政府奉行的经济模式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地区曾有过灾难性经历,必然导致财政与金融危机的加剧以及通胀加速。

       反对派不仅欲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政权更替,而是更主要依赖政变和罢工试图推翻左翼政权。2002年的军事政变以及2003年的石油行业罢工都由反对派策划与领导。尽管反对党联盟参加了2010年国民大会选举与之后的总统选举,但并不能充分表明反对派已经完全放弃罢工与政变等非和平手段促使左翼政府下台。

       2.左翼竞选联盟的团结

       卢拉政府2002年执政后,巴西劳工党开始背离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并继承前任卡多佐政府的多项新自由主义政策。劳工党政府在不触及保守派根本利益的前提之下进行了一些温和的经济与社会改革。

       然而,对于激进左翼而言,政府保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对左派原则的背叛,劳工党内部逐渐出现分裂。2005年1月,112名劳工党激进成员在“世界论坛”中宣布退党,宣称劳工党“不再是争取社会变革的政党,而是成为维护现状的工具”。2005年3月,劳工党在累西腓(Recife)召开全国大会,而党内激进左翼人士则在圣保罗集会以对抗累西腓大会,提出变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拯救党的道德原则。(25)

       在2006年连任总统后,卢拉强调新政府将继续奉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但遭到劳工党部分激进人士的强烈反对。2014年10月,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的女总统。然而,自罗塞夫执政后巴西经济逐年下滑,她领导的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惩治腐败方面的表现令劳工党极为难堪,内部分歧愈加严重。

       3.公共支出的可持续性

       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坚持实施食品供给与补贴计划。始于1999年的学校助餐计划,为25万学生免费提供早餐、午餐和点心,受惠学生人数达到400多万。罗宾逊扫盲运动(Robinson Literacy Program)则教会了150万人读书与写字。2005年10月28日,查韦斯宣布委内瑞拉为无文盲国家,国家文盲比例不到人口的0.1%。(26)

       然而,国际油价自2014年6月一路下跌,拉美左翼国家纷纷面临国内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困局。作为96%的外汇储备来自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经济呈衰退之势不可避免。2014年第三季度,委内瑞拉的经济萎缩了2.3%,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则分别萎缩4.8%和4.9%。同时,委内瑞拉也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至2014年11月,通胀同比上升了63.6%,成为全球通胀最高的国家之一。(27)

       委内瑞拉的社会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状况,而严重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极易造成社会支出来源的脆弱性。国际原油价格下跌造成国家财税收入锐减,公共计划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考验。

       4.未来之路

       自1999年查韦斯开始执政,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今面临16年来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一种革命的奇迹以摆脱当前的困境。除经济下行与贫富差距之外,委内瑞拉暴力与谋杀案件泛滥,2014年共有24980人遇害,创造了历史纪录。民调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支持率仅有22%,而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支持率只有16%。(28)

       巴西劳工党依然执政,但愈来愈多的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与经济社会政策失去信心。2015年3月15日,巴西26个州和联邦区共100余万人参与反对劳工党政府的抗议游行。(29)目前,在如何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缩小贫富差距与遏制腐败方面,劳工党政府面临艰巨考验。拉美其它左翼执政的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与厄瓜多尔,也面临类似挑战。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多数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断在左右之间循环。美国通过政策干预和政治代理人支持建立的右翼政权与依靠民主和社会运动上台执政的中左政权不断转换。当今拉美左翼政府是循环模式的产物,还是具有坚实国内底蕴,能够持续执政的政权?拉美近70年的政治生态演变令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左翼政权是短暂的历史循回,还是长久复兴!

       收稿日期:2015-8-19

       注释:

       ①方旭飞:“当代拉美社会运动初探”,《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

       ②Teodoro Petkoff,"Las dos izquierdas," Nueva Sociedad 197(May 2005):pp 114-128.

       ③Jorge G.Castaneda,"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85(May 2006):pp 28-43.

       ④Hector E.Schamis,"Populism,Socialism,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17(October 2006):pp20-34.

       ⑤Gustavo A.Flores-Macia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Explaining Governments" Reactions to Neoliberal Reforms"(Ph.D.diss.,Georgetown University,2008).

       ⑥Jorge G.Castaneda,"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85(May 2006):pp 28-43.

       ⑦Kurt Weyland,"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s Two Lefts," Journal of Democracy 17(October 2006),pp 145-164.

       ⑧Gustavo A.FIores-Macias,"Statist vs.Pro-Market:Explaining Leftist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42(July 2010):pp 413-433.

       ⑨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antiago:ECLAC,1999),pp 83-85.

       ⑩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antiago:ECLAC,2003),pp 140-141,156.

       (11)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1999,86; 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2003,p156.

       (12)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2003,pp 141,156.

       (13)Corporación Latinobarómetro,Latinobarómetro Report 2005,p76.

       (14)Raul L.Madrid,"The Rise of Ethn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60(April 2008):pp 475-508.

       (15)“玻利维亚大选莫拉莱斯赢得三连任”[N],http://world.gmw.cn/newspaper/2014-10/14/content_101428905.htm。

       (16)Corporación Latinobarómetro,Latinobarómetro Report 2005,p76.

       (17)J.Andrés Mejía Acosta,"Ghost Coalitions:Economic Reforms,Fragmented Legislatures,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Ecuador(1979-2002)," (Ph.D.dis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2004),p28.

       (18)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1999,pp 83,86.

       (19)David Samuels,"From Socialism to Social Democracy: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November 2004):pp 999-1024.

       (20)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2003,pp 140,156.

       (21)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1999,p83.

       (22)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2003,p140.

       (23)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2003,140; Kenneth M.Roberts,Deepening Democracy? The Modern Lef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Peru(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46.

       (24)“南美首位女总统巴切莱特再度赢得智利大选”[N],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16/5622619.shtml。

       (25)方旭飞:《巴西劳工党的执政经验与教训》,《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5期。

       (26)官进胜:《查韦斯执政十年:经济社会成就与挑战》,《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27)“马杜罗重视访华 赞习近平‘伟大领导人’”[N],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50107/094421242619.shtml。

       (28)“委内瑞拉经济恶化暴力频发 执政党面临危机”[N],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5/0106/619788_2.shtml。

       (29)“巴西152城市百万人参与反政府游行”[N],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3/5935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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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左翼新翼:属、起源与未来_新自由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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