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怀疑主义对形而上学的诊断与治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形而上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之于灵魂，正象医学之于肉体。哲学教育在陶冶精神，开启心智和净化灵魂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基本上为大多数哲学家所认同。比如，普罗塔戈拉认为，医生用医药治疗人的躯体，智者用逻各斯医治人的灵魂。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代述普罗塔戈拉的观点：并非健康人比病人更智慧，也非弱论证的人比强论证的人生来更愚蠢，而是在于灵魂的状态不同。使灵魂状态向相反方向转化乃是智者的使命。“医生靠药物促成这种变化，智者则用逻各斯促成变化”。〔1〕 而其他各种形而上学普遍认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应当具备关于外部世界是什么，人这个小宇宙是什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信念。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向人们提供传授这样的知识，灌输强化这样的信念，医治愚昧与无知这种普遍的心灵疾病。然而怀疑主义认为，心灵的健全在于不受各种形而上学信念和知识的干扰。在怀疑主义看来，独断论的信念和知识不能致使灵魂健全，并不具备治病的功效。患病的不是一般平常人，而是以心灵医师自居的形而上学家本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元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治疗术，它并不向大众兜售确保灵魂健康的灵丹妙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药物。怀疑主义的目的在于杜绝谬种流传的根源，切除赘附于心头的虚妄观念之肿瘤，解除心理负担和精神紧张。怀疑主义者也以医生而自居，但不是普通的医生。其病人不是一般大众，因为大众的精神是健康的。他的病人是形而上学家，他是专门治疗独断论的特殊医生。怀疑主义作为反哲学的哲学，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病志或病历。在这份病历上，有症候、检查和诊断，还有药方。
怀疑主义认为形而上学的典型症候是“卤莽”（propeteia ）和“自负”（oiesta）。〔2〕经过检查和诊断， 怀疑主义发现导致“卤莽”和“自负”的病因乃是形而上学家在未经批判考察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情况下就去探究外部世界这种非显明之物，就去草率地下结论，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解力，独断地认为它能揭示事物的本性，穷尽一切真理。蒂孟在《讽刺诗》（silloi）中，以尖酸辛辣的言辞嘲笑着形而上学家的傲慢与贪求：“夸夸其谈的人啊，肚子里充满了空洞的自负”。〔3〕“ 我看到了一个贪婪的腓尼基老渔妇指斯多亚派的芝诺，用愚昧无知的自负寻找着各种东西；但她那精心纺织的渔网由于太小而被撑得支离破碎；她的心智不比一患废话更为有用”。〔4〕
怀疑主义认为，人类的理解力只能把握现象中已有的东西，一旦离开了显明之域，涉足非显明之物，那就是妄用了这种能力，夸大了它的作用。用休谟的话来说，人类的心智“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塞克斯都指出，一切理性的推证不能离开感觉经验，不能同现象相悖，“如果理性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把现象偷走的骗子，难道我们还不应当怀疑它为非显明的东西，反而去跟随它表现出卤莽轻率来吗？”〔5〕
怀疑主义进一步挖掘形而上学的病根。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相信理解力能够把握非显明之物，乃是基于一种不合法的类比，即通过经验上的简单类比产生对本原或始基的冲动，对支配宇宙的最高原则的冲动，编造超验的形而上学的神话。塞克斯都描述了独断论的类比原则，他说：“有一种来自远古的旧观念，在自然哲学家中颇为流传，即相似的事物认识相似的事物”。〔6〕 费罗劳斯根据自然现象的同类相聚和同类相知，便得出结论：“求知的理性与所有事物的本性相通或相契合，因此具备某种相似的结构，因为以同认识同乃是基于本然的事情”。〔7〕波塞多纽在《蒂迈欧篇》的注释中也采用了这样的类比。他说，正象光是由具备流变形式的视觉器官来认识的，声音是由具备通气结构的听觉器官来认识的，同样万物的本性应当由与其相似的理性来认识。而万物的结构是数，因此判断万物的理性也应当被称为数。〔8〕 柏拉图也借助这种类比原则证明灵魂的非形体性。他说，如果五种器官由于感知不同的对象而分别类似于对象，那么灵魂由于认知非形体的理念，如数目、限度等等，因此也必须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是非形体的。〔9〕 怀疑主义指出，形而上学的类比原则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超越了现象，在经验中找不到确切的根据。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感觉都有自己的可感对象，但没有任何根据说，我们的理性有一个超验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必然与理性同构或契合。理性的对象只能是感觉印象，它的功能也仅限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整合。另外，怀疑主义还发现类比原则不仅是形而上学用来确立主体认识能力的手段，而且还是用来解释和推证一切非显明之物的实在性的“万能钥匙”。比如在阐释神的观念的起源和论证神存在时，形而上学运用了两种较为典型的类比方法。一种可以称为“宇宙的有序安排”（para teskosmikes diatakseos）， 即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设计论”。形而上学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进行类比：正象一个站在伊得山上放眼远眺的人，当他看到大批希腊军队排着严密的阵容，有序前进在特洛伊平原上，就会萌生一种观念：一定有一个最高统帅在指挥安排士兵的布阵列队。因此，那些最初观察天象的人当看到太阳东升西沉，群星循序运转，他便会猜想如此美丽的秩序，如此微妙的苍穹决不会自发而生，必定存在着某种超越一切的，永恒不朽的动力因，宇宙秩序的安排者或设计师（demiourgos），他就是万能的神。另一种类比法叫作“超越人性的方式”（kataten apo ton anthropon metabasin）。形而上学认为，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都可以形成“快乐”、“幸福”、“智慧”、“善良”、“长寿”这样一些有关德性的观念。同时，人们的想象力可以把这些属人的德性放大，甚至无限地放大，直至一种超人性或非人性的极限，形成永恒不朽、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观念，这些观念如此完满以致于不能不存在，即必然指示出某种最高的精神实体，这个实体集永恒不朽、至善至美和全知全能于一身，他就是神，宇宙的普遍原则。〔10〕怀疑主义指出，形而上学通过不合法的类比得到的关于神存在的结论是一种超验的假设，没有任何必然性。从经验世界到超验的非显明之域没有一座绝对可靠安全的桥。尽管人心可以设想一种致善致美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毕竟不等于实在本身。塞克斯都说：“并非能被思想的东西都是实在的，一件事情可以被思想但并非存在，这是可能的。如马人和六头女妖”。〔11〕怀疑主义抓住了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试图借经验类比推证超验的实在，试图从思想观念中推出作为理性宇宙的立法者和最高原则的神。形而上学的这种冲动和妄想无异于梦人呓语，无异于杜撰马人和六头女妖的传说。
再者，怀疑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卤莽”与“自负”的病根还在于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试图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怀疑，超验的知识。形而上学把经验视为不可靠的东西，用巴门尼德的话来说，经验只能把人们引向不确定的“意见之路”，唯有知识才能使人们奔往“真理之路”。形而上学摒弃拒绝感觉经验，对建构一个象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绝对必然的知识体系心向往之，因此逻辑证明的确定性成了形而上学的理想，难怪柏拉图学园的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勿入内”，在形而上学家的心目中哲学知识应当使用象逻辑学和几何学一样可靠的方法建立起来。这一特征在斯多亚派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以逻辑为工具来论证哲学知识的必然性，寻求这种必然性的根据。为此，怀疑主义者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批判斯多亚派的这种尝试，揭露它的虚妄性，力克这一顽疾。〔12〕斯多亚派认为哲学论证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确定的”或“确切的”（sunaktikoi）。即当人们普遍同意前提为真的时候，结论明显地由前提中推出（akolouthein phainetai），换言之，如果前提为真，结论也必为真，前提与结论都是显明的，结论蕴含在前提中，也就是近代逻辑上的“分析判断”。常见的例子：
如果这是白天，则 如果第翁走路，则第翁
光存在运动
事实上这是白天， 事实上第翁走路，
──────── ───────
所以光存在所以第翁运动
然而斯多亚派并不仅仅满足这种分析判断，虽然它能符合哲学论证的确定性这个条件，但并不产生新知识，永真性和空洞性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斯多亚派提出哲学论证的第二个条件，即必须能够产生新知识。而能够产生新知识的论证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信念、记忆以及经验观察建立起来的。常见的例子：
如果妇女有奶，则她如果神说此人将富
怀孕了有，则此人将富有
事实上这位妇女有奶事实上神说此人将
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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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怀孕了 所以此人将富有
斯多亚派认为“她怀孕了”和“此人将富有”这些结论并非来自前提的力量本身，即不依靠逻辑证明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观察所得来的经验，根据“相信神的话”这样的信念推出来的。这种论证形式虽然能产生新知识，但只是经验上的或然性知识，没有绝对必然性。这种论证形式就是近代逻辑上的“后天综合判断”。在斯多亚派看来，最理想的哲学论证应当既是确定的，又是能够产生新知识的，既具有分析判断的永真性和绝对性，又具有综合判断的知识性，实际上斯多亚派所追求的就是“先天综合判断”，用他们的话来说，结论必须从前提中，依靠前提的力量本身揭示出来，或者说前提中存在着一种本性，能够指示出结论来。常见的例子：
通过与肉体分离如果运动存在，则虚
而使人致死的东空存在
西是灵魂
血液通过与肉体事实上运动存在
分离而使人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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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血液是灵魂所以虚空存在
斯多亚派认为“血液是灵魂”和“虚空存在”这样的结论是非显明的东西，但可以通过前提推证出来，它们依赖的是逻辑论证力量本身，因而是绝对必然的知识，哲学的任务就是利用逻辑工具推证出有关非显明之物的知识，揭示出事物的真理。塞克斯都指出，斯多亚派通过逻辑证明所获得的关于非显明之物的知识不可能具有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因为一个论证的真假乃是根据它的结论是否同事实或经验相符合而定。当结论涉及显明之物时，很容易将之诉诸事实，符合则真，不符合则假；然而当结论涉及的是非显明的东西时，由于它不能被观察到，因而找不出一种东西与之相参照，给心灵留下的是或然的相信和赞同。当有人用一种方式来猜测，并试图使人信服，另一个人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猜测，也想让人信服，争议便由此而生。因为无人能够确切地断言，他的论证是永真的，他的结论已经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塞克斯都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怀疑派非常巧妙地把那些探究非显明之物的人比作在黑暗中向目标射箭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人可能击中目标，另一个人可能没有击中，但哪个击中，哪个没击中是不得而知的。同样，真理几乎深藏在黑暗的底层，许多论证向它进发，究竟哪个论证与之一致，哪个不一致，是不被知晓的，因为探究的对象远离显明之域”。〔13〕
可见，一旦形而上学离开显明的东西，涉足非显明的领域，就不能建立确证的知识，任何逻辑论证的力量都无法保证这样的知识具有必然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那种既具备确定性和永真性又能产生新知识的哲学论证实际上只是一种梦想，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是瞎子脑海里的一朵美丽的云彩。梦想毕竟是梦想，对确证性的渴望反而导致或然性的假定而告终。形而上学的病根就在于此。
通过观察形而上学的症候，经过诊断并发现病因之后，怀疑主义给形而上学开出了药方，这些药方就是涉及种种问题的“反论”或“反题”。切记，反论或反题本身不是怀疑主义自己所接受的观点，它们的素材大都取自形而上学，因此也要用之于形而上学，就象医生给病人开药方，目的在于让病人服下，祛除疾患，而不是自己服用。怀疑主义这种元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治疗术的真正动机乃是通过反题或反论这些药物来根治形而上学的“自负”与“卤莽”，使心灵得以健康，除此之外，它不想信任何东西。正如J.安那斯和J.巴恩斯所说：“怀疑论者视自己为医生（更恰当地说，是心理医生），其职责在于治疗论敌的理智疾患，即卤莽的信念和自负的观念。正象医生不必服用自己开出的药物一样，怀疑论者不需要相信自己提出的前提”。〔14〕
怀疑主义的精神治疗术还有一定的技巧和策略，它因人而异，因病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对症下药。怀疑主义给出的药方中有通适于各种病情的一般性药物即“论式”（tropos,topos）。 论式是用来根治形形色色形而上学之通病的“烈性”药物，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解剖形而上学的手术刀。论式又分为经验性的十大论式，元逻辑规则意义上的五大论式和两大论式。在药方中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药物，即针对形而上学的具体命题而建立的反题或反论。如反原因论，反真理标准说，反记号和证据说，反神存在说等等。病情轻重不一，用药也有所不同。塞克斯都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怀疑主义作为精神治疗术的这一特征：“怀疑派出于对人性的爱，试图尽最大努力，通过逻各斯来医治独断论者的自负和卤莽。正象治疗躯体疾病的医生那样，他们拥有效力不等的药物，对病情严重的人用效力强的药，对病情较轻的人用效力较弱的药。因此怀疑派提出各种力度不等的论证，对那些受卤莽强烈侵袭而病入膏盲者，使用强有力的论证，借助这些论证的力量来祛除独断者傲慢自负的痼疾。对自负之病患不太严重且易于治愈的人，只需要使用力量适中的论证即可奏效。因为通过力量适中的说服法就能使之恢复健康”。〔15〕
我们看到，怀疑主义把自己的理智活动视为一种精神治疗术，在西方哲学史上翻开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一页，标志着人们开始从纯批判反思的角度去审视考察哲学作为一门知识的根据和条件等元哲学问题。怀疑主义的精神在当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更为淋漓尽致。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对问题的治疗就象治疗一种疾病”，他挥舞着语言分析的手术刀，试图切除形而上学家因理智的失足撞到语言的边界而得来的肿块。他发现形而上学的典型症状就是为一些无意义的伪问题所困扰折磨，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神经错乱，精神紧张。这种形而上学病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使用一些诸如“知识”、“存在”、“客体”、“我”这样的名词，并试图抓住它们的本质，即找到一个和它们相对应的对象。维特根斯坦把形而上学问题的症结描述为“不知道怎么走”，把形而上学家比作陷在捕蝇瓶里的苍蝇。他的精神治疗术的目的在于给形而上学家指出一条解除精神束缚的出路，给苍蝇指明捕蝇瓶的出口在哪里，那就是停止使用一些无意义的概念，观察语言的日常用法，“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到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给形而上学开出的药方是设想或发现一种语言游戏来使之解脱精神紧张。当形而上学家发问：什么是思想？维特根斯坦忠告说，不要问这样一个无意义问题，只需做一个关于“思想”的语言游戏，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和如何使用“思想”一词就足够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不要思考，只须观察！”（Denknicht,sondern schaul）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治疗术的动机在于摧毁形而上学的空中楼阁，清理它赖以建立的语言地基，这种工作在希腊怀疑主义那里早已开始着手，维特根斯坦只不过把它做得更精细、更彻底而已。〔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