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在国内一直模糊不清。最近董乐山先生译出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凯塞琳学院院长阿伦·布洛克1984年在阿斯本人文学会上的讲演《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得以使人对人文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有一清楚的了解。在这篇讲演中，作者通过检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版本的人文主义，概括出人文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3-236页，三联书店，1997。）
首先，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来思考各种问题。人文主义与科学和宗教并列为西方三大思想传统，但科学与宗教分别把人看作自然的和神的秩序的一部分。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和宗教，它只是强调，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其二，人文主义相信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其它一切价值，包括人的权利，都导源于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人自身的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作人的尊严，它的基础就是只有人才有的人的潜在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选择自由，并开辟出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和个人自由置于核心地位。
人文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它对思想的作用高度重视。它不是将思想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利益或本能冲动的产物，而是从社会和历史背景去理解思想的渊源与影响。对于理性，人文主义特别重视它的批判能力以及它在处理人生经验问题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它在建构体系方面的能力。人文主义不相信任何哲学体系，无论其是神学体系还是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它偏爱历史的而不是分析的解释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利用阿伦·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儿，我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把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置于自己的焦点，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联结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1 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
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它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尽管科学家之中并不缺乏人文主义者，譬如哥白尼就是，但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要从科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中追溯其思想的来龙去脉。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科学史研究，不仅向我们展示出历史的宏大场景，同时还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连续性。
对科学家“改宗”的研究，也许最能说明，科学思想是科学家本人经验的产物。在18世纪下半叶，布莱克、普莱斯特勒、卡文迪什和舍勒等人的试验，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他们由于拒绝放弃燃素学说，执认“氧气”为“去燃素空气”。普莱斯特勒和卡文迪什还发现，氢气（“燃素空气”）与氧气结合产生水滴，但他们却把氧气看作是“去燃素的水元素”。那么拉瓦锡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氧气”的发现者呢？库恩研究表明，拉瓦锡虽然已经认识到空气和水不是化学元素，但他在1777-1794年间一直把氧当成“酸素”与“热质”的化合物。（注：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15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直到1801年，化学界才放弃酸素说，而热质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抛弃。
有关量子力学奠基者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科学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悲哀地看到：“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依靠说服它的对手而取胜的，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都过世了，新的一代是在新理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时，连他本人都难以置信。在这方面，爱因斯坦表现得更为突出，佩斯(A.Pais)在《上帝是微妙的》这部著作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注：A.佩斯（陈崇光等译）：《上帝是微妙的》，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作为光量子概念的提出者，爱因斯坦毕生都反对量子力学的完备性立场，甚至拒绝去理解量子场论。他坚持一种超决定论的观点，用30年的精力构造包容引力和电磁场的统一场论，却弃强和弱相互作用于不顾。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一再说明，我们不能将科学思想与科学家的科学经历和人生体验割裂开来。对科学家的研究，是当今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它把内外史的研究结为一体。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传记，迄今已不下百部。1970-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革力斯比(C.C.Gillispie)教授主编纂成16卷《科学家传记辞典》（注：C.C.Gillispie(Editor in Chief),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16 volume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0-1980.），系统地介绍了各门科学领域迄今已经逝世的重要科学家的工作和生平，每一条目都列出了原始文献的出处和相关的研究著作。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为人文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2 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
也许，没有哪一个领域比科学史研究更能展现人的潜在能力。任何人，只要他对科学史稍有涉猎，都会看到，理性思维和观察与想象能力的结合会产生何等壮观的景象。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已经为人类的生活打开了全新的图景。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这种创造性。
不妨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牛顿的研究为例。凯恩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沉浸在研读牛顿尘封300年的手稿之中。牛顿270年前居住和工作过的那栋老宅，就是凯恩斯演讲的地方。阴寒的房间和氏暗的灯光，映衬着凯恩斯那苍白的面容，益发使他的演讲充满了感性的张力：他把牛顿称作魔术师，同时扮演着哥白尼和浮士德的角色。“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术师呢？因为在他眼中，整个宇宙及其中充满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只要单纯思考某些证据，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以供哲学家寻宝的神秘线索，就可以解读出来。”（注：转引自F.J.载森（邱显正译）：《宇宙波澜》，第12页，三联书店，1998。）把牛顿称作魔术师，无疑是对牛顿的天才和创造力的最高颂扬。
在科学史的深入研究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应用科学方法就能取得科学知识，而科学方法无非就是演绎和归纳。但波普尔指出，在知识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创造力。举例来说，无论应用归纳方法还是应用演绎方法，我们都不能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导出牛顿理论。按照伽利略理论，抛射体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而不是牛顿理论所断言的椭圆。伽利略把自由落体看成是均加速变化，这在牛顿理论中也只是近似正确。同样，开普勒第三定律只有在忽略行星之间的摄动，并假定所有行星质量相等的情形下才成立。“这一切都表明，无论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都决不可能从这两个理论得到牛顿动力学。唯有独创精神才能迈出这一步。”（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209-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怀特海称，近300年科学发展“是一次理智显示的史诗”（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与之相比，“宗教改革虽然重要，但只能认为是欧洲民族内部的事情”（注：卡尔·波普尔（舒伟光等译）：《客观知识》，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怀特海的观点，在巴特菲尔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指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各类历史事件相形见绌，同时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低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内部变迁的插曲的地位。”（注：H.Butterfield,The Origin of ModernScience 1300-1800,vii,London:G.Bell & Sons Ltd.,1958.）“这是一个能够割断古希腊－罗马传统、同时摆脱基督教本身的文明。…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里程碑可以与之相比。”（注：H.Butterfield,The Origin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vii,London:G.Bell & Sons Ltd.,1958.p.190。）
颂扬这种创造精神，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也正是皮科那篇著名演讲《论人的尊严》的主旨：人可以堕落成牲畜，也可以再生如神明，懂得大自然的法则，爱它的美，赞赏它的伟大。（注：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1页，商务印书馆，1981。）人文主义不是把人类的希望建立在人性的善恶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潜在能力之上。为解放这种能力，人文主义者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教育的目的，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述，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对人类生活可能前景的认识，使人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这种功能，正是科学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库恩的著作，已经促使人们对科学保持一个更富于人性的看法，并引发他们进一步思考科学对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未来的价值。在本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怀特海就通过考察近三个世纪科学思想的轨迹，来反省科学对于文明的影响。怀特海指出，近代科学所蕴涵的双实体理论，在清除野蛮痕迹以及促进一个狭窄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这种抽象随工业化和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其副作用日益明显。把物质世界设想为僵死的机械世界，使人们对自然与艺术缺乏应有的尊敬；把精神当成独立实体，引导出个人私有的道德世界和内心经验世界；而专业化教育把人的思想局限于某一套抽象概念之中。专业化虽然可以加快个别部门的进展，却减弱了理智在把握总体方面上的指导能力，因为“任何抽象角落都不足以囊括人生”。（注：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88-189页，商务印书馆，1989。）
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正是萨顿创建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动机。萨顿认为，科学史按其本性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它旨在“归纳地证明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注：A.Thackray,R.K.Merton（胡作玄译）：“萨顿”，《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第36-51页，1980，1、2。）。萨顿把专业化视为一种威胁，企图通过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进行知识的综合，将历史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作为ISIS杂志和国际科学史学会的创办人，萨顿强调，不了解科学史就无法理解人类的进步，因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这就是萨顿鼓吹的新人文主义纲领，他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永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注：乔治·萨顿（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9。）
“要解放人的能力，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4页，三联书店，1997。）科学史家当中，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波普尔都在不同的层面上竭力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库恩的典范理论，无异于强调学术的自主性。他把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任何外在权威的干涉都会导致学术的停滞。费耶阿本德甚至否定学术权威，赋予学术自由以更大的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权威都会扼杀学术的发展；而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可使人类有机会触及最为广泛的经验和最有价值的思想。如果说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还限于讨论科学活动领域内的自由的话，波普尔则上升到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层面上来探讨自由的意义。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三卷补篇中，他把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性置于核心的地位。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著中，波普尔通过反省极端理性主义的危害来呵护人类的自由思想。
3 科学史本质上是一门思想史
现代科学史研究始于马赫和迪昂等人的工作，他们研究的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基本概念的考察之上。迪昂的“约定论”，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和19世纪光学革命的研究。从逻辑上看，这一论点非常简单，何必要从科学史研究中提取呢？这正是科学史研究的要点：逻辑的分析在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显得苍白无力。
科学史在库伊莱手中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他的《伽利略研究》建立在详尽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库伊莱(A.Koyre)、拉舞佳(A.O.Lovejoy)和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发起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运动。库伊莱的工作表明，17世纪科学革命主要是用新眼光去看待老问题，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是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所谓的经验方法。（注：A.Koyre,"Galileo and Plato",M-etaphysics and Measurement:Essay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Chapman & Hall,1968.）
从马赫、迪昂到库依莱、巴特菲尔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事实上已否定了纯粹依据逻辑分析来建立科学哲学的企图。本世纪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企图用逻辑分析来阐明科学的逻辑结构，并把物理理论完全公理化。他们把逻辑真和经验真作为科学真理的两条标准，拒斥形而上学，严格区别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但在丰富的历史研究面前，这些计划都宣告破产。迪昂早就指出，并没有脱离理论的纯粹观察语言。历史不是逻辑，科学家不可能摆脱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形而上学偏见。伯特(E.A.Burtt)通过仔细分析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吉尔伯特、波义尔和牛顿的著作，揭示出形而上学因素的重大作用。（注：E.A.Burtt,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London& Henley,1934.）
五十年代之后，伴随科学史的体制化，逻辑的线条在历史色彩的掩饰下益发暗淡。费耶阿本德指出，逻辑论证在历史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作用，牛顿提出“我不杜撰假设”这一严格经验性口号，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当时强大的笛卡尔学派的挑战而提出的宣传口号。类似的现象在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论证中也不难发现，任何哲学上的判别标准都无力对科学革命的发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改宗典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过程，通常要花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甚至终生都拒绝接受新的典范。所谓“判决性试验”同样是一个神话，接受新典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主观因素如信仰、美感、名望，客观因素如逻辑简单性、定量上的准确性、预言和解释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注：孔恩（王道远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32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
强调历史的透视而不是逻辑的分析，说明科学史研究更重视理性的批判功能，而不是它在建构体系方面的能力。波普乐认为，理性的批判能力是无限的，而其构造体系预言未来的能力则是有限的。18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启蒙哲学家）所发挥的正是理性的这种批判能力。在科学史领域，运用理性的批判能力来考察科学思想，首推马赫。
1883年，马赫发表《力学史评》，对牛顿力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马赫认为，牛顿用于区分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的旋转水桶试验是不能成立的。他把惯性视为物体与宇宙其它部分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而不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因此谈论一个孤立物体的惯性是没有意义的。进而，他主张取消牛顿“物质的量”这一质量定义，而用“所有质量相等的物体，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彼此产生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加速度”取而代之。基于同一理由，他还批判了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观念，因为它们不能与试验观测联系起来。（注：恩斯特·马赫（王国政译）：牛顿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观点，第76-83页，《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1。）马赫的批判不仅激起了对古典力学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的热烈讨论，并且被爱因斯坦作为建立广义相对论的启发原理。
怀特海对现代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的批判性考察，更关注于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在《科学与近代世界》这部半专业性的科学史著作中，他对近代科学运用抽象概念来把握客观实在的局限性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注意力局限于抽象概念群上有一个好处，这就是思想可以集中在界限和关系都十分明确的事物上。……但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群概念上，不论这群概念的基础如何可靠，由于这种作法的局限性，总是会有弊端的，那就是你把别的东西全部抽绎掉了。如果被抽绎掉的东西在你的经验中很重要，那么你的思想方式便不宜于处理它们了。思想时总是不能没有抽象概念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经常以批判的态度检查你的抽象方式。”（注：A.M.怀特海（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1989。）怀特海一方面称颂17世纪为天才的世纪，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导致了“具体性误置”的错误，因为“物质在时空中运动”的机械论图象只是一套抽象概念，而不是实在本身。对18世纪，他一方面颂扬其在社会理性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又称其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论。
4 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
科学与人本主义本是西方两大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思想传统，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的隔膜愈来愈深。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灵活态度和批判意识，在19世纪销声匿迹，机械论、唯物论和决定论孕育出实证主义的偏狭见解，人的价值至此已无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正当量子力学开辟人类生活的崭新前景之时，笛卡尔的独立精神实体化育出存在主义这个怪物。存在主义者沉溺于个人的神秘精神体验中，把非理性的放纵状态当成是一种自由状态，并声称现实世界是个人自由的障碍。在他们看来，人类已是在劫难逃。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彻底否定。
那么，科学史如何发挥它的桥梁作用呢？当今的科学史研究已经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首先，科学史研究揭示了历史上科学与人文主义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二，通过对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特别是对科学革命的批判性考察，科学史正在逐步消除两者之间的壁垒。
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人文主义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现代科学的诞生，离不开人文主义者的哺育。要是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希腊哲学和希腊化时代科学著作进行精心的校勘和翻译，现代科学先驱就会缺乏推翻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体系的思想工具。这些工具中，属于思想层面的有柏拉图的数学主义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属于技术层面的有：亚里斯塔克的日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公理化方法、阿基米德的穷竭法及其静力学理论。除了提供思想工具之外，人文主义者还为现代科学先驱提供了精神支柱。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世界，重新发现了人。他们把人作为思考的焦点，强调从人自身的经验出发去思考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探索自然界和心灵世界。达·达奇就是这一精神的化身。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开普勒坚信第谷的观测数据，伽利略相信望远镜中的天空图像。经验科学的产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颂扬人的尊严的结果。
近代科学的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人文主义的规模与视野。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目标，就是要在人类社会领域建立牛顿式动力学理论。他们把理性应用于法律、制度、宗教、道德、风俗等各个领域，力图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引向一个合理的方向。在道德价值领域，这类探讨最为热烈。在社会历史领域，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论法的精神》，企图从地理气候、法律制度、宗教道德和风俗惯例各方面寻找影响人类生活的非人格化力量，在经济学领域，其成就最为引人注目。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通过分析价值、资本、劳动而提出了供求法则，为19世纪贸易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框架。沿着这一传统，马尔萨斯在该世纪末阐明了有效需求概念和人口理论。在19世纪，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思想又促进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降，随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科学与人文主义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日渐式微，笛卡尔的双实体在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各自的信徒，纯粹的物质实体导致了实证主义的偏狭见解，独立的精神实体演化成存在主义及其变种如诠释学这类怪胎。现代的科学史研究，正诞生于两者壁垒森严之时。科学史家对科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对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已使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本性有了一个更富于人性的看法。兹举迪昂和库恩的工作为例。在《拯救现象》一著中，迪昂考察并汇集了从柏拉图到伽利略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对物理（天文学）理论的三种不同看法：以柏拉图和托勒密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观点、以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依为代表的朴素实在论、现代科学先驱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数学实在论。作者本人赞同柏拉图的见解：描述行星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小轮体系，并不对应与力学装置，而是便于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工具。（注：Pierre Dubem(tr.by E.Dolan and C.Ma-schler),To Save the Phenome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迪昂的考察，意在强调科学理论的限度，以申张科学应是人的仆从而不是人的暴君。库恩后来的研究则表明，仅仅逻辑简单性尚不足包容科学理论的人文色彩，开普勒接受日心说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他的太阳崇拜有关。通过这些研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科学理论看作解释工具，而不是绝对真理；至少，假说与真理已开始在人们心目中保持着一股张力。
对20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理论的性质，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经典科学的局限，因为它本身就是对17世纪经典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批判。不妨援引波普尔对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的分析为例。（注：Karl R.Popper,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London:Hutchinson,1982.）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是波普尔为自由、理性和创造性辩护的起点。他认为，量子力学的几率概念反映了世界的客观特性，在它面前，经典决定论和哥本哈根诠释都站不住脚。由此出发他得出结论：人类理性预言未来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其批判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广阔领域。（注：Karl R.Popper,The Open Universe,London:Hutchinson,1982.）
20世纪的科学思想，除量子力学的几率幅概念外，刻划算法的哥德尔定理和生物学中的生态学观点都正在为人文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
阿伦·布洛克说：“如果西方文化大分家出现即将结束的迹象，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令人兴奋了。这将是一种把科学家看到的世界与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和学术家看到的世界，结合在明白易懂的关系之中、而不牺牲各自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运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那么就会为人文主义打开一个崭新的人类经验的前景。”（注：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53页，三联书店，1997。）融合这两大传统，正是科学史研究所肩负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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