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主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1.为什么要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除了学术界对危机的思想根源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外，主流媒体通常以“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经济自由化的终结”、“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或“复兴”之类的语言来描述和评论。这类描述和评论既存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简单化理解，也有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评论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等同于凯恩斯主义，把凯恩斯主义视为“自由市场”的反对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发展；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凯恩斯主义政策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应负的责任。与此同时，在这类评论中，还把凯恩斯主义者所主张的暂时国有化措施等同于“社会主义化”，进而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误读为“姓资”与“姓社”之间的思想争论。
2.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
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上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性行为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此外，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凯恩斯主义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但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一定的影响。
3.新的综合：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共享主流地位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成了某些共识，并共享主流的地位。这些共识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假说，只是拒绝“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1)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2)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为了弥补双方的缺陷，近年，已经有学者在讨论“一种新的综合”趋势问题，即上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争论导致了宏观经济学家就如何最好地解释短期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被称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这种新的综合力图融合这两种“主义”的优点：从新古典模型中，吸取各种模型化工具，以理解家庭和企业如何在动态的时间过程中进行优化决策；从凯恩斯主义那里，吸收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理论，用于解释货币政策为什么会在短期中影响就业和生产。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近期的经济政策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与真实世界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是政治，而政治总是要权衡多方势力的利益的。因此，要评论一种经济学理论对实践政策的影响，或者说实践中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某种学术思想的体现，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就经济学说会影响到实际政策的意义上来说，究竟哪一种理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负责呢？这要从影响近20多年美国经济政策的思想谈起。
1.争论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是相当稳定的。表1展示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表1中，对于每一个变量，展示了每一个10年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标准差衡量变量的波动性：标准差越大，变量的变动性越大。从表中可以看出，按照历史的标准，美国上世纪9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平均值并不是超常的，但它们的标准差却是所列时期中最小的。
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党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让本来买不起房的穷人也纷纷“有其房”，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克鲁格曼教授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天，还就救市问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嘲讽布什政府的“两个凡是”——“市场总是对的，政府总是错的”；斯蒂格利茨更是发表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的文章。
要对这种互相的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来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2.格林斯潘主义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化
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宏观政策方面，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这位1987年到2006年期间的美联储主席，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地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开始，连续6次下调，一度降至3％。利率的大幅下调，强烈地刺激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其中，增长最显著的是与IT产业相关的投资，从而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经济持续增长120个月，被称为“新经济”(高增长率、高生产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于2001年1月3日开始降息。加上为抵消“9·11”恐怖袭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到2003年6月，已经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至1％，之后一直保持到2004年6月。这一方面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另一方面，也使失业率在2005年降至4％多一点。
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2000-2006年间，房价涨幅90％以上，远远超过日本1985-1991年50％的最高涨幅。因此，有人评论说，格林斯潘成功地以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替代了股市泡沫。正是这次经济泡沫最终给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新凯恩斯主义怎么脱得了干系呢？至少从表面上看，在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之中，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笼统地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当然，要对格林斯潘主义做出准确和公正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政策制定者本身面临的知识局限：如何在拯救衰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的一再发生？作为学者，经济学家也许可以用逻辑的一致性给出恰当的答案，但对政治家和决策者来说，那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更何况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解释，还在争论不休！因此，这就注定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繁荣与衰退交替的两难困境。不过，格林斯潘的下述政策指导思想对泡沫的放大负有责任：货币当局最好定位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来清理残局，而不是事先阻止它们，因为我们难于识别什么时候存在泡沫。
3.里根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化
同样地，如果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那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脱不了干系。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也就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具体地说，是想尽量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理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无效率的，并没有让低收入人群受益，而且，社会福利会导致个人丧失积极的生活态度。“经济自由化”思想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当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
在美国的实践中，这类政策集中表现为所谓的“放松管制”。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创新和IT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如果说格林斯潘主义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那么，里根主义则使美国经济恢复了竞争的活力。
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在微观政策方面，格林斯潘其实也是一位“里根主义者”，崇尚自由经济，完全信任华尔街，强烈支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成功地说服国会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的法律。正是在这种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下，华尔街高管们不顾风险的加剧，容忍公司财务杠杆率一再加大，金融衍生品越做越复杂，以致最终根本无法判断其价值基础。为了逃避市场监管，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把格林斯潘捧上神坛；对于任何监管提议，都被视为是对自由市场制度原则的侵犯。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而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在这种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然对危机负有理论和思想上的责任。
三、欧美的救市政策与凯恩斯主义
1.救市政策方案的概要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而导致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式反应中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这种救市方案已经超越了通常的总需求调控政策。从2007年9月开始到现在，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从5.25％降到了1％。当金融陷入严重的危机时，单纯的货币政策因为遇到“流动性陷阱”而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欧美的救市政策是较为广泛的。例如，在美国，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政府对接受注资的企业提出一系列的附加条件，强迫企业进行改革；财政部利用外汇平准基金，为所有公开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如果基金跌破面值，损失部分将得到全额偿付；政府还实施限制做空金融类股票的措施，以防止投机者危难时刻兴风作浪，等等。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2.这种救市政策方案的思想本质是新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因此，这些国家的救市政策符合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
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有这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克鲁格曼，2009，P178)。
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也遇到了“流动性陷阱”：利率几乎降至零，经济仍然低迷不振。之所以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财务状态不佳。其结果，必然导致有效需求的崩溃。虽然当前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同于30年代大萧条，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治疗方案是相同的，那就是扩大政府开支和充实银行实力。中央银行虽然可以利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治疗通常的衰退，但面对“流动性陷阱”，却必需改变货币政策的处方：制造温和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预期会降低人们存钱的意愿，从而将一个经济体拉出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2009，P63)。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所提出的金融体系国有化只是暂时性措施，“一旦形势转危为安，就必须立即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私有化”。这也表现了克鲁格曼与凯恩斯传统的一致观点——政府干预仍然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制度之上的调整。
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欧美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亨利·鲍尔森，这位布什政府的第三任财长，曾经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崇拜者，面对华尔街出现的严重危机，也被迫转变立场，主张采取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
对这类救市政策的应急性质，克鲁格曼也说得很直白：“我的猜测是，这场改变金融机构资本结构的行动最终必须扩大规模，覆盖更多的领域，而且政府最终必须果断地控制金融机构的股份，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对金融体系的相当一部分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我声明一下，这不是远期目标，也不是要让政府控制经济命脉。一旦形势转危为安，就必须立即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私有化”(2009，P176)。
3.对政策方案的争议
虽然像克鲁格曼这类支持广泛的救市政策方案的经济学家强调这种政策的救急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忧心忡忡，甚至提出质疑。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就反对美国政府的巨额救市方案，担心“这种刺激经济的权宜之计有可能让政治议程取代商业判断”，甚至于让保守论乘机抬头。①他们承认，危机的发生表明确实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但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存在三个基本缺陷：对问题过于宽泛的诊断、有关市场失灵能够通过政府的解决方案轻松克服的错误看法，以及未能关注当前各项行动的长期代价。例如，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会使这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让政治议程取代商业判断，做出不符合市场要求的决策；大量的注资行为其实是在回报造成金融烂摊子的那些企业决策者的不良行为，并妨碍私人部门进行更强有力的资本结构调整。至于对劳动政策的改革、反垄断审查等等非金融政策，所针对者更是与本次危机无关。因此，政府的救助行为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增添了不确定性，还迟滞了市场自我调整和修复的反应。结果是，“我们面临更多扭曲的决策……尽管这样的戏剧性措施也许能用作权宜之计，但它们很可能具有严重的负面后果”。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更倾向于延长问题的解决。这种观点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反应。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面对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应该袖手旁观，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更信任“市场清算主义”的政策思想：衰退是繁荣时期个人决策失误累积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清算这些失误的必然手段；通过衰退的调整，将促使一个得到净化的经济重生。
对救市政策方案的批评部分，大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表示同意。更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美国政府在2008年9月向国会提交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时，遭到122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英国也在10月出现16名经济学家联名批评布朗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方案，在公开信中表示：“政府实行了误导性政策，经济的衰退和调整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正是考虑到经济学界的这类批评意见，使得欧美政府在实施救市政策方案的同时也在考虑适时退出的问题。事实上，欧美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例如，2009年6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允许10家大型金融机构回购政府因注资所持有的优先股，提前归还总额约为68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这占到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注资总额的30％以上。此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允许22家小型社区银行归还总计2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与此同时，英国莱斯银行表示，将偿还英国政府25.6亿英镑的债务，成为欧洲第一个提前部分偿还政府紧急救助资金的银行。
四、基本的结论
1.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欧美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在20世纪50—60年代，支配西方社会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思想基础是“正统凯恩斯主义”；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在宏观政策的影响方面，是以已经容纳了货币主义基本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在微观政策方面，更多地却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维护自由市场制度，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如何维护自由市场制度的政策方案方面的不同。
就如同在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也是根深蒂固的。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的少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受到重大的打击。但是，即使克鲁格曼、萨默斯、萨克斯，或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尽管市场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仍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如同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的其他更好选择。如果认真研读文献，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都承认，政府确实具有积极但有限的经济功能：提供一种体现着公平与正义的体制，强化财产权利，建立包括公路、桥梁、供水和排污系统在内的完善的基础设施。
2.欧美的“救市政策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之策，并不会改变其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对它们未来的政策取向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在充斥于某些主流媒体的文章中，似乎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国有化”政策，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的混淆，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
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仅是它们的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其政治制度的核心。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是不会因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的。这是它们的经济宪法的基本内容。且不说美国这个以自由市场为立国基础的最典型国家，即使是号称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德国，两德统一时签署的有关国家条约第1条第3款对经济制度的核心基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财产私有制、效能竞争、自由定价，原则上劳动力、资本和服务的完全自由流动”。
虽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不会改变，但具体的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就不曾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哪个政府会让自由市场放任自流，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即使是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美国，也历来就不曾放弃过对自由市场的管制，差异仅仅在于，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是不同的。
在正常的状态中，虽然英美等国的经济中始终存在着国有经济的成分，但主要限于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其目的也是为私人经济部门提供支撑。特别地，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都依赖于主要置于市场之外的制度，例如失业救济金、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资助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制度。在它们的经济取得真正的成就的年代，所谓“自由市场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表现，是与这些制度提供的基础直接相联的。
至于历次重大的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都会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接管那些面临破产的重要企业，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打算“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一旦度过危机，它们又会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3.要正确对待凯恩斯主义政策方案的有效性，谨防其潜在的危险。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
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可能消除所有的经济周期，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理论和经验积累，它们已具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扭转大萧条的发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化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大灾难，多亏了凯恩斯主义式的救市政策方案。
“是药三分毒”！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是如此。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自然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如果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哪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状态，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清算繁荣时期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很容易向经济体注入通货膨胀因素，扭曲资源配置的价格信号，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同时，还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延缓市场走向一种新的均衡，使繁荣时期出现的那些不当投资或决策失误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清算。因此，如果这类总需求政策运用过度，极有可能会损害经济体未来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是在“经济虚拟化、资产证券化”的经济体中，这种潜在的危险性更大。
有鉴于此，再加上对人类在预期未来上的无知的敬畏、对政府精确调控经济能力的怀疑，以及考虑到利益集团对具体决策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的态度。
4.这次金融危机不可能让包括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内的经济学家放弃对自由市场的信任。但是，它一方面会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因此，此次金融危机给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
事实上，这两个学派只不过在基本假设、主观信念、研究风格和取向上略有差别而已，绝非势不两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政策方面，根本就不存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
最近的趋势正在朝着难以识别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的，因此，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新古典主义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新凯恩斯主义也承认市场机制的至关重要性。于是，争论由学派之争，渐渐转变为互相承认、相互讨论的方向发展，政策的争论向更细化的部分延伸。在很多问题上，如果不加以强调，人们已经很难辨认哪些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哪些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JEL Classification:F39,B22
注释：
①Gary Becker、Kevin Murphy,2009：《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英国《金融时报》3月23日。
标签：凯恩斯主义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自由市场论文; 国际金融危机论文; 金融论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格林斯潘论文;